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綮寫生冊

傳綮寫生冊

八大山人(朱耷)最早的書跡為34歲時所繪《傳綮寫生冊》,有楷、隸、行、章草四體,楷書乃明顯歐體面目,法度森嚴。康熙十三年(1674)八大49歲時僧友黃安平為其畫《個山小像》,八大在上自題6處,篆、隸、楷、行、草五體俱全,行書宗董其昌,楷則效法黃庭堅。《傳綮寫生冊》總計十五開,所繪瓜果、花卉、玲瓏石、松等十二開;書法三開;並先後用楷書、章草、行書、隸書於各頁題詩偈十首。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冬至,八大山人34歲時在其出家地,江西進賢縣欽風鄉介岡燈社所作。是八大山人現今公布的傳世作品中,時間最早的作品。

名稱

【名稱】清朱耷傳綮寫生冊

類別

【類別】中國古畫

年代及現狀

【年代】清代
【文物現狀】台北故宮博物院

簡介

【簡介】八大山人(朱耷)最早的書跡為34歲時所繪《傳綮寫生冊》,有楷、隸、行、章草四體,楷書乃明顯歐體面目,法度森嚴。康熙十三年(1674)八大49歲時僧友黃安平為其畫《個山小像》,八大在上自題6處,篆、隸、楷、行、草五體俱全,行書宗董其昌,楷則效法黃庭堅
《傳綮寫生冊》總計十五開,所繪瓜果、花卉、玲瓏石、松等十二開;書法三開;並先後用楷書、章草、行書、隸書於各頁題詩偈十首。於順治十六年己亥(1659)冬至,八大山人34歲時在其出家地,江西進賢縣欽風鄉介岡燈社所作。是八大山人現今公布的傳世作品中,時間最早的作品。
已亥七月,旱甚,灌園長老畫一茄一菜,寄西村居士云:半疄茄子半疄蔬,閒剪秋風供苾蒭。試問西村王大老,盤餐拾得此莖無。西村展玩噴飯滿案,南昌劉漪=(品下山)聞之,且欲索予花封三嘯圖。余答以詩云:十年如水不曾疏,欲展家風事事無。惟有荒園數莖葉,拈來笑破嘴盧都。漪岩仍索三嘯不聽。十二月松門大雪,十指如槌,三兩禪和煮菜根,味頗佳。因念前事為京庵兄作數莖葉於祝=(敖下厘)上,可謂驢揀濕處尿,熟處難忘也。京庵日侍維摩方丈,知南方亦有此味,西方亦有此味,窮幽極渺,以至於卒地折,曝地斷,又焉知三月不忘肉味哉!誠恐西村、漪=(品下山)兩個沒孔鐵槌,依樣畫葫蘆耳。灌園長老題。
題跋說:八大山人在己亥七月,畫了一茄一菜“寄西村居士”,西村居士常將此“一茄一菜”示於同道或朋友間展玩,以至於“噴飯滿案”。為此,“南昌劉漪岩聞之”也向八大山人“且欲索予花封三嘯圖”,但八大山人僅畫“三兩禪和煮菜根”。後又有“京庵兄”向其索畫,因西村、劉漪岩二人均是大行家,故依前為“西村王大老”、“南昌劉漪岩”二人所作,“依樣畫葫蘆耳”,而有這本《傳綮寫生冊》.
以《傳綮寫生冊》所創作的年代“己亥”及冊中款署“灌園長老”而論,此時的八大山人,雖年僅34歲,距離正式剃度亦僅十一佛臘、做住持七年,但是他在出家地江西進賢“介岡燈社”,卻已是佛門的“長老”頭陀,且這種身份和地位,在社會上已是被認可的公眾人物(6)。
清乾隆、道光《進賢縣誌》對此均給予了證實:“國朝宏敏字穎學……隱居介岡之燈社及奉新蘆田耕庵老人……法嗣傳綮,號刃庵。能紹師法,尤為禪林拔萃之器”(7)。
至同治《進賢縣誌》卷二十五·藝術·詩,又增補“釋傳綮”《問香樓》、《吼煙石》七言詩二首(8)。
地方志作為一種重要的鄉邦文獻,古今如一,對其所載人物及刊載作品有著嚴格的要求。《進賢縣誌》多種版本和多處對八大山人·傳綮及作品的記載,是說明八大山人這一時期在佛門社會身份的重要標誌。
在現存八大山人款署“傳綮”的早期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後世對這一時期作品的流向和收藏,均與這一佛門地位的取得不無關係。
《傳綮寫生冊》除了每頁均鈐蓋有“宋致審定”外,第十幅《墨花》的之外綾邊上還鈐有“致印”和“宋氏樨佳書畫庫印”。第一幅又有“乾隆御賞之寶”、“養心殿鑑藏寶”、“石渠寶笈”的收藏印記;第二副又有“嘉慶御覽之寶”守藏印記;第八幅還有“宣統御覽之寶”印章。
我們知道,“宋致審定”和“宋氏樨佳書畫庫印”、“致印”之“宋致·樨佳”,是時任江西巡撫宋犖的季子(9)。宋犖在江西任內的四年期間,八大山人雖後與其交惡(10),但宋犖在來江西的初期,卻對八大山人“甚禮重之”(11)。在宋犖自撰的《漫堂年譜》當中,曾多次有及“臣犖恭進書畫數種,蒙收六種”(12)的記載,雖然在宋犖的書畫進呈目錄中,並未明確指明《傳綮寫生冊》一定是宋犖進呈的,但從這套作品所鈐蓋印章的數量、鈐蓋印章的秩序來看,顯見這套冊頁作品曾經在宋犖府中收藏,而後再被清廷皇家所珍藏是可以肯定的。今藏台灣故宮博物院,則是當年國民黨退守大陸,被視為紫禁城宮中的寶物而帶往了台灣。
儘管這套八大山人早年的《傳綮寫生冊》作品,不管是繪畫還是書法,其藝術水準,較之於八大山人晚年經典的作品有較大的距離,但是,這一作品還是被清廷皇家收為寶藏,它是如何流入清廷皇宮的?乾隆嘉慶宣統三朝清帝,又為何會對八大山人這位明王朝的“孤臣孽子”的作品如此鍾愛有嘉?以八大山人後來公開的明宗皇室身份而論,八大山人與滿清王朝的愛新覺羅氏,實在是不可謂不是“世仇”。假若當日進呈此畫的人和宮廷中人,知道這位“灌園長老”的傳綮即是八大山人,那一定是不會輕易的就將這套作品進呈給清廷皇室紫禁城的主人們,也絕不會將這套《傳綮寫生冊》收入石渠寶笈當中去的。
由此可推論得知,《傳綮寫生冊》被流傳進清廷皇室手中,除了《傳綮寫生冊》的藝術價值因素外,參照《進賢縣誌》對“傳綮”八大山人的評價和《進賢縣誌》對“釋傳綮”八大山人詠景詩的收錄事實,唯一可供解釋的理由,恐怕與八大山人此一時期隱遁佛門,而在佛門所獲得的地位不無關係。而這種社會地位的獲得和社會的認同,正是八大山人在佛門早期的詩文、書畫得以躲過劫難,並在社會上流傳、保留至今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基礎。
《傳綮寫生冊》作畫十二開,風格均有所本;所題詩偈十首,俚語及典章並列,語言雖晦澀難懂,但各有交代;三開書法及各題跋的字型,隸書、楷書、行草、章草俱全,雖筆法稚弱,尚未形成後來八大山人自家的體勢,但源頭活水發源於茲,即可窺得八大山人34歲以前書畫起步時並不異於常人,又可導河積石,使後人從此冊頁當中,對八大山人書畫的歷程得以溯源。
《傳綮寫生冊》的流傳和被清廷皇宮的收藏,對於研究八大山人的生平及藝術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這也是八大山人的書畫藝術地位,在有清一朝當中,占有重要位置的一個不可被忽視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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