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繪畫
鄭燮 《竹石圖》 竹子作為獨立的畫種出現很早。唐、五代純以濃墨畫竹，至北宋文同創濃墨為面，淡墨為背之法，蘇軾及後朝的趙孟頫、王紱等皆以此為宗，以寫實為主：竹竿較粗，竹葉較細，結構比例準確。至清代鄭燮為之一變，獨創“板橋竹”，造型削繁就簡。竹竿細挺有韌性，而葉肥如柳、桃葉，具不似之似妙，而且竹子虛心自強、勁直向上的品性，被賦予堅貞高潔的寓意。 《竹石圖》修竹數枝，秀石几塊，形簡而意足，是板橋六十二歲的作品，‘總觀全局，氣勢俊朗蕭散，卓然不群。竹自姿致疏落，顧盼有情，石則拔地直聳，瘦硬秀拔，筆致靈動疏爽，竹濃石淡，濃淡輝映，妙趣橫生。題畫行款獨具特色，大小、正斜、疏密、濃淡靈巧有致地排列起來，使詩書畫和諧地融在一起，增強構圖的形式美，並通過題跋，表露出自己的思想及創作動機。 “昔東坡居士作枯木竹石，使有枯木石無竹，則留然無色矣，余作竹作石固無取於枯木也，意在畫竹，則竹為主以石輔之，今石反大於竹，多於竹，又出於格外也，不泥古法，不執己見，惟在活而已矣。漸老年兄屬，乾隆甲戌重九日板橋鄭燮畫。”鈐“七品官耳”、“丙辰進士”印。
約自順治至康熙初年。這一時期，文人山水畫興盛，並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藝術追求。承續明末董其昌衣缽的四王畫派,以摹古為宗旨,受到皇室的重視，居畫壇正統地位。活動於江南地區的一批明代遺民畫家,寄情山水,借畫抒懷，藝術上具有開拓、創新精神，以金陵八家、“四僧”、新安派為代表。
四王畫派主要指王時敏、王鑑、王□、王原祁 4人，有時亦加上吳歷、惲壽平，合稱“四王吳惲”或“清初六家”。他們大都奉董其昌的藝術主張為金科玉律，致力於摹古,推崇元四家,強調筆墨技法，追求蘊藉平和的意趣。由於“四王”社會地位顯赫,交遊廣、門生多,在士大夫中影響大，其藝術旨趣又受到統法者讚賞，因此，被視為畫壇正統派，影響所及，直至近現代。他們在以臨古為主的藝術實踐中積累了較深厚的筆墨功夫，在筆墨、構圖、氣韻、意境等方面，也總結了一些規律性的經驗,尤其是發展了乾筆渴墨層層積染的技法,豐富了中國畫的藝術表現力。然而，他們忽視師法自然，迴避現實生活,缺乏具體感受,致使作品大多單調、空洞，缺少生氣和新意，阻礙了他們取得更高成就。“四王”之中,王時敏、王鑑、王原祁更重筆墨,主要宗法黃公望。王原祁被稱為婁東派首領。王□尚能體察自然，併兼容各家技法,面貌比較多樣,後世稱其為虞山派首領。四王畫派至清代中期,影響遍及朝野,宗婁東派的有黃鼎、唐岱、董邦達、方士庶、張宗蒼、錢維城等人。屬虞山派的有楊晉、李世倬、宋駿業、唐俊、蔡遠、顧□等人。此外，還有“小四王”（王昱、王愫、王宸、王玖）、“後四王”（王三錫、王廷周、王廷元、王鳴韶）等。
明末清初,聚集於江南地區的一批遺民畫家,呈現出與正統派相左的藝術追求。南京的金陵八家，以龔賢為首，包括樊圻、高岑、鄒□、吳宏、葉欣、謝蓀、胡□，他們遁跡山林，潔身自好，重視師法自然，主要描寫南京一帶風光，揭示山川之美，抒發真切感受，廣泛學習前人之長，以紮實的功力求突破成規，創立新意，風格雖各有不同，但均具有清新怡人的意趣。同時，稱譽南京的還有陳卓、王概、柳□、張風等人。
王翬《秋林圖》
“四僧”是指石濤、朱耷、石□、漸江 4人。前兩人是明宗室後裔，後兩人是明代遺民,4人均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他們借畫抒寫身世之感和抑鬱之氣，寄託對故國山川的熾熱之情。藝術上主張“借古開今”，反對陳陳相因,重視生活感受,強調獨抒性靈。他們衝破當時畫壇摹古的樊籬，標新立異，創造出奇肆豪放、磊落昂揚、不守繩墨、獨具風采的畫風,振興了當時畫壇,也予後世以深遠的影響。其中石濤、朱耷成就最為顯著。石濤的山水不宗一家，戛然自立，景色鬱勃新奇，構圖大膽新穎，筆墨縱肆多變,格調昂揚雄奇,是清初最富有創造性的畫家。朱耷以花鳥畫著稱，繼承陳淳、徐渭傳統,發展了潑墨寫意畫法。作品往往緣物抒情，以象徵、寓意和誇張的手法，塑造奇特的形象，抒發憤世嫉俗之情和國亡家破之痛。筆墨洗鍊雄肆,構圖簡約空靈,景象奇險，格調冷雋，達到了筆簡意賅的藝術境地。對後來的揚州八怪和近現代大寫意花鳥畫影響重大。石□的山水從黃公望、王蒙變化而出，以真景為粉本，描繪重山復水,繁密而不迫塞，用渴筆禿毫層層皴染,厚重而不板滯,具有雄偉壯闊,蒼茫渾厚的氣勢。與石濤並稱“二石”、與程正揆(號青□道人)並稱“二□”。漸江的山水取法倪瓚，多繪名山大川，尤善寫黃山真景，構圖簡潔，丘壑奇倔，乾筆渴墨勁峭整飭，境界荒寂，富有清新靜穆之致，真實地表現了名山之質。他與石濤、梅清有黃山派之稱，與查士標、孫逸、汪之瑞合稱海陽四家，形成了新安派。
清初至康熙(1662～1722)年間，還有一些畫派、畫家各擅其能。惲壽平的沒骨花卉畫,以極似求不似,風格清新淡雅,影響廣泛,被稱為常州派或南田派。袁江的界畫結構精微，氣勢雄偉，為清代界畫名家，其侄袁耀承其畫風，有袁氏畫派之稱。其他地方性流派還有羅牧的江西派、藍孟、藍深的武林派等。另外還有禹之鼎、王樹□、謝彬、上官周等人，善畫人物、肖像。周□、張穆善畫龍、馬，傅山、普荷、法若真、黃向堅等善畫山水，均負有時名。
王原祁《華山秋色圖》
中期繪畫
康、雍、乾年間，是清代社會安定繁榮時期，繪畫上也呈現隆興景象，北京、揚州成為繪畫兩大中心。京城的宮廷繪畫活躍一時，內容、形式都比較豐富多彩。在商業經濟發達的揚州地區，崛起了揚州八怪，形成了一股新的藝術潮流。
清代宮廷繪畫,在康熙(1662～1722)、乾隆(1736～1795)年間,隨著全國統一,政權鞏固,皇室除了羅致一些專業畫手供奉內廷外，還以變相的形式籠絡一些文人畫家為其服務。宮內除了設立如意館等機構以安置御用畫家外,還用入值“南書房”的形式,以延納學士、朝官身份的畫家。有不少的學士、朝官，實際上已經成為宮廷畫家，他們經常畫些奉旨或進獻之作。這些作品大多署有“臣”字款，統稱為宮廷繪畫（見清代宮廷繪畫）。其內容主要有：描繪帝後、大臣、少數民族上層首領的人物肖像畫，表現帝後生活的宮廷生活畫，記錄當代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紀實畫，供裝飾、觀賞用的山水、花鳥畫等。風格面貌比較多樣。人物畫有傳統的工筆重彩和白描畫法，還有吸收西法比較寫實的畫法；花鳥畫有宗法黃筌的工筆寫生和惲壽平的沒骨法；山水畫則多屬“四王”派系，唯大寫意畫法則未在宮內傳布。這一時期，最負盛名的人物畫家有焦秉貞、冷枚、崔□、金廷標、丁觀鵬、姚文瀚等。山水畫家有唐岱、徐揚、張宗蒼、方琮等。花鳥畫家有蔣廷錫、鄒一桂等。還有一批供奉內廷的外國畫家，如郎世寧、王致誠、艾啟蒙等人。他們帶入西洋畫的明暗、透視法，創造了中西合璧的新畫風，還培養了不少弟子，深受皇帝器重。清代宮廷繪畫自嘉慶(1796～1820)以後，日趨衰微，已無可以稱道的畫家。
清代中期，南方商業城市揚州,富商聚集,人文薈萃，經濟、文化迅速發展，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一大都會。各地畫家亦紛至沓來，賣畫獻藝，揚州八怪就是其間最著名的一批畫家。“八怪”並不限於8個人,而是代表了藝術個性鮮明、風格怪異的一批畫家。他們接過石濤、朱耷的旗幟,重視生活感受,強調抒發性靈，作品多寫梅、蘭、竹、石，善用潑墨寫意，具有較深刻的思想和熾熱的感情，形式也不拘一格，狂放怪異，在畫壇上獨樹一幟，富有新意。主要畫家有金農、黃慎、汪士慎、李□、鄭燮、李方膺、高翔、羅聘以及華□、高鳳翰、邊壽民、閔貞、陳撰等人。這些畫家多有相近的生活經歷和社會體驗，或宦途失意、被貶遭黜，或功名不就、一生布衣；或出身貧寒、賣畫為生，他們對腐敗的官場、炎涼的世態、民間的疾苦都有切身的體會，其性格、行徑也比較獨特，或迂怪、或狂放、或高傲、或孤僻,寄情於畫,遂形成藝術上的“怪”。他們多取梅、蘭、竹、菊和山石、野花、蔬果為題材，以寓意手法比擬清高的人品、孤傲
的性格、野逸的志趣，使作品具有較深的思想性和激盪難平的情愫。藝術形式上繼承陳淳、徐渭、石濤、朱耷的水墨寫意傳統，不拘成法,潑辣奔放,自由揮灑，進一步發展了破筆潑墨技法，形成個性鮮明、神韻獨具的風格。“八怪”之中,金農的水墨梅、竹、人物、山水,鄭燮的蘭、竹，汪士慎和李方膺的墨梅，李□的寫意花卉，黃慎和羅聘的人物，華□的小寫意花鳥等成就最為突出，對後世有深遠影響。
此一時期揚名畫壇的還有鎮江地區的張□、顧鶴慶創立的丹徒派（亦稱京江派、鎮江派），高其佩自成一家的指頭畫派,擅長肖像的丁皋,以花鳥、竹石見稱的沈銓、諸□、張錫寧、張□等，兼長金石學的山水畫家黃易、奚岡、趙之琛等。
汪士慎《鏡影水月圖》
晚期繪畫
任頤《蘇武牧羊》
自嘉、道至清末，隨著封建社會的沒落衰亡，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繪畫領域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視為正宗的文人畫流派和皇室扶植的宮廷畫日漸衰微，而闢為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廣州，這時已成為新的繪畫要地，出現了海派和嶺南畫派。
上海自近百年來，成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文人、畫家紛紛聚集此地。為適應新興市民階層需要，繪畫在題材內容、風格技巧方面都形成了新的風尚，被稱為海派。其代表畫家有趙之謙、虛谷、任熊、任頤、吳昌碩。趙之謙和吳昌碩作為文人畫家，在大寫意花鳥畫方面有重大發展，他們繼承了前人傳統，並將書法、篆刻等藝術表現形式融於繪畫，以遒勁酣暢的筆力、淋漓濃郁的墨氣、鮮艷強烈的色彩以及書法金石的布局，創造出氣魄宏大、豪邁不羈的繪畫藝術形象，兼之詩書畫的有機結合，為文人畫開拓了新的天地。任熊、任頤是以畫謀生的職業畫家，與任薰、任預合稱“四任”，他們在人物、肖像和小寫意花鳥畫方面成就突出。作品取材廣泛，立意新穎，構思巧妙，筆墨靈活，以清新明快、雅俗共賞的格調，博得了廣大市民階層的喜愛。其中任頤技巧全面，變化豐富，在海派中最負盛名。虛谷以畫花鳥草蟲著稱，善用枯筆禿鋒，乾墨淡彩，線條多戰掣，風格清逸冷雋，獨具一格。他們的繪畫對近現代影響甚大。
廣東的嶺南畫派,形成時間較晚,晚清居巢、居廉兄弟開其先聲，民國初高劍父、高奇峰、陳樹人創立新派。他們汲取素描、水彩畫法所形成的中西結合畫風，為中國畫的新發展作出了有益嘗試。
李鱓《芭蕉萱石圖》是李鱓繪畫風格成熟的作品．受徐渭、石濤影響，用筆揮灑自如，豪爽奔放，潑墨酣暢淋漓，將水與墨結合，並參以書法用筆，形成自己“水墨融成奇趣”的風格。他曾自題水墨花卉云：“八大山人長於用筆，而墨不及石濤。清湘大滌子用墨最佳，筆次之。筆與墨作合生動，妙在用水。余長於用水，而用墨用筆又不及二公甚矣。筆墨之難也。”
民間繪畫
以乾隆、嘉慶年間最為發達，尤其在工商業經濟繁榮的小城鎮比較活躍。民間畫工還組織了各種行會。主要有壁畫、版畫、年畫等畫種。壁畫不如前代發達，各地寺廟、道觀、宗祠、會館留存遺蹟不，但足以代表時代水平者不多。民間畫像較明代有所提高，在寫實技法、表現形式等方面均有進一步發展。存世作品也相當多。版畫創作在康、乾時期曾興盛一時，由官家主持的“殿版”版畫，出現了許多宏帙鉅制，多由著名畫家起稿。典型代表作有焦秉貞的《耕織圖》、郎世寧等外國畫家繪製的《乾隆平定準部回部戰圖》、王□主繪的《南巡盛典圖》以及《皇清職貢圖》等。民間版畫也很繁榮，由名畫家繪圖的木刻畫像、畫譜，計有數十種之多，著名的有劉源《凌煙閣功臣圖像》、上官周《晚笑堂畫傳》、王概《芥子園畫傳》、任熊《劍俠傳》、《于越先賢像傳》、《高士傳》和《列仙酒牌》等。同時,在小說、戲曲等書籍的木刻插圖中也有不少精品。
金農《佛像圖》佛像神情安然飄逸，衣紋用筆粗獷古拙，身後背景以其獨特的書法來完成。新穎的構圖及勁道的筆力得益於作者深厚的碑刻功底。
清代木版年畫最為興隆,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製作地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些城鎮鄉村，並形成楊柳青、桃花塢、楊家埠、綿竹、佛山等富有地方特色的年畫。天津的楊柳青是北方的年畫中心,初創於明代中期,盛行於清代早、中期，主要繼承北宋雕版印刷、宋元明繪畫和清代畫院的傳統。多繪喜慶吉祥題材,內容通俗,畫面耐看,構圖飽滿,色彩鮮明,造型簡練,富有裝飾性。山東濰縣楊家埠年畫，屬於楊柳青年畫系統,注重原色,對比鮮明,風格淳樸,更適合廣大農村需要。江蘇蘇州桃花塢是南方年畫中心，產生於明末清初，清初至太平天國時期一直保持繁盛。作品在描繪傳統的喜慶吉祥題材的同時，還表現繁華的都市風貌。風格既有仿古的傳統面貌，也有講究透視、明暗的仿西洋畫法。四川綿竹年畫，始創於明末清初，盛行於光緒(1870～1908)年間，造型質樸、色彩艷麗。廣東佛山年畫始於明永樂（1404～1424）年間，盛於清乾隆至抗日戰爭期間,多繪門畫,銷行於華南、南洋等地。另外,太平天國政權也重視繪畫的創作,在江
南的一些地區留有多處壁畫遺蹟，包括山水、花鳥、人物，著名者有《防江望樓圖》等。在年畫方面則有《燕子磯》等作品傳世。
繪畫論著
清代繪畫史論著述的數量，超過以往的任何朝代,有數百種之多,具有重要價值的也不下20～30
種。談論畫理、畫法的理論著作，多論述元代以來的文人畫,並側重於山水畫,探討其歷史發展及藝術特點。專論畫法的許多著作,往往圖文並茂,以圖譜形式出現。最重要的畫論有石濤《苦瓜和尚畫語錄》，運用道家和禪學的哲理語言，較系統地論述了繪畫創作的原理，有許多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思想。方薰的《山靜居論畫》、笪重光的《畫筌》、沈宗騫的《芥舟學畫編》、秦祖永的《桐陰論畫》等,亦為談論畫理方面的名著。主要講述畫法的有王概的《芥子園畫傳》和後續 3集所附的《畫學淺說》等,以及論及山水、梅蘭竹菊、草蟲花鳥、人物各科的畫法。丁皋的《寫真秘訣》，專談肖像技法。鄒一桂《小山畫譜》，為最早的花卉畫法專著。高秉《指頭畫說》，專論指頭畫。蔣松《寫竹雜記》論述畫竹。其他許多畫跋、畫訣、品評、雜論等著作中，也有涉及畫論的內容。
畫史要籍
體例多樣,既有通史、斷代史,也有專史、地方史；既有按時代排列的畫家傳記，也有按姓氏序列、類似人名辭典的畫家傳。
惲壽平 《牡丹圖》 這幅《牡丹圖》，造型典雅，牡丹雍容華美，枝葉舒展婀娜；神情骨秀，色澤潤藉，筆法俊逸，意境幽淡， —派明麗清新的感覺。秦祖永評價惲壽平的畫“花卉斟酌古個，以北宋徐崇嗣為歸，一洗時習，獨開生面，為寫生正派”， “比之天仙化人，不食人間煙火，列為逸品”。中國畫分品第論畫，以逸品為最高，可見惲氏在歷代所受評價之高。
斷代畫史方面
為明代畫家作傳的有姜紹書《無聲詩史》、徐沁《明畫錄》等。專為清代畫家作傳的有張庚《國朝畫征錄》，收錄清初至乾隆中葉畫家 450餘人；馮金伯《國朝畫識》和《墨香居畫識》，收錄清初至嘉慶時畫家1800餘人;蔣寶齡《墨林今話》,接《墨香居畫識》收錄乾、嘉、道、鹹四朝畫家1286人；張鳴珂《寒松閣談藝瑣錄》，又續《墨林今話》收錄鹹、同、光三朝畫家330多人，為清代斷代史的終篇。
專史著述
按地域論述的有魚翼《海虞畫苑略》和邵松年《虞山畫志補編》，專錄常熟地區歷代畫家；汪□《揚州畫苑錄》,專記揚州地區清代畫家;程庭鷺《練山畫征錄》，專輯上海嘉定地區畫家；陶元藻《越畫見聞》,專采紹興地區歷代畫家；周亮工《讀畫錄》,載明末清初作者得與交遊的畫家。還有按類著述的，如胡敬《國朝院畫錄》，專記清代宮廷畫家；湯漱玉《玉台畫史》,專輯歷代婦女畫家；李放《八旗畫錄》,專輯滿族畫家；童翼駒《墨梅人名錄》，專述歷代畫梅名家。按畫家姓氏筆畫序列的畫傳，以彭蘊璨的《畫史匯傳》最著名，亦開創了畫家人名辭典之先例。
清代許多繪畫論著與書法論著合一，同時還出現了綜合性的叢輯，《佩文齋書畫譜》是最重要的宏篇巨著，共100卷,引用書籍1844種,資料完備，體例精密,為書畫史論集大成之作。
清代著錄書籍十分豐富。內府藏品的著錄書比較系統齊全，乾、嘉年間奉□編纂的《秘殿珠林》、《石渠寶笈》正、續三編，幾乎將內府收藏輯錄無遺。一些編纂者還根椐自己的筆記整理成著作。如阮元《石渠隨筆》、胡敬《西清札記》等。私人收藏、鑑賞家所編撰著錄之書也很普遍，著名的有安岐《墨緣匯觀》、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孫承澤《庚子銷夏記》、顧復《平生壯觀》、吳□《大觀錄》等。同時也出現了彙編的叢輯，卞永譽的《式古堂書畫匯考》，堪稱集歷代著錄書之大成。中國清代書法在近300年的發展歷史上,經歷了一場 艱難的蛻變,它突破了宋、元、明以來帖學的樊籠,開創 了碑學，特別是在篆書、隸書和北魏碑體書法方面的成 就，可以與唐代楷書、宋代行書、明代草書相媲美，形 成了雄渾淵懿的書風。尤其是碑學書法家借古開今的精 神和表現個性的書法創作，使得書壇顯得十分活躍，流 派紛呈，一派興盛局面。
早期 清代初期書法繼承明代的餘緒，在書壇上有 影響的書法家仍是明代遺民，其中以王鐸、傅山、朱耷、 歸莊、宋曹、冒襄等為代表。他們均擅長行草書，而以 王鐸、傅山的影響最大。王鐸行草渾雄恣肆，一時獨步。 傅山的行草雖勁健不及王鐸,但由於他不降清,以書法發 揮他的思想感情，所以有蕭然物外、自得天機的意趣。 朱耷的行草藏頭護尾，其點畫及其轉折中蘊涵著一種國 破家亡的慘痛的心情，和他的畫有同一機抒。
明代末年狂放不羈的狂草書風，在清代並沒有得到 發展,這是由於清代禁錮的文化政策,和狂放的草書格格 不入，所以清初以後書法家很少有能寫草書的，加之康 熙酷愛董其昌的書法，至乾隆又推崇趙孟頫的書法，因 此趙、董書體身價大增，一般書法家只奉趙、董為典範。而清代科舉制度所產生的館閣體要求的烏、方、光，使 得這一時期的書法，出現靡弱妍媚的風氣。這時的帖學 更為狹隘。當時有代表性的書法家有沈荃，為明代台閣 體書法家沈度的十世孫，他學董其昌，御製碑文多由他 手書。高士奇書法亦學董其昌，因工書受薦入內廷，得 到康熙的寵幸。陳奕禧的行草書也得到康熙、雍正、乾 隆的賞識。雍正十一年(1733)，□命將他的墨跡勒石為 《夢墨樓帖》10卷。此外笪重光、姜宸英、何焯、汪士 □並稱為康熙間四大家。這些人有的是學者，有的是畫 家，著述宏富，書法雖遠追晉、唐，實際上是受趙孟頫、董其昌的影響較大，作品中脫離不了帖學帶來的軟弱的氣質。
傅山：草書
在帖學衰頹時期，有一些書法家起來學習漢碑。倡 導碑學的首推郭宗昌，他工漢隸並著《金石史》，意在 提倡碑學。另有萬經著《分隸偶存》、顧藹吉著《隸辨》， 這些著作對提倡漢碑隸書有一定的影響。當時學漢隸似 乎成為一種風氣,如顧苓學《夏承碑》,鄭□學《郭有道 碑》、《曹全碑》,朱□尊學《曹全碑》,其他能寫隸書 的書法家有王鐸、傅山、王時敏、周亮工、程邃、王澍 等。其中影響最大要數鄭□和朱□尊。鄭□嗜古碑，收 藏非常豐富,學漢隸50多年,其隸書主要取法《曹全碑》， 而且用行草的筆意來寫隸書，他的隸書對當時書法家影 響很大。朱□尊是學者和詩人,他的隸書也學《曹全碑》， 融歐陽詢書法，清新而流麗。
中期 清代中期帖學仍很風行。乾隆在位很久，而 且嗜書又深,盡力蒐集歷代名跡,命梁詩正摹刻《三希堂 法帖》，對帖學的發揚起著積極的作用。乾隆自己學習 趙字，巡遊江南到處題詩立碑，流風所及，自然是帖學 雜館閣之書盛行。當時帖學書法家有張照、汪由敦、孔 繼涑諸家。張照，行楷由董其昌入手，繼入顏真卿、米 芾，其成就雖不及董其昌，但筆勢略強。帖學書法家中 還以劉墉、王文治、梁同書、翁方綱四大家為代表。翁 方綱其書法學唐碑不余遺力,亦涉獵漢碑,其氣質仍與帖 學相近，他擅長小正楷,但在研究碑學上其功甚大,著有 《兩漢金石記》、《蘇米齋唐碑選》等。梁同書，早年 書法宗趙、董,後追溯顏、米，工楷、行，書法秀逸,但 缺乏雄強之氣。他與梁□、梁國治並稱三梁。劉墉，書 法取徑董其昌，力厚思沉，筋搖脈聚。王文治，書法強 調風神，秀麗飄逸，但缺少劉墉的魄力。此外，姚鼐的 行書蕭疏澹宕，永□的楷書、行草典雅端麗，錢澧的顏體楷書,豐腴厚潤,鐵保的草書，張問陶、郭尚先的行書， 在當時都比較有名 清代中葉碑學風氣漸開，碑學書法家不斷湧現。較著名的有金農、鄧石如、伊秉綬。金農為揚州八怪之一， 他的楷書取法魏、晉、南北朝碑刻，得法於《龍門二十品》、《天發神讖碑》,創造所謂漆書,力追刀法的效果， 強調金石味。金農作詩直接貶低王羲之的書法是俗姿， 他不願向他作奴婢，寧肯去學漢代的《華山碑》。這樣 抨擊帖學，提倡學碑，在當時帖學盛行的時代，是非常 大膽的。由於乾隆、嘉慶時,學者研究金石之風興起,也 給書法界大開眼界。於是阮元寫《北碑南帖論》、《南北書派論》，大力推舉碑學。他說：宋、元、明書法家 多為《閣帖》所囿，好像除了楔帖之外，沒有書法可言。 他要求人們振拔流俗，宗漢、魏古法。阮元這兩篇文章 影響很大，無異是提倡碑學的宣言。接著包世臣在《藝 舟雙楫》中也大談碑學，提出把鄧石如作為學碑的典範。 鄧石如是清代學碑的書法巨匠。他自幼失學，終生布衣， 依靠賣書為生，擅長四體書和篆刻，他在篆書上突破了 秦以來李斯、李陽凍的玉□篆筆法，開創了篆書的新風 格。他的隸書學漢碑，遍臨漢、魏諸碑，繼承漢分隸法， 成遒麗綿密的新體。鄧石如楷書取北魏碑，行草書由碑 中衍變而出,加上他在篆刻上的造詣,創造了富有金石氣 的風格。伊秉綬擅長隸書,以顏書筆法體勢作漢隸,魄力 宏恢，有獨特的風貌。康有為認為鄧石如、伊秉綬是清 代碑學的開山祖師。
此外，這時期有許多以學者身份而善書法的書法家， 如:桂馥、錢坫、孫星衍、錢大昕、錢泳、張廷濟等,他 們都擅長隸書，由於他們有堅實的文字學基礎，其篆隸 醇雅清古,別開生面。這時期還有一些畫家也兼為書法家, 如揚州八怪中的鄭燮、黃慎、汪士慎、李方膺等，都有 自己的風格和特點。鄭燮熔真、草、篆、隸於一爐，自 名為“六分半書”。汪士慎的隸書、黃慎的草書，體現 了不因循守舊的藝術風格。篆刻家中如西泠八家，也都 人人善書。丁敬隸法行草，古樸簡率，得曠然天真的趣 味。蔣仁行草書出入顏、米，而又凝練鬱勃。黃易、奚 岡的隸書完全從漢碑中得來。陳鴻壽的隸書將篆隸相融， 中斂外肆，意趣清新。
伊秉綬：隸書
晚期 晚清的書法與中期相較,雖然大家不多,但碑 學仍是方興未艾，這時篆書和金文勃興，漢、魏、南北 朝的碑刻出土日益增多，對書法的影響仍起著極大作用。 康有為認為:清代的書法有四變：康熙、雍正時,專仿董 其昌；乾隆時，都競相模仿趙孟□；歐陽詢的書法盛行 於嘉慶、道光時期；北朝碑派又萌芽於鹹豐、同治時期。 這一觀點雖不十分準確，但大體上是符合清代書法因世 推移的風尚。清代晚期碑學在書壇上占了主要地位，使 以學帖為主的書法家不得不正視碑刻上的書法，而碑學 書法家也兼容帖學，這樣晚清的書法又出現了另一番景象。
晚清書法以何紹基、趙之謙、吳昌碩為代表。何紹 基的書法以顏真卿為基礎,蒐集周、秦、兩漢古篆籀,下 至南北朝、隋、唐碑版，心摹手追，自成一家。他的草 書成就尤其突出,楷書既醇雅又有唐人法度,精勁有北朝 書法的氣象。晚年精篆隸，60歲後將漢隸名碑幾乎臨寫 殆遍,所以他的隸書筆法穩健,古拙沉雄。他的行草是熔 顏字、北朝碑刻、篆隸於一爐，恣肆而超逸，天真罄露。 趙之謙書畫、篆刻都兼長，書法初學顏真卿，後取法六 朝碑刻。他的楷書顏底魏面，用婉轉圓通的筆勢來寫方 折的北魏碑體，而且他的行草、篆、隸諸體，無不摻以 北魏體勢，自成一格。何紹基、趙之謙對清代末期的書 法影響極大。這時期的書法家還有張裕釗，他以北碑為 宗，高古渾穆，用筆外方內圓，其楷書對後來也有一定 的影響。篆、隸成就比較突出的是吳熙載。他是包世臣 的弟子，篆書學習鄧石如，渾雄不足而清逸過之，可惜 缺少個性，行草書純學包世臣，也缺乏創造。楊沂孫擅 長篆書，方勁雄健。吳大□是金石收藏家，善寫篆、隸， 隸書平穩，篆書能用金文結體來寫，面貌一新。當時寫 篆書的還有徐三庚，以《天發神讖碑》筆法寫篆書；莫 友芝以《禪國山碑》及漢碑額體勢寫篆書，都各有面貌。 寫隸書的有：俞樾、楊峴等。此外，翁同□以寫行、楷 著名,書法由顏入魏,蒼老平淡,筆力凝重,晚年也寫隸書， 用筆極為凝練。
孫星衍：篆書
清代末年，以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沈曾植等 書法最著名。楊守敬，收藏漢、魏、六朝碑刻甚多，擅 長隸書和行楷書,曾東渡日本,帶去不少碑帖，並收日本 學生，著有《平碑記》、《學書邇言》等，對近代日本 書法產生一定影響。吳昌碩，為清末書、畫、篆刻大家， 篆書對石鼓文下功夫最深,字形變方為長,講究氣勢；隸 書效法漢《三公山碑》、《裴岑紀功碑》，亦別具一格； 行書由王鐸上追唐人，晚年“強抱篆籀作狂草”，融會 貫通，開闢了新的境界。沈曾植是著名學者，書法學習 鍾繇、索靖，更熔鑄漢、魏碑刻，晚年精於章草，自碑 學盛行,書法家都用心於篆隸,草書很少有著名的。沈曾 植在草書上獨闢蹊徑，對後來有一定的影響。康有為在 書法理論上，發揮了阮元、包世臣的崇碑觀點，著《廣 藝舟雙楫》，對近代書法理論影響極大。他的書法亦植 根於北朝碑刻，尤其是北魏《石門銘》、山東掖縣雲峰 山諸石刻對他影響最深，所以他的書法渾拙古勁，奇肆 開張，有縱橫跌宕的氣勢，具有獨特風格。
蔣仁：行書
總結清代書法發展情況，可以看到清代書法發展進 程中，碑學和帖學的競爭和消長。碑學的興起在清代是 有客觀原因的：①清中葉以來金石考據的興盛。清代知 識分子為了避免文網,走上金石考據的治學道路,而這時 漢、魏、南北朝碑刻不斷出土，人們除了證經考史之助 外,碑刻上的文字也為書法提供嶄新的資料,使書法家的 眼界頓為開擴;另一方面書寫篆、隸需要字字有來歷,清 代文字學的成就為書法藝術提供了基礎，所以清代許多 書法家同時又是金石學家。②由於篆刻藝術的發展,也給 書法藝術的創新提供了條件。清代書法家多善治印，所 以能將凝練蒼朴的金石趣味，運用到書法創作中去，使 書法有了金石氣，這些都是隋唐以來書法藝術中所不曾 有的。③文人畫的發展,使得繪畫的書法化更為濃厚,反 之文人畫對書法藝術增加了新的血液,所以清代書法,無 論是用筆、用墨，以至章法都有創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