劉恕[宋代文官]

劉恕 (liú shù)[公元1032-1078],字道原,筠州(即今江西高安)人。生於宋仁宗明元年,卒於神宗元豐年,年47歲。《資治通鑑》副主編之一。其父劉渙,精研史學。劉恕亦以史學擅名。

基本信息

簡介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潁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修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
恕少穎悟,書過目即成誦。八歲時,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應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坐驚異。年十三,欲應制科,從人假《漢》、《唐書》,閱月皆歸之。謁丞相晏殊,問以事,反覆詰難,殊不能對。恕在鉅鹿時,召至府,重禮之,使講《春秋》,殊親帥官屬往聽。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以《春秋》、《禮記》對,先列註疏,次引先儒異說,末乃斷以己意,凡二十問,所對皆然,主司異之,擢為第一。他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講經,復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發強擿伏,一時能吏自以為不及。恕為人重意義,急然諾。郡守得罪被劾,屬吏皆連坐下獄,恕獨恤其妻子,如己骨肉,又面數轉運使深文峻詆。
篤好史學,自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所不覽,上下數千載間,鉅微之事,如指諸掌。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英宗命自擇館閣英才共修之。光對曰:“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唯劉恕耳。即召為局僚,遇史事紛錯難治者,輒以諉恕。恕於魏、晉以後事,考證差繆,最為精詳。
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谷為辭,因言天子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為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眾心者,勸使復舊,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方安石用事,呼吸成禍福,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而背毀之,口順而心非之者,皆是也。恕奮厲不顧,直指其事,得失無所隱。
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修書。光判西京御史台,恕請詣光,留數月而歸。道得風攣疾,右手足廢,然苦學如故,少間,輒修書,病亟乃止。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
恕為學,自歷數、地里、官職、族姓至前代公府案牘,皆取以審證。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寢食。偕司馬光游萬安山,道旁有碑,讀之,乃五代列將,人所不知名者,恕能言其行事始終,歸驗舊史,信然。宋次道知亳州,家多書,恕枉道借覽。次道日具饌為主人禮,恕曰:“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悉去之。獨閉閣,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為《通鑑外紀》。
家素貧,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方冬,無寒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而別,行及潁,悉封還之。尤不信浮屠說,以為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齎以自隨哉?”好攻人之惡,每自訟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
死後七年,《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羲仲為郊社齋郎。次子和仲有超軼材,作詩清奧,刻厲欲自成家,為文慕石介,有俠氣,亦摎死。 《宋史》 卷四百四十四

生平

皇祐元年(1049)舉進士,官和川翁源知縣。治平三年(1066),英宗下旨,命司馬光自擇英才編修《資治通鑑》。司馬光薦劉恕同修,轉著作郎。司馬光主編《資治通鑑》,凡遇史事紛錯難治,則交劉恕。其時協助司馬光的副主編共有三人,一為劉恕,一為劉攽、一為范祖禹。漢代由劉攽分修,三國至南北朝由劉恕分修,唐代由范祖禹分修。郡齊讀書志作49歲。此從宋史本傳)少穎悟,讀書過目即成誦。未弱冠,舉進士,歷官秘書丞。篇好史學,司馬光編資治通,遇紛錯難治者,輒以委恕。王安石欲引實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殺為辭。因言宜恢張堯、舜之佐明主,不應以財利為先。安石變色,恕不少屈尋以親老告歸,卒於家。恕著有文集及通外紀《四庫總目》等傳於世。

劉恕從小就十分聰慧,讀書過目成誦。八歲時,家有客人說孔子沒兄弟,他立刻舉《論語》“以其兄之子妻之”一句以對,一座皆驚,可見他幼時即已熟讀經書。十三歲時,他想應制科考試,一次他去拜謁宰相晏殊,向他請教,反覆詰難,連這位著名的詞人也被問住了。皇元年(1049),十八歲的劉恕登進士第。當時皇帝有詔,能講經義的考生另外奏名,應詔的只幾十名。主考官趙周翰向劉恕提了二十幾個關於《春秋》和《禮記》的問題,他對答如流,先談註疏,再列舉先儒們各種不同的看法,最後發表自己的見解。主考官大為驚異,遂擢他為第一。其他文章也被列為高等,但廷試卻沒有考中,便再讓他到國子監試講經書,又列為第一,一時名動望洋興京師。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司馬光始修《資治通鑑》,英宗命他自選館閣英才當助手,劉恕首先入選,遷為著作佐郎,專在史局修書。後司馬光因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出知永興軍。劉恕也因得罪了王安石,自度京師難留,便請求到南康(今星子)監酒稅,歸養自己的父母。熙寧末年,劉恕改任秘書丞,賜五品服色,詔他在家修書。元豐元年(1078年)九月,劉恕以風攣疾病逝,享年四十七歲。其父劉渙將他葬於星子城西。元八年(1092)十一月,其了羲仲又將他遷葬於江州德化縣(治所在今九江市—)之龍泉。

劉恕為人廉潔剛直,是是非非,未嘗以語假人,很有其父的遺風。他曾當過巨鹿主簿和和川縣令,史書說他“嚴簿書,束胥吏,撫鰥寡,繩豪猾,纖細曲直,可為後世法”。因此,一時能吏都自以為不如。在政治上,雖然他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但他並不象某些人那樣,當面表示贊成,背後進行詆毀,口是心非。他總是“面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議其得失無所隱”。對質樸厚道者,他會親之如兄弟;而對那些奸佞諂諛之徒則疾之如仇(讎)。他家非常貧困,可他為官清正,一毫也不妄取於人,與“不持一石硯”的包拯同以廉吏著稱。有次他從洛陽南歸,時令已屆初冬,可還沒有有禦寒的衣物。臨行之時,司馬光送給他幾套衣襪和一床舊的豹皮褥子,他再三辭謝,但司馬光執意要送,只好勉強收下,可他下次到穎州時,將司馬光所贈全數奉還。司馬光是他的最知己者,送點衣物都不肯接受,可見其廉潔之甚了。

他的自我批評精神是極佳了。他曾著書自訟,稱自己平生有“二十失”“十八蔽”,“自攻其短,不捨秋毫”。他這種坦蕩的胸懷,令人肅然起敬。

劉恕不僅廉潔奉公,勤於政事,而且博覽群書,深明史法。當時史書非科舉所急,學者多不讀。獨劉恕能篤好史學,並對上下幾千年間的史事,不論巨細,了如指掌。請看當時人張耒的概括:“其學自書契以來,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廣至於郡國山河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先後,問焉必知,考焉必信,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室堂事。”這樣博聞強識的人才漢色是難得的。難怪司馬光對劉恕這個比自己小十三歲的晚輩推崇備至,他曾對英宗說:“館閣文學之士誠多,至於專精史學,臣得而知者,惟劉恕耳。”在《資治通鑑》的編修過程中,劉恕也最受倚重。司馬光遇到紛雜難治的史實,多由劉恕處理。比如五代十國這段歷史,“群雄競逐,九土分裂,傳記訛謬,簡編缺落,歲月互動,事跡差舛”。司馬光認為“非恕精博,他人莫能整治”,因此五代的編寫任務就交給了他。至於編書的通部義例、編次安排、編修斷限等問題,司馬光都和他進行過專門的討論。“實系全局副手”。所以,同修劉頒等人都共推劉恕為先,認為劉恕”功力最多。”

的確,劉恕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史學,獻給了《資治通鑑》。熙寧三年(1070年)冬,司馬光出守京兆,第二年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一直退居洛陽,仍以書局自隨。已告歸南康的劉恕遙隸局中。為了與司馬光面商修書事宜,於熙寧九年(1076年)不遠千里,風塵僕僕前往洛陽。在南歸途中,劉恕不幸遭母喪,悲痛欲絕,兼之一路風寒,不久就得了風攣疾,右手足偏癱。可病魔並不能奪去他著作史書的堅強意志。雖臥病在床,仍然“苦學如故,少閒,輒修書,病亟乃止。”除負責所編的《通鑑》長編未完稿外,原計畫撰寫的《通鑑後記》也沒完成,便齎志而歿了。對於他的死,司馬光感到非常痛惜,在為劉恕《通鑑外紀》定的序中,他嘆道“嗟乎!以道原之耿介,其不容於人、齟齬以沒固宜,天何為復病而夭之耶?此益使痛惋惝恍而不能忘者也。” 劉恕還非常好學愛書。他自己雖藏書不少,“百楹書萬卷”,但猶嫌不足,往往求書不遠數百里,親自去抄、讀。毫州(今安徽亳縣)知州宋次道家有不少藏書,劉恕便親自繞道到毫州借閱。宋次道每天設饌款待,以盡主人之誼,他卻辭謝說:“此非吾所為而來也,殊廢吾事。”是把自己關在藏書閣里,“晝夜口誦手抄,留旬日,盡其書而去,目為之翳。”平時在家讀書也總是廢寢忘食。“家人呼之食,到羹冷而不顧;夜則臥思古今,或不寐達旦。“到病情惡化的時候,還在借別人的書來參校自己所著之書的是非得失。

藏書故事

中進士後,先後任婺源縣令、和川令,官至秘書丞。因得風濕病,右手足廢,仍然修書不輟,卒於官。博極群書,尤擅長於史學。司馬光編《資治通鑑》,他受聘協助編修,每遇到史事紛雜難治者,則由他處理。尤以魏晉史事最為精熟,如歷數、地理、職官、族姓皆了如指掌。《資治通鑑》的編成,他出力較多。協修《通鑑》時,家中藏書猶嫌不足,跋涉百里之外到宋敏求家借抄,遂讀盡宋敏求家所藏之書。宋敏求每日為他置辦菜餚招待,他說:“此非吾所為來也,殊廢吾事。”盡情抄閱宋氏藏書,以致眼睛患疾。蘇軾曾贈詩讚他:“十年閉戶樂幽獨,白金購書收散亡”。其父 劉渙,字凝之,好藏書,年老時稱:遺子孫者無它物,蓋唯圖書也。劉渙子劉羲仲,字壯輿,號浪漫翁,亦好藏書。魏了翁在《遂初堂書目·跋》稱:“王文獻(溥)、李文正(昉)、廬山劉壯輿(羲仲)、南陽井氏(度),皆以藏書名未久而失。著有《五代十國紀年》、《通鑑外記》、《十六國春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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