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文甫

”任文甫說:“黑子,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 ”任文甫說:“黑子不乾,幾次做工作不成,公社同意了,得幫忙做黑子的工作。 ”任文甫說:“天不早了,工作怕一時做不下來,你還得摸黑回來,等明天再去吧。

第一部 少年時代

上學

天真爛漫的孩提時代賦予了占書樂觀的性格。7歲那年,家人將占書送到了村裡的國小念書。剛進學堂的占書不習慣,經常逃學。鄉親們形容說:占書一個月逃了29天學,還是個小進!到麥收時占書乾脆不上了,8歲時沒再上學,(那時村裡有孩子雙歲不上學的說法)9歲入校不久,鬧了一場病,連病帶養一個多月,沒再學下去。10歲時又是雙歲,等到11歲時才上一年級。那時學生人數少,學校都是複式教學法,四個年級同在一個教室學習,由一個老師上課。這樣一來,同時能聽四個年級的課。占書剛上了半年就學會了一至二年級的課程,不到兩年,四年級的課程也聽會了,老師在黑板上出四年級的題,占書在底下先算出來了,老師感到驚訝不已。就這樣,占書在兩年時間裡學會了四年的課程。於是到這年臨考高小的時候,老師叫來占書說:“四年級的課你都懂了,今年跟他們一塊考高小吧!”占書一聽當然很高興,可轉念一想,他又對老師說:“題我是會答,就是不會寫毛筆字。”(當時四年級才開始學寫毛筆小字)。老師說:“不要緊,這幾天你先趕緊練一練,不行再想辦法。”就這樣,占書開始專心練起了毛筆小字。但畢竟是頭一回握毛筆,時間又太緊,考期將近,占書的毛筆字到底還是沒練出來。就在考試的前一天,老師把占書叫來,告訴他明天儘管去參加考試,到時候再如此這般……第二天,占書果真考高小去了。考場上,占書剛拿到試卷就舉手告訴監場老師他路上把毛筆弄丟了,手裡果然只剩筆帽了。還不等監場老師說話,當時也在場的國小老師“生氣”地說:“怎么這么大意,沒毛筆看你怎么答題!”監考老師說:“我去找支毛筆來!”國小老師忙說:“不用了,就讓他使鉛筆吧!”師生同演的一出“雙簧”天衣無縫,把監場老師給蒙了過去。最後,占書以不錯的成績考入高小,這年占書13歲。高小畢業後,占書又順利地考取了保定六中。三年求學期間,占書在相當艱苦的條件下,成績始終名列前茅,成為老師心目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

接受軍訓

1937年6月國中會考畢業後,任占書於7月1日去北京考高中,在考過兩所學校還沒等放榜時,“七七事變”爆發了。槍炮聲四起,鬧得人心惶惶,畢竟還很年輕的占書一心只想回家。而那時鐵路中斷,直到17日才通車離京回家。不久華北淪陷,各類學校停辦,占書只好回家務農。1938年聽說河北抗戰學院招生的訊息後,任占書和王純學、王志群三人到贊皇縣孤山村找高邑縣抗日政府介紹,赴臨城縣石窩鋪冀西專署去考試。他和王純學錄取後,和其他5個同學由冀游一個連護送從內邱過鐵路去南宮,第二天到設在深縣的河北抗日學院。當時的抗戰學院分民運院和軍事院兩部,院部和民運院在原深縣中學內,占書所在的軍事院住城內南街原高小師範聯合學校,組織上分大隊、中隊,隊長多是部隊幹部充任,班長由學員中找,當時任占書任班長。訓練剛開始時,每天早上跑步半小時,一周后加到一小時,最後跑兩個小時,目的是練習行軍快。上午文化課通常是講持久戰、游擊戰、建國十大綱領、統一戰線等內容,下午是軍事訓煉。生活緊張、艱苦,每頓吃飯先唱歌,歌詞是:“咬一口涼窩窩頭,小米乾飯稀米粥,老鹹菜不給擱香油,老鹹菜不給擱香油!小米米湯,小米米湯,吃個飽,吃個飽!”時間只限十分鐘,號一響,吃不飽的也得放下碗就走。由於天天出汗,衣服都沒的換,時間一長,都成了“虱長”,隨手在身上一摸,就能摸出幾個虱子。夜裡不時還要防空。經過三個月的鍛鍊、學習,占書生活上養成了行動快、能吃苦、守紀律的習慣。再加上看了共產黨部隊的作風,聽了建國的主張和戰法,認定共產黨在主張上、作風上比國民黨都好,思想上更加奠定了永遠跟著共產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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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戰爭

三個月的軍訓不算長,卻是整整一個冬天。軍訓結束後,占書以為總算可以鬆口氣了,卻不知道更艱苦的考驗早在那兒等著他呢!通過軍訓中各學員的表現,學院選出72名優秀學員,要向革命聖地延安進發,以做進一步的培養,其中就有任占書,而且仍帶一個班。未來得及稍做停頓,72名中國革命的後備力量跟隨去太行山的隊伍上路了。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行軍,任他冰天雪地,一日百餘里行程。硬梆梆的窩頭餅子充飢,冷冰凍的雪水冰塊解渴。這還不算,加上抗戰學員的行蹤受到日軍的密切關注,時不時還有敵機干擾,要么就是敵人地面部隊的一路圍追堵截,想方設法襲擊學員隊伍。占書第一次感到生命受到威脅,也第一次接受了生與死的考驗。但畢竟金色延安就在前方指引,我們的隊伍也遍布各地,有黨中央毛主席運籌幃幄,有不斷壯大起來的共產黨八路軍做保障,不怕革命不勝利。每想到這些,占書就覺得有一種無名的力量在激勵自己前進,即便是飢腸漉漉也有使不完的勁兒。“同學們!跟上呀——”腳步是那樣堅定,信心是那樣十足,長長的隊伍不斷行進,留在雪地上一條長長的路……這天趕到一二九師駐地金鎮村住下。第二天占書和學員們一起聽了劉伯承師長講的游擊戰,下午討論。第三天,由政委鄧小平講形勢報告,徐向前副師長在一邊椅子上坐著。學員正聽得起勁時,西邊的槍聲響了,而且越響越近,學員沉不住氣了,不斷看首長。可首長照樣往下講,鎮定自若。不一會兒,一位戰士騎馬從前方回來,和徐向前說了幾句話,徐向前起身騎馬去了。不一會兒就把鬼子打退了,還捉回兩個日本兵。占書親眼看到了首長的臨危不懼,大膽沉著,從心眼兒里佩服。當時的河北南部形勢緊張,不宜久留。翌日清晨,隊伍又向北出發。天黑前趕到了武邑縣城,行程180里。剛休息了一下只等開飯時,號聲響了,一聽是集合號。占書他們到大街集合好後,領導就說:“不能吃飯了,有情況,趕快出發!”說完帶隊就向城北跑去。跑了有二三里路時,敵機開始在武邑城投起了炸彈,幸好是黑夜,及時轉移的隊伍沒被敵機發現。又經半夜急行軍,到一個村稍做休息。第二天還沒來得及吃早飯,西邊又來了敵人。隊伍轉移時,任占書奉命帶自己的班斷後,眼見鬼子進村了,占書的班才迅速撤退。跑到村東北一座很大的柏樹墳,他們進去躲了起來。敵機開始掃射了,他們又順著交通溝跑。這時有一位同志往地上一坐說:“死也不跑了!”當幾個人在催拉時,一顆炮彈在附近響了,這位同志大叫:“不好!”起來就跑,同志們哈哈大笑起來。在那樣危急的情況下,同志們還能表現出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來。敵人越來越近,正在危急時刻,一支部隊前來救護,原來是一二O師賀龍部隊的一個團,接到命令趕來,很快打退了鬼子,保護了抗戰學員的安全。 一年給180塊錢工資。占書心想這也好,守著家,地里活也不誤,又能掙幾個錢,自己念的書也算沒白費。第二年春天一開學他就到學校教書去了。當那年的春節剛過,新學期開學的時候,學校有了新老師,他就是任占書。連他自己恐怕也沒想到,他這一教可就是十七年。

第二部 教書育人

孩子王

1940年2月,剛過完春節的鄉村還留有淡淡的年味兒。高邑縣馬村國小開學了。占書第一天上課格外新奇,想著拿了一年鋤頭的粗糙大手就要拿起纖細的教鞭,占書就有一種迫不及待想見到他的學生的念頭。這天他提前一個鐘頭來到學校。村裡的娃娃能上得起學的畢竟不多,剛開始只有十幾個學生,可第一堂課占書還是怯場了。好不容易捱到下課了,占書就和孩子們一起到院子裡玩,上課了,占書就再接著講課。很快,孩子們都喜歡上了這個任老師,喜歡聽他講課。占書呢?更是竭盡全力地教育學生,不但教他們讀書識字,還教他們做人的道理。後來學生髮展到140多人,分五個年級。學生多了,就總有那么幾個不服管教的“壞”學生,他們往往是學習差的,他們自暴自棄不算,還專門在課堂上搗亂影響別人學習。一般老師對於這樣的差生都是持排斥的態度,生怕給自己班丟臉。而占書卻不這樣想,他往往是以朋友的身份跟學生交心,接近他們,了解他們,分析他們,關心他們,給他們“吃偏飯”(補課),幫他們扭轉態度,樹立自信,並不時地鼓勵一下。就這樣,差生被挽救了,新的希望被喚醒了。春去秋來,寒近暑消。任占書送走一批又一批莘莘學子;接來一茬又一茬懵懂新生。直到1947年8月,遭到錯斗,致使他不得不離開他辛勤耕耘和奮鬥了7年的學校,回到家務農。然而,占書在本村獨特的教學方法和顯著提高的教學質量還是引起了縣教育部門的重視。一年後,占書被調到縣城北關國小任教,自此他正式改名為文甫(意為文化的開始)。三個月後,又調至城內完小教書,愈發在教育方面有了更深的發展。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任文甫在教學上的突出表現開始廣為人知。11月15日的縣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上他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參加;1950年在全縣教師大會上被評為甲等模範教師;1951年8月召開的縣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上當選為常委會副主席;同年11月,又在縣中蘇友好協會一屆代表會上當選為副會長;同年12月召開的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行人民代表大會職權首次會議上,任文甫被選舉為常委會副主席。在此期間,任文甫先後任城內完小代理校長、校長。

積極掃盲

教書育人在任文甫的一生中占據了一定的位置,也是他十幾年孜孜以求、樂此不疲的事業。早在本村國小教書期間,縣裡統一精神要求“掃除文盲”,村中婦女學校辦起來,農民夜校辦起來了,老師還是任文甫。這個20多歲的年輕教書先生一下子成為全村人的老師,受到了全村男女老少的尊敬和愛戴。對於識文學字,農民的積極性很高。白天下地幹活,中午、晚上學習,互不影響。這可就苦了文甫,他除了國小的課程照常進行外,中午到婦女學校講課,晚上又到農民夜校,整天忙得焦頭爛額。當時,任文甫已經有了妻兒,家中老人和瑣事都由賢德的妻子宋燕一手照料。宋燕娘家是故寺村的,與任文甫一條槐河相隔,他們是經人介紹於1941年結的婚,宋燕自打進門的那天起,就替文甫分擔起持家下地的責任,成為文甫背後的一個支柱,她用心照料著這個並不富裕卻充滿幸福的家,她敬老愛幼,為文甫解除了後顧之憂,得以專心投身於工作。

第三部 領導藝術

除“六害


嚴格地講,自1952年2月,任文甫擔任縣教師業校的主任,後又任縣幹部業校主任期間,他的領導才能已初露端倪。因此,在1956年12月召開的全縣二屆一次人代會上,任文甫當選為高邑縣政府副縣長,主管文教、衛生、交通、水利。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仍處於貧窮落後的最困難時期,可想而知,這個副縣長身上的擔子並不輕鬆。任文甫上任伊始,所做的大量工作就是下村入戶,調查研究,儘快把全縣的基本情況掌握,以便扭轉貧窮落後的面貌。1958年1月15日,我縣回響上級號召向“六害”(老鼠、麻雀、蒼蠅、蚊子、臭蟲、跳蚤)宣戰,任文甫主抓這項工作。經過全縣人民近四個月的奮戰,除“六害”活動取得很大成績,經專署驗收確定我縣為“六無”、“四潔”(屋內、院內、街道、廁所清潔)縣,任文甫事無巨細、認真負責的工作精神和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再一次得到驗證。1958年4月30日,高邑、元氏合縣,任文甫任高元縣副縣長。11月,贊皇縣也合併過來,他仍任元氏縣副縣長。

積勞成疾

1960年麥收前夕,任文甫奉命帶領另外16名幹部到贊皇縣南清河公社下鄉,文甫住趙堡村,主要任務是維持麥收秩序。因為當時趙堡這一帶每年的麥收都很亂,村幹部與公社幹部一直都很頭疼。任文甫到那兒後,發現這個村子的確太差勁。村大隊缺錢少糧,下鄉幹部的一伙食標準是每人每天四兩山藥面,不夠就找些棉花桃甚至麥秸做成餅子充飢。飢餓加上營養不良造成大多數同志浮腫。惡劣的生活環境讓17個人在兩個月期間有15個住了醫院或回了機關,只剩下任文甫和贊皇縣的一個大學生堅持了下來。任文甫同樣是嚴重浮腫,都腫到大腿,用手一摁就是老大一個坑,半天起不來,騎腳踏車經常摔跟頭。但任文甫仍咬著牙堅持,表示:“問題一天不解決,就不回去。”為徹底杜絕今年麥收期間偷盜麥子現象,文甫多次組織公社、大隊幹部召開會議,研究如何維持麥收秩序,並召開社員大會,講政策、擺道理。結果頭一天開鐮,還是少了一片。這回任文甫急了,決定一查到底,堅決揪出偷麥者!又與縣公安局聯繫,將其拘留。當天召開大會對全體社員進行現場教育,曉以利害,明以事理,向社員們闡明了縣委對此事的看法。這一鬧還真頂事。今年的麥收再沒出現偷盜現象,基本做到了顆粒歸倉。麥收過後,任文甫拖著已經腫得老粗的雙腿到元氏開會,被當時的曹春亭縣長發現,曹縣長大吃一驚,責問道:“怎么會弄成這樣?”當即把任文甫留在元氏住院治療。浮腫漸消後,又引發嚴重的疝氣,被醫院誤疹為睪丸炎,稱必須做手術。任文甫沒有接受手術,而是回到高邑,接受了一位叫劉景美的老中醫的正確治療,用中藥治療使疝氣得到痊癒。任文甫一輩子沒請過假,只這一次歇了兩個月。此後,又是夜以繼日地為高邑的百姓奔波忙碌起來。

抗洪

1963年8月,我縣遭受了百年不遇的洪水侵襲。以往河水從贊皇城下來流到高邑需要一天半時間,這次僅用了一個小時。泲河、槐河水位急劇上漲,兩岸幾十處決堤。當時主抓水利的任文甫最擔心的是3萬伏高壓線桿泡在水裡,隨時都會給人民的生命造成威脅,他心急火燎地給元氏電站打電話,請求電站停了電,而後迅速組織幹部民眾投入抗洪救災鬥爭中。正當全縣幹部職工分赴受災嚴重的宋家莊、東北營、東良莊等村抗洪搶險時,8月6日早六時許,槐河鐵路大橋被水沖斷六個孔(上行橋二孔,下行橋四孔),下行橋三個橋墩被沖斷,只有鐵軌帶著枕木好像索橋一樣懸在半空。大雨仍在如注地下,元氏“八一”水庫隨時都有決堤的危險,一旦決堤,後果不堪構想。8月8日,縣委做出緊急指令,派出康俊榮、任文甫、霍鳳林等十餘人,從懸空的鐵軌上去槐河以北,動員故寺等六個村的民眾移至縣城暫住。擔負著六個村上萬名民眾的生死安危,任文甫等人出發了。他們冒著大雨,沿著狹長的鐵軌匍匐前行,每向前移動一點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枕木和鐵軌已經被雨沖得十分光滑,一不小心就有掉入滾滾洪流喪命的危險。但為了河對岸那萬餘名民眾不被洪水吞噬,他們已經顧不了自己的安危了。過河後,當天下午在北陳莊召開六個村的全體支委會議,分村進行動員。並不時與“八一”水庫取得聯繫,12日因水庫水位穩定,動員工作結束。8月12日,任文甫又馬不停蹄地奔赴受災最嚴重的東良莊幫助民眾重建家園。當他帶人趕到東良莊村時,呈現在他面前的景象慘不忍睹:曾經豐沃的土地成了一片汪洋,千畝良田蕩然無存,房屋倒塌十之有九;死豬、死羊到處都是,腐臭逼人,村裡的人大部分都躲到鄰村避難,只有十幾個人留在那兒。任文甫當即找到村幹部,說明來意後,分頭去鄰村動員民眾回村。民眾回來了,但當看到自己居住的家園已面目全非,情緒極其低落。男人們心如死灰,只蹲在地上抓頭皮;女人們一到家門口就坐在泥里哭;老人孩子看著任文甫及公社、大隊的幹部們,一言不發。哭是沒用的,老天不會被感動。任文甫首先把民眾的情緒穩定下來,隨後帶領幹部幫民眾在沙崗上搭起窩棚,壘起鍋灶,並從縣城運來煤炭、糧食等救災物資,供民眾食宿之用。民眾看黨和政府沒有忘記他們,幹部們又如此關心他們,心裡頓生感激之情。再加上任文甫不斷地做工作,鼓勵信心,民眾開始陸續在幹部們的帶領下從泥沙中挖東西、搭窩棚。公社書記又帶來鄰村社員百餘人幫忙。四、五天內共挖出糧食五萬餘斤,還有家俱、衣服、被褥等物品,各家也都搭起了臨時住處,民眾情緒普遍穩定下來。15日,地委書記康修民到東良莊視察,看到該村民眾在幹部的帶領下紛紛自發救災,感到很滿意,遂當即表示提供建房用磚十萬塊,很快兌現。縣委也撥了糧食過來,東良莊的災後自救工作順利展開。

下鄉“技術員”

1963年的特大洪水給我縣造成巨大經濟損失,但它絲毫沒有削減高邑人民昂揚的鬥志,反而通過這次考驗更激勵了全縣幹部民眾敢於戰勝困難的決心和信心。經過一段時間的修整,全縣工農業生產陸續恢復正常。任文甫也繼續在他熱愛著的這片土地上奉獻著,奮鬥著。為了使全縣農村儘快改變貧窮落後的面貌,任文甫一年能有300天在基層下鄉。幾年間,他走遍全縣107個大隊,為民眾解決實際問題不計其數,成為百姓心中的“百事通”。特別是在農業方面,任文甫堪稱“專業技術員”。1964年初,政府提倡種豌豆。農民考慮到往年豌豆常常減產的情況,心存顧慮,積極性不高。任文甫也知道,往年同樣整地,同時下種,可到收穫時節,好賴差多了。他決定找出原因,排除問題。剛開始,他找到古城村經驗豐富的老農請教。老農說,豌豆下種不能“出數九”,這一點任文甫也清楚,豌豆苗凍一凍會更壯;老農又說,豌豆下種不能低於每畝25斤,文甫回想往年情況果然是這樣,但又是為什麼呢?稀點兒密點兒也差不了那么多呀!老農和文甫都解不開了。回去後,文甫又查閱了各種關於農業的書籍,無果。最後,他決定號召民眾先普遍種上豌豆,到收穫季節一準查出原因。他在西街、東關分別選定了一塊下種少和下種多的地,每隔5天,就跑去看看。最初,他發現西街的豌豆由於稀反倒更旺,沒理由減產啊?後來才算發現了問題:原來,密了豌豆擠得立了起來,7個葉就開花結果了,而稀的卻爬在地上起不來,到11個葉互相立身後才開花結果,都是長到15個葉就不長了,可不一下子差出一半兒豆角來。頭一年,任縣長把謎底掀開,第二年,高邑縣的豌豆產量提高了,開始大面積種植。1966年,任文甫在大夫莊下鄉,推廣棉花密植技術。為了讓新技術更具說服力,任文甫將實驗田選在落後的5隊和最差的一塊沙地。找來五、六個年輕社員教管理方法和技術要領。這時,社員紛紛懷疑:就那塊地,往年籽棉產量還不到100斤,任縣長說每畝要收100斤皮棉,能行嗎?老年人根本看不下去,半嘲半諷地說:“越多越好!”更有一名號稱“活兒尖子”的社員笑道:“100斤皮棉?沒門兒!他要一畝地能收100斤皮棉,我頭朝下走!”任文甫也不急也不爭,只說:“試試看吧!”結果不出所料,這塊試驗田畝產棉花達到了108斤皮棉,而那名“活兒尖子”早在棉花沒摘的時候就服氣了。村里開始發展棉花密植 技術。這回每畝8000棵的密植棉在高邑是空前絕後了!同年,全縣正在開展“學三角,趕三角”(三角村正定縣一個先進村)紅旗競賽,任文甫在大夫莊負責生產,有80多天沒回機關,也沒回過家。他多次到故寺、石良莊、北瀆、河北、懷安等先進大隊去觀看、學習,回來後在大夫莊推廣使用,在秋前評比時,奪得紅旗。不止這些,1968年任文甫在武城發現一種高產黍子,向全縣推廣後,使全縣旱作物畝產提高了30斤;1973年,在李家莊下鄉,任文甫組織得當,使需要一個月才能結束的麥收在10天完成,從而避免了該村的小麥著雨發霉,還憑經驗查出了分麥時的不合理現象;1974年,任文甫任縣文教局副局長、支部書記期間,在河北村下鄉,麥場裡一堆麥子,小隊長說有6000斤,大隊長說8000來斤,任文甫說一萬掛零兒!結果一過秤——10500斤!在場人無不驚嘆:任局長真不簡單!
子女觀
任文甫共有6個子女,依次分別為素芬、素愛、宗琦、宗璞、宗國、宗瑋。自孩子很小的時候,他就樹立了一個慈父、嚴師、良友的多重形象。他教導自己的兒女要以誠待人,不貪利、不愛財,繼承並發揚大家庭的優良傳統。這個大家庭里人口繁多,事務紛雜,但從沒出現過不愉快的事,鄰里關係也一直很好,在村里留下了很好的口碑。在對待子女求學就業問題上,任文甫更是堅持一個原則,不以職務之便,給子女開任何方便之門。有時他的某些作法甚至有點不近人情,引起許多身邊人的不理解。在擔任教育局副局長期間,6個子女特別是4個兒子都正是升學、畢業、分配的年齡。然而他從不出面為子女們辦事,反而刻意迴避回絕別人給予的特殊照顧。他一再強調,有能力,就乾;沒能力說破天也不行。有一年,小兒子宗瑋差4分未能考入縣重點高中。成績公布下來,當時學校一位領導找到任文甫,說明情況,問是不是讓宗瑋上高中,畢竟分數差的也不多,給孩子一個發展的機會,再說這也不算什麼大事。任文甫當面拒絕了來者的好意,他說:“按制度辦事,一個也不能例外,特別是領導幹部的子女,差半分也不行!”事後,有人說:任文甫能點一下頭,底下的人還不是忙不迭地給辦事?他卻說:“制度就是要人去遵守的,如果領導幹部就能搞特殊,那今後誰還會信任咱們組織。再說了,也不能給孩子造成優越感,讓他憑自己的本事,才會真正有出息。”

入黨經過

任文甫是在1974年才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而他第一次申請入黨卻是早在1953年。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他不具備入黨條件?不能接受組織的考驗?當然不是,這裡面還有段軼事呢!1953年,時任縣幹部業校主任的任文甫向組織提出入黨申請。他工作成績一直很佳,各方面表現也很優秀,多次受到縣裡的表彰。因此,他對入黨充滿了信心。在當時特殊歷史時期,知識分子入黨必須經縣委通過。任文甫的入黨申請遞交上去很長時間,卻仍不見回音。他正納悶呢,一天,張英書記對任文甫說:“你申請入黨,是要求進步的表現,很好,縣委已經同意。但我有個想法兒不知任主任覺得如何?”任文甫正急於知道原因,便趕緊問道:“張書記有什麼指示,儘管說!”張英書記說:“這些年你一直都在基層,與社會各界交往甚密,能夠真正了解到基層的情況,聽到黨外的聲音,一旦入了黨,原來的兩隻耳朵就只剩下一隻耳朵了。我的意思,你仍然留在黨外,切實發揮黨外人士的優勢,及時掌握外界的呼聲,很有利於我們黨的統戰工作,這樣不是很好嗎?”任文甫聽完張書記一番話,才知道組織上是為了讓他更好地為黨做工作,他就同意了。從此,任文甫積極投身於我縣的統戰工作,他利用工作閒余,經常組織縣裡的黨外知名人士,學習貫徹上級精神,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有力地推動了我縣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1956年12月,任文甫當選為高邑縣副縣長,做為民主副縣長,他的身份更不同於黨內人士,更能貼近民眾,聯繫社會各界,入黨一事自然不必再提。“文化大革命”期間,任文甫先後擔任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隊長、“五·七”幹校學員排長。在那個鼓吹“無政府主義”的動亂年代,黨組織各成員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衝擊,他更無暇顧及入黨事宜了。直到1974年春,任文甫調到農業局任副局長,當時上級有一個關於提倡中層幹部入黨的精神,任文甫和工商局的劉立波副局長做為縣裡唯一的兩位非黨員中層幹部,再次提寫申請。這回,連一年的預備期都省去了,久經考驗的“老入黨積極分子”任文甫終於如願以償,於1974年2月2日,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雖然任文甫的黨齡不長,但從參加工作那一天起,他就始終不渝地以一名共產黨員的標準要求自己,數十年如一日,為我縣各項事業的發展做著貢獻。因此,可以說任文甫在黨外近三十年的工作再次證明,他的一切言行都是無條件服從於大局,服務於人民的,不爭名利,不圖錢財,是真真正正的共產黨人的優秀代表。

德高望重

任文甫從政數十年來,以實打實的工作精神感染著與之相處的每一個人,同時,又以其平易近人的領導風格感動著與其共事的每一個人。他的足跡踏遍我縣各鄉村的溝溝坎坎,他的音容笑貌更留在了多少普通老百姓的農家小院。提起任文甫這個名字,凡是知道他的人都會由衷發出讚嘆,說他是咱們真真正正的民主縣長,是心裡時刻裝著百姓的共產黨的好官。南塔影村多年來是先進大隊,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支書暴黑子對一些工作一時不好理解,行動較慢,被公社免職,到一生產隊當隊長,不久又被免掉。從此以後,對村中事情不聞不問,噤若寒蟬,只管勞動。新班子上任後,因經驗少,領導不利,再加上某些人有缺點,民眾不願意聽從,不少民眾要求領導讓黑子出來重新工作。為此,縣裡派過工作組,反覆勸說,沒有結果。在考慮誰能去時,有人推薦,說叫任文甫去試一試吧。1978年春節剛過,任文甫和李清樂、王申亭、李惠珍、李文學5個人去南塔影村,安排好住處後,和幹部略談一下。第二天早晨任文甫獨自去了黑子家,進屋後黑子邊起床穿衣服邊說:“聽說你來了,想去看看,一想你準和幹部有話說,就沒有去,正打算今天去。”任文甫說:“不用去了,我來啦!”黑子問:“住多長時間?”任文甫說:“一年。”黑子說:“那好。”任文甫說:“光說好不行,得把村裡的情況先給說一下吧!”黑子說:“我不幹了,知道什麼呀!”任文甫說:“黑子,你知道我,我也知道你。以往都是有話直說,現在拿起堂兒來了 !”黑子說:“光怕說得不準。”任文甫說:“知道什麼就說什麼,我聽了只當個參考。”接著黑子將大隊和各小隊存在的問題介紹了一下。該吃早飯了,任文甫告辭往回走,心想:黑子能知道大小隊上的問題,說明還是關心村裡的工作。能向他直說,還看著老面子。因而,他對做黑子的工作有了信心。但不能太急,只能一步一步地來。初步了解了情況和聽到民眾的反映後,任文甫決定先從整黨入手,於是就召開社員大會發動起來鳴放,中間還召開了幾次民眾代表座談會,多方聽取意見。鳴放開始後,工作組將每天的意見和個人反映的意見逐條留底,並將每人的意見逐條用文字告知本人,準備做檢查。經過十多天的鳴放,意見提的差不多了,準備做個人檢查。先由支部聘請幾位老黨員協助,學習檢查開始了。方法是和風細雨,本著愛護幹部,教育幹部進行的。老黨員積極負責,每件事都是在擺問題後,幫助找原因,論危害,說改正辦法。經過幾天的時間講完。在檢查時,幾個同志聲淚俱下,受教育很深。隨後召開社員大會,支委向全村公開檢查,檢查方法和小組的方法步子相同。會後經大家討論,沒再提什麼,基本滿意。這次聘請的老黨員中就有黑子。再建立支部前,決定由原來的7人改為5人。為了聽聽社員的意見,支委先由社員推薦,然後由黨員選舉產生。當社員推薦出支委後,其中就有黑子。他聽說後,就到工作組,要求不能幹。任文甫說:“工作組誰的名字都沒提,推舉你是社員信任你,工作組怎能不讓你乾呀!”這還沒成事實,不先做工作。任文甫對他說:“你不乾就去和社員們說吧。”經過黨員選舉後,黑子不但當選支委,還是支部書記,這時該從正面做工作了。開始任文甫先叫年輕的隊員去做工作,一來是個鍛鍊,二來可以知道黑子不乾的原因,好想法解決。經過幾次的交談,得知他不乾的原因,他說:村里工作沒法乾,年紀大了,沒有能力了。這些都是明面的話,真正的原因是兩次被公社撤職,公社不說話,不出來。一天下午,任文甫和李清樂去黑子家,問黑子想的怎么樣。他還是說不能幹。問其原因,他說,村里工作不好弄,幹不了。任文甫說:“工作不好乾不等於沒法乾,再費些勁不就行了?你怎么也不應袖手旁觀吧。”他說:“年歲大了,沒力量再乾。”任文甫說:“我今年60多歲了,你才50歲上下,照你的說法,我早就該回家。”他說:“我和你不一樣,不能比。”任文甫說:“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思想上,一個是還在乾,一個是不想乾,是嗎?”黑子說:“說實話,你們在時我能幹,你們一走,我幹不成。”這才把真正不乾的原因說出來。任文甫接著說:“黑子,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了,你別再說二話,就乾吧。這個問題解決不了,再不找你,行嗎?”任文甫說完後就往外走,到了街上清樂問打算怎么辦?任文甫說:“找公社給幫忙去。”兩人就往公社走。到公社見著孔令洲書記,先把南塔影村的工作逐項做了匯報。然後就支部選舉結果徵求孔書記的意見,孔書記說:“社員同意,黨員選舉,工作組費勁不少,公社沒意見。”任文甫說:“黑子不乾,幾次做工作不成,公社同意了,得幫忙做黑子的工作。”孔書記當即答應,並說:“現在咱就去。”任文甫說:“天不早了,工作怕一時做不下來,你還得摸黑回來,等明天再去吧。”任文甫他們又回到南塔影,找到黑子,將孔書記準備來的事告訴他,說:“明天孔書記一來,就下台好了,不能再不幹了。”黑子沒說別的就答應了,這樣,避免了孔書記來了頂了牛,事情就不好辦了。第二天,孔書記來後,他們一同去找黑子,沒費多少口舌,黑子就答應了。接著改選大隊班子,又調整個別小隊的班子,幹部齊全了,社員順心了,各項工作都能順利保質保量去完成。一個月後,在縣匯報工作時,楊主任見面後先問:“黑子出來了?你是怎么做的工作?”任文甫就將他如何連拉帶拽(民眾推選)使他自己出來的辦法說了一遍,楊主任聽後,伸出大拇指說:“高,高,辦法高。你們勝利了!”由於幹部社員共同努力,南塔影村的各項工作都能完成,地里更是不誤農時,當年小麥產量比去年增加30萬斤。秋莊稼長勢也很好,沒有等到秋收,任文甫就由文教局調到縣科委任主任,需去地區學習半年,於8月份離開南塔影村去住校。

第四部 燦爛餘暉

1983年8月,64歲的任文甫從人大正式離休。他並沒有急著回家盡享天倫之樂,而是積極投身於我縣各項工作中去。1980—1983年擔任《高邑縣地名志》的編撰顧問,1987年被聘為黨史工作顧問,1988年被地區老幹部學院聘為高邑分院名譽院長,1989年被縣計生協會聘為顧問,1990年任老年書畫研究會會長,1991年被縣委任命為基層宣傳員,同年被聘為政府諮詢員。在這段時間裡,他協助縣委整班子、整黨;參加《高邑縣大事記》編審工作;參加離休老幹部支部工作;參加老年大學工作……任老就像一下子又年輕了一樣,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以飽滿的革命熱情續寫著人生燦爛的篇章。從下面這些榮譽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老有所為的足跡:1992年被授予省級國防教育先進個人,1991年被授予地區級國防教育先進個人,1989年被石家莊地委、行署授予先進工作者,1995年被石家莊市委、市政府評為先進人民調解員,1986年被縣委、政府授予離休幹部先進個人,1991年被縣委、政府評為優秀離休幹部,1992年被縣委評為先進共產黨員,同年被縣委、政府評為關心下一代先進個人,1993年被縣委、政府評為敬老模範。

編《大事記》

1983年6月-1986年5月,任老一直在縣裡主管全縣6個局領導班子和基層黨組織的整改工作。1986年秋初,縣裡正在編輯1949-1983年的《高邑縣大事記》,由於許多問題需要審訂補充,縣裡就抽調正在整黨的任文甫主持此項工作,又另外抽調了10名老幹部組成編寫組對此書進行全面審定。1986年出版的《高邑縣大事記》是建國以來我縣出版的第一部全面的歷史資料。它要求實事求是、客觀準確地記錄三十五年間我縣所發生的大事要事,名目繁雜,責任重大,每條每目都必須做到資料詳盡,有據可查。因此,除我縣檔案館提供的檔案資料外,另有相當一部分內容需要任老這樣風風雨雨走過來的歷史見證人,靠他們一一回憶、核實、審定,工作量相當大。任老在編委會算得上就職時間最長的老幹部,凡是這三十五年間縣裡發生的大事要事,任老都曾目睹親歷,所以誰遇上什麼不清楚的都會找任老問個明白。當時,縣委、政府對《大事記》的編審出版工作相當重視,縣委書記賈金生任審定小組組長,任老任審定小組副組長,即主要具體負責人。500餘條歷史事件需要經過再三核實審定,斟酌詞句,在此期間,任老做了大量具體工作。最後,仍有40個問題懸而未決,有的具體時間不準確;有的具體人物未核實;也有的事情原委不清楚,檔案館資料不全,老幹部們說法不一致,《大事記》的編審工作陷入困境。正在這時任老有了主意,他帶著40個模糊問題回到家,將自己三十餘年的工作筆記全翻出來,按年代排列,逐頁逐篇,逐字逐句,儘可能查找線索,白天常常顧不上吃飯,晚上一查就是大半夜。功夫下到,自有收穫。經過整整20天的苦苦查對,40個問題全部從任老的筆記中得到查證。《高邑縣大事記》也得以順利出版。

造福鄉里

1988年,真正回到家裡的任老還是歇不下,他忽然感覺一身輕鬆總有點兒不適應。縣裡有事,他還是要參與,村裡有事,他也總願意幫忙。這天早上,任老跟往常一樣出去散步,他信步走到馬村村南的楊樹道上。當時已是晚秋,只見路旁是兩行整齊的楊樹,清晨的陽光透過疏稀的葉子照射過來,樹影斑駁,黃綠相間,別有一番情趣。更有幾聲鳥鳴清脆悅耳,婉轉動聽,與這景色是那樣自然融合。晨露凝在路兩旁田裡似有若無的麥苗上,晶瑩剔透,生氣盎然,混合著新鮮泥土的芬芳,泌人心脾。此情此景,令人心曠神怡。任老忽有一種前所未有的釋然,他一邊漫步,一邊陶醉於這清新的田園風光之中,心潮不免又一次翻起激情的浪花。任老已年過古稀,但在別人看來,他卻不過60歲,體格好,精神也好,心寬氣順的他自己也總不覺得老。儘管親朋常說他:“為革命奮鬥了一輩子,如今改革開放,經濟搞活,人民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是該歇歇的時候了。”可他卻說:“黨培養了我這么多年,人民給了我這么多榮譽,國家給了我太多的回報,如今,我退休了,大力出不了,乾點瑣事總可以吧!”任老好些年不在村里,對村里這幾年翻天覆地的變化感到驚奇而又欣慰:新房、彩電、機車已不是啥新鮮物件了,街寬了人富了,學生們也都搬進寬敞明亮的新教室里讀書,農業實行著現代化,做買賣的人自由貿易,錢袋子鼓了起來,養雞、養豬勞動致富,種菜、種瓜科技生財,誰有本事誰使,再也不用擔心割資本主義尾巴了,老百姓的日子越過越紅火,越過越舒心了。任老看在眼裡喜在心上,他想,人人都在奔四化,自己怎能閒得住呢!總得找點事乾!就說村南這兩條進城的路吧,年久失修,坑窪不平,如果能動手把路修修,村里人再進城不就平整多了?於是他又想到同村的兩位老幹部,何不組成個臨時“老年義務修路隊”,給村里辦點好事。任老一輩子雷厲風行的脾氣,說乾就乾。他回到村里就立即召集老友商量此事,大家都覺得不錯,既為村民辦好事,又鍛鍊了身體,何樂而不為?第二天,任老和任現生、吳恆信三位離休老人組成的“老年義務修路隊” 上路了。他們各自帶來鐵鍬,從村口修起,每天一大早,他們就相約來到路上,從道邊溝里起土,填到路面的坑裡,然後再拍平踩實,連續幹了十幾天,兩條進城的路全部在這三位老人的一鍬一鍬下修平整了。十多天來,他們共修路12里左右,填平大小坑溝90餘個,受到村兩委班子和民眾的一致好評。

調解員

除了給村里義務做點好事外,任文甫老人還經常幫村里解決一些矛盾糾紛。有些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矛盾都在任老的調解下化解了。其中一起曹家兄弟47年的房基地糾紛的解決,令村幹部及民眾無不拍手稱快,做為當事人的曹姓兄弟倆更是每當提及此事都心懷感激。任老剛退下來不久的一天,村幹部找到他家中,請他幫忙解決曹家兄弟倆的矛盾。事情是這樣的:47年前,曹家哥倆分家,老大老二的房基地面積有些差距,形成矛盾,經過老人、親戚、鄉親多次做工作, 問題始終沒解決,哥倆40多年不相往來,見了面就跟路人一樣。如今,兄弟倆的老人已雙雙去世,孩子們也都到了成家娶媳婦的年齡,兩家仍如仇家一樣。前幾天,村幹部又幾次調解,然而,兩兄弟各說各的理,40多年的恩怨誰又說得清呢?無奈之下,才找到村里享有頗高威信的任老,希望能將矛盾緩解。任老以前對曹家兄弟的事有所耳聞,只是未知其詳。這次聽村支書這么一說,知道無非是利益、臉面之爭,只要兩方都不是帶怒氣行事,這事也好處理。於是,任老就請村支書先回去,他自己開始準備著手解決此事。任老決定先從老大家入手。這兄弟倆都比任老小不了幾歲,算得上同齡人,只是任老常年工作在外,平時交往不多。任老的到來多少讓老大感到意外,並且也猜出幾分來意。老兩口一邊熱情相迎,一邊倒茶敬煙。坐定後,任老開門見山說明來意,倒給老大個措手不及,只見他立刻斂了笑容,低頭不語,半晌才開口說道:“我知道老哥你是為這事來的,也知道你的好意,不過你還是別管的好,這么多年的事,你又不常在家,管不清的。”任老一聽說:“沒誠意自然解決不了!好好的親哥倆咋就不念半點手足之情?你當大哥的咋就不能做個表率?就不怕鄉親們笑話?”幾句話把老大噎住了。也就是任老,別人斷也沒資格去訓斥一個奔七十的老頭子。良久,老大小聲爭辯道:“可老二他太過份了,幾十年過去了,他愣是不講理。”任老打斷老大的話問道:“這我都知道,一個巴掌拍不響。我只問你一句話,有心解決這事嗎?”老大想了想說:“有心!”“那你想要多少錢?” “兩千塊。”任老說:“嘴張的太大,還能落下來不?”老大說:“他的地方大呀,他要不給錢,就把地方再給我一塊。”任老笑著說:“要不,你就掰一塊吧!”老大說:“那能掰得動嗎?”任老說:“和吧不願意,掰又掰不動,光知道張大嘴要錢,別的就沒辦法了嗎?兄弟是一母同胞,幾十年的親情不念,打小白天在一塊玩,晚上在一塊睡,為了幾個錢鬧成仇人,自己不傷心嗎?你是大哥,怎么連這個理也不懂呢?你把事看寬些,把情理看重些,問題不就沒了嗎?”最後老大說:“那老哥你看著辦吧。”任老就去找老二,用同樣的道理說服了老二,就把解決意見說出來,老家有房十間,各分五間,老大拆走,老二出300元,今後重歸於好,為下一輩留下團結和好的榜樣。和老大一說,老大也同意。就這樣,幾十年的宿怨在任老的調解下,終於解決了。事後,老二家備酒,叫上支部書記、大隊長和各家主事人,先立下字據,然後在一起有說有笑,兄弟二人和好如初。從此,兩家和睦相處,逢年過節也行走起來。這事以後,兄弟倆總覺得任老跟親人一樣,都說:“當初要不是占書老哥,兒孫們都得跟著結怨,真不知該怎么感謝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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