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背景
文字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種叫做“叫魂”的妖術恐懼突然在中國爆發。這一妖術恐懼從大清帝國最富庶的江南發端，沿著運河和長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捲了大半箇中國。愚夫愚婦們受這種妖術恐懼的支配相信妖術師可以通過人的髮辮，衣物，甚至姓名來盜取其靈魂為自己服務，而靈魂被盜者則會立刻死亡。從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時間裡，整個帝國都被這妖術恐懼動員起來。小民百姓忙著尋找對抗妖術、自我保護的方法，各級官員窮於追緝流竄各地頻頻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廟堂的乾隆皇帝則寢食不安，力圖弄清叫魂恐懼背後的兇險陰謀，並不斷發出諭旨指揮全國的清剿。折騰到年底，在付出了許多無辜的性命和丟掉了許多烏紗帽後，案情真相終於大白，所謂的叫魂恐懼只是一場庸人自擾的醜惡鬧劇：沒有一個妖人被抓獲（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子虛烏有），沒有一件妖案能坐實，有的只是自擾擾人，造謠誣陷，屈打成招。沮喪失望之餘，乾隆皇帝只得下旨“收兵”，停止清剿。
作品簡介
全書分為十章，今亦依次分別簡括介紹如下：
一、割辮之傳說——重點在敘述1768年春在江南( 浙江、江蘇、江西 )發生的幾起控告石匠、乞丐、遊方僧割辮叫魂的案件。描述平民老百姓的心理狀態、地方官如何審理的經過，以及分析案件發生的原因。
二、昇平盛世——對外強中乾、徒有空架子的乾隆盛世中期進行討論，包括長江下游地區的社會結構、勞動力擺脫人身束縛、人口膨脹、物價浮動以及人員流動、出家人與流浪者遭受迫害和歧視等問題。
三、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威脅——回顧清朝初年剃髮、易服、投充令的頒布與強迫執行以及廣大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情景，不能不引起滿族征服者對此產生的敏感，強調在乾隆皇帝心目中的煽動和同化與被同化，對於滿族這個統治民族來說，是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同一無形威脅的兩個側面。
四、懲罰的依據——對照《大清律例》、《刑案匯覽》等書所指出的清朝法令對“巫師、邪術、纖緯、魘魅、妖言惑眾”等行為的格外警惕和嚴厲防範。
五、對巫術產生恐怖感的根源——討論中國人自來對魂、魄的概念，以及對它相應的實踐，特別著重談到頭髮在巫術中所起的作用，詛咒與避邪，官民士紳對奸僧妖道的厭惡和恐懼心理。
六、遍及各省的一場大叫喊、大討伐——指出當時由於乾隆皇帝本人的出面干涉，大張旗鼓、雷厲風行地對“妖道淫僧”的聲討，影響之大，波及河南、直隸(今河北省)等省和內外蒙古廣大地區。
七、對巫師的追蹤——叫魂巫術恐怖案這一事態的發展，延伸擴展到了陝西、湖北、湖南各省。
八、追蹤之結局——談論平民老百姓的詛咒，叫魂者的受審原委，應該說乾隆皇帝本人實際上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告，但結局卻以不了了之。
九、“政治罪”(Political Crime)與“官僚君主”(Bureau—cratic monarchy)——皇帝既運用常規的行政手段又任意採取異乎尋常的武斷手段，行使最高統治者的個人最高權力來處理這件事件。清朝封建皇帝對於官僚的控制，一方面使用“京察”(中央)、“大計”(地方)考核制度，另一方面又依仗皇帝個人的私人親信暗探進行秘密奏報；既有恩典賞賜加以庇護，又有各種法律制裁得到全面防範。經過這次對割辮叫魂巫術恐怖案的處理，清朝皇權到此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加強。
十、主題與變化——從不同角度描述的各個故事表達同一主題，即對割辮“叫魂”巫術的恐怖，而每一個故事又反映出對某一特定集團的恐怖。乾隆皇帝本人的不安全感十有五成是他自己臆想出來的陰影，另五成才是實際生活里存在著的：1)巫術是以惑眾取信於民，而帶有宗教色彩的煽動性的產物，使起義的民眾具有格外強烈的破壞性和摧毀性；2)乾隆皇帝對漢文化，特別是江南蘇杭一帶既羨慕萬分(曾六下江南)，又存刻骨戒心(對國語騎射的大力提倡就是明證)。對於割辮叫魂巫術這一社會現象，一般士子和官紳階層以及普通老百姓也都有各自的不同看法，儘管個人的出發點和著眼處迥乎各異，言人人殊，但鄉村農民們與皇帝都懼怕“叫魂”則是事實。
目錄
第一章 中國竊賊傳奇
德清縣的石匠們
蕭山事件
蘇州的乞丐們
胥口鎮奇事
官僚機制對妖術的處理
第二章 盛世
弘曆治下的鍍金時代
民眾意識中的盛世
第三章 或現或隱的威脅
關於謀反罪的看法
由漢化帶來的腐化
第四章 罪的界定
源於南方的罪惡
發生在山東的案例
《大清律例》中有關妖術的條款
第五章 妖術大恐慌的由來
軀體與靈魂
妖術預防法
對於們道的懷疑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弘曆的行省官僚
江南的隱情
接踵而來的危機
第七章 妖黨的蹤跡
妖術西行
運河上的妖術
對嫌犯的圍捕
兩心相悅的姦情
一個冥頑有化的嫌犯
第八章 終結
民間的誣告
被告席上的叫魂犯
說服弘曆
與官僚機器算總賬
終結
第九章 政治罪與官僚君主制
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規權力和專制權力
君主對官僚的控制
常規控制的制度障礙
特殊的考評制度
叫魂危機中帝王控制的運作
官僚的抵制
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的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題和變奏
君主：真實和幻影
知識階層和大眾對妖術的看法
普通民眾：權力的幻覺
官僚制度：謹慎的喝采
作者簡介
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飲譽國際中國學界的著名大家。
1933年9月9日，生於英國倫敦。
1950年，畢業於美國華盛頓特區的威爾遜( Woodraw Wilson )高級中學，同年考入哈佛大學。
1954年，從哈佛大學畢業，獲學士學位。
1954-1955年，在英國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學院學習日語與日本歷史。
1955年夏一1958年夏，在美國本土服役。先是在加利福尼亞州蒙特利(Montery)的軍隊語言學校，開始學習中國語言文字。1957年春，轉移到美國東部繼續服役18個月。
1958-1959年，在喬治城大學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
1958-1962年，擔任福特基金外國研究員。
1959-1964年，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費正清、史華慈教授學習中國近代史，1964年獲哈佛大學歷史與遠東語言博士學位。
1962年，與Sally Cheng結婚，1963年兒子Anthony出生。
1963年，開始任芝加哥大學歷史系講師。
1965-1966年，作為富布萊特(Fulbright)研究員前往日本京都大學從事研究。
1970-1971年，擔任ACSL中國文明研究員。
1971-1974年，擔任了芝加哥大學遠東研究中心主任。
1971-1976年，擔任當代中國聯合會委員會委員。
1974年，升任芝加哥大學正教授。
1975-1978年，擔任美國歷史評論編輯委員會委員。
1975-1977年，擔任芝加哥大學遠東語言文明系主任。
1977年一，擔任美國藝術與科學院研究員。
1978年秋，回到哈佛大學，接替費正清擔任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 )歷史講座教授至今。
1979年6月一7月，隨美國明清史專家代表團訪華，參觀了中國六所著名大學的歷史系、圖書館，以及中國第一、第二歷史檔案館。
1980-1986年，擔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1984年，擔任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研究員。
1984年，受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的資助，到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從事研究工作，接觸到1768年乾隆年間發生的“叫魂”案清宮檔案。
1984年8月13日一1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韋慶遠教授和遼寧省檔案局領導陪同，參觀撫順市檔案館業務建設。孔飛力教授回國後，於9月14日致函市檔案館表示滿意和感謝。
1990年8月31日至9月3日，孔飛力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舉辦的“近代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會議上，作題為《西方對近代中國政治參與及政治體制的影響》的學術演講。
1994年1月，在法國巴黎法蘭西學院講學。
1994年6月28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慶祝建所四十周年及紀念創所人郭廷以院士舉辦的“紀念郭廷以先生史學講座”上發表“魏源(1794--1857)政治思想中的參與與權威”演講。
1995年，參加在美國華盛頓特區召開的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擔任“中國和中亞”分會第84討論小組“Humor in republican China"的主席。
1996年3月1日，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為學生做了題為“為什麼中國學家應當研究海外中國”( Why Should Sinologists Study Overseas China？)的演講。
1999年3月11-14日，參加在美國波士頓召開的亞洲研究協會的年會，擔任“中國和中亞”分會第142小組“海外華人和身份與文化在中國南方的變化，1900-1949" ("Chinese Overseas and Transformations of Identit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China， 1900-1949")的討論。
1999年11月2日，在美國“國際移民大學委員會”高級系列學術講座上做，“當代中國移民”("Contemporary Chinese emigration") 演講。
2002年10月3日，孔飛力在Lake Forest College的東亞研究講座上做了題為“A stateless Expansion： Five Centuries of Chinese Emigration.”的演講。
2003年4月10日，孔飛力在美國Swarthmore College的吉納維芙•李青雯(譯音)亞裔美國人問題96紀念系列講座(The Genevieve Ching-wen Lee'96 Memorial Lectures on Asian-American Issues)上發表了“中國家庭怎樣創造歷史： 四個世紀的移民”的演講(How Chinese Family Made History： Four Centuries of Emigration)。
2003年11月3日，在香港中文大學做題為Chinese Emigration： Themes for a Global History的演講。
2003年7月24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做題為“農村社會與海外移民”的講演。
2003年7月25日，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做題為“華人的社會經驗中一些適應於移民活動的特點”的演講。
2003年11月7日，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作“中國移民：一部世界史的諸多方面”(Chinese Emigration： Aspects of a World History)的主題發言。
有學者認為，孔飛力關注的核心命題，就是中國近代社會如何“脫胎換骨”。為了解答這個問題，孔飛力用了近四十年的時間，他的視野縱橫晚清、民國、共和國初期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其間，美國的學術思潮演變、中國和美國以及整個世界的多維變化，無疑為他的思考提供了宏闊的思維空間背景和豐富的思想養料。他的學術發展經歷了這樣幾個階段：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博士論文開始，直到80年代中期，研究1796-1864年的地方軍事化、清王朝衰落及太平天國運動、清末及民國時期的地方自治等問題，是謂中國近代社會的近代“胚胎”滋長和“胎動期”。孔飛力分析了中國社會自身動盪不安的社會歷史環境，傳統國家權威的衰落和神權的擴張，國家與社會的均勢向士紳代表的地方社會一端傾斜，孕育著近代的因素。
從80年代中期至1990年，孔飛力通過對清宮檔案的解讀，出版《叫魂》。此書是解剖1768年發生在乾隆朝的一樁“叫魂”妖術案件，意在透視“母體”。孔飛力認為近代脫胎於傳統，那么傳統究竟為何？需要走近細看。孔飛力問道：“時處十八世紀，倚仗武力而來的西方人尚未出現，生活於那個時代的人們是否已在為中國近代社會創造著條件？”
90年代以來，孔飛力分析“現代國家的起源”，此為“脫胎換骨”問題的長時段、巨觀的考察，從魏源到毛澤東，孔飛力圍繞著三個基本的需要解決的課題(即擴大的政治參與如何與增強國家的權力和合法性相一致？政治競爭如何與公共利益的概念相一致？國家的財政需求如何與地方社會的需要相一致？)，總括性地討論了中國近代社會的“脫胎換骨”的“換骨”問題。
90年代中期以來，海外華人移民史研究。孔飛力認為，海外移民史脫於國內移民史之“胎”，海外移民史與近代以來的商業化、城市化相關，大規模的海外移民史發生在近代以後，本身就是近代因素髮展的結果。而這種對海外移民史的研究，內在的出發點，是在考量和評估變化後的中國的海內外形象。
作品賞析
叫魂事件本身雖然介於民俗和玄學之間，這本書也確實在敘述這一事件時，在探討清代政治和司法體制，經濟環境，民間信仰方面時有卓見，但是最有趣的還是，作者帶領我們逐步理解，夾在一位疑慮重重的皇帝和輕信和容易被困擾的民眾之間，一個
看似海綿狀柔軟的，卻又無比確信自己的文化精英地位的文官系統在突發事件中起到的作用。
事實上，書中的受迫害的僧道可能就是現代的少數團體（“一個黑皮膚的跛足的威爾斯女工會主義者”），叫魂的傳言可能就是現代的媒體和小道訊息，疑慮重重的皇帝可能就是現在的焦慮不安的首席行政長官，面臨類似的境遇，這個滿大人群體和Yes Minister中的文官系統已有太多的驚人的相似。
作品人物介紹
第一個版本是販夫走卒、鄉愚村婦的故事。叫魂恐懼首先在社會底層爆發。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縣城東的水門和橋樑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來自海寧的工程隊投標失敗無功而返，仁和縣的石匠吳東明承攬了修建工程。這件事本來極為普通，卻被鄰近一個寺廟的和尚惡意利用。德清城外有兩座寺廟，觀音殿和慈相寺，觀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則門可羅雀。窮極潦倒的慈相寺和尚為爭奪香火，便利用這個競標事件散布謠言並發了傳單，說投標失利的海寧石匠為了報復在縣城外去觀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過之人都要遭殃。這個謠言不脛而走，並被添枝加葉，變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盜靈魂來加固水門和橋樑的基礎。由於民間本來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於是有人找上吳東明，求他將寫有自己仇人的姓名紙條打進橋樁里。吳害怕惹出麻煩，將其扭送官府。這個倒霉的傢伙受了一頓杖責。但這已經來不及止熄吠影吠聲的謠言，它很快傳遍了江南市鎮鄉村的每一個角落，並繼續擴散。一時間，人們談妖色變，無端地猜疑，蓄意地誣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鬧劇，把大半箇中國拖進了一場醜惡的歇斯底里。
在傳統中國，妖術迷信和恐懼對底層大眾來說並非陌生，妖魔鬼怪、閻羅無常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這種迷信和恐懼演成這樣全社會的歇斯底里卻並不常見，特別是在所謂的太平盛世。乾隆時代正是清代的所謂盛世，既為盛世何以妖術橫行？第一個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這樣一個問題。
滿清王朝在經歷了康熙、雍正兩朝的苦心經營和修養生息後，到了乾隆時代達到了其鼎盛階段，經濟繁榮，社會安定，國庫充盈，百姓安居樂業。這個所謂的“乾隆盛世”不僅為傳統史家所津津樂道，也為當代的研究者所重視和推崇。但在作者看來這個盛世只不過是一個鍍金時代。透過表面的繁榮去探究社會財富的分配以及資源、財富和人口的關係，就可以發現社會深層潛藏的危機以及這些危機在社會意識層面上的反映。清代前期的修養生息、和平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和社會的繁榮，也造成了人口的急劇增長，在整個十八世紀，中國的人口翻了一番，達到三億多。到了乾隆時代，人口過剩的壓力已經明顯地在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出來，導致了糧價的上升和通貨（特別是白銀）的緊縮。人口對資源和財富的壓力當然並不是平均地分攤到每個人頭上的。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階層不僅受到的實際壓力不同，他們對壓力的感受和應對能力也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其間的差距也日益擴大。人口壓力的增加意味著生存競爭的加劇。對於處在社會底層又在經濟落後的邊緣地區的人們來說這加劇的競爭可以隨時奪去他們生存的機會和權利，將他們裹挾到無家可歸的流浪乞討者大軍中去。到底有多少不幸的人被拋進這支隊伍，史家們沒有充分的資料來做確切的估計，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的人數在不斷增長，而他們的存在和對社會安定所構成的威脅被越來越清晰地感覺到。正是他們成了民間妖術恐懼所攻擊的首當其衝的目標，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對象。
對大多數比較幸運的人們來說，特別是生活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如江南地區的人們來說，盛世的繁榮意味著他們還能通過辛勤勞作維持溫飽。但是他們同樣感受到生存競爭的嚴酷，對眼前和未來的生活缺乏安全感。眼看周圍不斷增多的流民乞丐，他們害怕同樣厄運會降臨到自己頭上，他們汲汲於保住自己僅有的一份溫飽，社會上的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讓他們如驚弓之鳥。當叫魂妖術的謠言在地方上一傳開，他們脆弱的神經立刻繃得緊緊的，唯恐自己成為妖術的受害者。他們無法分辨謠言與真實，因為鬼神迷信本來就是他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而他們的不安全感使他們變得更為神經過敏，所以對謠言他們寧信其有，不信其無。他們所希望的是知道妖術來自何方，這樣他們就可以設法防範妖術，躲避劫難。流浪的乞丐、化緣的僧道（他們只是披著袈裟道袍的乞丐而已）大都來自他們所不知道的陌生世界，這些陌生的外人很自然就成了他們懷疑防範的對象。當然那些乞丐僧道也確有可懷疑之處，他們來去無蹤，四處漂泊，或三五成群，呼朋引類。除了沿門乞討外，他們免不了鼠竊狗偷，甚至強搶強要，騷擾地方。對地方社會來說，流浪的乞丐不僅討厭，而且易欺，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沒有任何權力，不論官府還是民間社會，來保護他們。相比之下，無權無勢的小民百姓都可以對他們任意威福，把自己的焦慮、不滿、憤怒、沮喪發泄到他們身上。在叫魂危機中，許多所謂的妖術案都是小民百姓或衙門胥吏、地方棍徒對流浪乞丐和遊方僧道的攻擊，這樣的眾暴寡、強凌弱是整個叫魂危機中常見的醜惡鬧劇。許多無辜的乞丐游僧就慘死在這種暴民的攻擊之下，成為叫魂恐懼的犧牲品。
叫魂案的第二個版本是各級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們是飽讀詩書的知識階級，他們不會那麽輕易地相信叫魂妖術。再說官僚士大夫一般不會有小民百姓的那種朝不保夕的衣食之憂，他們對妖術謠言也不會有切身的恐懼和不安。不過各級官員大都有守土之責，他們即使不信妖術，也不可能不擔心民間妖術恐懼對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後果。無論於公（維持治安）還是於私（保住烏紗帽），妖術和妖術恐懼對他們都構成一種威脅，使他們不得不認真對待。
有意思的是，各級官員們儘管職位處境不同，品德操守各異，他們在妖術恐懼初起時的因應之道卻大致相同。他們都力圖息事寧人，安撫民間的恐慌，制止謠言的流傳，打擊無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門胥吏和地方棍徒。雖然剪割髮辮的所謂妖術似乎在挑戰滿清王朝的剃髮制度，沒有人小題大做，把這種妖術恐懼與叛亂謀反聯繫在一起，並將其當做緊急的非常事件奏報朝廷。雖然事後的發展證明他們的做法是正確的，但這並不等於他們有先見之明，毋寧說這是官僚制度的邏輯在指揮他們的行動。
按照常規，地方官（首先是知縣）有責任維持自己轄區的治安，並將所有超出杖責處罰的刑案報告省巡撫法庭，而死刑案則要由皇帝親自審核。《清律》將多種妖術定為死罪，據此叫魂案似乎也應該移送省庭，並最終移送北京。表面上看來，對妖案無論是就地處理還是奏報朝廷，地方官都是在履行職責範圍內的公務，而奏報朝廷還可以減輕他們自己的責任。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果把發生的事件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之內，地方官就可以按官僚制度的常規獨立全權地來處理，而不必受制於專斷獨裁的君權。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捲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官僚制度優遊從容的常規就會被打亂，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於君權的反覆無常的淫威之下。對地方官來說，要避免這樣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息事寧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局限在自己轄區和職權範圍內，對朝廷封鎖有關的信息。因為按照官僚責任制的常規，一項罪行如果未被官方－朝廷確認，地方官員就不會因為對此項“罪行”失察而受懲罰。這就是為什麽在叫魂危機發生的最初兩個月里，沒有一個官員主動向乾隆皇帝報告過地方上發生的妖術恐懼。各省官僚的這種默契，織成了一張官官相護的網路，共同對皇帝封鎖訊息。
雖然乾隆皇帝暫時被自己的地方官員們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線。通過這一獨立於官僚體制的情報來源，他終於知道了春天在江南發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臨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懲罰，各省官僚間原先的那種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東巡撫富尼漢搶先一步，在本省發動了對叫魂妖術的圍捕，各省也隨著跟進。很快地，山東就抓獲了許多“妖黨”，並從妖黨的“口供”中得知掀起這場叫魂恐懼的“妖首”就潛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東看齊，並令江南各省緝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壓力下，整個官僚體制終於被動員起來，一場對叫魂妖術的清剿迅速在全國展開。這場清剿持續了好幾個月，在製造了無數冤案，戕害了許多無辜無助的性命之後，才因破綻百出而被迫叫停。
和官僚們的故事不同，叫魂案的第三個版本是專制君主乾隆（在《叫魂》一書中，作者在提到乾隆皇帝時都是徑用其本名弘曆）的版本。雖然乾隆皇帝只是一個人，他代表的卻是滿清帝國的整個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術本身，在他眼中，妖術的威脅及其背後所隱藏的政治陰謀是確實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辮妖術來煽動（漢）人們對清帝國的仇恨，並陰謀挑起反滿叛亂。所以，當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懼，就立刻發動了對妖術的清剿。不僅如此，叫魂危機中官僚們的表現更讓他憤怒和失望，並強化了他對官僚們，特別是漢官僚們，長期來抱有的猜忌。在他看來，正是官僚們的顢頇怠惰、敷衍塞責、欺上瞞下、官官相護才使得“妖術”在帝國的江南腹心橫行無阻，並像瘟疫一樣迅速蔓延。對帝國來說，這種官場的腐敗積習同樣是一種威脅，其危害程度並不亞於民間的妖術。這種腐敗積習是以江南為中心的漢官僚－士大夫文化的毒癰，它侵蝕著滿清帝國的活力，腐化著滿洲統治精英的道德士氣。要清剿妖術，必須首先對這樣一部官僚機器加以整肅。
乾隆從一開始就對這樣一場包含內外兩條戰線的清剿傾注了全副的精力和熱忱。他坐鎮北京和承德行宮，通過與各省督撫間的秘密通訊渠道，直接指揮著各省的清剿。一時間，清剿成了帝國的頭等大事，各種行政常規，如田賦、科舉、河工、鹽政、肅貪，都要為其讓路。對清剿的任何延誤都將受到嚴厲懲罰。各省的清剿奏章雪片般地飛抵乾隆的御前，在加上他的御批指示後又迅速回到奏報人手中。乾隆運用其君主權威和帝王手段對他的督撫們不停地激勵鞭策和訓斥威脅，把這場兩條戰線的清剿上演得有聲有色，緊張激烈。
隨著清剿的展開，妖術案的破綻越來越多，但這並不能輕易動搖乾隆的意志和決心。他一方面命令各省將重要的叫魂嫌犯解往北京、承德，由他的軍機大臣們直接會審；另一方面他對各省官員們施加了更大的壓力。他埋怨地方官員繼續敷衍姑息（這是事實），致使妖首至今逍遙法外；又埋怨他們濫捕充數，濫刑求供（這也是事實），使得案情益加撲朔迷離，茫無頭緒。他對官僚們的憤怒和失望隨著案情的展開也日益加劇。清剿越來越成了他與各省官僚間的暗中較勁，僅僅是為了整肅他們，清剿也必須毫不猶豫地繼續下去。不過，至此為止，乾隆並未處罰過一個官員，並不是他不想這樣做，而是時機未到。如他自己對督撫們說的，這時若懲罰官員，誰還會真心實力去從事清剿？顯然，乾隆在準備秋後算帳。
乾隆的軍機大臣對押解來京的嫌犯反覆地交叉審訊，終於發現整個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場冤案，而且冤獄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們的想像。迄今為止他們一直協助皇上在進行這場清剿，不過現在他們不得不考慮如何善後。為了避免整個朝廷陷入更大的尷尬，他們顯然表現了相當的道德勇氣。乾隆畢竟還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軍機大臣們的建議，下令停止清剿。不過乾隆並不甘心認錯，在下令叫停的諭旨中，他仍然堅持妖術陰謀的存在，只是由於各級官僚的玩忽職守，才導致妖首至今逍遙法外。所以各級官員仍應保持高度警惕。有了這樣一個說辭，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各級官僚加以清算。絕大多數官僚都因玩忽職守而受降職、革職和流放的處罰，包括六名現任和前任江浙督撫。作為平衡，一些濫刑無辜以求假供的官員也受到懲罰。相比之下，在清剿中濫捕濫刑，給朝廷和官僚機器製造了最多麻煩的山東巡撫富尼漢（所有關於叫魂陰謀的供詞都是山東嫌犯在重刑之下編造出來的）卻只受到相當輕微的責罰：他被貶為山西布政使，革職留任。當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乾隆在為自己開脫。
作品影響
該書的出版對於中國的學術界，包括史學、文學、新聞、人類學、心理學，都形成了很大的衝擊，很多人在談論此書的同時，對本土研究進行了反思。
作品評價
從20世紀60年代起，孔飛力開始致力於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以其新穎的視角、精當的方法、獨到的見解，在美國中國學界奠定了學術地位。他關於太平天國時期的社會史研究，關於“叫魂”案的社會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研究，關於現代中國政治體制的觀念形態研究，都成為美國大學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人才的必讀書。
作品成就
可稱：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力作！個案研究力作！
作品榮譽
1990年出版,當年便獲美國亞洲研究學會最高學術獎之一的“李文森獎”。
作品現實意義
本書作者孔飛力教授隨著對割辮叫魂案事態的描述，對案件的分析，此外還提出了不少令人深思的問題，雖然作者並沒有都把它們解答完，但已經足以啟發我們讀者再作進一步思考。比如說，巫術在中國封建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如何；作為少數民族的滿族皇帝對中國實行長達近300年之久統治的具體特點是什麼，他們遭遇的問題又是些什麼，以及他們有些什麼特殊的心理負擔；皇權與官僚機構之間究竟是怎么樣的關係等等問題，值得今後我們進一步好好探討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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