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序
發生在美國愛荷華大學的“盧剛事件”已經過去10年之久了，可我至今對事件中的這樣一個細節心裡還在發怵：在一片混亂中，盧剛從三樓跑到二樓，一槍打死系主任尼柯森之後，又返身跑回三樓確認剛剛打死的戈爾茲教授、史密斯教授和山林華同學是否都死了，他發現史密斯教授還沒死，有三個人正準備把他抬起來送去搶救，他揮舞著手槍堵住門口，喝令那三人都出去，然後走到躺在地上的史密斯教授面前，對準教授驚恐萬狀、帶著哀求的眼睛又補了一槍……
這是一幅多么冷酷殘忍的圖景！也許有人會說，嘿，那是個案，美國、日本不是經常發生校園槍殺案嗎，有什麼大驚小怪的？然而，我今天之所以要舊事重提，卻是因為這起“個案”，實在給了我們過於沉重的、而且至今並未引起人們多少注意的警示。
就在盧剛殺人之後，美國《紐約時報》等四家頗有影響力的媒體發表了盧剛先前準備給它們的《聲明信》，信中寫道：“我這一生意外地充滿了政治插曲。我在上幼稚園時，因為稱禿頭的蘇聯共黨之父列寧為‘禿驢’而遭到保姆的處罰。在我初三的時候，曾奉令指派去瞻仰毛澤東紀念堂，但當時我因正期末考試而向班主任表示有點不想去，結果我的副班長、英文科及物理科學習委員職務全被取消。而我也被迫在全班同學面前自我批判，同學因怕遭到政治迫害而遠離我。我恨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我防護自己的唯一方式的話，我肯定會運用它。……（見黃蓓佳《派克式左輪》附錄2）”這一段自白，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盧剛行為是沿著這樣一條邏輯線走過來的：從幼稚園開始就“充滿了政治插曲”，於是他便在“政治插曲”的伴隨、滋養下長大，而政治營養給予他的只知道仇恨、鬥爭、甚至殺戮！他“恨政治”，但又不得不把政治當作“防護自己”的有力武器，甚而是“唯一方式”。因此，當他覺得自己的利益需要維護時，他所能想到的和所能運用的，也只有“政治”這一“唯一方式”，於是，殺戮便開始了！在盧剛高度智慧知識豐饒的腦海里，唯獨短缺了在敵對的“政治”思維與“政治”的“防護方式”之外，還有博大的仁愛與寬容！還有生命的珍貴與對生命的敬畏！
我們該遣責盧剛嗎？也許。可是，如果我們在遣責之前，捫心問一聲：倘如盧剛不是“一生意外地充滿了政治插曲”；倘如從盧剛還是“人之初，性本善”的時候起，我們的學校，我們的社會，以及他周圍的人，都能給他以真誠的關愛和溫暖的撫慰，而不是過早地把他推到政治鬥爭的無情環境中，他還一定是今天這個冷血殺手的盧剛嗎？
盧剛事件，可以說是中國學校道德教育的一個悲劇性縮影！許多年來，我們學校的道德教育高度政治化，道德教育等同於“思想政治課”，或者乾脆就是思想政治課；就是階級鬥爭、路線鬥爭；就是共產主義、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就是反精神污染、反自由化；就是堅持和發揚革命傳統……一言以蔽之：學校的道德教育要緊跟圍繞“主旋律”，並密切為“主旋律”服務！於是乎，這許多年來，國家每有“風起雲湧”，社會每有風吹草動，學校也便聞風而動！回過頭來看看吧，國家哪一次鬥爭、哪一次運動、哪一次反這反那，學校能超然物外成“世外桃園”的？在如此高度政治化、充滿火藥味的“道德教育”下成長起來的“紅色接班人”，除了會“革命”、會鬥爭，知道“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寫文章，不能溫良恭儉讓”，對“敵人要象秋風掃落葉般殘酷無情”外，還能懂得什麼呢？不是嗎？都老大不小的人了，連個“對不起”都不會說，也不知道說，還要政府到處以醒目的大字，張榜公布，象逗幼兒似的提醒你說！這大概要算最具“中國特色”世界奇觀了！
我常常聽人抱怨說：“咳，現在的年青人真冷！”可是，何止是年青人冷呢？能不冷嗎？前不久，我所在的城市舉行反邪教展覽，許多國小低年級甚至幼稚園的小朋友，在學校的組織帶領下，前往“接受教育”，我一聽到這個訊息，真是不寒而慄！我不知道那一個個純潔幼嫩的心靈，面對一具具恐怖的焦屍是不是受到了驚嚇？或者在受到驚嚇之後還能不能聽懂展覽的重大意義？或者即使聽懂了，究竟是“意義”給他們留下的教育大，還是焦屍給他們留下的驚嚇大？而這般大小的孩子，正是含蕾的時節，正需要和煦的陽光和乾淨的雨露滋潤的時候啊！我的眼前似乎又閃跳出盧剛死前留給活人話：“我這一生意外地充滿了政治插曲……”這些天真、幼稚、純潔的孩子中還會走出盧剛式的冷血殺手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