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求老人
何求老人，即呂留良。
呂留良自幼即論文習武，立志報效國家。明亡後，他散家財結客，圖謀復明，事敗後居家研讀，傳授弟子，並行醫鄉里。順治十年，出就試，為諸生，後頗悔之，遂拒絕徵辟，不以獵取功名為念。康熙五年，棄青衿，操選政，名氣很大，被尊稱為“東海夫子”。（呂留良具體生平見本書《何求老人詩稿》）。呂留良的著作中有強烈的反清思想，極力申明華夷之辨，說“華夷之分，大於君臣之義”。教人站穩華夏的民族立場，不能效忠於夷狄政權。他懷念故明，反對清朝統治，並拒絕為之服務。他在康熙十八年的博學鴻詞科中被官員推薦，次年又以山林隱逸被薦舉，皆堅辭不就。為避免迫害，他遂削髮為僧，名耐可。
由於反清的堅定立場，加上作為理學家的聲望，呂留良逐漸成為有較大影響的學者，所謂“窮鄉晚進有志之士，風聞而興起者甚眾”，“海內士子尊崇其著述非一日矣”。呂留良去世四十多年後，曾靜謀反案發。曾靜是一個原本具有反清思想而又相當迂腐的讀書人，圖謀策動清陝甘總督岳鍾琪起兵叛清，事敗被俘。雍正皇帝對此案非常重視，命令清廷三員大吏會審曾靜。曾靜供稱自己受呂留良詩文及其弟子的“迷惑”。呂留良等一批晚明遺民的反清思想影響著當時許多下層知識分子。雍正為了消弭下層人民中以反清復明為號召的起義，進一步泯滅漢族的民族意識，遂藉此案大作文章。這就發生了由曾靜反清案引發的呂留良文字獄案。此案株連廣泛，影響深遠，與康熙朝的“莊氏《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並為清初三大文字獄案。
清政府檢查呂氏文集、詩集和時文評選等著作，發現了許多“大逆不道”的言論。雍正看到後十分惱怒，他在上諭中說“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有如是之怪誕無恥、可嗤可鄙者乎？自是著邪書，立逆說，喪心病狂，肆無忌憚……所著書文以及日記等類，或鐫版流傳，或珍藏秘密，皆人世耳目所未經，意想所未到者。朕翻閱之餘，不勝惶駭，蓋其悖逆狂噬之詞，凡為臣子者所不忍寓之於目，不忍出之於口，不忍述之紙筆者也。”“其日記所載，稱我朝或曰清、或曰北、或曰燕、或曰彼中……何其悖亂之甚乎？”“又文集內云：今日之窮，為羲皇以來所僅見。”“又日記所載，怪風雷雨，細雨加慧，日光磨盈，妄捏怪誕之處甚多，其他悖亂之詞，不可枚舉”（《大義覺迷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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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留良文字獄案由於牽連人廣，追查曲折，因此從雍正六年到十年，歷經四年的時間才最後結案。清廷對此案的處置非常嚴歷，呂留良早已死去，仍被“М屍梟屍”，其所著文集、詩集、日記及其他著述，盡行焚毀。呂留良長子呂葆中，案發之前已應試做官，案發之後憂懼而死，也被剖棺戮屍；其第五子呂毅中“擬斬立決”；其弟子嚴鴻逵戮屍梟示，沈在寬斬首；呂和嚴的孫輩，人數眾多，俱發遣寧古塔，送與披甲人為奴；呂家財產沒官，充浙江工程費用。案中牽連人分別判處：黃補庵已死，妻妾子女給功臣家為奴，父母祖孫兄弟流二千里；刻書人車鼎臣、孫用克等擬斬監候。被處分的還有呂氏門人房明疇、金子尚、陳祖陶、沈允懷等多人。而對於此案禍首的曾靜、張熙，雍正則作了寬大釋放的“出奇料理”（詳見本書《大義覺迷錄》）。
呂留良一生著述甚豐，計有《呂晚村先生文集》八卷，《續集》四卷，附錄《行略》一卷，《東莊吟稿》七卷，《慚書》一卷。他評點的時文集有《大題觀略》、《小題觀略》、《程墨觀略》、《東皋續編》等十餘種，匯集其時文評語的有《天蓋樓四書語錄》等三種。他與吳之振、吳自牧合選《宋詩鈔》，同張履祥合選《四書語類鈔》等。後人刻印他的遺稿有《晚村先生家訓》四卷。除此之外，見於《禁書總目》的還有《易經詳解》、《詩經詳解》、《呂氏醫貫評》等五、六種。
呂留良是一位公認的民族思想家，他的詩文創作同他的民族思想、反清活動是密不可分的。呂留良治學宗於程、朱，尤其讚賞朱熹的種族思想，而對於康熙以來以尊朱為進榮之階的文人十分鄙視。他喜讀宋人之書，平生搜羅宋人文集，或買或抄或借，博觀約取，用力至勤。康熙十年，《宋詩鈔》（初集）刻成，呂留良親自為八十二位詩作者寫了小傳，對這些詩人作了介紹和評論。為了蒐集宋、明兩代文集，康熙十二年春呂留良專程至金陵向當地藏書家黃氏千頃齋、周氏遙連堂借抄藏書數十種，歷時近一年。呂留良壯年時還致力於洛閩之學，創立南陽講習堂，設館授徒，弘揚朱熹的學說。
同時又自開“天蓋樓”刻局，刻印程朱遺書，風行天下。又有不少朱學信徒來到南陽清講，留良一時成了朱學領袖。後人論及呂留良的“學術行事”，認為與顧炎武十分相似處有三點：“學宗朱子，力辟陽明，一也；恥事異姓，致謹於出處去就辭受之辨，二也；啟釁端於鄉里，致改易名字，僅乃獲免，三也。”毫無疑問，呂留良與黃宗羲、顧炎武等思想家一樣，在主張務實、反對虛浮及堅持愛國主義、反對異族入侵等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尤其對於滿族入關之初給中原人民造成的災難，他們感到憤怒與痛恨。這些思想在當時不少知識分子中產生了很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