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作為晚清第一代駐外使臣，郭嵩燾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淒涼；胡適晚年以淨友自居對國民黨提出一系列批評和建議，然不被理睬，獨自彷徨。“歷史的餘波”和“不該遺忘的傷痛”兩輯收錄了部分文化評論和文學評論。林則徐破壞“夷夏之防”與李鴻章隱瞞疫情的當代啟示，“拿伯的葡萄園”中保護私產的法治意識，美國政府鎮壓“退伍補償金大軍”的歷史傷疤，茨威格對於戰爭的反思與人性的絕望，托斯卡尼尼面對法西斯暴政表現出的良知與洞見，卡夫卡的小說對於東方民族遭遇的驚人預見，等等。內容看似龐雜，貫穿其中的是對歷史和人性的反思。作者平素廣泛參與文化討論，在多家媒體開設專欄，著力從近現代中國史的只鱗片羽來考察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關注超越時代的複雜人性與社會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濃烈的憂患意識。
特色及評論
近代中國的歷史大勢證明，華洋雜處的上海在近代中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洋人在中國政治中起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誰能掌控上海，誰就財大氣粗；誰能與洋人打交道，誰就舉足輕重。正是在防衛上海的過程中，李鴻章開始了具體與洋人打交道的漫長生涯，也因此他後來才能在政壇上超過湘系成為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權臣。——《成大事不能昧於歷史大勢》
在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中，“公理”與“實力”是兩大重要因素。不過有“理”者未必有“力”，有“力”者未必有“理”，因此“理”與“力”的關係確實複雜難明。在“炮艦外交”橫行的19世紀，“力”無疑遠較“理”強。在這種背景下，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往往有“理”而無“力”，在錯綜複雜、結果難料的外交紛爭中究竟是“不自量力”地“據理力爭”，還是甘認“無能為力”而“委曲求全”，確難取捨。——《在“理”與“力”之間》
在“天下”“興”的時候，皇帝們總是“貪天之功據為己有”，從不認為“匹夫有責”、“與有榮焉”，自然也就不許匹夫有參政議政、“參與”國家大事的權利；但每當“天下”將“亡”的時候，皇帝們總是疾呼“匹夫有責”，仿佛事之所以致此人人都要承擔一份罪責，匹夫自然就有承擔“救亡”重擔的責任與義務。——《關於卡夫卡的“另類閱讀”》
作者簡介
雷頤，1956年出生，中學畢業後下鄉插隊當農民數年，然後當兵，又復員當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學歷史系，1982年考入吉林大學研究生院歷史系中國近代史專業，1985年畢業獲碩士學位。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現為研究員。研究方向為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著有《取靜集》、《經典與人文》、《被延誤的現代化》、 《薩特》等，譯有《中國現代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胡適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選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