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作者：（愛爾蘭）艾德娜•奧布萊恩 譯者：張芸
艾德娜•奧布萊恩，愛爾蘭著名小說家。出生於一個嚴苛、虔誠的愛爾蘭家庭，童年頗為沉悶壓抑。成年後在愛爾蘭獲得藥劑師資格。1954年不顧父母的反對，與離異的愛爾蘭作家歐涅斯特•格布勒結婚並移居倫敦，這段婚姻維持了十年。這些經歷在她的作品中多有展現。在倫敦期間，博覽群書，並立志開始寫作，自1960年發表第一部小說《鄉村姑娘》以來，陸續創作了二十餘部作品，其中包括詹姆斯•喬伊斯和拜倫的傳記。獲得過包括愛爾蘭筆會終生成就獎、美國國家藝術金質獎章和尤利西斯獎章在內的多項國際獎項，也是第一位獲得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的愛爾蘭作家。
內容簡介
《聖徒與罪人》為2011年艾德娜·奧布萊恩國際短篇小說獎獲獎作品，由十一篇短篇小說構成，這十一篇涉及的題材各不相同，從婚姻危機到母女關係，從婚外情到單身的幽怨，從背井離鄉的落魄到親人之間的芥蒂……書的標題《聖徒與罪人》深化了其中的情感主題，揭示了人的是非對錯並沒有絕對的主觀心理成因，在沿著那條似乎順理成章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時候，不經意就成為了罪人，不經意就獲得了救贖，不經意就成為了自己的難題。或許每個人都能在這些故事中找到自己的一些碎片。
目錄
1. 鐵鏟王
26. 罪人
34. 卡珊德拉夫人
44. 黑花
55. 劫掠
51. 內心的牛仔
80. 綠色喬其紗
90. 曼哈頓雜記
106. 求賜甘霖，滋養我根
121. 我的兩個母親
130. 舊傷
精彩導讀
一邊的翻領上別著一把金綠相間的小豎琴，另一邊是個飛翔的天使。他的這件藍夾克曾風光一時。他頭戴黑色的霍姆堡氈帽，一頭白髮打著捲兒，幾乎垂及肩膀。他膚色泛黃，而巨大的雙手則呈深栗色，右手有一節指關節變形歪斜，明顯是因傷造成的。往上，手腕處，他戴了一條黑色的寬手帶。他看不出年紀，像個表面結了一層永久冰霜的人。他不疾不徐，鄭重地提起杯子，慢慢喝下健力士黑啤酒。我們在倫敦北部一間名叫畢蒂？穆里甘之家的大型酒吧，那天是聖派屈克節，人們能明顯地感受到企盼的氛圍。牆上掛了“聖派屈克節快樂”的宏偉橫幅，多台平板電視的螢幕上顯示著故鄉風光的畫面，山丘、溪谷、湖泊、整潔的小鎮，以及歷年來知名體育競技片斷的集錦。小巧的許願燈與聖心燈別無二致，釘在大大小小木樑的犄角上，在這重大的日子裡宛如護身符一般。店裡只有三個人：那名安靜的男子，一位聲音嘶啞、頭髮糾成一團、嘰嘰喳喳說個不停的婦人，和我。
年輕的酒保艾德里安正在黑板上寫承諾的美酒佳肴：低於半價的大杯愛爾蘭威士忌、免費的小碟愛爾蘭燉菜和蘋果蛋糕。此外，老闆還特別準備了滿滿一箱綠羊毛帽和綠圍巾，送給老主顧。艾德里安年輕友善，一邊問我還要不要咖啡，一邊想知道那名安靜的男子—他叫他拉弗蒂—是否要續杯，以慶祝這一天。艾德里安在自動點唱機上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戈爾韋披巾》，宣洩著鄉愁，令青春活潑的助手克洛達赫甚為惱火。
端給我的咖啡難以下咽，可我仍逗留不走，因為預約的時間未到，我拿起放在旁邊空桌上的一份報紙。災難和醜聞醒目地占據頭條。據報導，某國北方一省發生進一步騷亂；一名女演員被拍到酩酊大醉、由人扶著走出夜總會；另一張照片則顯示了僅幾個小時前她抵達時的模樣，穿著雪白的緊身洋裝，踩著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一名在某非洲蠻荒小國被關押了六十七天后獲釋的人質，面對團團包圍他的記者似乎顯得茫然無措。我看了看紐約的天氣預報—我經常在那兒過聖派屈克節，站在紛亂擁擠的人群里，他們向彩車和樂隊發出歡呼。整個慶典活動中，我感到出奇地孤單。
我約的是個醫生，在他那兒就診已有大半年時間，也許是因為租金過高的緣故，他放棄了位於櫻草山的住處，剛搬到倫敦這片相對較荒的地區。這是我第一次去這新寓所，我心感憂懼，一部分是因為，在我看來，我已把支離破碎的自己留在了原來那個房間，那裡堆滿了書，生著一盆火，病人和分析師之間有種難得的親切隨意的氣氛。我坐在酒吧里，一隻眼盯著牆上的鐘，不停地核對新地址，向艾德里安打聽這條路那條路，再三確認自己沒有走錯。對，他認識那個人，說他來過幾次，我理解為這暗示著我的醫生喜歡喝上一兩杯。
與此同時，克洛達赫穿著翠綠的圍裙跑來跑去，吟誦著一首打油詩，讓所有人都能聽見：
馬鈴薯餅鐵板烤
馬鈴薯餅鍋里煎
若你不吃這馬鈴薯餅
永遠得不到男人的心
她穿梭於桌子之間，光線從帶花飾鉛條的窗玻璃照進來，跟隨她的影子舞動。她一邊高唱馬鈴薯餅讚歌，一邊用撣子拂掃棕色的圓桌，上面積著黑啤酒的陳年老垢。
撣完桌子後，她動手把綠色的酊液滴在一杯杯汲出的健力士啤酒上，摹畫三葉草的標誌，拉弗蒂靜靜地注視，隱
忍不語。一群喧嚷的傢伙闖了進來，他們披掛著各色花哨的綠色飾品，打扮成矮妖精。領頭的是個高挑的女子，拿著新鮮的三葉草，上面還粘有一團肥沃的泥土。她用略帶矯情的口吻講述自己自聖誕以來就寫信給年邁的叔叔，提醒他這株草一定不能離開土壤，而且，必須記住給它噴水，要用打了孔、裡面填滿肥土的盒子郵寄。
“用的興許是聖水吧？”那位聲音嘶啞的婦人忽然喊道。
“閉上你的嘴。”有人回她。她舉起一根唬人的手指說：“我出來混的時候你們可都還沒出世呢。”
那棵孤零零的三葉草被傳來傳去，不知怎的看起來有幾分落寞。
第二撥人緊隨第一撥人的腳步而來，大家熱情地互相打招呼，把外套和背包扔在許多張桌子上，強占了幾個安靜隱蔽的角落，揚言有朋友要來。一名留著鬢角、態度傲慢的男青年，身穿黑色皮夾克，徑直走到老虎機旁，酸橙綠和櫻桃紅的燈光一閃一閃，照亮的圖案以讓人可望而不可及的速度轉動。兩個少年，大概是他弟弟，站在一旁，張著嘴，看他連續不斷地往機器里投幣，空等嘩啦啦的出錢聲，年紀較小的那個捧著攤開的手絹，準備接收進賬。年長的那個胖嘟嘟的，把朱古力塊塞進嘴裡，津津有味地吮吸，弟弟則帶著頑童愁眉苦臉的表情在旁邊乾看。
我放下報紙，在筆記本上簡記下一兩件可能要和醫生討論的事，就在這時，拉弗蒂意外地站到我跟前，近乎羞怯地問：“你介意我拿回我的報紙嗎？”我表達了歉意，提出請他喝一杯，可他已經走了，擺脫那幫高聲喧譁的人，帶著一身冷漠超然的傲骨，舉起右手向艾德里安道別。
經過三四個星期後，我們有了些言語的交流。
“那把豎琴代表什麼？”一天早晨，當他習慣性地開個小玩笑，把報紙遞給我時，我問道。
“證明我是愛爾蘭人。”他回答。
“那天使呢？”
“喔，那是守護天使……我們每人都有一個。”他說著，露出敬畏的淺笑。
自我們第一次碰面大概六個月後，我與拉弗蒂不期而遇，我們像老朋友似的互相問候。當時，我在奇爾本大街一家二手家具店外，他坐在那兒的一張皮扶手椅上，朝過路的人微笑，如王者一般。他在露天下顯得無拘無束，大團潔白慵懶的雲朵飄過我們頭頂的天空，周圍儘是桌椅、五斗櫃、火爐用具、圍欄、陶器和雜七雜八的小擺設。
他讓出一個座位給我，說店主認為有他在可以刺激生意，有一次，當他唱起《我將再次帶你返鄉，凱薩琳》時，路過的人紛紛停下來傾聽，並依他所言，瀏覽起賣的東西來。旁邊，一位婦人在為一個變了形的篩子討價還價，一位年輕的母親拚命想把黏在木搖馬上的兒子拉下來卻未果。白色的油漆已有幾處剝落，金黃的鬃毛變成了髒兮兮的褐色，可在男孩眼裡，他的戰馬高貴神駿。
拉弗蒂卷了一根煙，合上菸袋，在內心某些回憶的驅使下，向我講述起四十年前他來倫敦的故事：一個十五歲的毛頭小伙，和父親一同抵達卡姆登鎮，心想這是他有生以來見過的最古怪、被煤煙燻得最黑的地方，連鳥兒，連走路搖搖擺擺的肥碩的鴿子都是人造的。他們住的房間很小，是父親之前租下的，裡面只有一張鐵床、一張薄薄的床墊、一個臉盆和一個用來燒水的小煤氣灶。
翌日早晨，在卡姆登捷運站，那兒停著運料車和馬車，年輕人在等待應徵，足足有幾百人，幾百個愛爾蘭人，盼望獲得一份工作。一名工頭上下打量拉弗蒂，對他父親說，這男孩絕對不到十七歲，可父親撒謊，非說他到了。兩人唇槍舌劍，說什麼他媽的同胞手足之類，最後，有人命拉弗蒂爬上運料車，他照做了。我相信（拉弗蒂說）有大好的未來在等著我，而留下的那些小伙子，他們站在街上，絕望的神情令人難過，那是我永遠都忘不了的一幕。
大家被載到北面幾英里外的一處地方，一群年輕人正在挖掘一條長長的溝渠，稍后里面將安設電纜。鋪路的石塊已被掀起，堆成一疊一疊。第一眼看到這情景時，用他的話說，很難不去想像這些人，儘管那么年輕，卻注定永生永世受僱挖掘某座沒有盡頭的墳墓。有人遞給他一把鏟子，命他開工。鏟子的手柄很短，比他在家裡挖土豆或蘿蔔時習慣用的那種要短，剷頭方方正正，又寬又厚。就這樣，我（他說）被派去挖掘倫敦的藍黏土，那是當時的叫法，土色因泄漏的天然氣而發藍，富有黏性，黏得必須不時把鏟子往水桶里浸一下，然後斜插入土中，使勁轉動。大伙兒排成一行，因太熱而光著膀子，每人被分配若干碼長的一段任務，要挖出四英尺六英寸之寬，四英尺六英寸之深。工頭穿著綠色的惠靈頓長靴走來走去，恫嚇我們。畜生，而且還是個愛爾蘭畜生。挖了一個小時後，我拄著鐵鏟昏昏欲睡，若不是有霍利，我肯定被解僱了。他掩護我，扶住我不讓我倒下。他來自多尼戈爾，說山巒和起伏的山路讓他變得瘦長結實，說我會慢慢習慣的。旁邊兩個康尼馬拉來的人只會講愛爾蘭語，聽不懂其他人說的一字一句，但卻深悉工頭的旨意和他的殘忍無情。我不感到餓，只覺口渴，十點半的那杯牛奶如天賜的甘霖。大桶里一整天都泡著茶，可霍利說那味道像番瀉葉。茶童泰迪負責食物，晚餐大家分到的是土豆和捲心菜，可惜我吃不下。傍晚，當收工的哨聲吹響時，我滿手都是血，背快要斷了。我倒頭睡在房間的小桌旁，父親把我和衣扔上床，連鞋都沒脫，然後走了出去。
每天干著同樣的苦工（他繼續說道），但大家用聊天和講故事來保持高昂的鬥志。他們會談論所有一切與家鄉有關的事。有個傢伙出其不意地宣稱蘿蔔需打過霜味道才甜，引起鬨然大笑。他當即被冠上蘿蔔奧馬拉的名字。綽號意味著更深厚的同志情誼，我們—一個地下深溝里的兄弟會，對抗他們—體壯如牛的工頭、承包商和分包商，在我們看來他們只不過是畜生—十足的畜生。我們說不定會有意外之財。相傳有人找到一個價值好幾百的古羅馬的盤子，另有人挖出過一個裝有三枚金十字架的木盒，把它當了。可我們找到的只有扎在土裡的粗壯的樹根、單張的煤炭收據和四十年代德國戰犯埋下的毒氣管道腐爛的外殼。每逢星期四，會有一個科克人坐綠色的麵包車來發薪水，他的保鏢，也是科克人，揮著板球拍以防哄搶。一時間大家自覺成了國王。我拿到四英鎊，那必須交給父親，他還讓我寫了封信給母親，說自己過得多么開心，多么容易就適應了倫敦的生活，害得母親來信說，她希望我不會染上英國腔，那等於不忠。
其實我對倫敦一無所知（拉弗蒂語帶歉意地說），知道的不過是房間的四面牆、床里斷裂的彈簧、通往馬車和運料車接人地點的街道和那間雪白、廣闊、有三座聖壇的小教堂，星期日愛爾蘭牧師在那兒進行振聾發聵的布道。我心中充滿恐懼，覺得每件事都是罪孽。如果聖餐碰到牙齒，我就認為那是死罪。做完彌撒，我們在收藏聖器的房間裡喝茶，吃撒了糖的餅乾。星期日的時光讓人難熬，在街上來回溜達，看看晦暗的店面、樓上污穢的網眼窗簾和髒得發黑的古老牆磚。父親星期日一大早就出門，可我從不知道他去哪兒。
我們房間的小架子上有本書，是贊恩？格雷寫的。我想必已經讀了幾十遍，對裡面的內容爛熟於心，能想像出猶他州一排排紫色的鼠尾草和三角葉楊，逃犯、蒙面騎手、在空闊的山嶺間互相追逐的壞人，有個埡口特別被稱作“騙局口”。我相信我發過誓，一定要去那兒，我想念戶外的生活，想念在家周圍的原野上漫步，還有星期日的狩獵，獵回一頭白鼬。苦命的母親每周至少寫兩次信來，哀求父親回去，說她無法既照看孩子又乾農活，還要替人洗衣服，而且，她頭暈的毛病越來越嚴重。最後，父親終於宣布他要回去了，可就在動身前發生了一件事。當時我們正在屋裡，房東太太喊我父親去接電話，電話裝在廚房。我料想大概是母親過世了，但不是，父親回來時吹著口哨，一臉笑意。他給我一個半克朗的硬幣，叫我去主街上的義大利餐廳，待到他來接我為止。我在那兒流連了三個小時，卻不見他的蹤影。那地方要關門了。他們把椅子翻到桌上，一個女的準備拖地，拖把已浸在水桶里。我回去時，臥室的門鎖住了。我敲了敲，等了等，又敲了敲，父親嚷著讓我穿過走廊去後面的花園。可我反朝大門走去。沒多久，一個高挑的金髮女子，穿著斗篷，從我們房間出來。她遠不如我母親，邁步的姿態如此傲慢自大，我看得出她自覺在我們面前高高在上。她朝我投來一個冷漠、屈尊降貴的微笑。父親看見我站在那兒，氣瘋了，什麼話也沒說，一把抓住我的頭髮，把我拖進屋裡，拉下我的褲子，狠狠地揍我。他一邊用皮帶抽我，一邊不停地重複同樣的話—“我讓你知道……我讓你知道廉恥……讓你知道聽話……我讓你知道尊重長輩。我讓你知道我讓你知道我讓你知道”，因被逮個正著而暴怒。
父親回家後過了一段時間（拉弗蒂繼續往下說），我開始上酒吧。那時我覺得自己更獨立了。我去那家改名為佐巴的希臘小餐館，點燻肉片、雞蛋和炸麵包。廚房位於櫃檯後面，在愛爾蘭兄弟的馴化下，佐巴荒廢了烤肉串和葡萄葉飯卷，而開始精於煎炸。接著，我會直接走進對面的阿蘭酒吧，那兒完全是天堂，溫暖的氛圍，紅色的檯燈，高談闊論，聊天吹牛，點一杯啤酒，坐在凳子上，連一句話都不用說。平時晚上很安靜，可周末就又吵又亂，每次都有人打架，因為大家都喝醉了。打架的原因什麼都有，為了一個女孩，一條靈犭是，種種恩怨—因為工頭為了僱傭自己堂區的人而開除了六個人，因為講錯一句話，你知道，拳頭就揮起來了。先是在酒吧里，然後到門廊，最後到外面的街上，兩個喊打喊殺的壯漢和聚集在人行道兩旁煽風點火的我們，場面與角鬥士時代無異。當情況真的變得很糟，他們快被打成肉醬時，有人，通常是房東，會打電話報警。如果兩個警察是走路來的，那么他們什麼也不會做，只會袖手旁觀，因為他們就想看愛爾蘭人自相殘殺。他們痛恨愛爾蘭佬。警車駛來時，兩個血流如注的傢伙會被一把扔進后座，讓他們在抵達警局前打出個結果。為此我們得到一個惡名，被叫作流氓阿飛。
瞧（他辯解道），無論工作時還是收工後，你都必須堅忍強硬，即便身體裡面快撐不住了。就這樣，我們細膩敏感的心靈被摧毀殆盡。可它沒有消失，仍潛伏在那兒。有一晚在酒吧（說到這兒，他的聲音變得陰沉）我看見幾個成年男子痛哭流涕，場面像守靈。他們是從豪恩斯洛區來的一幫人，進來時失魂落魄，靜坐不語，宛如幽靈。發生了一樁慘禍，他們都有份，因為都親眼目睹了全過程。一個名叫奧蘭莫？喬的年輕人坐在挖掘機上，液壓裝置失靈，槓桿滑落。他開始沒注意到，直至幾秒鐘後才看見盛滿泥土的大鐵鏟在空中猛然墜落，向站在下面的一名同事的頭砸去，把他撞翻在地，切下了他的腦袋。大家慌作一團。工頭、房屋檢查員、警察，現場鋪了一塊藍色的塑膠布，工人被遣散回家，通知他們第二天早晨來報到上班。我沒親眼看見（拉弗蒂說），但聽見他們描述，起先囁囁嚅嚅，後來一下子栩栩如生起來，斬落的頭顱和那名青年雙眼圓睜的慘象，如其中一人所言，那眼睛像鍋里羊頭的眼睛一樣。最不幸的是，奧蘭莫？喬和傑傑，就是那名青年，來自同一個村子，事實上，是喬幫他找了這份工作。對他而言，他與傑傑情同手足。他們在酒吧籌了些錢，把屍骨運回家鄉。大伙兒都傾盡其囊。一英鎊在那時是很大一筆錢，但數張一英鎊面額的紙幣被丟進扔在櫃檯上的呢帽里。自那晚後（拉弗蒂哀嘆），奧蘭莫？喬像變了個人似的。他再也不肯操作機器。公司購買了一台新的挖掘機，可他不肯上去。他改乾地上的活兒。他會坐在酒吧里，一聲不吭，兩眼發獃。大伙兒努力安慰他，說：“沒事，喬，沒事，不是你的錯。”唯獨他相信是自己的錯。我們見他想啊想啊，後來有一天晚上，他進來，穿著藏青色的西裝，拎著手提箱，一邊吹口哨一邊在酒吧里四處走動，像在尋狗似的，又喊又叫，還鑽到凳子和桌子底下，後來我們聽清了他說的話。他在說：“出來，傑傑，我們回家了。”我們明白，我們明白他瘋了，我們再也見不到原來的他了。他完了。“失去的，不是一條，而是兩條生命。”拉弗蒂沉痛地說。
一九六二年冬天，在父親走了兩年後，他差點不得不步其後塵。雪從聖史蒂芬節那天開始下，連續下了幾個星期，毫無減小的跡象。所有的戶外工作都停了。馬路上和人行道上結了冰，厚得能把什麼樣的大錘都敲斷，溝里積滿了雪。大家沒拿到薪水就遭解僱，許多人上了船。他的房東太太，一位特立尼達來的婦人，寬限了他幾周，碰巧，他在當鋪遇見了莫爾斯金？姆加文，當時拉弗蒂正要典當一副鑲紫寶石的鍍銀袖扣。莫爾斯金在招人去整修肯辛頓的一家旅館。這是份完全不同的工作。往料斗里加入沙子、礫石、水泥和水，掌握訣竅，在料仍是液體、尚未結塊時攪拌成混凝土。他和墨菲，兩人一組，據拉弗蒂說，比鏟倫敦的藍黏土容易，而且沒有工頭。莫爾斯金是老闆，耳後夾著一支鉛筆走來走去，時不時溜去酒吧或登記賽馬賭注的經紀人那兒，自以為是個眼光敏銳的純種馬行家。下班後，拉弗蒂陪莫爾斯金去一間與賭場相鄰的雞尾酒酒吧。照他說，在那兒他愛上了喝低酒精飲料。莫爾斯金與各類聲名狼借的人互相直呼其名，而且還和一個離過婚的女人有來往，那女人住在一棟拉毛粉飾的白色大房子裡，要走台階上去。每晚九十點的樣子，他們會提著數瓶黑啤酒前去那兒，那離了婚的女人穿著孔雀藍的禮服，戴著一圈圈珍珠項鍊，在那兒等莫爾斯金。由於他們的靴子上沾了雪和濕嗒嗒的冰粒，門內擺著幾雙棕色的毛拖鞋。那棕色的拖鞋（據他說）讓他想起家中茶壺的保暖罩，一樣的材質，上面繡有一間白茅屋。寬敞的房間一間連著一間，猶如鋪了地毯的天堂。每次都有熱鬧起勁的派對，人們跳舞或坐在彼此的大腿上，酒櫃敞開。作為特別節目，莫爾斯金站在鋼琴旁，唱起“我是伯靈頓？貝蒂，我十點半起床”。午夜，一個扮成牧羊女的少女會走進來，敲響玻璃鈴鐺，宣布晚餐已就緒。各式各樣的奧地利美食，維也納炸小牛排，蔬菜燉牛肉，塗了辛香果醬的蘋果卷，以及遵照愛爾蘭習俗準備的水煮豬腳和捲心菜。
旅館的工作預計至少持續九個月，但遺憾的是，莫爾斯金打了老闆的兒子達德利一拳，把他推翻在地，讓他跌過樓層的擱柵摔到一攤碎石上，就在當天，工程戛然而止。之前，身穿克隆比外套、圍著方格圍巾的達德利，會來突襲檢查，確保我們沒有偷懶。他婆婆媽媽的，總把爹地掛在嘴邊，左一個爹地，右一個爹地。爹地是個了不起的人，是個富有同情心的人；爹地非常愛愛爾蘭，每周四晚都要飛回家，為了踩一踩愛爾蘭的土地，和妻子及家人團聚。就在那天，他說人們應該為爹地豎一塊紀念他的牌匾，和領導解放運動的丹尼爾？奧康奈爾及已故的著名詩人並排，這時，莫爾斯金爆發了，叫他別再廢話。
事發後，他和莫爾斯金離開了倫敦地區幾個星期。莫爾斯金認識一個人，在霍夫的沙灘那邊藏了輛大篷車，他們躲在裡面，靠麵包和沙丁魚為生。莫爾斯金冒充園藝師，給他倆找了點零活，（拉弗蒂說）他又重新淪落到鐵鏟下。
他最後一次見到莫爾斯金是一個夜晚，在阿蘭酒吧，結凍的地面已經解凍，他正在為另一批承包商幹活，跳上的是藍色而不是棕色的貨車（他說）。莫爾斯金穿了件綠風衣進來，宣布他將離開倫敦，去林肯郡照料一位女士，接著，他向面前所有的人借錢，答應周末請他們去狩獵。
多年來拉弗蒂時不時被迫去倫敦以外打工。一次在伯明罕附近，修築高速公路，另一次在謝菲爾德郊外，建造發電廠。大家住在巨大的帳篷內，睡在稻草墊上，到公共食堂解決吃飯問題。可我始終（他十分靦腆地說）想念卡姆登。卡姆登是我的第一個落腳處，雖然起初我號啕大哭，走過那些陰沉、令人絕望的街道，可那是我紮下根的地方。奇怪的是，你會眷戀一處地方或一個人，並非是你特別喜歡的，他將這歸因於人類的習久成性。
直到他向我告別之際，我才發現夜幕已降臨。幾小時前的白雲消散了，天上隱微閃著一顆星星。人們有的步行，有的開車，有的騎腳踏車，在交通高峰中以不自覺的瘋狂速度趕路，拉弗蒂的故事講完了。我提出請他喝一杯，可無論是那時還是此後我與他漸漸熟稔的這一年裡的任何時刻，他都沒有接受盛情。他最後的一絲驕傲。
聖誕節後，在酒吧，拉弗蒂心情很愉快。他剪了頭髮，外套胸前的口袋裡惹人注目地插著一條褐紫紅色的真絲手絹。照他的說法，他去了趟“外地”。所謂外地，只是往北幾英里，但對他而言，平日關在他自己狹小的圈子裡，任何一次出行都是特別的經歷。至今，我對他的行蹤略知了一二。他每天早上在畢蒂？穆里甘之家喝一杯啤酒，晚上回去喝限定的兩杯。白天，他四處巡遊，按他的說法，他可以當個人口普查員，要有人願意雇他的話。中午，他去活動中心，和其他一些人一塊兒，分到一份煮好的餐點和咖啡。女負責人魯瓦桑是位可靠的朋友，遇上有代銷的衣服，會不時送他一件夾克或套衫，那是一個樂善好施的都柏林人寄來幫助在倫敦受苦受難的愛爾蘭人的。有時他會幫忙乾點花園的活兒，甚至還被魯瓦桑招去給其他瀕臨失足的年輕人忠告建議。
聖誕節，他在焦橡木區道納爾和艾斯琳開的酒吧和他們一起度過。他說，他們是豪爽仗義的友人。平安夜酒吧早早打了烊，以便招待來訪的客人，包括他、住在富勒姆之外老遠的克萊爾？米克，以及中過風但幸好腦子沒受損的維斯奇？提普。還有樓上的房客，三個愛爾蘭人、一個蒙古人和一個黑人。極樂世界，他這么形容。走到櫃檯後，給自己打一杯啤酒或任何想喝的東西。酒吧的燈光昏暗幽微，鐵閘門已拉下，電台里播放著歡快的頌歌—“梨樹上有隻鷓鴣”—平安夜的晚餐是煙燻肉和捲心菜，之後，聖誕節那天，據他講，一桌豐盛的佳肴。宴會開始時，道納爾在每個客人面前咚的放下一瓶香檳，不過他和艾斯琳兩人滴酒未沾。烤全鵝，裡面塞了土豆、鼠尾草和洋蔥，烤馬鈴薯，孩子們淘氣嬉鬧，餅乾、紙帽、玩笑、謎語、吹牛扯淡，有了這些，那幾頓飯吃得暢快淋漓。這正是你幻想中的家，拉弗蒂說，話音里無疑藏著惆悵。
三月，我與醫生的一次約診改到了晚上。走出來時，黑暗的夜色中霧氣迷濛，酒吧溫暖的燈光著實誘人，氣氛與白天截然不同，如此愉悅，把人纏繞，當我進去時，已然有了微微的醉意。不僅如此，裡面還擠滿了人。一張大圓桌上正在舉行熱鬧的生日派對，一名肥胖的年輕女子，整個人淹沒在花束里，享受當貴賓的感覺。我朝拉弗蒂所站的櫃檯走去，點了一杯白葡萄酒。酒一上來，他就把我拉到另一個沒有人在喝東西的櫃檯旁，避開人群。我們一度沒有交談，而是仔細端詳堆放在架子頂層的那排酒瓶，貼著金色、黑色或紅褐色的顯赫商標，印有花體字母和紋章的記號，證明它們悠久的歷史和傳統。架子下層的酒瓶被倒過來，瓶頸卡在透明的塑膠量酒杯里。拉弗蒂說，每間酒吧的度量都不一樣，畢蒂酒吧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他們給的小杯威士忌或伏特加會多五毫米。關於這一點，他思忖了片刻，說，有了酒，就有無窮無盡的可能，你可以做任何你能做、想任何你能想的事。而且，時間會被吞噬，或更確切地講，照他的說法，會迷失。
父親返鄉後過了幾年，母親去世了。他相信是父親害死了母親，把她累死了。接到這封傷心的電報，他動身前往維多利亞車站，據他說，去趕乘接旅客到霍利黑德搭船的斯萊特里長途車。可根本沒走成。他一路在各式各樣的酒吧飲酒作樂，大伙兒同情他，說著酒後感傷的話，直至白天轉成黑夜，長途車開走了。我一直悔恨自己沒有回去，他說。
自那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受酒精掌控，可他清楚一切都是關聯的，屬於同一種困境。他會工作六個星期，然後豪飲買醉。接著變成打點零工，賺幾個小錢去買蘋果酒，不久，他就開始遊手好閒。橋下的床墊，來自愛爾蘭各地的人，夜晚的吹牛扯淡，邊喝酒邊大話連篇，隨後是爭吵和早晨的嘔吐，震顫性譫妄，看見老鼠和蛇，吮吸空空的酒瓶。
一天早晨（拉弗蒂往下說），我從被子裡爬出來，準備去打一針。通常街上有幾個去上班或下了夜班的人，他們會給你些施捨，尤其是女的，女人的心腸比較軟。我發現街對面有個穿白色束帶雨衣的女人在看我。那是嫁給了比利的瑪奇。
她走過來，我仍能讀出她心中想的卻沒有說出口的話：“你該瞧瞧自己的模樣，拉弗蒂，你的自尊沒了，一半牙齒沒了，美麗的黑頭髮花白了，目光變呆了。”
我問：“比利怎么樣？”她說：“比利死了，走了。”眼中盈滿淚水。我簡直無法相信，手風琴手比利曾是多么出盡風頭，他們兩個，如此光彩地在舞池裡，贏取獎牌，暢飲玫瑰紅的葡萄酒。當他們獲得聖馬丁巷一家連鎖酒吧的經營權後，比利放棄了工地的工作，照她說，這毀了他，毀了他們。接著，出乎意料地，她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小記事本，塞進我手裡。在他看來，她一直在等待這次意外的碰面，遇見某個昔日舊識，讓她能把本子拿出來。她的過往，斷斷續續地記在上面，很多時候字跡潦草，用的是不同顏色的墨水。
又被狠狠打了一頓。內出血，急送醫院，差點失去寶寶。
比爾三天三夜沒回家，找遍了主街，發現他在一塊租來的地里和別的傢伙一起喝廉價的蘋果酒，甚至認不出我來，帶他回家，把他全身擦乾淨，給他洗澡、刮臉，答應等我一發工資就給他買新衣服。
比利在我懷裡哭了半個晚上，我鼓起勇氣，問他為什麼喝成那樣，他回答不是什麼大事。我問什麼事。他說出了點問題，只肯說這么一句。出了點問題。他把問題帶進了墳墓。
還有一次，我醒來，他正把藥片和威士忌往我喉嚨里塞，當時神情恍惚。他想死，想我們一起死，因為我們彼此相愛。“要死就一塊兒死吧，”我嚷道，“兩個年幼的孩子就在隔壁。”
他的母親是牡羊座，七十歲生日時，我給他買了張回家的票。我說可以喝一杯，喝幾杯，但答應我，不要喝到爛醉，如果你愛我，答應我，他應允了，我們互相擁抱。他一大清早抵達姐姐家，小外甥女正要拉他去放CD，姐姐走進廚房去燒水，就在這時，他倒在門口，再也沒有醒來。
我把本子遞還給她，她說：“我依然愛他……你能告訴我為什麼我依然愛他嗎，拉弗蒂？”我不能。在跑去趕公車時，她回頭喊道：“人生在世，不只是拿來揮霍的。”這給了我某些觸動。我回到在霍洛韋以遠的那間斗室，是位牧師替我安排的。我鮮少踏進那兒，更喜歡在橋下和流浪漢鬼混，可那天早晨我去了。屋裡有面我從船上拿來的鏡子，我在裡面看到自己墮落的模樣，把鏡面轉向牆壁。我動手打掃房間，清理雜物，用完的牙膏管、眼藥水、舊襪子和工作服，把它們統統裝進垃圾袋，然後，從樓梯底下拿出吸塵器，開始吸塵，把漂白劑倒在一罐水裡，擦洗窗台和木板。我站在淋浴間裡，望著塑膠浴簾上的小黑傘圖案，和自己定了個約。我戒不了酒。你可以說我贏了一半輸了一半。我給自己定下目標，早上喝一杯啤酒，晚上喝兩杯，多一滴也不沾，永遠如此，除了婚禮上可能要敬酒除外。
“女人，”他近乎羞怯地看著我說，“女人可以對男人做出一些很有殺傷力的事。瑪奇是這樣，我母親也是。”在我離家一去不返的前一晚（他繼續說道），母親決定我們去采越橘做餡餅。那是一種顏色和藍莓一樣的漿果，但比藍莓酸，長在樹林深處隱蔽的地方。那是個令人心曠神怡的夏日傍晚，樹林裡光線充足，生機盎然，鳥兒、蜜蜂、蚱蜢，給人一種天空永遠不會再灰暗或下雨的感覺。我們運氣很好，采了滿滿兩罐，雙手被染成濃濃的靛藍色。不知何故，母親用手塗抹起臉，然後我也跟著做，我們倆，兩個紫色的怪物，像小丑似的，笑得前俯後仰。也許是笑聲，或也許是那份放肆，給她壯了膽，母親捏住我的指關節，說她有話告訴我，說她愛我勝過這世上的一切，勝過她脾氣火暴的丈夫和兩個可人的女兒。這話太重了，重得不該說給這么小年紀的人聽，於是，我走了，永遠地走了。
有時，他沉默了許久後說，當他看見櫥窗里的聖誕飾品和聖誕蛋糕的抽獎活動，或收到妹妹—她們現已長大成人，早早就出嫁搬了出去—的卡片時，他會兒戲般地興起回家去掃墓的念頭。只是他從未去過。“如果回家，我一定會殺了他。”他說，悲傷黯然的眼睛與我四目相對，無所畏懼。
名人推薦
艾德娜•奧布萊恩寫的故事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作家寫的故事都更美，更讓人心痛。
——愛麗絲• 門羅（2009年曼布克國際獎得主）
艾德娜•奧布萊恩的才華有一種烈性，一種與冷靜對立的勇猛。這本書情感濃烈，但是這種情感卻被各種手銬和枷鎖所束縛。
——托馬斯•麥卡錫（2011弗蘭克•奧康納國際短篇小說獎評審）
艾德娜•奧布萊恩是五十年來愛爾蘭移民的先驅。沒有任何一位在世的愛爾蘭作家能在格調、創作耐力、深度或意義上與她相比。她一直不自覺地把人推向安身立命的身份的邊緣。
——科倫•麥凱恩（《轉吧，這偉大的世界》作者）
艾德娜•奧布萊恩作品一個巨大的優點是把對於世界的感官用語言重新塑造......如歌的語言反而更加可信，因為這語言來自於一種明白活著的回報與代價的洞察力。
——謝默斯•希尼（199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