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虎頭靴”是中國民間女紅文化——“虎鞋”造型譜系中的一種獨特形態，現僅見於河南開封部分地區。
虎頭靴對其獨特造型的解析與源考是基於特定的社會條件與歷史環境下由遠及近的縱向掃描，在現有實證的基礎上由近及遠的逆向推理；以“環境決定論”①作為基本理論範式從藝術發生學的維度推論“虎頭靴”應為中原古代戰靴在民間女紅文化中的個性衍化。
我們通常說的虎頭鞋大多是兒童穿的，它與虎頭靴完全不同。
造型的解讀
民間藝術是根植於勞動人民生活生產的“下層藝術”，是耕織社會的伴生物，其傳承方式多為口傳身授，不立文字，因“天”、“地”、“人”的不同而表現為“活態性”與“流變性”，由於其階層屬性，民間藝術往往是不登大雅、不記史書，對民間女紅尤甚。“虎頭靴”作為民間女紅——虎鞋造型譜系中的獨特形態，其造型衍生的基礎幾乎無據可查，對其造型的源考研究也是“見物見人不見史”。
虎頭靴從“環境決定論”的視域關照，“虎頭靴”應是特定地域的風俗文化和民間女紅藝術的一種承載形式，對其所在“環境”的透視、同一環境系統中與其他民間藝術品類在造型樣式方面所具有的相似性與通約性的歸納並結合民間藝人的言說尋找其造型衍生的“源流”關係應是解讀虎頭靴獨特造型的重要“視窗”。因此，從方法學的角度：任何系統都具有開放性特徵且與系統內部的各要素具有緊密的關聯性。任何藝術造型都是在特定的環境系統中進行並由此所衍生，藝術叢與藝術品類之間具有著相互的關聯性、互動性並與環境構成必然的相互印證關係。
河南開封地區的這種特定歷史背景與現實環境是形成區域內人們審美理念與造型觀念的“環境源”，也就直接影響著區域內民間藝術的造型式樣與特徵。法國學者丹納將文化生態環境歸納為“自然氣候”（地理環境）和“精神氣候”（風俗習慣與時代精神），“氣候”的“更替”催生了與之相應的藝術精神與藝術價值的嬗變而成為物質與精神相依共生的“生命式樣”，而“虎頭靴”即為一種特殊環境下的“生命式樣”的獨特詮釋。
造型解析的縱向視角
縱觀中國古代服飾發展史，就“靴”的造型譜系中具有代表性的“靴”型主要有三種：文官的朝靴、武將的戰靴和宋代以後“小腳女人”的“金蓮套靴”。查閱沈從文先生編著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⑥、周錫保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史》⑦，不記史書的民間女紅“虎頭靴”與文官的“朝靴”和“金蓮套靴”在形制與使用功能上差異較大。目前關於古代軍戎服飾的著述還有劉永華編著的《中國古代軍戎服飾》⑧，其中包含了對歷代將軍戰靴的圖文描述。但“虎頭靴”造型源考僅就諸文獻中的記敘與描述亦不足為證。而2010年10月在廈門考古出土的南宋皮革戰靴實物（中國鞋文化博物館（溫州）館藏）則為本文研究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實證依據。經與文獻、實物的綜合比對，唐宋以來漢族將軍戰靴的基本形制結構為：靴頭、鞋幫、扎帶和鞋底（鑄有“防滑釘”）四部分。
通過以上類比與分析，歸納出“虎頭靴”與唐、宋以來漢族將軍戰靴在基本形制結構上有四處相似：
①靴頭都為“三角形”翹首靴頭；
②鞋底都與鞋幫基本等長；
③沿口前（後）都系有扎帶；
④鞋底都配有“防滑釘”。
“環境”的構成要素決定著與之相應的文化藝術品類，其系統內只“接受”和強化同其結構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品種，淘汰或弱化其他類別。〔5〕同一“環境系統”中不同類別的造型藝術形制結構的相似性是佐證二者之間“源流關係”的基礎也是關鍵性環節。由此演繹：產於“兵家必爭之地”的民間女紅“虎頭靴”與古代漢族“將軍戰靴”應為一種“源”與“流”的關係，即虎頭靴是唐宋以來古代漢族“戰靴”民俗化的結果。當一種“文化”長期存在於一個特定的區域內並影響著人們的生存生活就會逐漸形成區域內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即文化叢，也就影響著區域內人們的思想和思維並通過各種藝術造型顯示出來。“虎頭靴”特殊造型衍生的縱深背景乃是歷史上的戰爭環境；其得以“流存”至今的基礎是目前所在“環境”的封閉性和耕織文化保留的相對完整性。從巨觀的視野它是戰爭文化與民俗藝術交合的產物，微觀而言應為“將軍戰靴”在特定區域內經民間女紅——虎鞋譜系的個性化演化
“虎頭靴”與“虎頭鞋”的不同
不同對比採集同尺碼虎鞋進行對比，可見：“虎頭靴”與“虎頭鞋”的相異性為以下方面：
形制設計對比
①虎頭靴的尺碼長度與鞋幫高度等長，均為13CM，而虎頭鞋則為低沿口，鞋幫高度6CM與虎頭靴鞋幫高度的近似比為：1:2；
②虎頭靴的“虎吻”從虎面突出，為“翹頭平面三角”型，鞋底配有“防滑珠”、後幫扎帶、帶孔等，而其他“虎鞋”式樣無此設計。
紋飾設計對比
①紋飾設計均依附於形制的結構，故虎頭靴的虎面紋飾配置與突出的虎吻共同結構為“倒三角形”或“倒梯形”，而虎頭鞋的虎面紋飾配置多為平面橢圓形；
②虎頭靴與虎頭鞋的紋飾內容較為近似，但因虎頭靴鞋幫高於虎頭鞋，其紋飾配置具有更多空間，故紋飾設計更為複雜，常見的有孔雀開屏，太平有象，平安四季，吉祥如意等串珠圖形，而虎頭鞋的紋飾配置則集中在鞋面虎頭上，多以禽鳥花卉為主，較之虎頭靴紋飾配置的設計相對簡約。
材質使用對比
虎頭靴虎頭靴在靴頭的軟質面料中都加有塑膠硬片作襯裡，靴身則加有打孔後的塑膠硬片，靴後加有竹片，目的是撐起靴身，加強靴子的整體硬度，而虎頭鞋只在鞋後跟部分加有竹片，其他部分均使用軟質面料。
在當地訪談民間女紅藝人時得一共同說法：“這個樣兒的靴子誰都不知道哪裡來的，外邊（別的地方）也都是從咱這兒學走的。靴子只能‘小兒’（男孩）穿，閨女兒穿不得。誰不想兒媳婦進門都生小子啊，先做靴子（虎頭靴），再做低腰的‘貓蹄子鞋’（虎頭鞋）。‘小兒’（男孩）好動，穿上靴子（虎頭靴）走得穩，長大了就像那鬥神爺，威風神氣嘞！”
著裝功能對比
從著裝功能上分析，虎頭靴的形制設計主要針對學步期間的男孩，靴型對幼兒下肢具有助力和保護作用，可使其學步時站得直，走得穩；而當地人稱低腰的虎頭鞋為“貓蹄子鞋”並多為女童穿用，二者分得很清楚。可見，除實用功能之外，作為一種“為幸福而創造”的“母親藝術”亦蘊含著特殊的人倫情懷、強烈的心靈渴求與深厚的文化意味，對穿用虎頭靴的男孩“長大了就像那鬥神爺，威風神氣”的殷切期望，應為虎頭靴的獨特造型行為源生於一種特殊的歷史環境——“兵家必爭之地”的依據之一。
造型源考的旁證
藝術發生學表明：同一“環境系統”中的藝術品類具有著內在的“精神結構”與表構的“藝術氣質”。圖像學認為“環境”、內容、形式是解析作品發生原因、意義的基礎與必須條件，即基於上文對“虎頭靴”造型的衍生“環境”的概要與造型結構的解析，結合女紅藝人的言說，以與其同屬同一“環境系統”的開封朱仙鎮年畫的將軍鬥神的戰靴造型、豫東社火中“山門將軍”的戰靴造型作為旁證基礎，探求三者共同的“藝術發生源”是進一步求證“虎頭靴”造型衍生“緣由”的重要路徑。
開封朱仙鎮年畫有證可考於北宋，鬥神為其大宗，“馬上將軍鬥神”為其代表。據朱仙鎮年畫藝人尹輔禮口述：年畫中的武鬥神服裝都是唐、宋、明款式，實際上歷代款式差比很小，就是“花紋”和“配件”有點調整，不管咋變，鬥神穿的都是漢族款式，不能讓秦瓊穿“韃子”的衣服④。從現有朱仙鎮明、清兩代將軍鬥神的圖像可見：將軍鬥神的靴子有兩種：一是“粉底青面”，二是受“儺戲”影響，鞋幫飾有“花紋”，其造型特點為：粉底，三角形翹首靴頭，鞋幫和鞋底等長，沿口系有扎帶（此處與虎頭靴形制相同）；開封民間社火藝人蘇海田在介紹“山門將軍”服裝時也特彆強調：“山門將軍都是漢族將軍模樣，身高8尺，衣服為唐宋款式：魚鱗甲冑、紅綠戰袍、粉底“斜面”戰靴——長高都是一尺，鞋頭是‘三角形’，有‘紅纓’（此處與虎頭靴形制吻合）。這些都是有“規矩”的，都是老輩子人一代一代傳下來的，改了老百姓就說‘不中’。變“架子”（社火形制結構）不好弄，要改也就是改那些‘花紋’。”⑤由此可見，在這一方百姓口裡傳說的“不中”可謂內涵豐富。“虎頭靴”造型與區域內其他品類造型的趨同性應不屬偶然。
民間藝術是非物質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傳承的最大特徵就是“活態性”，是靠“口傳身授”進行世代傳承，這種傳承方式反映著民間藝術在造型上具有一定的歷史性、真實性和流變性。從這個角度分析，民間藝人的言說亦可當成是“活態的歷史”。故從以上三種靴型的比對，可以推斷“虎頭靴”與開封轄內“將軍鬥神”之“靴”、豫東社火“山門鬥神”之“靴”是由同一種“靴型”演化而來且與其所處的戰爭歷史背景及唐、宋“將軍戰靴”造型存有一定的聯繫。
生活用品全盤點（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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