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北畫像石墓

陝北畫像石墓

1996年7-11月,為配合陝(西)京(北京)天然氣管道的建設,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與榆林地區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組成考古隊,對神木大保當墓地進行了發掘,共清理漢代墓葬24座,其中13座出土了精美的畫像石,計50餘塊。同時,還伴出一些具有典型特徵的陶器、骨器、漆器(已風化)、鐵器及銅馬具等,為陝北乃至全國畫像石墓的研究提供了珍貴資料。
大保當墓地位於神木縣城西南約50公里毛烏素沙漠的南緣,古長城的北側,黃河支流禿屬河從其東側流經此處。
此次發掘的24座漢墓均帶有長斜坡式墓道,墓室全系磚砌而成。墓葬形制可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單室墓,平面呈“甲”字形,四角攢尖式頂或券頂。另一類為雙室墓,均為前後室結構,有的前室帶側室。前室頂部多為四角攢尖頂或穹窿式頂,個別為盝頂;後室大部分為券頂,個別為穹窿頂,部分後室頂部為雙券頂,中部以木柱磚牆間隔,氣勢恢宏。墓室最大的長約7、寬2.8、高3.5米;墓道最長者約27米,最短的長約3米,窄短陡峭,僅能容一人上下。
在出土副像石的13座墓葬中,畫像石全部位於甬道外側墓門處。墓門一般由門扉、門楣、門柱組成。個別墓葬畫像石墓門組合更為完整,配有門腦、門限等。另外在兩座墓中發現既作為建築材料又起到裝飾作用的頂心石。11號墓的頂心石圖案漫漶不清,留有墨跡,惜已不可辯認。3號墓頂心石刻繪日月共幅圖案,日中繪金烏,月中繪蟾蜍,四邊飾捲雲紋。
這批畫像石題材豐富新穎,涉獵廣泛,包括社會生活、神話傳說、歷史故事、裝飾圖案四大類。社會生活類包括車馬出行、狩獵、建築、舞樂百戲等場面。神話類所占比重較大,可分為神仙及靈異兩種:神仙如西王母、東王公、蓐收、句芒等;靈異包括四靈、九尾狐、三足烏、玉兔、獬*鋪首等。歷史故事類題材的僅一幅,表現“荊軻刺秦王”的場面。裝飾圖案類多刻繪綬帶穿璧紋、捲雲紋等。更為可喜的是,發現了一批新的畫像內容,如首次見於該地區的“鋼鉤馴象”圖案及罕見的東方天神“句芒”和西方天神“蓐收”等畫像。保存狀況良好,畫面顏色鮮艷亮麗,刻畫栩栩如生。這種既刻又繪及施彩的藝術加工方法是陝北畫像石不同於全國其它地區的一個顯著特點;而大保當畫像石無論從保存狀況還是從題材來講都是陝北畫像石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鋼鉤馴象”圖位於24號墓的門楣。象面左垂屬靜立,長鼻下垂,身塗白彩,以陰刻線條表達肌肉。長鼻、嘴、眼眶均塗紅彩,頭部飾桔黃彩。象奴頭戴圓帽,著左衽長袍,左手持鉤面象而立作馴斗狀。有關漢代馴象的記載見於《漢書·武帝紀》及王充《論衡》等文獻。西漢時宮中已有馴象之娛,而鋼鉤馴象在東漢已有確切記載,可能屬於舞樂百戲中的象舞,它的傳入大概與佛教每年一度的“行象”活動有關。
句芒像刻繪於11號墓的左側門柱上。石高11.6、寬33.5、厚6厘米。畫面分為上下兩部分,上部刻樓閣,下部即句芒像。句芒人面鳥身,頭戴三羽冠,冠羽插於冠頂,冠體以墨線勾勤,塗紅,似紅布纏於頭頂。五官方正,神色威武,面施粉彩;上身著紅色寬袖短衣,右手持矩,胸前負紅日,日中彩繪三足烏;下身著鳥羽裙,羽毛以紅、墨彩相間繪出。句芒身側及下端各刻一龍。《山海經·海外東經》中記載:“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淮南子·天文訓》又稱:“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獸蒼龍。”文獻記載與畫面基本相符,惟執矩與執規略有出入。
“荊軻刺秦王”一石在全國同類題材的畫像石中堪稱刻繪最生動、最系統的一幅。它刻繪於16號墓門楣的下欄,全石長175、寬37、厚4.5厘米。畫面右側表現的可能是“易水送別”場景:荊軻戴長冠,發沖指冠,手持鼓鼓面左而忌;燕太子丹戴通天冠,揖手跪拜其前;身後為戴幘執戟衛士,肅然恭立。畫面中部反映了“荊軻刺秦王”的緊張瞬間:秦舞陽頭戴進賢冠,著長袍,“奉天圖跪拜”;樊於期首級置於函內,戴赤幘,鬚髮五官清晰畢現;荊軻怒發上指,跨步躬身,匕刺秦王不中而擊穿銅柱;侍醫夏無且攔腰抱住荊軻;秦王則“負劍拔之,奮袖超屏風而走”,衣袂狂起。整個場面緊張激烈,扣人心弦。
除以上幾石外,還有可能與“穆天子見西五母”故事有關的題材及車馬出行、舞蹈說唱等畫面,均堪稱精美絕倫,是漢代藝術寶庫中的佳作。
據考證,畫像石是由稱作“師”的石工和稱為“畫師”的畫工共同協作完成的。因而它的製作過程實際上包括了雕刻和繪畫兩種技法。這一點在全國畫像石分布區中,陝北地區表現得最為明顯和突出。繪畫及敷色是陝北畫像石的一個突出特點,在此之前,陝北亦發現有具描繪、勾勒及敷色的處理過程的畫像石,但由於顏色難以持久保存及其它各種原因,人們目前一般見到的畫像石往往成了雕刻作品,並未能夠真正反映出其藝術成就的全貌。此次發掘的畫像石的突出特點是大部分遍施色彩,細部描繪栩栩如生,保存狀況相當良好,畫面顏色清新鮮艷,絢麗奪目。目前能夠清楚辨認的顏色就有桃紅、硃砂紅、白、褐、綠、紫、桔黃等種。畫面細部多經仔細勾畫,描繪細緻人微。如車、馬的佩飾及車的形制;人物的服飾、樓閣等均既刻又畫。它們對研究漢代的車輿制度、服飾史等提供了翔實而可靠的資料。狩獵出行、樓閣建築、說唱舞蹈等多種題材的細部刻繪及勾勒,極大地彌補了這方面研究資料的不足,並徹底改變了人們對陝北漢代畫像石在表達技法上的傳統認識。這批畫像石在色彩的利用上已達很嫻熟的程度。如23號墓門扉上部6個重彩染繪的朱雀,約占去1/3強的畫面。為了使畫面整體布局不至於有頭重腳輕之感,製作者特意在畫面下部匠心獨具地安排了一個濃墨重彩的獬*,使觀者的視覺感到一種平衡。23號墓門柱兩側的舞伎,由於出自同一“模板”刻就,為了克服對應中的呆板,特意在二、三蒙受內左右兩組人物的服裝上、下採用了相反的顏色,這樣使畫面既體現了對稱美又顯得活潑別致。
另外,在對大保當漢畫像石發掘過程中,特別注意了對畫像石以外的其它遺存信息的收集,極大開擾了人們對該對區畫像石墓認識的視野。例如:在甬道外發現的狗頭骨,數目多少不一,有的還經過火燒,為了解漢代這一地區的埋葬及祭祀習俗提供了線索。人骨的收集和研究,不僅有助於人們認識當時的家庭結構,還提供了許多人類學方面的信息。人骨測定結果表明,個別標本在體質特徵上和匈奴人種接近。出土的小口細頸瘦腹罐和前蘇聯及蒙古發現的相當於西漢匈奴遺址及墓葬中的同類器物相似,這種陶器目前被認為是匈奴最具特徵的典型器物。由於大保當地處兵家必爭的長城沿線,戰事頻繁,根據文獻記載,西漢末期這裡曾為匈奴、漢等民族雜居之地,民族的融合及文化上的滲透漸加強。結合大保當墓地的考古發現,有理由相信,大保當畫像石墓的主人和匈奴有密切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可能還存在著聯姻關係。
神木太保當漢畫像石的墓群是目前所知此類墓葬分布的最北地點。它的發現,大大擴展了陝北地區畫像石的分布範圍。在發掘地24座墓葬中雖無文字紀年,但大部分墓葬的年代經過初步研究可確定在公元100年前後,即東漢中葉。

清理漢代畫像石墓13座,出土畫像石50餘塊,題材豐富,內容新穎,其中
“鋼鉤馴象”、東方天神“句芒”、西方天神“辱收”等均屬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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