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烈士趙獻的“陣亡通知書”。“趙獻，605團4連副指導員，1943年入黨，1946年入伍，犧牲時23歲，籍貫不詳。”“一、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殘酷的‘五一’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一貫工作積極、埋頭苦幹。1948年經過兩次遠征。刻苦精神好，團結每個同志；二、在戰鬥中勇敢、不怕犧牲，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我死了是為了革命，也是光榮的，只要你們完成任務。”
“陣亡通知書”訴說鮮為人知的故事
這些“陣亡通知書”上手工繪製的表格用鋼筆填寫，內容欄中還記載了烈士的英勇事跡。遺憾的是，在烈士們的籍貫欄中，竟有29個是空白。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他們甚至來不及讓身邊戰友知道自己來自何方，年輕的生命便如流星匆匆划過天際。
一張張發黃的紙片，一個個陌生的名字，記載著過去的硝煙與鮮血：
“趙獻，605團4連副指導員，1943年入黨，1946年入伍，犧牲時23歲，籍貫不詳。”“一、他15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殘酷的‘五一’掃蕩中他搶救革命幹部。一貫工作積極、埋頭苦幹。1948年經過兩次遠征。刻苦精神好，團結每個同志；二、在戰鬥中勇敢、不怕犧牲，在負傷後還鼓舞大家，我死了是為了革命，也是光榮的，只要你們完成任務。”
“龍華章，604團戰士，犧牲時32歲，1949年2月入伍，貴州同仁縣明組鄉新莊村人，安葬地點為太原市新城東門外北角。”他的英勇事跡被描述為：“作戰勇敢，屢立戰功。”
……
去年11月，王艾甫賣掉了收藏的300塊銀元，湊足了1萬元路費尋找“湖北雲縣雙郝村”郝戴虎烈士的家屬。經了解才知道，“雲縣”原是雲夢縣之誤，解放前的“雙郝村”已更名為鍾垸村。聽說失蹤50多年的郝戴虎有了訊息，而且還是革命烈士，小小的鍾垸村沸騰了。幾十位老人聚集在村委會，燃起鞭炮迎接王艾甫。村委會主任郝朝陽說：“沒想到我們村還有這樣的革命英雄！我們要專門建一個小陳列室，讓年輕人都學一學。”
解開烈屬半個多世紀的“心結”
王艾甫在內蒙古自治區察哈爾右翼中旗桂井村找到了烈士孫耀72歲的女兒孫秀峰。孫耀自1937年參軍後就沒有下落，孫秀峰和母親、女兒一家三代輾轉十幾個地方尋找都一無所獲。母親臨去世時還抱怨：“你爹不要咱娘倆了，到城裡享福了。”孫秀峰從王艾甫手中接過“陣亡通知書”，哭了半個多小時，反覆說的只有兩個字：“謝謝！”
在河北省民政部門配合下，王艾甫找到了趙獻烈士的家鄉正定縣諸福屯鎮朱河村。已80歲的趙獻妻子梁貴蘭哭著說：“我們結婚還不到一年，趙獻就應徵入伍。當時是悄悄走的，因為我們這裡還沒有解放，我也沒敢去送他。”
在貴州省有關方面幫助下，王艾甫找到了龍華章烈士的家鄉貴州省銅仁市（“陣亡通知書”上誤作同仁縣），過去的明組鄉已改為河西辦事處。龍華章的侄子龍和生清楚地記得：“1939年農曆正月十五，叔叔被國民黨抓去當兵，我哭著到鄉政府找，但沒有找到，此後就沒有音信。”
河北的王滄言老人知道了丈夫路煥文的下落後，忍不住老淚縱橫：“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本來已經絕望了，這下夫妻可以合葬了。”
偶然發現的84份“陣亡通知書”
今年67歲的王艾甫是山西太原收藏協會會長。1996年的一天，他在一個舊書攤發現4本發黃的《太原戰役陣亡將士登記冊》，記載了866名解放軍陣亡將士的基本情況，裡面還夾帶著84份“陣亡通知書”，籍貫涉及湖北、山西、河北等10個省區。王艾甫用3000元買下這套登記冊——這些錢相當於他當時一年的收入。
太原戰役發生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4月，此役殲敵12萬人，我軍犧牲1．8萬人，結束了閻錫山對山西長達38年的統治。
趙獻貴到淠史杭總局調研.為烈士“尋親”
看著一張張發黃的“陣亡通知書”，有20年軍齡，也曾經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王艾甫想起了昔日的戰友張廣元。這位曾經救過他生命的戰友犧牲後，王艾甫親手掩埋了他的遺體。而在張廣元家鄉縣民政部門，竟然查閱不到任何有關這位烈士的記載。戰爭中有多少個張廣元？每當夜深人靜，王艾甫總是難以入眠。
王艾甫萌生了為烈士“尋親”的想法。“我不敢想像，當年他們在彈雨紛飛的戰場上倒下的情景；我也不敢想像，一位位烈士的親人遙望遠方、悲痛欲絕的情景。為烈士‘尋親’，只是一種紀念的形式，但這種形式的實質是：我們應該為先烈招魂！”王艾甫在記事本扉頁上寫道。
這一“尋”就是10年
10年來，王艾甫走遍了太原市5個烈士陵園，查閱了數千位烈士資料，一一核對人名找到了這84位烈士的安葬地點。他按“陣亡通知書”上的地址逐一給烈士親屬寫信，給當地民政、公安部門打電話，還經常到外省實地尋找。因此而支出的路費、接待烈士家屬來太原祭奠等花了幾萬元。去年，他把一家三代僅有的70平方米房屋抵押貸款7萬元。為了烈士的英魂能夠安息，千難萬難他也要堅持下去。
接過“尋親接力棒”
由於登記冊和“陣亡通知書”上大部分地址寫得過於簡單，加上經過半個多世紀的變遷，很多地方的地名都發生了變化，王艾甫10年尋找，只找到不足10位烈士的親屬，於是就求助於媒體。
王艾甫為英烈“尋親”引起了人們的關注，一些地方媒體或派記者幫助尋找，或刊登英烈名單與讀者互動找線索，《武漢晚報》記者湯華明複印了11名湖北籍英烈的名單，利用去年國慶節黃金周時間，深入湖北各村鎮逐個尋找，找到3名英烈的親屬。《燕趙晚報》記者劉勇峰說，因為他報導了“尋親”新聞，在今年5月份以來平均每天都會接到十來個提供線索的電話。人們對英雄的尊敬和仰慕使他深受感動。
媒體的介入在大江南北掀起一股“尋親熱”。去年寒假，華中科技大學組織170名湖北籍大學生參與“尋親”。他們分成6組拉網式查找，走訪了湖北籍烈士所在6個縣、市的100多個村莊，累計行程上萬里，為5位烈士找到親人。為尋找“襄陽縣郭耀山”烈士的親屬，他們逐一到村名帶“郭”字的地方找，直到第三天，在郭家灣村無意中碰到71歲的郭景樹老人，終於找到郭耀山家。
華中科技大學團委副書記陳鋼說，84名英烈中尚有60位的親屬沒有找到，他們將在今年暑假選拔300名大學生接過“尋親接力棒”，把活動向全國推開，讓“尋親之旅”成為大學生的信念之旅、淨化心靈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