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書名:論19世紀俄羅斯文學
作 者：智量
出版社：復旦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8-1
ISBN:9787309067033
開本：16開
定價:25.00元
內容簡介
《論19世紀俄羅斯文學》選入了二十幾篇關於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論文
圖書封面目錄
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特點19世紀俄羅斯文學與俄國文化
論普希金的詩歌
論《葉甫蓋尼·奧涅金》的形象體系與創作方法
請作家朋友們重讀《上尉的女兒》
詩歌與小說的結合——從萊蒙托夫的《唐波夫財政局長夫人》看俄羅斯詩體小說的藝術特點
梅思金公爵的十五個小時——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一些思考
《俄羅斯文學果戈理時期概觀》評介
赫爾岑和他的《誰之罪？》——兼談俄羅斯“問題小說”的一些特點
論屠格涅夫思想的兩個主要方面
論19世紀俄羅斯文學
“小說家之中的小說家”——屠格涅夫小說藝術特點散論
《獵人筆記》與屠格涅夫的人道主義
簡論《貴族之家》
關於屠格涅夫的《門檻》
孤獨——屠格涅夫《散文詩》創作意識的核心
偉大的俄國作家列夫·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詞典》的編者前言
關於列夫·托爾斯泰的世界觀和創作方法問題
論《安娜·卡列寧娜》的人物形象和藝術手法——譯本序言的一部分
《復活》的創作過程與作家的思想發展
論文學的民族接受—— 《俄羅斯文學與中國》一書的緒論
附錄一本書與一個國家的命運
後記
前言
尊智量師之命，為他的文集寫一個序。智量師年高德劭，想想也難以找到可為他寫序的老人了。此前我剛剛為他編了一個八十華誕的集子，書名叫做《一個不老的老人》，喻示著智量師年輕的心態；而我也到了知天命的年紀，心態突然遲暮了下來，似乎走路的步子也較智量師慢了些。所以我們師徒二人也就扯平了，我出集子請他寫個序，他出集子就我來寫吧。
我與智量師相識是在1984年的夏天，至今已有二十五年了。當時是在蘇州的一個外國文學講習班上，我是高校的年輕教師，他是講習班的主講專家。我1982年開始在河北師大教外國文學課，並自學俄語及俄國文學。在與智量師結識前我已讀過他的多篇論文，心中十分仰慕，所以見面後便決定要報考他的研究生。第二年考試，儘管我的成績並不理想，但還是僥倖與王聖思、王璞、劉文榮和戴耘一起成為智量師的開門弟子，從此有了整整三年跟從他耳提面命的學習生活。我覺得，一位好的老師，影響學生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潛移默化中灌輸他的生存理念，這也許比告訴學生如何做學問更為重要。
精彩書摘
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特點一
19世紀俄羅斯民族的文學自普希金始，一發而不可收，勢如江河奔騰，形成近一百年的洪流，為人類文化發展史和世界文學史寫下光輝的一頁。縱觀全局，有它的一些主要的特點。
最主要的一個特點是它與俄羅斯人民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繫，以及它為俄羅斯人民解放事業服務的目的性。
俄羅斯文學是直接為俄羅斯人民的解放鬥爭服務的。人民民眾為解放自身所作的鬥爭，廣大農奴和城市下層人民的悲劇生活與命運，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所描寫的中心題材。18世紀末期，拉吉謝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馮維辛的《紈禱子弟》和克雷洛夫的許多寓言，已經在這方面為後來的俄國作家樹立了榜樣。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奠基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強盜兄弟》、《葉甫蓋尼·奧涅金》和他的《鄉村》等抒情詩以及著名短篇《驛站長》，都描寫這樣的題材。普希金以後的作家無不以描寫這樣的題材為主要任務。萊蒙托夫的《瓦吉姆》，果戈理的《死魂靈》、《塔拉斯·布爾巴》、《外套》，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赫爾岑的《喜鵲小偷》，葛里高羅維奇的《苦命人安東》，彼塞姆斯基的《一千個農奴》，涅克拉索夫的《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謝德林的《外省散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托爾斯泰的《一個地主的早晨》、《復活》等，都是如此。俄羅斯文學以歌頌自由、歌頌革命、歌頌人民作為傳統主題，《自由頌》的題目一再出現在幾輩大詩人的筆下，對十二月黨人思想的歌頌貫穿在以雷列耶夫直到涅克拉索夫的詩篇中，從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杜諾夫》和半個世紀以後出現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都把人民作為決定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來表現。在相反的方面，俄國貴族地主和反動統治者以及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分子，便成為俄羅斯文學中一貫批判揭露的對象，即使沙皇本人，俄國作家也不迴避去觸及他。比如，托爾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中便為尼古拉一世塑造了一個猙獰的形象。19世紀俄羅斯文學之所以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得到那么熱烈的回響，正是因為它的這種與人民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繫和為人民解放而服務的鬥爭性。俄羅斯文學，恰如魯迅先生所說，是“為人生”的文學。它是戰鬥的文學，是在一切被壓迫人民的生活中起著“導師和朋友”作用的文學。另一方面，俄羅斯文學正是在它和人民解放運動的這種緊密聯繫中，得到了蓬勃發展的主要保證。俄國19世紀的文學為我們證明了只有為人民的文學，才能得到人民的喜愛，只有“為人生”的文學，才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真實的人生。
我們平時在談論俄羅斯文學的特點時，首先提到的往往是它的人民性、愛國主義、人道主義。這些特點都來自它和人民解放運動的密切聯繫，來自它為人民、“為人生”的這個根本上的特點。文學的人民性不是表現在其他方面，主要表現在文學和人民鋸放運動的聯繫上，表現在它能夠傳達人民的希冀、願望，能夠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的幸福和美好生活而鬥爭。俄國革命民主主義批評家在他們指導俄羅斯文學健康發展的時候，時時不忘指出文學的價值和力量來自它與人民解放事業的聯繫。別林斯基在比較克雷洛夫和卡拉姆靜筆下的農民形象時就曾經指出，後者所描寫的農民之所以不夠自然、不夠真實，原因在於他更多是立足於18世紀法國人的觀點和俄國貴族的觀點，而不是俄國人民的觀點。車爾尼雪夫斯基在19世紀50年代即對托爾斯泰的早期作品作出極高評價，因為他看出，這位當時初露頭角的大師“善於鑽人農民的靈魂中”。俄國的偉大作家很了解怎樣以他們的文學為人民的解放而服務。果戈理號召俄國作家要會寫出人民的願望、思想和內心世界，而不要只會寫人民的衣衫。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評論俄國作家達里（1801—1872）的小說時說，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一點人民性”，問題在於他不理解文學應該怎樣描寫人民才能和人民的利益相適應，並為人民服務，說他好比是一個馬車夫，他可以駕輕就熟地送你到彼得堡的每一個小胡同里去，但卻不能幫助你了解和認識彼得堡。
俄羅斯文學中濃烈的愛國主義感情也是來自它和祖國人民命運的密切聯繫。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一方面因為承受了從《伊戈爾遠征記》開始的為祖國命運而擔憂的傳統，一方面也由於本身與俄國的現實生活和俄國人民的鬥爭的密切聯繫，才能成為世界文學史上愛國主義的典範。為祖國人民的解放而服務的目的性，使俄國作家具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如雷列耶夫所說：“我不是一個詩人，我是一個公民。”車爾尼雪夫斯基明確提出文學應該促進祖國的富強。即使像屠格涅夫這樣的西歐派自由主義作家，他也是把推翻農奴制度、為祖國繁榮富強而鬥爭作為自己寫作的自覺的目的的。
說起人道主義，它當然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的一個特點，但它也是俄羅斯文學與俄國社會革命運動密切聯繫這一根本性特點所決定的。歐洲資產階級人文主義者以人為本、為民請命的思想，在19世紀的俄國，體現為把廣大農奴和城市下層人民當人，為他們的解放而鬥爭。俄國批判現實主義作家接受了西歐從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文學以來的這一先進思想影響，結合俄國的實際，把它運用得很有力量。但同時，也應該看到，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俄國作家的人道主義是屬於資產階級世界觀範疇的人道主義，這些作家思想上看不見社會發展的遠景，他們在同情人民、為人民的解放而鬥爭的同時，又不免帶有某種程度的朦朧、抽象甚至悲觀的因素。
19世紀俄羅斯文學中帶有普遍性和傳統性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由於它與現實鬥爭的密切聯繫才出現的。比如，多餘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便是如此。多餘人形象的出現是19世紀前期俄羅斯文學的重要現象，只有從文學與革命運動的聯繫的角度才能理解這類人物形象的實質和時代意義。不錯，多餘人是軟弱的，他們不是革命者，這是他們“多餘”的原因。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因為生活中出現了革命的力量，這類人才會拒絕與他們所出身的階級同流合污，而淪為“多餘”。奧涅金和畢巧林蔑視環境、高於環境、否定環境的思想根源來自於當時社會上先進的革命思潮。而多餘人形象的發展也直接反映出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到了50年代末期，即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摩夫的時代，多餘人已經可以說是不再“多餘”了，這些軟弱無力的貴族青年身上的革命性已隨歷史潮流而消退。《奧勃洛摩夫》這部作品的出現，表明新的時代和它的新英雄——平民革命知識分子——已經出現。新人的形象更能從正面表現出俄羅斯文學與現實鬥爭和社會運動的密切關係。為了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推動時代向前進，文學必須提出自己的理想，必須歌頌它所肯定的東西，必須表現出生活前進的方向來。19世紀中葉俄羅斯文學中的新人物形象便是應這種歷史要求而產生的。
其實在19世紀以前俄羅斯文學的歷史上，文學和現實的聯繫以及它為生活前進發展而服務的意向也是一貫表現在正面主人公形象身上的，羅蒙諾索夫筆下的彼得大帝、拉吉謝夫筆下的“受洗禮的貴族”雷列耶夫的依凡·蘇薩寧、格列包耶陀夫的恰茨基，都是這一類的形象。19世紀前期，普希金、萊蒙托夫、果戈理等也很注意在批判的同時樹立自己的理想。多餘人形象在它出現的早期，本質上也是正面主人公形象。19世紀俄羅斯文學發展到50—60年代，才在它和生活鬥爭進一步的和自覺的聯繫中，注意到了一種新的正面主人公形象，當時只有描寫這樣的人物，才能及時迅速地反映出現實的動向和人民的要求，這便是巴扎羅夫、洛普霍夫、基爾沙諾夫、維拉·巴夫洛夫娜，尤其是拉赫美托夫這些新人形象出現的歷史和文學的背景。
總之，俄羅斯文學主要是由於它與社會革命運動、與人民的解放鬥爭密切聯繫才取得它的種種成就的，這是它的一個最為主要的特點。盧卡契說：“當我們要研究俄羅斯人民解放和成長的歷史時，我們絕不能忘卻文學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沒有一種社會生活比得上俄國那樣受到文學的巨大的激動和影響。”他的這些話是說得很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