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格里包耶陀夫

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格里包耶陀夫(1794-1829)出身於貴族家庭，1806至1812年在莫斯科大學學習，開始接近未來的十二月黨人，思想上與他們有很多共同之處。他在1812年參加衛國戰爭，戰後在外交部工作。
1818年格里包耶陀夫任俄國駐波斯大使秘書。1822年調到梯弗里斯，任高加索總司令葉爾莫洛夫的外事秘書，那裡的軍官中間有很多十二月黨人。他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寫成了《智慧的痛苦》。劇本立刻以手抄本流傳開來，對反農奴制思想起了宣傳鼓動作用。
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格里包耶陀夫因受牽連而被捕，但是查無實據，於1826年獲釋，接著便被任命為俄國駐波斯大使。但正如作家本人認為的那樣，這是一次“政治流放”。
1829年，波斯人民不滿沙皇對外政策，襲擊俄國大使館。格里包耶陀夫就是死在這次事件中。
《智慧的痛苦》描寫進步貴族青年恰茨基從國外回到莫斯科，發現俄國社會仍舊是一潭腐臭的死水，兒時的女伴也已墮落。他向這個社會發出猛烈抨擊，結果被上流社會污衊為瘋子，他一怒之下再次出走。作者通過恰茨基的遭遇，說明了有才智的人在俄國所遭受的痛苦。
《智慧的痛苦》寫於十二月黨人起義的前夕，反映了俄國貴族革命開始階段的上層社會中的尖銳衝突。一方以法穆索夫為首，是代表“過去的世紀”並頑固地維護封建農奴制度的反動勢力；另一方是以恰茨基為首的，代表“當今的世紀”的進步貴族知識分子，他們嚮往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強烈地反對農奴制度。這正是俄國貴族革命階段的中心問題。
劇本對法穆索夫集團作了鮮明的刻畫。這是心中沒有祖國和人民的反動的一幫，他們的人生目的全在功名利祿。最反動的農奴主法穆索夫仇視一切文明與進步，隨時準備將農奴發配到西伯利亞；武夫斯卡洛茹布是典型的阿拉克切耶夫式的軍閥，他要讓所有的學校不教科學，只教軍事操練；小官僚莫爾恰林為了升官發財，極盡逢迎拍馬之能事。這些形象歷史地、真實地反映了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俄國反動官僚社會的面貌。
恰茨基則與這一切反動勢力恰恰相反。他仇視農奴制度，憤怒譴責地主階級對農民的蹂躪；他痛恨俄國大官僚貴族毫無民族氣節、匍匐在西歐腳下的醜態；他反對愚民政策，推崇文化教育。恰茨基具有十二月黨人的某些特徵，但是沒有達到後者的高度。他在遭到上流社會的詆毀後，所想的是：“我要走遍全世界!去找一角地方，讓這被侮辱的感情得到安歇。”可以說，恰茨基是一個有代表性、有典型意義的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俄國進步貴族知識分子的形象。
《智慧的痛苦》雖然仍有古典主義三一律的痕跡，但寫出了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作之一。劇本語言準確、生動、口語化，其中的一部分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的諺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