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建康[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長]](/img/c/ab8/nBnauM3X0gzNxYDN2kjN2kTO0UTMyITNykTO0EDMwAjMwUzL5YzLyMzLt92YucmbvRWdo5Cd0FmLxE2LvoDc0RHa.jpg "劉建康[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長]")
人物生平
1938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獲理學士學位。1947年獲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哲學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員、名譽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早期從事魚類學研究工作，對鱔魚性別逆轉現象進行了專門研究。
劉建康出生於江蘇省吳江縣一個銀行小職員家庭，父親劉振奇長期在上海麥加利銀行任職員，母親操持家務。父母親對他要求非常嚴格。劉建康幼年時就讀於上海毓賢國小，畢業後隨家遷居蘇州，入蘇州中學，讀完國中後考入東吳大學附屬中學高中部。1934年，劉建康考入東吳大學理學院生物系。該系徐蔭祺、劉承釗等教授對劉建康有深刻的影響。1935年，東吳大學生物系在上海舉辦淡水生物展覽會，系裡派正在上二年級的劉建康跟隨劉承釗教授做展出工作。通過參加這次展覽會，劉建康對淡水生物，特別是對淡水魚類產生了興趣，對他以後的學習和工作產生了很大影響。1937年日本軍國主義加緊了對我國的侵略，劉建康隨東吳大學遷往浙江湖州，後又到四川成都，借讀於華西協和大學，1938年畢業，獲東吳大學理學士學位。劉建康由於在大學期間一直被評為優等生，獲得了國內和美國教會大學校際“BBB”(Tri-beta)榮譽畢業生獎章。
1939年，經劉承釗教授推薦，劉建康到內遷四川重慶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當伍獻文的研究生，從事魚類學研究工作。在這期間除進行魚類分類學研究之外還進行了魚類形態解剖學、器官功能等研究工作。劉建康用燒灼鱔魚全部鰓條的方法，研究鱔魚的呼吸器官，證明鱔魚靠口喉部上皮組織直接利用大氣中的氧氣，而非通過鰓利用溶於水中的氧。
1940年，在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叢刊第11期上，與伍獻文教授聯名發表了論文《口喉表皮是鱔魚的主要呼吸器官》。
1941年，劉建康晉升為助理研究員。接著，他又進行了鱔魚性轉變的研究，揭示了鱔魚始原雌雄同體現象。
1944年，在中央研究院動植物所叢刊第15期上，以個人署名發表了論文《鱔魚的始原雌雄同體現象》。英國皇家學會WSBullough在1947年世界著名的《自然》雜誌上對劉建康的論文做了高度評價。1945年，劉建康晉升為副研究員。
1945年秋，劉建康經設在重慶的中英科學合作館館長李約瑟(英國生物化學家、科技史學家)博士介紹，到加拿大麥基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46年1月抵達加拿大，先師從麥基爾大學實驗胚胎學家H霍爾弗雷特博士，後由動物系的斯特科納講座貝銳爾教授指導博士論文，論文的題目是《筒螅生殖巢的形成與種質細胞的起源》。該論文指出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的錯誤，進而對魏的種質連續學說提出異議。1947年秋，劉建康獲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博士學位。
此後，應美國伍茲霍爾實驗細胞學實驗室主任R錢伯斯教授聘請，劉建康赴美國任該實驗室副研究員。一年後，應麻省北安普頓史密斯學院羅斯教授聘請，任該學院研究員。
劉建康心繫中華，認為自己的事業在祖國，出國深造是為了更好地為祖國服務。學成之後，即刻提出回國。錢伯斯教授和羅斯教授都很賞識他的才幹，勸他留在美國，許諾給予優厚待遇，提供良好工作條件，並主動提出將他的未婚妻接到美國安排工作。劉建康婉言謝絕了他們的好意，於1949年2月返回祖國，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
1950年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劉建康被聘為研究員。同時，兼任蘇州東吳大學教授。
1954年，劉建康隨水生生物研究所遷往到武漢，先後任魚類學組組長、湖泊水庫研究室主任，對淡水魚類學進行了多方面研究。
1951年又發表了論文《鱔魚雌雄性別轉變過程中生殖腺的組織學改變》，連同1944年發表的《鱔魚始原雌雄同體現象的發現》，共同構成他對低等脊椎動物性別分化機理研究的思路。20世紀50年代初，劉建康在江蘇省進行池塘養魚高產的研究，創出畝產超1000斤的成果。於1955年發表了論文《養魚池單位面積產量試驗》，被水產界公認這是對我國傳統養魚經驗方面的科學總結。論文中的數據為英國學者CFHickling在其所著《魚類養殖》(1962)中引用。劉建康對江蘇五里湖、湖北梁子湖進行魚類資源和生態調查，先後發表了《梁子湖的自然環境及其漁業資源問題》及《從生物生產力角度看湖泊漁業增產的途徑》兩篇論文。
1957年，他主持進行長江魚類生態調查，歷時3年之久，總結出一套系統資料，填補了我國淡水魚類生態學的空白。
青魚、草魚、鰱魚、鱅魚是我國四大淡水魚類，習慣稱做“四大家魚”。劉建康通過調查長江宜昌江段魚產卵場的分布情況，成功進行了草魚和鰱魚的人工授精和孵化。他們給未充分性成熟的青魚注射魚類腦垂體催情，使其提前產卵，為日後我國“四大家魚”人工繁殖打下了基礎。
我國漁業生產比較注重池塘精養，卻對大面積的湖泊、水庫利用不夠，長江中下游湖泊對發展漁業有巨大潛力。這些天然湖泊大多數是靠魚類的自然繁殖、生長，漁民無限制地捕撈，很少進行人工放養，即使有幾個中小型湖泊實行人工放養，也大多虧損，所以大水面漁業一直發展不起來。位於水生所旁邊的武漢市東湖養殖場人工放養也是年年虧損。漁業生產向水生所提出了課題。1972年，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組織科技人員與東湖養殖場合作開展東湖漁業增產和穩產高產試驗，1973年起該課題由劉建康主持。他提出調整放養對象、提高魚種規格、改進攔魚設施、控制兇猛魚類和改革捕撈技術等五項措施，東湖魚產量連續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遞增，1971年180噸，到1978年達到801噸。這項工作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重大科技成果獎，到1990年東湖魚產量達到1240噸。這項科研成果對發展大水面養魚起到了示範作用。
在東湖漁業增產和穩產高產試驗工作獲得成功之後，劉建康的科研工作又向更深層次發展，提出了“東湖生態系統結構功能與生物生產力的研究”。開展生態系統的研究，是劉建康由來已久的學術思想。20世紀70年代，他就提出，我國魚類區系和形態學研究已有較好基礎，今後應該轉向魚類的個體生態學、種群生態學和生態系統的研究。上述兩個課題正是他學術思想的體現。這兩項工作分別獲得1982年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獎二等獎和1988年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979年，劉建康提出了“人類經濟活動對湖泊生態系統的影響”的研究課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國際“人與生物圈”科研項目中。80年代，又開始了東湖富營養化的研究。劉建康關於淡水生態學的學術思想不斷發展和成熟，成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主要科研方向，創建了“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實驗站”及“淡水生態和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實驗站”是我國淡水生態系統研究最早、最系統的站，是“中國科學院生態系統研究網路”的重點站。1989年，國際湖泊環境委員會(ILEC)與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聯合出版的《世界湖泊環境數據書》中介紹了東湖的研究工作：“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學活動，使東湖成為世界湖沼學家最熟悉的中國湖泊之一。”這與劉建康的學術思想和多年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1997年他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生命科學科技進步獎。
大學畢業後，經劉承釗推薦，於1939年到當時遷至四川北碚的國立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當伍獻文的研究生。伍獻文是劉建康在魚類學專業知識和科研能力方面獲益最多的導師，兩人共事達40 餘年。在伍獻文指導下，他所從事的魚類學研究工作順利開展。1941 年任該所助理研究員，1945年升任副研究員，其間於1944年考取中英文教基金會第八屆留英公費生，1945年抗戰勝利後由中英科技合作館館長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介紹，於1946年1月到加拿大麥基爾（McGill）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先後問學於實驗胚胎學家H.霍爾弗雷特（Holtfreter）和N.J.貝銳爾（Berrill）。1947年秋通過論文答辯獲得博士（Ph.D.）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為《筒螅生殖巢的形成與種質細胞的起源》和《種質、魏斯曼、與水螅綱》，與導師貝銳爾聯名發表在1948年的美國《形態學雜誌》和《生物學季度評論》上。劉建康根據對筒螅的檢查和實驗所得的結果，指出德國生物學家魏斯曼在筒螅研究中有觀察上的錯誤，並進一步對其種質連續學說提出了質疑。
劉建康獲博士學位後，隨即應美國伍茲霍爾實驗細胞實驗室主任R.錢勃斯（Chambers）之聘，任該實驗室副研究員，從事微體操作和組織培養實驗。一年後應麻省北安普頓（Northampton）史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M.羅士（Rose）之聘，任動物癌症研究基金項目的研究員。錢勃斯和羅士對他的才幹極為賞識，都勸其留在美國，羅士學主動提出要他把未婚妻也接到美國來並允諾安排其工作。劉建康表示他的科學研究事業在祖國，謝絕了他們的挽留，遂於1949年2月回國，在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研究員。1950年1月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成立，劉建康任該所研究員，在該所設在無錫的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工作；1951年兼任蘇州東吳大學生物系教授。其間曾編著10萬字的《魚》一書，所得稿酬全部捐獻以購買飛機大炮，支持抗美援朝戰爭。
1954年秋水生所遷至武漢，劉建康除繼續任研究員外，先後擔任魚類學組組長、湖泊水庫研究室主任，1979年擔任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長，1983年任所長，1987年起擔任名譽所長。1989～1993年任淡水生態和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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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康[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原所長]1980年劉建康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任生物學部常委。他還任中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委員（1979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生物科學部第一屆、第二屆學科評審組成員（1986 年8月～1990年6月），國家科委、中國科學院“長江三峽工程生態與環境專題”專家組成員（1984年～），國家科委、水利部、能源部“七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長江三峽工程重大科學技術研究”生態與環境專家組專家（1986～1991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三屆、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委員（1986年6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首批理學博士學位研究生指導老師（1981年～），中國科學院第二屆學位委員會委員（1984～1987年）。
劉建康是湖北省科協第二屆、第三屆主席（1984年1月～1992 年4月），1992年起任第四屆名譽主席；1980年～1993年任政協湖北省第四屆、第五屆、第六屆委員會常務委員，1993年5月起任政協湖北省第七屆委員會副主席。曾提交《關於開發湖北水體生物生產力的戰略構想》報告，提出開設湖北“四湖”地區，組建湖北省環境與國土研究中心等建議，均被採納並得到落實，對湖北省經濟建設和科學事業發展作出了貢獻。
劉建康1950年加入九三學社，1986年至今先後任九三學社湖北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1988年當選九三學社第六屆中央委員，1992年當選九三學社第七屆中央參議委員會常務委員。
劉建康198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87年當選為黨的十三大代表。
他還是中國海洋湖沼學會副理事長（1979年～）；中國魚類學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長（1979～1989年）、名譽理事長（1989年～）；曾任《水生生物學報》主編（1984～1990年）、《海洋與湖沼》學報副主編（1984年迄今）、英文版《中國海洋湖沼學報》編委（1982年～）、德國《套用魚類學雜誌》（Joumal of Applied Ichthyology）編委（1985～1992年）、中美《生物醫學與環境科學學報》（Blomedic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ees）編委（1997年～）、德國《FRESENIUS環境快訊》顧問（1991年～）。
劉建康曾作為我國“人與生物圈”國家委員會代表團成員出席“人與生物圈”國際協調理事會議，作為中國科學院代表團成員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還曾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在會上報告論文。他還非常重視培養年輕的科技力量，先後招收培養研究生14名，其中博士生11名。1992年，劉建康被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收入《國際知識界名人錄》（第9版）。
技術成就
我國魚類學研究早期偏重於分類學，兼及形態解剖。劉建康20 世紀40年代在伍獻文指導下進行魚類學研究也是從這些方面入手，但又不囿於此。他在研究鱔魚呼吸器官時，用燒灼鱔魚全部鰓條的方法，證明了鱔魚的主要呼吸器官不是鰓，呼吸功能不是靠水裡溶解的氧，而是靠口喉部上皮組織直接利用大氣中的氧。接著他又揭示了鱔魚始原雌雄同體現象，並對其雌雄性別轉變過程中生殖腺的組織學進行了深入研究。性別的轉變在脊椎動物里絕大多數屬於畸形狀態，但在鱔魚中則是正常的、規律性地由雌性變成雄性。這項研究為低等脊椎動物性別分化機理的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有關研究論文發表後，英國《自然》雜誌曾登載國外學者就此項發現的意義所作的高度評價。該學者認為劉建康的“這篇文章，為低等脊椎動物性別決定的機理提供了新的和引人入勝的證據，並為這個主題開拓了一個嶄新的研究領域。”該學者在結論中指出脊椎動物的祖先原本是雌性先熟的雌雄同體，只是由於在進化過程中確立了一項染色體機制，才使雄性個體越來越早地、雌性個體越來越晚地由雌性轉為雄性。因此今天的鱔魚，可能仍舊保持著脊椎動物遠祖的原始性別狀態，值得進行更深入和更廣泛的研究。日本、美國、蘇聯等有關研究論文和教材中都曾引用了劉的文章。劉建康還開展了鬥魚體內滲透壓的調節，鯉、鯽人工雜交試驗等項研究，把傳統的靜態的魚類學研究逐漸延伸擴展到生態和生理實驗領域。
20世紀50年代，劉建康先後到江蘇五里湖、湖北梁子湖進行魚類資源和生態調查；1957年，他又主持了長江魚類生態的調查研究，在四川木洞、湖北宜昌、江蘇崇明分設工作站進行採集調查和定期定點觀察，前後歷時三年，總結出一套系統的魚類生態學資料，填補了我國淡水魚類生態學的空白。這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有關淡水魚類生態學的最系統、最完整的集體工作和成果，所得資料成為後來論證興建葛洲壩水利樞紐和三峽大壩對魚類生態影響的重要依據。
我國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養魚經驗，早在公元前5世紀，就誕生了世界上第一部養魚著作《養魚經》。進入20世紀後，科學日益發達，傳統的養魚經驗有待進行科學總結，新興的魚類人工繁殖、生物技術等有待普及推廣。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曾有外國科學家向中國科學院詢問中國池塘養魚何以能高產，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把這個問題交給了劉建康。為此他到江蘇開展實地試驗，並請當地富有經驗的漁工一起參加，結果畝產超過了500千克。1955年，他發表了《養魚池單位面積產量試驗》，被公認為是對中國傳統養魚方法進行科學總結的樣本。在文章中，他首次提出了草魚、青魚的飼料係數，受到國內外的注意，英國學者C.F.希克林（Hickling）在其《魚類養殖》（1962年）一書中引用了劉建康的試驗數據。草魚、青魚、鰱和鱅是我國淡水魚類資源中最具代表性的魚類，習慣稱為“四大家魚”。20世紀50年代早期劉建康曾到長江宜昌江段調查家魚產卵場的分布情況，並成功地對草魚和鰱魚進行了人工授精與孵化。他指導助手採用給未充分成熟的青魚注射魚類腦垂體激素催情的方法，使其提前產卵，為後來我國“四大家魚”成功地進行人工繁殖提供了技術條件。
1959年，水生生物研究所在全國水產科技與教育會議上提出總結我國淡水養魚經驗並寫成專著的倡議，得到大會支持並委託水生生物研究所主持其事。劉建康承擔了“飼養魚類的繁殖”這一章的撰寫任務。1961年，《中國淡水魚類養殖學》正式出版。1992年，《中國淡水魚類養殖學》第三版問世，並被列入“當代科技重要著作”叢書，劉建康領銜主編，但他卻謙虛地說：“這是集體成果，許多同志都參加了編寫和修訂工作。”
一段時期內，許多漁業生產單位片面重視發展精養魚池，而忽視了海灣、灘涂、湖泊、水庫等面積比魚池要大得多的水域，即大水面的漁業利用。我國人均水產品占有量還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而我國內陸可以進行養殖的大水面有7500萬畝之多。為此，劉建康多次在不同場合併通過新聞單位申述和呼籲，應該重視大水面的開發利用，促使我國漁業生產躍上一個新台階。他的建議獲中國科學院經費支持，經在湖北洪湖進行大水面綜合開發示範試驗，“七五”期間取得了5年內魚產量由300萬千克上升到800萬千克的可喜成果。現在，大水面開發利用在全國日益受到重視，各地產業部門紛紛展開了大水面養殖工作。
從20世紀50年代起，劉建康就開始參加東湖的淡水生物學研究。這項研究初期的工作主要是各類水生動植物的區系、分類學研究和對浮游生物數量季節波動的觀察和記錄。20世紀60年代開始，劉建康組織研究室力量，進行浮游植物初級生產力和浮遊動物各類群數量變動規律的研究及水生維管束植物、底棲動物群落結構的定性和定量分析。20世紀70年代，劉建康明確提出，我國魚類區系和形態學研究已有較好基礎，今後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魚類個體生態學、群體生態學和系統生態學的研究領域。他主持“東湖漁業增產和穩產高產試驗”，採取了調整放養對象、提高魚種規格、改進欄魚設施、控制兇猛魚類和改革捕撈技術等五項綜合措施，使東湖的魚產量從1971 年的180噸逐年上升，到1978年試驗結束時已達801噸。連續7年平均每年以23.5%的幅度遞增，其單位面積魚產量和遞增速度在國內外同類型湖泊中均屬罕見。這項成果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科技成果獎。此後，又相繼主持開展“東湖漁業穩產高產試驗與生物生產力的研究”和“東湖生態系統結構功能與生物生產力的研究”，分別獲中國科學院技術改進獎二等獎（1982年）和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二等獎（1988年）。1979年，他提出了“人類經濟活動對湖泊生態系統的影響”這一研究課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國際“人與生物圈”科研項目中。20世紀80年代，又開始從富營養化角度研究東湖生態系統結構、功能和生物生產力問題。劉建康關於淡水生態學的有關學術思想不僅經受了理論和實踐的檢驗，也為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生生物學研究確定了主攻方向，並創建了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實驗站、淡水生態和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東湖湖泊生態系統實驗站作為我國淡水生態學研究的重要基地已成為中國科學院“中國生態系統研究網路”的重點站和“人與生物圈”的觀測站。1989年國際湖泊環境委員會（ILEC）與聯合國環境計畫署（UNEP）聯名出版的《世界湖泊環境數據書》專門介紹了東湖的工作，並指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科學活動，使東湖成為世界湖泊學家最熟悉的中國湖泊之一。” 劉建康所撰寫的《長江中下游的湖泊》一文在介紹淺水湖的生態學特點之後，著重論述了西方已開發國家所忽視而為開發中國家所重視的漁業利用的觀點和實踐。該文1984年已作為《世界的生態系統》叢書第23卷中的一章由荷蘭埃爾塞維（Elsevier）出版社出版。
目前，東湖生態學研究工作正以既要發展漁業，又要保護環境為宗旨，通過恢復水生植被設計合理漁業結構，以建立最佳化示範模式，進而為長江中下游湖泊的合理開發利用提供決策依據。
放眼我國淡水生態學研究，正方興未艾，而溯其肇端，劉建康功不可沒。
學術成果
1944年發表的《鱔魚的始原雌雄同體現象》一文引起國際動物學界的關注。1949年後，著重開展魚類生態學、淡水生態學的研究工作。參加並領導湖北省梁子湖的魚類生態調查研究，長江幹流上、中、下游魚類生態調查研究，為我國淡水魚類的生態學提供了系統的第一手數據資料。參加和領導的武漢東湖漁業穩產、高產試驗和水體生物生產力研究，與後續的東湖生態學研究，使東湖漁業生產獲得高速發展，並從理論與實踐上為發展中國淡水漁業與淡水生態學作出了貢獻。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84年1月至1992年4月任湖北省科學技術協會主席。
主要論著
劉建康1 伍獻文，劉建康.口喉表皮是鱔魚的主要呼吸器官.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叢刊，1940，11：221-239.
2 劉建康.鬥魚的滲透壓調節與“氯化物分泌細胞”.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叢刊，1942，13：15-20.
3 劉建康.鱔魚的始原雌雄同體現象.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叢刊，1944，15：1-8.
4 劉建康，伍獻文.鯉鯽的人工雜種.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叢刊，1945，16：27-30.
8 劉建康.養魚池單位面積產量試驗.水性生物學集刊，1955，1：25-43.
9 劉建康.梁子湖的自然環境及其漁業資源問題.太平洋西部漁業研究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論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10 劉建康.從生物生產力角度看湖泊漁業增產的途徑.海洋與湖泊，1964，6：231-235.
11 劉建康.關於淡水生物學發展的方向.水生生物學集刊，1979，6，（4）：465-470.
12 劉建康.東湖漁業增產試驗綜述.海洋與湖泊，1980，11（2）：185-188.
13 劉建康，陳敬存.加強對水面資源的開發利用.中國國土整治戰略問題探討.北京：科學出版社，1983.
14 劉建康，陳洪達.對武漢地區漁業發展戰略的探討.水庫漁業，1984，1：2-5.
16 劉建康主編.東湖生態學研究（一），北京：科學出版社，1990.
17 劉建康，何碧梧主編.中國淡水魚類養殖學（第三版），北京：科學出版社，1992.
人物評價
劉建康先生一生對魚類學和淡水生態學做出了卓越的貢獻。上世紀40年代，他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了黃鱔的性別轉變規律，為低等脊椎動物性別分化機理的研究開拓了新的思路；50年代起，先後總結了我國池塘養魚和大水面漁業利用的經驗，顯著促進了淡水漁業的發展；他主持開展了長江魚類生態的調查，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有關淡水魚生態的最系統、最完整的調查工作，並成為後來論證葛洲壩和三峽大壩對魚類生態影響的重要依據。他首創以系統生態學概念開展淡水生態學研究，領導開展的武漢東湖生態學研究歷時40餘年，確立了我國湖泊研究在世界湖沼學界的重要地位。
劉建康先生充滿愛國情懷。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隨老一輩科學家懷著科學救國的信念，為保存中國科學火種輾轉搬遷，繼續開展科學研究工作；在出洋求學後，他毅然選擇回來報效祖國。在新中國成立後，為解決人民吃魚難的問題，他把研究方向從魚類實驗生物學轉向魚類養殖學和生態學研究，積極推動池塘養殖和大水面養殖技術的發展並多方呼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我國淡水漁業產量的穩步提高做出了關鍵性的貢獻。
劉建康先生是一位勇於創新、善於掌舵、提攜後輩的科學大師。他總結出的治學格言“重視科學實驗，著眼社會實踐；不唯上，不唯書，不唯權威；獨立思考，敢於創新”是他科學人生的生動寫照。他不僅自己做出了改寫教科書的重大發現，還帶領團隊開展大規模調查研究，無私地把科學靈感分享給同事、晚輩，直接導致了團頭魴的發現、養殖、推廣等許多重要成就的取得。在擔任水生所所長期間，他更是從國家經濟建設和環境保護需要出發，把水域的生態學研究確定為水生所的長期主攻方向，對研究所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也為“淡水生態與生物技術國家重點實驗室”的建立打下了基礎。受他直接指導、推薦、使用的一大批科研骨幹和學生，成長為我國水生生物學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
百年人生，碧水丹心。劉建康同志是優秀共產黨員楷模，是中國科學家的傑出代表。從事科學研究七十餘年來，他始終把追求真理、報效國家作為人生目標。他為我國淡水生物的資源利用和可持續發展，為揭示淡水生物與環境的科學規律，為淡水生物學的學科建設，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他的一生是中國科學界自強不息、奮力拚搏，努力躋身於世界科學之林的縮影和光輝寫照，他的逝世是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和我國淡水生物學界的巨大損失。我們深切懷念劉建康先生！沉痛悼念劉建康先生！
劉建康先生安息吧！ （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