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思想散論:19世紀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中國現代思想散論》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簡介

我認為《我和我的書》是不錯的，但必須換一種寫法——袁氏製造的，袁氏風格的，別什麼記者採訪，假情假意的哈!"或褒或貶，變著法子逼迫我另寫，而且還要什麼風格的!害得筆者豬年春節不得安寧，老想怎樣完成這個頗為刁鑽的任務。

前言

這部小書從交給出版社算起，整整十年了；上海三聯書店認為此書仍有可取之處，願意出個新版。責任編輯彭毅文小姐是責任心很強的新銳，要求筆者為這一版寫個序。我想偷懶，把一篇答記者問《我和我的書》交給她作為新版代序。她意猶未足，先是發來郵件：“先生，我覺得對話的形式有點老土和矯情，沒勁!”後來不打自招，說：“先生，再版序，你得好好考慮一下!

說實話，我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有沒有所謂“袁氏風格”的文字；假如有的話，又有哪些特點。人人幾乎都有自己的個性，大部分中國人都識字，總會寫點什麼。但寫出來的東西不是模子裡印出來的，有給人們深刻印象的獨特風格，談何容易!何況自知從小沒有在文字上下功夫，又長期生活在學舌是免禍不二法門的環境中，要養成個人風格更是戛乎其難!這位編輯小姐要筆者交出有“袁氏風格的”再版序，豈非刁鑽?

童年在家鄉，不時可以看見路邊或山坡上有磚砌的小火爐，嵌著一塊刻上“敬惜字紙”的小石碑；給十幾家人放牛的老漢宮生常常把撿到的有字的紙張放到裡面去，用火燧點燃燒成灰燼。

精彩書摘

19世紀中西哲學和文化交流的幾個問題

19世紀是中國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關於這個時期的中西文化和哲學交流，海內外已有不少質量很高的論著論及。但在筆者看來，仍有若干問題尚待澄清。

“道同理一”論及其影響

人們熟知，在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以後，中國上層社會(官僚及士人)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第一個完整理論是“中體西用”論。即馮桂芬所說：“愚以為在今日，又宜日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富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從19世紀60年代提出這個理論之日起，就明確地包含著學習西方和實行中西文化結合的思想。那些推行洋務運動的官僚們把這個原則奉為圭臬。史家們也已指出，這個理論的負面影響，在於把學習西方限制在一個比較狹窄的範圍，乃至被一些人用以反對深入系統地進行改革。

但迄今為止，史家們對19世紀的中困社會精英回應西方文化挑戰的另一重要理論——“道同理一”論卻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

這個理論是王韜首先明確地提出的。1867年，他在牛津大學　同該校學生討論中西學術時說：“夫天道無私，終歸乎一。由今日而　觀其分，則同而異；由他日而觀其合，則異而同。前聖不云乎：‘東方　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西方有聖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　請一言以決之日：其道大同。”①心同理同這個古老的命題在新的形　勢下被用作評論中西文化現狀和未來的重要依據。如果把他的論　斷同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聯繫起來考察，其含意的深邃就顯露出來　了。“嚴夷夏之大防”，不準“以夷變夏”，乃是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　會上層中為數眾多的人物所固守的觀念。他們關注的是中西文化　的差異，並力圖使之固定化。這是冀圖拒西方文化於門外的理論屏　障。在香港生活了多年的王韜，親身到歐洲考察後，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自然有深刻的感受。然而他卻在異中看到了同：這是同一人　類文化的分支，而展望未來則又是百川歸海，世界人類文化共同繁榮。

他曾多次重申這一觀點，並以古老的理一分殊說作為另一論據。他說：“閒賞論之，天下之理一本散為萬殊，萬殊歸於一本。五千年前全地球由合而分，五千年後全地球由分而合。”②同上述論斷一樣，這裡運用的思維方法仍然具有中國傳統文化中屢見不鮮的弱點——由直觀、體驗中直接得出結論，缺乏嚴密的論證和分析。史家已經證明，人類文化的產生是多元的，人類文明史並非他所猜想的一分為多的過程。可是，透過這些不準確的議論，他所表達的卻是當時中國的最先進思想：平等地對待各國文化，各國互相吸收對方之長，讓各國的優秀文化逐步匯合為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上述思想的先進性還在於他敏銳地把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世界市場的形成看作未來世界文化發展和實現大同理想的基礎。他說：“今日歐洲諸國日臻強盛，智慧之士造火輪舟車以通同洲異洲諸國，東西兩半球足跡幾無不遍，窮島異民幾無不至，合一之機，將兆於此。夫民既由分而合，則道亦將由異而同。……道不即通，則先假器以通之。火輪舟車皆所以載道而行者也。”由此，他得出一個結論：“故泰西諸國今日所挾以凌侮我中國者，皆後世聖人有作所取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①近代中國理論思維發展史由此而增添了一些新內容。

首先，這些論述揭示出“道同理一”論是中國歷代大同理論的新發展。大同世界的理想也由回到古代黃金世界的戀舊情結轉化為對未來世界充滿信心的憧憬。信心的來源則在於這個理想第一次以科學技術和世界市場經濟的迅猛發展為憑藉。

其次，這些論述還揭示出，“道同理一”是同“道器統一”互為表里的。在中國哲學發展的長河中，道器統一說由來已久。程顥就說過：“器亦道，道亦器。”②後來的薛季宣、陳亮、葉適及王夫之等人皆持這一觀點。王韜則在新的形勢下重申：“道以成器，而器以載道，二者無相離也。”③19世紀下半葉，來自西方的器物遠勝中國，已成了多數人的共識。衛道士們抗拒西方文化的一條主要堤防是中華固有的孔子之道是西方望塵莫及的。確認道器無相離，等於宣告西器所載之道也是優越的，中體西用說賴以存在的基礎便被掏空。因此，儘管王韜等人也說過一些中體西用或中道西器之類(體用、道器、本末雖有差別，但內涵基本相同，常常可以互相替代)，但不無根據可以視之為門面語。不應忘記王韜曾直截了當地揭露無知者流的大言：“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已耳!……不知西儒何嘗不講性理哉!”

中國現代思想散論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目錄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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