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阮公詩·擾擾當途子》

名稱是《效阮公詩·擾擾當途子》,江淹的五言詩。

作品信息

【名稱】《效阮公詩·擾擾當途子
【年代】南朝
【作者】江淹
【體裁】五言詩

作品原文

效阮公詩
擾擾當途子,毀譽多埃塵。
朝生輿馬間,夕死衢路濱。
藜藿應見棄,勢位乃為親。
華屋爭結綬,朱門競彈巾。
徒羨草木利,不愛金碧身。
至德所以貴,河上有丈人。

作品鑑賞

江淹這組《效阮公詩十五首》目的是諷諫建平王劉景素,故此詩一方面摹擬阮籍的口吻,表現阮籍的思想,另一方面也隱含了江淹自己的用意。
“擾擾當途子,毀譽多埃塵”,這二句是說官場上的身居要職者們追名逐利、紛亂不堪,他們之間的毀(誹謗)譽(稱譽)就像塵土一樣雜亂飛揚,不計其數,同時又是毫無價值。“朝生輿馬間,夕死衢路濱”,“輿馬”即車馬,“衢”是四通八達的路,“濱”在這裡是邊緣的意思,這二句用了簡煉的對比手法指出了仕途的無比險惡,那些身居要職者早上還坐著華麗的車馬躊躇滿志,晚上卻已身敗名裂,拋屍街邊了。“朝生”與“夕死”自然是誇張說法,極言變化之快,難以預料。“輿馬間”和“衢路濱”對比強烈,顯示了富貴難保的道理。作者在前四句中對“當途子”們熱衷聲名地位的做法明顯地持輕蔑態度。
隨後作者又描述了仕途上另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藜藿應見棄,勢位乃為親。華屋爭結綬,朱門競彈巾”,“藜藿”是野菜,喻貧賤。“華屋”、“朱門”是華麗的房屋、紅漆的門,是王侯貴族所居的住宅,此處即指豪門大族。“結綬”是繫結印帶,“彈巾”是用指彈去頭巾上的灰塵(見彈冠典),“結綬”和“彈巾”是指做官和準備做官。這四句的意思是說,那些熱衷於仕途的後進之徒紛紛鄙棄貧賤去親近巴結有權有勢的人,他們結交豪門,為自己爭個一官半職,競相依附於達官貴人,以圖一榮俱榮、雞犬升天。作者於這四句中未作直接的議論,只是將官場上的人情世態作了概括,但從“爭”字、“競”字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態度,他對官場上的蠅營狗苟、趨炎附勢是不以為然的。前面已經指出“當途子”富貴不可常保,仕途的險惡已使他們自身難以把握自己的命運,而那些趨炎附勢之輩還不以此為戒,依然熱衷於功名利祿,這是非常可悲可嘆的。
詩的最後四句是作者的議論。“徒羨草木利,不愛金碧身”,這是指那些熱衷仕途的人們,他們把聲名地位看得比自身的生命還要重,而在作者看來,聲名地位不過是像草木一樣無足輕重的東西,而生命才是像金碧一樣可貴的。這種觀點也就是道家重視自身價值,鄙視外在的功名利祿的思想。阮籍詩中這類思想很多。“至德所以貴,河上有丈人”,這最後兩句是從正面表現道家全身遠害的思想,“至德”也即鄙棄身外之物如功名利祿、重視自身的生命。“河上丈人”即“河上公”,“丈人”是對老人的尊稱。“河上公”是傳說中頗有神異色彩的人物,據說精通《老子》,漢文帝曾專門向他請教過有關《老子》的問題,他指點了漢文帝後就不見了。因為人們不知其姓名,只知其住在河邊,故稱他為河上公。詩中提到河上公是作為追名逐利之輩的對立面,用讚頌河上公來表現道家思想。
江淹此首《效阮公詩》和阮籍《詠懷詩》其五十九《詠懷·河上有丈人》很相似。阮籍這首詩說:“河上有丈人,緯蕭棄明珠。甘彼藜藿食,樂是蓬蒿廬。豈效繽紛子,良馬騁輕輿。朝生衢路旁,夕瘞橫街隅……”江淹主要是模仿這首阮詩的。但這只是表面現象,詩中富貴不可常保、禍福難以預料的思想正是說給劉景素聽的,目的是告誡他不要利慾薰心,作非分之想。詩中“朝生”兩句雖是從阮詩中化出的,但更為觸目驚心,用來警告劉景素是再恰當不過了。江淹詩中對那些趨炎附勢者的論述也是有針對性的。他曾勸景素不要聽信身邊心腹謀臣的話,認為這些人無非是想藉助劉景素的地位以謀取私利,以求一旦之幸,因而不可靠。
這首詩既能將阮籍的口吻模仿得很逼真,又通過摹擬將自己的用意委婉含蓄而又準確無誤地表達出來,兩者結合得較好,江淹“長於摹擬”的特點於此詩中也可得到證明。

作者簡介

江淹 (444~505)南朝文學家。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民權)人。6歲能詩,13歲喪父,家境貧寒,曾採薪養母。20歲左右教宋始安王劉子真讀“五經”,並一度在新安王劉子鸞幕下任職,歷仕宋、齊、梁三代。江淹在仕途上早年不甚得志,坎坷的經歷反而造就了一位文學大家。中年以後,官運亨通,仕途的高峰卻導致了他創作上的低潮,到齊武帝後期,他就很少有傳世之作,故有“江郎才盡”之說。江淹既是南朝辭賦大家,與鮑照並稱;又是南朝駢文大家,是南朝駢文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與鮑照、劉峻、徐陵齊名。其詩作成就雖不及辭賦和駢文,但也不乏優秀之作,其特點是意趣深遠,在齊梁諸家中尤為突出。明人輯有《江文通集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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