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鼓師》

基本信息

名稱:大鼓師
體裁:現代詩
作者:聞一多

作品原文

我掛上一面豹皮的大鼓,
我敲著它游遍了一個世界。
我唱過了形形色色的歌兒,
我也聽飽了喝不完的彩。
一角斜陽倒掛在檐下,
我躡著芒鞋,踏入了家村。
“咱們自己的那隻歌兒呢?”
她趕上前來,一陣的高興。
我會唱英雄,我會唱豪傑,
那倩女情郎的歌,我也唱,
若要問到咱們自己的歌,
天知道,我真說不出的心慌!
我卻吞下了悲哀,叫她一聲,
“快拿我的三弦來,快呀快!
這隻破鼓也忒嫌鬧了,我要
那弦子彈出我的歌兒來。”
我先彈著一群白鴿在霜林里,
珊瑚爪兒踩著黃葉一堆;
然後你聽那秋蟲在石縫裡叫,
忽然又變了冷雨灑著柴扉。
灑不盡的雨,流不完的淚,……
我叫聲“娘子”!把弦子丟了,
“今天我們拿什麼作歌來唱?
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
“怎么?怎么你也抬不起頭來?
啊!這怎么辦,怎么辦!……
來!你來!我兜出來的悲哀,
得讓我自己來吻它乾。
“只讓我這樣呆望著你,娘子,
象窗外的寒蕉望著月亮,
讓我只在靜默中讚美你,
可是總想不出什麼歌來唱。
“縱然是刀斧削出的連理枝,
你瞧,這姿勢一點也沒有扭。
我可憐的人,你莫疑我,
我原也不怪那揮刀的手。
“你不要多心,我也不要問,
山泉到了井底,還往哪裡流?
我知道你永遠起不了波瀾,
我要你永遠給我潤著歌喉。
“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認了孤舟,
假如你拒絕了我,我的船塢,
我戰著風濤,日暮歸來,
誰是我的家,誰是我的歸宿?
“但是,娘子啊!在你的尊前,
許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
我們委實沒有歌好唱,我們
既不是兒女,又不是英雄!”

作品賞析

《大鼓師》用它鮮明的抒情語調講述了一個“大鼓師”的故事:“我”是一個週遊世界、浪跡江湖的民間藝人,“我”賣唱的樂器就是這面蒙著豹皮的大鼓。說不清走了多少路,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風霜雨雪,終於,在一個夕陽西下的傍晚,“我”踏進了家門,久別的妻子又驚又喜地迎上前來,她多么想聽一聽“我”彈唱那首隻屬於“我們”倆人的歌,重溫那過去的溫馨,那過去的誓言。但是,成年累月唱慣了各種各樣歌曲的“我”竟然忘了“我們自己的歌”,“我”撇下鏗鏘的大鼓,又拿起淒切的三弦,最後丟了琴弦,轉為聲淚俱下的傾訴。……
讓人感興趣的是,為什麼大鼓師唱遍了各種各樣的歌,就單單忘了他自己的歌兒?這可以有多種的解釋,但最直接的回答就是,他經受了太多的磨難,是歲月的風霜,是浪蕩的人生把他那遙遠的記憶磨蝕了,用大鼓師自己的話來說便是“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是啊,為了生活,為了討取那些圍觀者的歡心,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著那些並不屬於自己的歌兒,久而久之,在他的腦子裡便只留下了這些歌曲的位置,而其他沒有實際價值的東西都不復存在了。這樣說來,大鼓師忘記了他們的情歌,這原本還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人首先要求得生存,然後才談得上其他的一切。但是,這樣的理由也還是不能掩蓋全詩的悲劇性。它實際上表現了這樣的一個人生規律:人的功利性需要與人的感情性需要就具有這樣尖銳的衝突,而人的感情性需要就只能處於這種次要的、被排擠以至被遺棄的地位嗎?為了生存,我們就得損失自己最可寶貴的東西嗎?難怪“我”的妻子久久地“抬不起頭來”。
不過,按照現代西方的精神分析學說,這樣的“遺忘”又與大鼓師本人關係甚大,甚至可以說,所謂生活的磨難都僅僅是外在的誘因,而真正的根源還是在大鼓師那裡。
人是這樣一種頗具有多重適應性的生物,他能夠因生活條件、生活環境的變化而及時地自我調整,與外界取得一致,因而他的性格氣質與人生追求本身就具有多重性。當他唱著形形色色的歌兒,聽著人群中的“喝彩”時,就未嘗沒有來自內心的得意與自豪感,久而久之,他又難免不對那些原本陌生的曲調兒親切、熟悉起來。在潛意識裡,他或許已經對那過去的纏綿淡漠了、疏遠了,看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當面對妻子那責備的目光時,大鼓師感受到了一陣惶恐,他為自己的潛意識的“罪孽”而忐忑不安,“這怎么辦,怎么辦!……”
以上兩個層次的解釋共同豐富了這首詩的意義。傳統的評論一般傾向於認為,《大鼓師》就是表現了一位民間藝人的生活艱辛及對愛情的忠實,這主要就是從詩的第一個層面的內涵著眼,挖掘其客觀的社會意義;而我認為,今天的解讀也很有必要從詩的第二個層面入手,解剖詩人的內心世界,窺見聞一多對人性自身的獨特體驗。從這個意義來看,大鼓師的形象又與聞一多本人的某些人生感受聯繫在一起。比如,一度長年漂泊在外的詩為應付人生做了許許多多的事,說了“形形色色”的話兒,他是不是就有點象這位大鼓師呢?他會不會亦如大鼓師一樣,在某些時候,也會因社會對他的“喝彩”而淡忘了他的故鄉、他的親人呢。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這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一首《大鼓師》便自然包含著聞一多的若干“懺悔”情緒。
這首詩另一個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即是大鼓師對“家”的迷戀和珍惜。這代表了包括聞一多在內的幾乎所有的中國人的情感需要,儘管他們可以為生計而長年奔波在外,儘管他們也可能在潛意識裡習慣乃至欣賞著這些新的人生、新的社會,但是“家”依然在他們的內心深處占據著最牢靠的一角,只要有“家”存在,不管它是否遠的天邊,也不管他是否能夠儘快地回到它的懷抱,“家”給人的鼓勵和勇氣都是其他東西所難以比擬的。“家”就是中國人的上帝,中國人的教堂。每當年頭歲尾,夕陽西下、大雁南飛,敏感的中國人總是無一例外地首先想起了“家”,總是別無選擇地奔向它所在的地方。從心理學的意義來看,這樣的“安土重遷”可能就代表了中國人在小農經濟文化氛圍中延生的一種特殊的自我匱乏感、不穩定感和虛弱感,他需要不時利用“家”的精神能量自我補充。
“家”的意義在中國人心目中如此之重還使得其他形式的情感需要都相對弱化,或者都浸潤著“家”的特殊色彩,比如夫妻之情就往往較為明顯地拋離了他們固有的男女情愛的因素,而成為以“家”的歸宿感、恬靜感為主要內涵。在《大鼓師》一詩中我們便可以較清楚地看到,與其說大鼓師是陶醉於他們夫妻的愛情,還勿寧說是對整體上的“家”的眷戀。你看,他這樣對妻子說:“我知道你永遠起不了波瀾,/我要你永遠給我潤著歌喉”,“假如你拒絕了我,我的船塢!/我戰著風濤,日暮歸來,/誰是我的家,誰是我的歸宿?”講得最為透徹的是這句話:“我們委實沒有歌好唱,我們/既不是兒女,又不是英雄!”這顯然就是說,我們只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人,哪來那么多的“英雄豪情”,也不再是“兒女情長”的時候了,我們的生活本來就該是這樣的平淡無奇,對“家”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活”,而不是什麼浪漫的情懷!
在一系列的創作之中,聞一多都顯示出他對“家”的珍視之情。《孤雁》、《太陽吟》、《憶菊》的祖國之情都與“家”的意象聯繫著,《我是一個流囚》、《廢園》等詩的失落之情也都與“家”的意象有關,在這一首《大鼓師》當中,我們又看到,詩人是如何透徹地理解著“家”的意義,他能夠說服“娘子”把兒女情長化解在“家”的平淡無奇之中,從而與“我”這位遊子心靈相通,精神默契。
結合前文所述的大鼓師的些許不安與懺悔,可以認為,這首詩從整體上講,表現的就是詩人遠遊歸來之後,怎樣恰到好處地處理好夫妻間情感裂隙的全過程:他的確曾有所惶恐,有所“懺悔”,但終於還是以他特有的悲楚動人的“理由”說服了對方,維護著“家”的整體安寧與和諧。
在藝術手段上,這首詩最大的特色就是將大量的對話糅進了詩句當中。這有一個好處:既保持了抒情詩特有的情感渲導形式,又相對地獲得了某些“寫意”性的“客觀化”效果。詩歌仿佛是對大鼓師的故事頗有興趣,不知不覺當中輕輕地敘述了起來。聞一多既想像自己就是大鼓師,可以代他抒懷,但又不願意與大鼓師完全認同,需要不時將詩人與抒情主人公疏離開來。這一藝術形式是否也表明了聞一多對“家”,對他那悲楚動人的“理由”的複雜認識呢?他介於愛與不愛、信與不信之間。

作者簡介

聞一多(1899-1946),著名現代詩人、文史學者、革命烈士,原名亦多,字友三,後改夕夕,又改名一多,曾用筆名夕夕。1899年11月24日生於湖北浠水縣。1922年,去美國留學,學習繪畫,進修文學,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和英國近代詩歌,1925年聞一多回國,在北京藝專任教,並成為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詩鐫》的主要撰稿人。他在論文"詩的格律"中要求新詩具有音樂的美(音節),繪畫的美(詞藻),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由實踐到理論為新詩發展探索一條值得重視的藝術途徑。1928年1月,第2本詩集《死水》出版。1927年任第四中山大學文學院教授並被選為校務會議中文學院的唯一代表。1928年秋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轉任青島大學文學院長兼國文系主任。1932年8月任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1944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抗戰勝利後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雲南總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經常參加進步的集會和遊行。1946年7月11日,李公朴慘遭國民黨特務暗殺。聞一多在7月15日雲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朴追悼大會上講演,憤怒斥責國民黨反動派,當晚即被國民黨特務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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