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蘇聯的出現和興起是凱歌式的，無論對於過去的世界還是對於未來的世界，它的凱歌總是值得頌揚的；而蘇聯的沒落和解體是悲壯的，其悲壯就在於它敗於不該敗、亡於不該亡。作者在書中即表達了自己對這一領域裡諸多問題的多向度思考。全書分為“凱歌年代”、“‘退卻’年代”、“剝奪年代”、“戰爭年代”、“戰後年代”五個專輯。其中涉及的論題廣泛，有對蘇聯領導人的理解與評價，也有對蘇聯一系列政策方針、思想路線的全方位探討與解析。貫穿於其中的主線，是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命運的回眸與省思。無論歲月怎樣流尚、怎樣消逝，對於蘇聯歷史的評述總是不會停止下來的，因此懷疑、探索也就永遠不會止息。蘇聯的興衰沉浮牽動著關注中國命運的人的神經經，讀者將會看到一段塵封的歷史留給人們心目中的印痕。
編輯推薦
俄羅斯文化，特別是蘇維埃文化，因其悠久、炫目，對中國幾代人影響至深。如今，當我們再回顧那些曾經與我們的命運相交錯的俄羅斯文化記憶時，除了那些耳熟能詳的歌曲，那些催人奮進的名篇警句，更多的是對這個大國歷史命運的回眸與省思，是對她未來發展的傾心與關注。在“一個歷史學家眼中的俄羅斯”叢書中，作者以其獨特深邃的視角，以細膩流暢的筆觸，引領人們去追思探尋俄羅斯塵封的歷史和複雜的現實，去重溫俄羅斯傳統的文化、道德、習俗與宗教，帶我們一起走近俄羅斯這個我們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國家。本書是系列之一,是對蘇聯這個社會主義大國命運的回眸與省思。作者在書中即表達了自己對這一領域裡諸多問題的多向度思考。
作者簡介
聞一，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蘇聯史方面的研究。演講題目：《衛國戰爭：從莫斯科到列寧格勒》。主要著作：《布哈林傳——一個布爾什維克革命家的悲慘結局》（合作）/吉林教育出版社。《蘇聯史綱1917-1937》（合著） 人民出版社。《蘇聯史綱1953-1964》（合著）人民出版社等。譯 著：《1871年巴黎公社史》（合譯）/ 重慶出版社。《十七世紀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合譯)/商務印書館。《瓦維洛夫案件》/ 東方出版社。《計量歷史學》/ 四川人民出版
目錄
序
凱歌年代
號角齊鳴——“戰時共產主義”和蘇維埃俄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風卷紅旗——“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和“戰時共產主義”思想
凱歌行進——對“戰時共產主義”的再探討
面對小農——十月革命和農民與農業問題
計畫的開端——列寧和全俄電氣化計畫
為權力而戰——史達林和托洛茨基最早的權力爭鬥
“退卻”年代
改變與轉向——蘇聯20世紀2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
農民需要自由——蘇聯20世紀20年代允許農民有選擇土地使用形式自由的問題
換一種方式——蘇聯20世紀20年代的土地租佃和僱傭勞動問題
更不要有人先富起來？——是富農，還是走上富裕道路的農民？
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列寧和蘇維埃俄國的租讓政策
國家包辦不了一切——略論新經濟政策時期的私營工商業政策和反對“耐普曼”的鬥爭
財主的真面孔——對“耐普曼”的再認識
放開手腳——蘇聯20世紀20年代工業管理體制的變革
一個被誤解的概念——試析列寧有關“停止退卻”的論述
剝奪年代
大轉變——新經濟政策是完善終結還是中止執行？
直線前進——蘇聯的工業化
高速前進——再說蘇聯的工業化
廉價勞動力——“直接工業化”和對“勞改犯人”的利用
怎樣前進？——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高速度和離心力
誰決定命運？——史達林的工業化是唯的選擇嗎？
爭論的代價——“一國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歷史進程
換個戰場——在哈林：我不願看到那一天！
戰爭年代
炮火瞄準敵人——衛國戰爭時期的蘇聯經濟
為了勝利——蘇聯的戰時經濟和戰時經濟體制
大國較量——獨立和自由是風：關於歷史上的西烏克蘭問題
為了戰利品——琥珀光澤上閃爍著歷史
戰後年代
戰後時分——對馬林科夫評價之我見
互不信任的三角——史達林、蔣介石和毛澤東
不是鐵板——“社會主義陣營”說
“玉米改革”——略論赫魯雪夫的改革
自留地和農機站——改組一戰略進攻一回歸
蘇美爭鋒一角——一場曠日持久的談判
傷心歲月——1964年10月：克里姆林宮的“宮廷政變”
歲月沉浮——赫魯雪夫為什麼會下台？
《一個歷史學家眼中的俄羅斯》總跋
書摘
書摘
在制訂建設計畫方面，這些史學家提得最多的是全俄電氣化計畫。他們認為，這一計畫的制訂和執行，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生活的正常方面。這個被列寧稱為“統一的經濟計畫”的計畫是1920年2月中旬以後著手進行組織和編制的。它確實反映了列寧的從事有計畫經濟建設和“學會管理俄國”的重要思想。但在這方面，不能忘記一個重要的事實，即這一計畫是到1920年12月才編制出來，提交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討論通過的，而實際執行這一計畫則要推遲到1921年了。所以說，全俄電氣化計畫雖然是“偉大經濟創舉方面的第一個步驟”，但在國內戰爭時期中卻還不過是紙上文章，當然談不到對當時的經濟生活有什麼重要影響了。而正是由於逐步清除“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這一計畫才得以在新經濟政策條件下順利實施，這也是毋庸置疑的。
吸收工農民眾參加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是一個很籠統的概念。在國內戰爭時期是否存在著這種管理是值得探討的。當時，在所有開工的工廠確實存在工廠管理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一類的組織機構。但生產計畫的制訂、任務的下達、生產情況、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檢查以及產品的銷售和原材料的供應，實際上不是由工廠管理委員會或工人委員會來決定的。這一切都是由總管理局的代表、上面各種委員會派來的代表或者由軍代表來決定的。儘管工人民眾參加了執行管理工廠事務的某些具體職能，但也不是或者不完全是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工農民眾對國民經濟的管理。所有這一切也都是為“戰時共產主義”體制的運轉服務的。
至於說到國內戰爭時期國家對個體農民經濟的領導，則是一個十分明顯的問題。應該說這種領導主要是通過糧食政策來實施的。而蘇維埃共和國的糧食政策從一開始就具有強制性質，是圍繞解決危機，尤其是飢餓(包括人的飢餓和工業的“飢餓”)的應急措施。這種措施隨著國內戰爭的發展和蘇維埃俄國各方面情況的不斷惡化，其強制性也日益嚴重。從糧食壟斷、糧食專賣到餘糧徵集制，強制性發展到“戰時共產主義”的非常措施。這時對個體農民經濟的領導不像後來新經濟政策時期那樣，是以安排好千百萬小農的生活為依據的。正是在這一時期對待農民經濟，尤其是對待個體農民經濟上，“戰時共產主義”的影響比較深遠廣泛，其後果也要嚴重得多，也正是這種影響和後果導致工農關係於1921年春處於了破裂的邊緣。
所以，一些史學家所說的“非戰時共產主義”的措施體現了國內戰爭時期經濟實質的說法，是值得商榷的。
第二，要把“戰時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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