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生平簡介
袁枚袁枚（1716－1797年），清代詩人、詩論家。字子才，號簡齋，晚年自號蒼山居士，錢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是乾隆、嘉慶時期代表詩人之一，與趙翼、蔣士銓合稱為“乾隆三大家”；與趙翼、張問陶合稱為“性靈派三大家”。乾隆四年（1739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乾隆七年外調做官，曾任江寧、上元等地知縣，政聲好，很得當時總督尹繼善的賞識。乾隆十七年（1752年）袁枚迫於無奈，終於違心再次出山。但袁枚與上司陝甘總督黃廷桂關係極不融洽，於是剛滿一年，就請了長病假，急切地返歸隨園。
三十三歲父親亡故，辭官養母，在江寧（南京）購置隋氏廢園，改名“隨園”，築室定居，世稱隨園先生。自此，他就在這裡過了近50年的閒適生活，從事詩文著述，編詩話發現人才，獎掖後進，為當時詩壇所宗。袁枚24歲參加朝廷的科考，試題是《賦得因風想玉珂》，詩中有“聲疑來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總裁們以為“語涉不莊，將置之孫山”，幸得當時總督尹繼善挺身而出，才免於落榜。
著作有《小倉山房文集》；《隨園詩話》16卷及《補遺》10卷；《新齊諧》24卷及《續新齊諧》10卷；隨園食單1卷；散文 ，尺牘，隨園食單說部等30餘種。散文代表作《祭妹文》，哀婉真摯，流傳久遠，古文論者將其與唐代韓愈的《祭十二郎文》並提。
學說
倡導“性靈說”。主張寫詩要寫出自己的個性，認為“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主張直抒胸臆，寫出個人的“性情遭際”。主張“性靈”和“學識”結合起來，以性情、天分和學歷作為創作基本，以“真、新、活”為創作追求，這樣才能將先天條件和後天努力相結合，創作出佳品，認為“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主張文學應該進化，應有時代特色，反對宗唐宗宋。他譏諷神韻派是“貧賤驕人”，格調派是“木偶演戲”，肌理派是“開骨董店”，宗宋派是“乞兒搬家”。他也反對沈德潛的“溫柔敦厚”說，認為“孔子論詩可信者，‘興觀群怨’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主張駢文和散文並重，認為駢文與散文正如自然界的偶與奇一樣不可偏廢，二者同源而異流，它們的關係是雙峰並峙，兩水分流。詩歌清新雋永，流轉自如。寫景詩飄逸玲瓏。
袁枚的文學思想有發展的觀點，對封建正統文學觀點及形式主義思潮有衝擊作用。另外，他強調駢文作為美文學的存在價值，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他的詩多敘寫身邊瑣事，多風花雪月的吟喔，缺少社會內容，有些詩趨向艷俗，不免淺薄甚至浮滑。
著作賞析
著作賞析另一版本
清代性靈詩派的倡導者，生性疏淡灑脫不喜作官，於壯年辭官，隱居隨園，優遊自得，不復出仕。一生致力文學，所為詩文，天才橫溢，尤工駢體。所著《隨園食單》，對於茶葉方面的評述頗為獨到，是位知茶愛茶的品茶評茶專家。
袁枚
字子才，號簡齋，世稱隨園主人，浙江錢塘人，生於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一七一六年）。袁枚英才早發，十二歲入縣學，二十四歲中進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大學士史貽直見他所寫策論後，稱讚他是賈誼再世。袁枚歷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由於賢能愛民，政績甚佳，深得百姓愛戴。然而他生性疏淡，雖身居廟堂，卻心繫山林，加上他認為做官是為人民增進幸福，並非只是上司大吏的高等聽差，遂於三十三歲即辭官。好友錢寶意作詩頌讚他：“過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領取十年卿相後，幅巾野服始相應。”他亦作一副對聯：“不作高官，非無福命祇緣懶；難成仙佛，愛讀詩書又戀花。”（自嘲）聯中表明他“愛書如愛命”的讀書志趣及無意於官場中汲汲營營。在《詠筷子》詩中：“笑君攫取忙，送入他人口；一世酸鹹中，能知味也否？”他對世人為追逐名利而送往迎來、失去自我的可笑做了深刻的諷刺。
重修隨園舊制
袁枚是個重視生活情趣的人，他愛金陵靈秀之氣，在他任江寧縣令時，在江寧小倉山下以三百金購得隨園。隨園舊為織造園（即曹雪芹筆下的大觀園），當時“園傾且頹……百卉蕪謝，春風不能花”。荒廢已久，袁枚購得後，加以整治，由於是“隨其豐殺繁瘠，就勢取景”。因此稱為“隨園”。他在《雜興詩》描寫隨園景致：“造屋不嫌小，開池不嫌多；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游魚長一尺，白日跳清波；知我愛荷花，未敢張網羅。”如此詩情畫意，令人想往，也難怪袁枚怡然自得，放情聲色，不復作出仕之念。隨園四面無牆，每逢佳日，遊人如織，袁枚亦任其往來，不加管制，更在門聯上寫道：“放鶴去尋山鳥客，任人來看四時花。”
袁枚以文學為終身事業，是清代的文學家，性靈派創作理論的提倡者。性靈即性情也。他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又說：“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他認為詩歌是內心的聲音，是性情的真實流露。文章以駢體最為擅長，頗得六朝體格，享文章之盛名數十年。其為人亦如作文，坦白率真，討厭矯情，卻極重情義，其友沈鳳司死後，因無後嗣，袁枚每年為他祭墳，三十年未曾間斷，對友人的情義深重，令人感動。
致力為文
致力為文 著述頗豐
有《小倉山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隨園食單》……其中《隨園食單》是一部有系統的論述烹飪技術和南北菜點的著作，全書分須知單、戒單、海鮮單、雜素選單、點心單、飯粥單……茶酒單等十四個方面。在須知單中他開宗明義地說：“學問之道，先知而後行，飲食亦然，作須知單。”此篇可作為飲食通則，而戒單云：“為政者興一利不如除一弊，能除飲食之弊，則思過半矣，作戒單。”此篇正好與須知單互為表里。
值得一提的是“茶酒單”一篇，此篇對於南北名茶均有所評述，此外還記載著不少茶制食品，頗有特色。其中有一種“麵茶”，即是將面用粗茶汁去熬煮後，再加上芝麻醬、牛乳等佐料，面中散發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而“茶腿”是經過茶葉熏過的火腿，肉色火紅，肉質鮮美而茶香四溢。由此可以看出袁枚是一個對茶、對飲食有相當研究的人。
遊歷名山勝景
六十五歲以後，袁枚開始遊山玩水，游遍名山大川，浙江的天台、雁盪、四明、雪竇等山，安徽游過黃山、江西廬山、廣東、廣西、湖南、福建等地，喜愛品茶的他自然嘗遍各地名茶，並且將它一一記載下來。他描寫常州陽羨茶：“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較龍井略濃。”提到洞庭君山茶，他說：“色味與龍井相同，葉微寬而綠過之，采掇最少。”此外如六安銀針、梅片、毛尖、安化茶等，也都有所評述。
此外還寫下許多茶詩，如《試茶》詩：“閩人種茶如種田，郄車而載盈萬千；我來竟入茶世界，意頗狎視心逌然……”描寫福建人普遍種茶的情形，置身其中，彷佛進入茶世界。《湖上雜事詩》：“煙霞石屋兩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陽；萬片綠雲春一點，布裙紅出採茶娘。”描寫身著紅布裙的採茶姑娘在“萬片綠雲”的茶海中採茶，分外醒目。又《漁梁道上作》：“遠山聳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後溪；每到此間閒立久，採茶人散夕陽西。”可知他旅遊時，除了欣賞群山萬壑、山澗溪流的美景之際，亦不忘留意當地的“茶葉文化”，可看出他對茶的鐘愛程度。
品茶評茶藏茶
袁枚70歲那年，遊覽了武夷山，對武夷茶產生了特別的興趣。他先前對武夷茶的印象是“茶味濃苦，有如喝藥”，因此他向來不喜歡武夷茶，但是乾隆五十一年（公元一七八六年）他游武夷山，來到曼亭峰天游寺等地後，卻讓他對武夷茶的印象完全改觀。他在《隨園食單．茶酒單》記載了當時的情形：“僧道爭以茶獻，杯小如胡桃，壺小如香櫞，每斟無一兩，上口不忍遽咽，先嗅其香，再試其味，徐徐咀嚼而體貼之，果然清芬撲鼻，舌有餘甘。一杯以後，再試一二杯，釋躁平矜，怡情悅性。始覺龍井雖清，而味薄矣；陽羨雖佳，而韻遜矣。頗有玉與水晶，品格不同之故。故武夷享天下盛名，真乃不忝，且可以瀹至三次，而其味猶未盡。”這位茶葉專家從所用的茶壺、茶具到飲茶的步驟、感覺與武夷茶的特色均做了詳細而生動的描寫，一杯好茶的確能滌淨塵慮，撫平煩躁。
袁枚認為：除了有好茶必須收藏得法才能保存長久，而要泡出一壺好茶，除了要有好的泉水之外，對於火候的控制亦是一門極重要的學問。對此他也有一段精彩的描敘：“欲治好茶，先藏好水，水求中泠惠泉，人家中何能置驛而辦。然天泉水、雪水力能藏之，水新則味辣，陳則味甘。嘗盡天下之茶，以武夷山頂所生，沖開白色者為第一。然入貢尚不能多，況民間乎！”他以為要泡出好茶，需先有好水，在此他再度推崇武夷山所產的茶為天下第一。
接著他繼續提到收藏茶葉的方法：“其次，莫如龍井，清明前者號蓮心，太覺味淡，以多用為妙。雨前做好一旗一槍，綠如碧玉。收法須用小紙包，每包四兩放石灰壇中，過十日則換古灰，上用紙蓋扎住，否則氣出而色味全變矣。”可說是研究得相當深入，至於烹煮的方法，他也有獨到的妙法：“烹時用武火，用穿心罐一滾便泡，滾久則水味變矣！停滾再泡則葉浮矣。一泡便飲，用蓋掩之則味又變矣。此中訊息，間不容髮也，山西裴中丞嘗謂人曰：‘余昨日過隨園，才吃一杯好茶，嗚呼！’”
袁枚不願在官場上爭逐名利，遂能依自己的方式生活，無羈無絆，優遊自在，故而能活到八十二歲高壽。
主要代表作
黃生借書說
簡介
散文篇名。清代袁枚作。文章從一青年學士向作者借書談起，指出借書讀的人用心專一，而自己擁有藏書的人卻往往不讀書，並舉自身經歷為例，勉勵後人珍惜時光，勤奮學習。層次分明，說理透徹，語言誠懇親切。選自《小倉山房文集》。
原文
<黃生借書說> 清 袁枚
黃生允修借書。隨園主人授以書而告之曰：
“書非借不能讀也。子不聞藏書者乎？七略四庫，天子之書，然天子讀書者有幾？汗牛塞屋，富貴家之書，然富貴人讀書者有幾？其他祖父積、子孫棄者無論焉。非獨書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強假焉，必慮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見之矣。’若業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異日觀’云爾。
“余幼好書，家貧難致。有張氏藏書甚富。往借，不與，歸而形諸夢。其切如是。故有所覽輒省記。通籍後，俸去書來，落落大滿，素蟫灰絲時蒙捲軸。然後嘆借者之用心專，而少時之歲月為可惜也。”
今黃生貧類予，其借書亦類予；惟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若不相類。然則予固不幸而遇張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與不幸，則其讀書也必專，而其歸書也必速。
為一說，使與書俱。
譯文
年輕人黃允修來借書。隨園主人我把書交給他並且勸勉他說：
“書不是借來的就不能好好地去讀。您沒有聽說過那些收藏書籍的人的事嗎？七略四庫是天子內府的藏書，然而天子中讀書的人又有幾個？搬運時使牛累得出汗，放置在家就堆滿屋子的書是富貴人家的書，然而富貴人家中讀書的又有幾個？其餘像祖輩父輩積藏許多圖書、子輩孫輩丟棄圖書的情況就更不用說了。不只書籍是這樣，天下的事物都這樣。不是那人自己的東西而勉強向別人借來，他一定會擔心別人催著要回，就憂懼地摩挲撫弄那東西久久不停，說：‘今天存放在這裡，明天就要拿走了，我不能再看到它了。’如果已經被我占有，必定會把它用繩子捆起來放在高處，收藏起來，說：‘姑且等待日後再看’如此而已。”
“我小時候愛好書籍，但是家裡貧窮，難以得到書讀。有個姓張的人收藏的書很多。我去借，他不借給我，回來就在夢中還出現那種情形。求書的心情迫切到這種程度。所以只要有看過的書就認真深思並記住。做官以後，官俸花掉了，書籍買來了，一堆堆地裝滿書冊，白色的蠹蟲、灰色的遊絲，常常罩滿書冊。這樣以後才慨嘆借書的人用心專一，而自己少年時代的時光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現在姓黃的年輕人像我從前一樣貧窮，他借書苦讀也像我從前一樣；只是我的書借給別人同別人共用和姓張的人吝惜自己的書籍好像不相同。既然這樣，那么是我本來不幸遇到姓張的呢，還是姓黃的年輕人本來幸運遇到了我呢？懂得借到書的幸運和借不到書的不幸運，那么他讀書一定會專心，並且他還書一定會很迅速。
所以寫了這一篇借書說，讓它同出借的書一起交給姓黃的年輕人。
說明
這篇“說”就青年黃允修向作者借書一事發表議論，提出“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勉勵青年應該化弊為利，努力為自己創造學習條件，發奮求學。
課文圍繞中心，夾敘夾議，層次清楚地闡明事理。文章一開始就提出了“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出人意表，引人深思，隨後圍繞著這箇中心，逐層展開闡述。先以帝王、富貴人家全都藏書豐富，卻沒有幾個讀書人，以及祖父輩盡心藏書而子孫輩隨意毀棄書這三種常見的事實，來作初步證明；再用類比推理，以人們對於借來的東西和屬於自己的東西所採取的不同態度，來說明這個論斷是有普遍意義的。作者從那常見的現象中推究出其原因──“慮人逼取”，這種外來的壓力，會化為鞭策自己的動力，有力地證明了“書非借不能讀”的觀點。接著，作者又拿自己年少時借書之難、讀書用心之專和做官後有了大量的書籍卻不再讀書等切身經歷，從正反兩個方面做進一步的論證。最後，在上述分析說明的基礎上，緊扣“借書”一事，指出黃生有幸而遇肯“公書”的人，勉勵他應該珍惜機會，勤奮學習。
課文多處運用對比方法，從正反兩方面去闡明事理。如以“非夫人之物”與“若業為吾有”作對比；以“余幼好書，家貧難致”的勤學與“通籍後，俸去書來”的疏懶作對比；以“予之公書”與“張氏之吝書”作對比；以自身的“不幸”與黃生的有“幸”作對比，等等。這樣，能夠鮮明地闡述觀點，加深讀者的理解，增強文章的說服力。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的中心論點雖然是“書非借不能讀”，但很明顯，僅從字面上來看，這個論點帶有很大的片面性。“說”本身不同於規範、正統的論說文，本文作者袁枚又是一位才子氣頗重、任性適情的人。因此，我們更宜於把本文視為作者在有感而發的情況下率性而為的一篇帶有遊戲性質的小文，其中包含有對逝去的青年光陰的懷念、對如今自己的自嘲，而主旨則在鼓勵、教育黃生，只是沒有板起面孔來。
圖書信息
【書名】隨園詩話
【作者】袁枚
【合者】王英志
【出版社】鳳凰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9年12月
【ISBN】9787807295594
【定價】35元
內容簡介
袁枚所處時代是所謂的“乾隆盛世”，學術思想十分活躍，崇理學與反理學、重漢學與反漢學鬥爭頗為激烈，袁枚是堅定地站在反理學與反漢學的立場上的；與學術思想上的鬥爭相應，文藝上復古與反覆古、重教化與主性靈的鬥爭也一直未停止，袁枚則是乾隆詩壇反覆古、主性靈思潮的傑出代表。袁枚倡導性靈說詩論，以反對乾隆詩壇流行的主張復古與詩教的沈德潛格調說，並批評翁方綱以漢學考據作詩的不良風氣。其所倡導的性靈說詩學，推動了清代詩歌的健康發展，在清詩史上具有重要意義。蔣湘南《遊藝錄》說：“袁簡齋獨倡性靈之說，江南江北靡然從之。自薦紳先生下逮野叟方外，得其一字，榮過登龍，壇坫之局生面別開。”可見袁枚之廣泛影響。
圖書目錄
前言
隨園詩話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一〇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卷一六
隨園詩話補遺
補遺卷一
補遺卷二
補遺卷三
補遺卷四
補遺卷五
補遺卷六
補遺卷七
補遺卷八
補遺卷九
補遺卷一〇
……
隨園詩話序言
文中寄志
古英雄未遇時，都無大志，非止鄧禹希文學，馬武望督郵也。晉文公有妻有馬，不肯去齊。光武貧時，與李通訟逋租於嚴尤。尤奇而目之。光武歸謂李通曰：“嚴公寧目君耶？”窺其意，以得嚴君一盼為榮。韓蘄王為小卒時，相士言其日後封王，韓大怒，以為侮己，奮拳毆之。都是一般見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詠懷》云：“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時詩也。玩其詞，若不料此後之出將入相者。及其為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云：“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登甲秀樓》絕句云：“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與未得志時氣象迥異。張桐城相公則白翰林至作首相，詩皆一格。最清妙者：“柳蔭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云：“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和皇上風箏》云：“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押“繩”字韻，寄託遙深。
在古代的時候，當英雄還未遇上能讓自己一展才華的時機時，大都不具有非常遠大的志向，這並非僅僅是鄧禹從文學上寄託希望，馬武以督郵為名門貴族等事例所能說明的事。晉文公有妻室和馬匹，惟獨不肯離開齊國。光武帝在少年時很貧困，和李通因為逃稅而同嚴尤打官司。嚴尤十分驚奇地盯著他們看。光武帝回去後就對李通講：“嚴公看你了嗎？”言下之意，他是以嚴尤對他們的盯看作為榮耀的事。韓蘄王做小卒的時候，看面相者料定他日後必被封王。然而韓卻大怒，認為自己被侮辱了，於是用拳把對方一頓猛打。這都是一個道理。鄂西林相公在《辛丑元日》曾經寫過這樣的句子：“攬鏡人將老，開門草未生。”在《詠懷》中又講：“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這都是他做郎中時所作的詩。看了這些詞句又有誰能想到他將來會出將入相呢？等他做了七省經略，在《金中丞席上》講：“問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誰為濟世才？”他在《登甲秀樓》絕句中說道：“炊煙卓午散輕絲，十萬人家飯熟時。問訊何年招濟火？斜陽滿樹武鄉祠。”竟然以武侯來自比，這些都和他未得志時的心態就完全不一樣了。張桐城相公則從翰林做到首相，所作詩歌全是一個風格。最清秀美妙的詩句有：“柳蔭春水曲，花外暮山多。”“葉底花開人不見，一雙蝴蝶已先知。”“臨水種花知有意，一枝化作兩枝看。”《扈蹕》講：“誰憐七十龍鍾叟，騎馬踏冰星滿天。”在他的《和皇上風箏》中又講：“九霄日近增華色，四野風多仗寶繩。”在這句詩里，詩人借“繩”字韻“升”，來寄託自己內心的志向和遠大的抱負。
詩在骨不在格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亳誰為之格？誰為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里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楊誠齋說：“古往今來，天分低拙的人，都在詩歌上愛大談格調，而不懂得風情趣味。為什麼？因為格調是空架子，有嘴就能很簡單的描述出來；而風情趣味專門描寫性靈，不是天才就辦不到。”我十分喜歡這句話。要知道有性情，便有了格律；格律總是在性情之中的。《詩經》三百篇多半是勞動者及懷春少婦直率言情的，有誰為他們定過格式呢？又有誰為他們定過音律呢？而現在談格調的，能超出這個範圍嗎？況皋、大禹時代的歌謠，不同於《三百篇》；《國風》的格調，不同於《雅》、《頌》。格式怎么有一定之規呢？許渾講：“吟詩好似成仙骨，骨里無詩莫浪吟。”詩的精華在詩骨而不在格式呀！
存其是去其非
前明門戶之習，不止朝廷也，於詩亦然。當其盛時，高、楊、張、徐，各自成家，毫無門戶。一傳而為七子，再傳而為鍾、譚，為公安，又再傳而為虞山，率皆攻排詆呵，白樹一幟，殊可笑也。凡人各有得力處，各有乖謬處，總要平心靜氣，存其是而去其非。試思七子、鍾、譚，若無當日之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方將索於荒村寂寞之鄉，得半句片言以傳其人矣。敵必當王，射先中馬，皆好名者之累也！
前明有門戶派別之分，不只是朝廷有，在詩歌上也是這樣，當明詩處於昌盛的時候，高、楊、張、徐，各自成為一家，沒有門戶高下。一傳下來就是明七子；再傳就是譚、鍾，成為公安派；又再傳是虞山，大都是相互攻擊詆毀，自己樹立一個旗幟，真是十分可笑。大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都有自己的缺點，總是要平心靜氣，保留正確的，去掉不對的。試想明七子、鍾、譚等人，要是沒有當時的盛名，則虞山選《列朝詩》時，必將從荒村僻壤的偏僻之地去尋找，有幸得到一言半句就要傳之於後人。打敵人一定先擒王，射人要先射馬，這是喜愛名聲的人所特有的累贅，會在最緊要的時候葬送他們。
核心價值
《隨園詩話》主要價值在於其所闡述的性靈說詩論。其涵義是從創作的主觀條件出發，強調創作主體必須具備真情、個性、詩才三方面要素。
性靈說的真情論主張：
一、真情乃詩人創作的首要條件，所謂“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靈、真情。
二、真情是詩歌所表現的主要內容，所謂“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卷五)。
三、以真情感人是詩的主要審美功能，所謂“聖人稱：‘詩可以興’，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論乃針砭沈德潛的“詩教”說。
性靈說的個性論主張：
一、詩人須具個性，故稱“作詩，不可以無我”，“有人無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獨具的個性。二、藝術創作須有獨創性，既不囿於古人，亦不盲從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陳言為第一著。”(卷六)。三、反擬古、反格調：“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卷三)，“專唱宮商大調，易生人厭”(卷四)，此說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後繼者沈德潛。
隨園詩話一、詩人創作須具備特殊才能。
“性靈”的本義即指人靈智的本性，故亦稱靈性。袁枚論詩則有“筆性靈”、“筆性笨”之分（見《補遺》卷二）。“筆性靈”則有詩才，乃針對翁方綱以考據為詩而發的：“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卷四)。
二、詩人創作時產生靈感現象。
首先，靈感降臨時詩人處於藝術思維的高潮，“興會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靈感持續時間甚短，不易把握，當“興會已過”，化“千萬力氣”亦不易再得。(見卷三)最後，靈感的偶然性與必要性相統一。書中引唐詩喻之：“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卷二)。
三、藝術表現須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籟最妙”(《補遺》卷五)。
即使對素材提煉加‘亦須不露斧鑿痕跡。四、詩歌形象要生動、靈活、有趣。書中引證楊萬里語“風趣專寫性靈”(卷一)，又一再標舉“生氣”、“生趣”(《補遺》卷三)，旨在倡導以生動風趣的形象抒寫性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