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號令

一號號令

1969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20周年大慶。北京一片節日氣氛,但各級軍事部門卻是在高度戒備的狀況下度過的。為了保證黨和國家領導人及首都民眾的歡慶活動,他們從最壞的情況出發,做了各種應變準備。邊防部隊嚴陣以待,所有遠程雷達不間斷地進行偵察探測;空軍預先將一架直升飛機停在端門與午門之間的空場上,以保證萬一出現緊急情況,毛澤東等主要領導人能夠迅速轉移到城外預定指揮位置;父親指定總參作戰部副部長蔡洪江和幾名幹練的情報、通信人員攜帶電台到天安門城樓待命,將情報部門的敵方動態通報給中央領導人。

號令產生背景

國慶節總算平安地過去了,但戰備工作絲毫沒有放鬆。國慶節剛過,父親與空軍司令吳法憲、北京軍區司令鄭維山等,陪同林彪乘“子爵號”專機勘察了張家口一帶的地形,檢查了駐軍的戰備工作。

號令目的

10月中旬,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毛澤東關於疏散中央領導人的指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核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林彪首先發言,認為歷史上沙俄就貪得無厭,是中國的主要威脅。現在蘇聯又在中蘇、中蒙邊境集結重兵,因此必須立足最嚴重的情況,做好準備工作。周恩來就幾個問題作了重點闡述。

為了落實毛澤東指示和政治局的決議,10月17日晚,周恩來在新落成的首都體育館觀看體育表演後,分批會見了一些老的中央領導人,其中有董必武、朱德、陳雲、李富春、陳毅、葉劍英、鄧子恢、張鼎丞、陳奇涵、王震等,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疏散中央領導人的決定,並宣布了每個人的去處,周恩來對老同志們說,他已分別向有關省的第一把手打了招呼。周總理要求老同志於10月20日或稍晚離開北京。此時,毛澤東已去了武昌,林彪到了蘇州。周恩來留守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臨走囑咐周恩來,讓他也早點離開中南海,出城進山。

與此同時,黃永勝責成父親組織一個精幹的指揮班子,於17日隨軍委辦事組主要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劉賢權等進駐既定指揮位置;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也分別按預定方案組成戰時工作班子,進駐既定位置。10月18日晚20時左右,黃永勝的秘書通知父親到辦事組開會。父親趕到時,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李德生都已在座。黃永勝傳達了林彪從蘇州發出的戰備指示,讓父親用電話迅速向部隊傳達。父親隨即到作戰室進行文字整理。父親考慮,這是前指開設之後發出的第一個指示,便要值班參謀將擬編為“第一號號令”的文字稿送黃永勝審查。

號令內容

“一號號令”的大體內容是:近兩天來,美帝蘇修等有許多異常情況,蘇修所謂談判代表團預定明(19)日來京,我們必須百倍警惕,防止蘇修搞欺騙,尤其19日和20日應特別注意;各軍區特別是“三北”各軍區對重武器,如坦克、飛機、大炮要立即疏散隱蔽;沿海各軍區也應加強戒備,不要麻痹大意;迅速抓緊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產;立即組織精幹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

執行情況

參謀人員在緊張地向各大單位傳達林彪指示,父親又考慮,第一個號令是發給全軍的協同號令。黃永勝傳達的幾條中,有一條是針對二炮(戰略飛彈部隊)的指示,根據二炮的性質,不便向全軍傳達,便另寫了一個指示,編為第二號號令。隨後,又向總部機關和情報部門分別發出了第三個、第四個號令。幾個號令傳達完畢,時間已過午夜。

事後,周恩來對軍委辦事組,尤其是黃永勝事先沒向他報告以及檔案的編號提出了批評,但並沒有對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本身提出置疑。

歷史影響

10月19日,蘇聯代表團抵京,雙方開始舉行談判。由於雙方立場差距太大,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此後許多年,隨著中蘇關係的暫時緩和,人們對緊急戰備的指示似乎淡忘了。而“一號號令”在被全軍認認真真地執行了半年多之後,也逐漸作了調整。1986年8月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中共黨史大事年表》中,較客觀地評價了“一號號令”的歷史背景和過程,首次明確指出林彪是“根據毛澤東關於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作出‘關於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指示’”,後經黃永勝等以“林副主席第一號號令”正式下達。又過了8年,1994年夏,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錄》。《實錄》客觀介紹了“號令”發布後我軍的活動概況,作出了“一號號令”不是陰謀活動的結論。同年8月27日,《人民日報》在顯著位置發表專文,充分肯定了該書編著者實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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