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叔子

羅叔子

羅尗子(1913—1968),亦作羅叔子,名弢叔,別署范球、崇藝,室名無華盦。民國二年癸丑十二月十三日生。湖南新化人,著名美術史論家、篆刻家、書畫家。1948年畢業於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國畫系(現中國美術學院),擅長篆刻、書畫、美術理論,同時兼擅書法。曾師從馬萬里、潘天壽學藝,深受前二者以及徐悲鴻、黃牧甫影響。其篆刻形成了自己獨到的風格,被張友憲、朱光耀教授等後人稱之為“羅氏印風”。其書畫表現出的才情有宋元以來傑出文人畫家所特有的標誌,無論意境、筆墨、圖式均顯示出過人之處。

基本信息

家庭背景

羅尗子出身書香門第,祖父羅定彩夫婦勤儉持家,慢慢有所積蓄,成為當時地方上比較富裕的家庭。正所謂:“富不讀書富不長久”,羅定彩老先生十分重視對子女的培養,男子才藝雙馨,女子溫文賢惠。羅尗子父親羅醉白畢業於湖南優級師範學堂(現湖南大學,時李達等人也從這裡畢業外出日本留學),後留學日本。從日本歸國後,受先進民主思潮影響,回響時代對人才的需求的呼聲,羅醉白在村里創辦了石衝口完全國小(現石衝口鎮中心學校)並擔任校長兼任教師。羅尗子伯父羅夷白受湖南省布政司委派留學海外,專攻財政,學有所成歸國後,積極回報家鄉,擔任新化縣財政局長多年。兩位堂兄也是青年才俊,羅夷白長子羅特夫年少時便考取黃埔軍校,為第19期學員,羅夷白次子羅卓夫參加工農紅軍,表現突出,解放後曾任北京醫科大學總務長。從羅尗子的家庭背景可以看出,其家中注重對人才的培養,對國家以及社會責任的感的教育,這無疑對羅尗子的一生產生了深遠持久的影響。

人物生平

羅尗子,中國著名美術史論家、篆刻家、書畫家,其中篆刻才能最為突出。

1919年,時年七歲的羅尗子隨父親在石衝口高小讀書,六年後順利畢業並考入新化一中。從新化一中畢業後曾在石衝口高小任教八年,時羅尗子父親年事漸高,想將學校交給尗子管理,但羅尗子志向很高,毅然決然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放棄其父安排的校長職務,加入到革命行列。然而,革命年代,風雲變幻,身為地下黨員的羅尗子受到打擊,被捕入獄。情況危機,其父親、伯父得知訊息後,找到時任省參議員的曾鳳光(湖南新化維山鄉人),曾鳳光對羅尗子的才能早有耳聞,受曾鳳光青睞,特親筆寫下書信,送達新化,尗子得以釋放,隨後按曾鳳光的安排與其見面,曾鳳光深感時代所迫,交代羅尗子出走永不回鄉,以免倫難。這樣,羅尗子才得以死裡逃生。按照曾鳳光的交代,羅尗子走水路從邵陽出走,只身前往廣西桂林。從此,尗子開始了一生的漂泊。

不知何故,羅尗子輾轉到重慶,在此期間,曾在古董文物商店做小職員,生活十分艱難,以至於萬念俱灰,想一死了之,最後吞服黃藤自殺,吉人自有天相,後被救活。“大難不死,必有後福。”羅尗子隨後(1943年)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馬萬里等人創辦的廣西桂林美術專科學校,在校期間,深受馬萬里的賞識,尗子也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勤於學習篆刻、書畫,取得了驕人的進步。1944年日軍南下,造成舉世聞名的“湘桂大逃亡”,羅尗子也在其中,隨後又回到重慶。1945年,羅尗子以首名佳績考取時設盤溪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國畫系(當時考題為黃杏枝頭春意鬧)。1946年隨校前往杭州,並拜鄭午昌(浙江嵊縣人)為師學習山水畫。1948年,羅尗子以優異成績從時設杭州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畢業,同年,與同窗好友前往大連擔任大連旅大師範專科學校的教師。1949年,離家漂泊近十年的羅尗子與肖前榆女士完婚,後育有一男一女兩孩子。受當時時局影響,羅尗子帶著一家人來到蘇州,在蘇州鐵路中學任語文教師併兼任教務主任多年。1952年10月,上海美術專科學校與蘇州美術專科學校、山東大學藝術系合併,於無錫成立華東藝術專科學校。1955年,羅尗子被聘為華東藝術專科學校講師,主講“中國美術史”、“中國工藝美術史”等課程。1958年至1959年,華東藝術專科學校先後更名為南京藝術專科學校、南京藝術學院,1959年,羅尗子被聘為南京藝術學院講師。1955年到1959年四年任教時間,羅尗子先後在《人民美術》、《中國畫》、《江海文學》、《文物參考資料》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約四十餘篇,大多為文字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由此,尗子先生的創作力可見一斑。

1961年,羅尗子跟隨陳之佛(浙江餘姚人)進京編寫《中國工藝美術史》,1962年1月15日陳之佛因病逝世,此書主要由羅尗子在原先基礎上完成。1962年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後,時局大變。1964年,羅尗子與眾多教師被安排到海安搞“社教”。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羅尗子等文人志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牽連,而對尗子的指控是其光著身子在家中吃西瓜,隨後便被捕進入“牛棚”中進行改造,在“牛棚”中,羅尗子堅持篆刻等工作的進行,其最後的作品、刻刀以及印蛻全部交給了好友張道一(東南大學教授)。對祖國前途擔憂、對民族命運擔憂的尗子,無法忍受這巨大的痛苦,於1968年自縊於古林公園的一片小樹林裡,結束了他孤寂苦悶的一生。

主要成就

篆刻藝術

羅尗子在年少時便顯示出篆刻方面的特長,羅尗子年少時,曾為老家的曾祖母以及一位同鄉老者篆刻碑文,這兩塊墓碑現今仍立羅家祖墳上,其上字跡清洗可辨,其字“上稱下載”,疏密均勻,頗似唐˙《褚遂良孟法師碑》中的手法。

篆刻藝術 篆刻藝術

南京印人孫洵先生這樣評價羅尗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在金陵頗有建樹而飲譽全國者首推丁二仲,五十年代之佼佼者是羅尗子。”羅尗子治印才能可從其篆刻的《張道一》一印中窺得一二,“一”字難刻,眾所周知,可羅尗子先生在處理時,將“道”字的走之底有意向下拖了一個尾巴,與“一”字相照應,運籌巧妙,令人不禁為之折服。

建國後,羅尗子為西泠印社理事及江蘇省書法印章會理事,其篆刻更是聲譽日盛。他所著論文《印章起源及其演變》(1961年《江海學刊》)、《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西泠藝叢》第二期)顯示出過硬的學術水準,深受同行們的肯定,羅尗子留下的印章並不多,由黃惇、晏西征主編的《無華盦印存》為目前我們僅見的作品集。

羅尗子1968年於金陵黃瓜園溘然辭世時年僅55歲,故而在不少研究者看來,因其早逝,他應該並沒有形成獨立鮮明的個人風格。如南京已故印人秦士蔚在看了羅尗子的遺作後云:“偶從王道雲同志處假閱羅尗子先生遺作——印章小冊,覺伊雖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其中自由獨創之處,調高在此。惜短命死矣,否則將末造就又何可限量哉。”秦士蔚認為,羅尗子篆刻雖然有獨創之處,但卻是“涉法黟山而未嘗揚泥”,此種說法可謂很有代表性。羅尗子在篆刻方面曾從師馬萬里、潘天壽等名家,黃牧甫的風格也對其產生過一定影響,但羅尗子在篆刻方面還是有自己的風格所在。

黃惇教授云:“歷來標誌一名印家成熟風格的作品往往也就十數方,而羅尗子至六十年代前半期的作品已有十多方令人拍案叫絕(《六十年代》、《石頭夏》、《江山如此多嬌》、《換了人間》、《陶冶》、《一百工也》、《左手書畫》、《缶廬繼起邁先行》、《西州老民》等)”這顯然足以說明他已形成了自己個人的成熟風格。

江蘇大學朱光耀教授認為:儘管羅尗子令人惋惜地過早的離世,但說其尚沒有形成自己的印風也不盡然,尤其是將其置於黃牧甫的燭光陰影中,此對長眠中的羅尗子也是不公正的,受建國後那段特殊年代的局限,羅尗子的印風顯然還不具備成為一個派別的追隨群體和影響力,故而我們不妨將其名為“羅氏印風”。

繪畫藝術

朱光耀教授認為:“羅尗子在繪畫上的才藝是多方面的,花鳥、山水以及指畫均擅,且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水準,然惜其早逝,未能字繪畫上走得更遠。”

一般認為寫意花鳥對用筆的質量和表現力有著更高要求,而精於篆刻者往往又深諳此道。雖然羅尗子有著多元師法途徑(馬萬里、潘天壽、陳之佛、徐悲鴻等),但其始終堅持自己個人的風格取向——金石味較淡,捲軸氣息濃厚。

羅尗子的外甥晏西征藏有一副羅尗子所繪的《松鷲圖》,圖中一株老松由左向右上延伸,圖上佇立著一隻老鷲,約占去半個畫面,鷲的頭部以濃墨寫出,造型簡練準確,顯示出作者對此類題材在技法上的駕輕就熟,而鷹脖子以下的部位則以含水量極大的淡墨潑染而出。在此類作品上,朱光耀教授認為:“在筆墨上潘天壽以拙見長,羅尗子則貴在輕巧。在氣息上,潘天壽以霸悍的氣魄獨領風騷,羅尗子則以風姿意趣勝人一籌。”

羅尗子青年時在家鄉時也創作了部分作品,羅家人一直將這些作品保存到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羅家人缺乏對羅尗子先生的了解,以及受對畫作欣賞水平的局限,羅家人在九十年代初期將其早期作品化為灰燼,其中有巨幅《孔雀開屏圖》也未能倖免,實在是令人扼腕嘆息。

羅尗子的代表畫作有《江山無盡》、《松鷲圖》、《鷲圖》、《鷹》、《雙棲圖》、《臘嘴葡萄》、《兔》、《荷》、《雙雞圖》、《花鳥》、《雨過》(指畫)、《太湖漁舟》等。

主要著述

主要著述 主要著述

羅尗子美術理論主要撰寫時間為1955年至1963年的八年。八年間完成的相關著作有:

《北朝石窟藝術》(上海出版公司,1956年版);

《北魏石窟浮雕拓片選》(與余希寧合編,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版);

《顧愷之研究資料》(與俞劍華、溫肇桐合編,人民美術出版社,1962年版);

《桃花塢木版年畫》(與劉汝醴合著,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1年版);

《中國院畫錄》(不詳);

《中國院體畫》(不詳);

《中國工藝美術史簡編》(與陳之佛合編,1963年文化部通過採用);

《中國紋樣史》(不詳);

論文方面,據林樹中先生統計約有五十篇,均為一萬字以上的專題論文,比較重要的有:

《北宋畫院與郭熙》(《中國畫》1958年創刊號);

《中國山水畫的理論體系及其發展》(《江海學刊》1961年第5期,後被香港《大公報》轉載);

《印章起源及其演變》(《江海學刊》1961年第7期);

《中國人物畫表現方法的演變》(《江海學刊》1962年第8期);

《中國人物畫的理論依據》(《江海學刊》1963年);

《試論“西泠四家”的篆刻藝術》(《西泠藝叢》第2期);

其他的則有:

《洞庭東山紫金庵古塑羅漢考察記》(《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第9期);

《杭州五代宋元石刻造像復勘的一點意見》(《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期);

《南京棲霞山舍利塔》(《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第11期);

《“學而不思則罔”》(《美術》1959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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