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說簡介
經驗主義（Empiricism）一種認識論學說，認為人類知識起源於感覺，並以感覺的領會為基礎。經驗主義誕生於古希臘。距今已有2400餘年的歷史。期間，它不斷地與另外兩種學說發生爭議：
一種學說為天賦論，主張知識屬於與生俱來的本性之觀念；
另一種學說為理性主義，主張唯有理性推理而非經驗觀察才提供了最確實的理論知識體系。
經驗主義圖示然而，上述的爭議雖然從未中斷過，但它們之間的衝突卻時而激烈，時而緩和。
作為一個認識論的概念，經驗一詞主要指與理性認識相區別的一個認識階段、認識形式，即感性認識。理性主義者將人們對有關事物的見解區分為一般的、易犯錯誤的信念和永久的、已被證實了的真理性知識，並在其中劃出一條深深的鴻溝。他們聲稱，感覺經驗只能產生關於表象世界的意見，由於表象可能使人受到蒙蔽，所以這種得之於觀察的經驗是不可靠的，無法被確認為知識。鑒於此，理性主義者主張全面放棄感覺，而專注於從理性中尋覓真正的知識。還有一些理性主義者認為，許多知識是生而具有的；學習的實質，就在於通過理性能力對內部潛在的內容作出重新發現。他們指出，在這樣一個先驗的知識概念系統中，短促和隨機的臨時性經驗必然找不到它的位置。
一方面，理性主義者認為，知識僅僅存在於一個完美的獨立世界之中。我們感覺到的世界，只是對於完美的知識世界所隱約透露的神秘影像的複製，這種複製可能正確也可能錯誤，所以感性認識處在不確定的狀態之中，其認識的成果也只是一些搖曳的幻影而已。另一方面，理性主義者也往往輕視實踐，貶低科學的價值。由於科學來自觀察和感覺世界中作為實踐運用的知識，因此理性主義者認為這些基於不確定性知識的科學是片面的，甚至不合天賦理念的觀點。在極端的意義上，理性主義者武斷地否認了科學的可能性。
從恩培多克勒開始，一種與上述思想截然對立的哲學，即經驗主義學說漸漸興起。經驗主義懷疑理性所依賴的先天印象，認為它們純屬想像出來的幻象，並力圖表明，正是觀察才引起了知識。針對理性主義者放棄感性經驗的主張，激進的經驗主義者聲稱唯有觀察和感覺者是唯一有效的知識源泉；事實上，人的感覺經驗能夠發現和揭示真理。由此，便推動了經驗主義研究感知系統。這也是心理學的開端。
邏輯經驗主義恩培多克勒這位歷史上的第一位經驗論者，為了其哲學目的，不知不覺地展開了一個典型的心理學課題的探討。在他看來，理性主義者所謂人為自身心靈的神秘內涵所吸引而進行實質為記憶的學習，並通過這種學習而獲得知識的天賦主張難以成立。在有關遺傳的實際知識尚未問世之前來談論所謂與生俱來的理念，只能是為擺脫哲學或科學難題的一條捷徑，因此這種主張是無法驗證的。經驗主義希望通過找出知覺的作用機能來堅持知識來源於知覺的觀點，最終反證出理性和先天本性不可能充分知識的源泉。
在西方，與基督教觀念相結合的新柏拉圖式理性主義長期處於統治地位。直到13世紀，隨著亞里士多德的著作重被發現，理性主義開始走向衰落。儘管由地師承關係，亞里士多德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柏拉圖主義的觀念，但在本質上，他卻是一個經驗論者。他認為，人類認識的對象，是客觀世界的具體事物，即實體，因此需要依靠感覺經驗才能實現和完成這種認識。他說過：“那引起感覺的東西是外在的。……要感覺，就必須有被感覺的東西。”這裡，亞里士多德以感覺乃至知識、認識依賴於外在客觀的信念表明了堅定一致的經驗主義主張和樸素淺顯的唯物主義傾向。
歷史沿革
縱觀經驗主義的發展歷史，基本上可以區分為兩類學派：溫和的經驗主義與激進的經驗主義。前者認為，所有的意識觀念均來源於知覺，但同時也承認意識的機能（諸如記憶、想像和語言的官能）是內在的能力。相比之下，後者的觀點則更為激進，公開宣稱不僅意念的內容，而且意念的整個過程都不可能存在內部能力，而只能是習得的。
三大英國經驗主義者
《經驗主義問題》作者費耶阿本德大衛·休謨、約翰·洛
克（John Locke）及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並稱三大英國經驗主義者。
1、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蘇格蘭哲學家，出生在蘇格蘭的一個貴族家庭，曾經學過法律，並從事過商業活動。1734年，休謨第一次到法國，在法國他開始研究哲學，並從事著述活動。1763年，休謨又去法國，擔任英國駐法國使館的秘書，代理過公使。1752年至1761年，休謨曾進行過英國史的編撰工作。休謨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論》(1739—1740)、《人類理解研究》（1748）、《道德原則研究》(1752)和《宗教的自然史》(1757)等。
2、約翰·洛克，著名的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年8月29日～1704年10月28日）是全面系統地闡述憲政民主基本思想的第一位作家。他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美國的開國元勛及法國啟蒙運動中的許多主要哲學家。
3、喬治·貝克萊(George Berkeley)（1685年—1753年）是英國（愛爾蘭）近代經驗主義哲學家三代表之一(另兩位是洛克(John Locke)和休謨(David Hume))，著有《視覺新論》（1709）和《人類知識原理》（1710）等。
康德的折衷
康德提出了一些關於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問題的假設。康德將科學認作人類知識的最高形式，並且確認它起始並同步於人的經驗。然而，康德又認為人類經驗的形成必然地帶有人類心靈的自在特徵。正是人類的心靈才產生了科學所研究的有規則的現象。於是，最終的真正知識——科學就能立足於在心靈中先天具備、因而也就先於經驗而存在、同時又獲得理性證實的基礎之上。康德把這種由先天理性（形式）和後天經驗（質料）結合起來的命題稱作綜合命題，以此來盡力調和或折衷唯理論與經驗論的矛盾，並試圖克服兩者的片面性。
心理學與經驗主義
對於心理學而言，學者們更傾向於接受經驗主義而不是理性主義。這在英、美等國已成為一種逐漸強化的趨勢。在這些國家裡，經驗主義是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根據現代的趨勢，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立將為天性論與經驗論，或者本性與教養這類人們更為熟悉的辯論所替代。然而，在經驗主義一統天下的局面中也並非沒有例外。例如，N.喬姆斯基就力圖陳述人類語言的句式中有許多屬於先天具備的觀點，並向行為主義式的經驗論發出了挑戰。喬姆斯基依據笛卡爾的語言學觀點，將語言的基礎置於直覺而非待業，並把語言視作一種相對來說未受其他刺激控制影響的邏輯系統。與此相似，J.皮亞傑也提出認知發展的階段是由邏輯性的方式得以展開，而不是導源於環境的形式，儘管皮亞傑本身並非一個天性論者。總之，個體獲得知識的問題還有待於同個體精神領域的全部內容的發生相聯繫，如此方能完整地揭示其深刻的關係。經驗主義對此作出了努力，但是很明顯，它的理論不是全部的謎底。
習慣性期待
“休謨強調的是：‘一件事情發生後另外一件事情也會發生’的想法，只是我們心中的一種期待，並不是事物的本質，而期待心理乃是與習慣有關。讓我們再回到小孩子的心態吧。一個小孩子就算看到一個球碰到另外一個，而兩個球都靜止不動時，也不會目瞪口呆。所謂‘自然法則’或‘因果律’，實際上只是我們所期待的現象，並非‘理當如此’。自然法則沒有所謂合理或不合理，他們只是存在罷了。”——《蘇菲的世界》。
溫和的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的漫畫自16世紀起，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爭論以一種溫和的方式再次爆發。F.培根依據實驗科學，強調感性經驗在認識中的作用。同時，他並沒有把人的認識局限在感性經驗上，而是承認了理性認識的必要性。他認為只有把感性和理性結合起來，運用科學實驗和客觀分析，才能克服認識上的混亂，推動知識的進步。繼培根之後，J.洛克通過對以笛卡爾為代表的天賦觀念論和以G.W.萊布尼茨為代表的唯理論的批判，竭力肯定了經驗主義的原則。
洛克指出，人的適應是先天就有的，人的心靈本來像是一張白紙，在它上面並沒有任何天賦的標記或理念的圖式。至於各種觀念和知識是怎樣寫在這張白紙上，進入人的心靈之中的問題，洛克在他的《人類理解論》一書中給出了答案：“我們的全部知識是建立在經驗上面；知識歸根到底都是來源於經驗的。”在具體論證這一原理時，洛克採取了類似於近代心理學的方式。他把一切知識歸結為觀念，而一切觀念又可被分析為簡單觀念。他斷言，簡單觀念是不可再分的，是構成知識的固定不變的、最單純的要素。所有的簡單觀念，都來自外部感官或內省，也就是說，都來自外部經驗或內部經驗。人的心靈處理這些簡單觀念的能力主要有三種：
一是把若干簡單觀念結合成為一個複合的觀念；
二是把兩個觀念（不令是簡單觀念或複合觀念）並列起來加以考察，形成關係觀念；
三是把一些觀念與其他一切同時存在的觀念分開，即進行抽樣，由此形成一般觀念。
至此，作為經驗主義集大成者，洛克完成了經驗主義認識論的體系，從而與理性主義展開了長期的不屈不撓的對抗。
激進的經驗主義
激進的經驗主義認為，一切知識都來源於經驗，都可以追溯其起源；不僅沒有任何天賦的或先天的命題。激進的經驗主義者唯一強調感覺經驗而否認理性思維，在他們看來，理性認識是抽象的、間接的認識，思想愈抽象則愈空虛，愈不可靠，愈遠離真理。所以，他們持極端唯名論的觀點，根本否認抽象，否認有普遍概念和普遍命題。例如，J.S.穆勒認為，邏輯和數學的命題也是從經驗中來的，其所以為真理也只是因為它們在經驗中總被發現是這樣的，因而它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必然的真理，甚而有可能為將來的經驗所修正。
我黨理論
貫徹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鄧小平
鑒於我們以往在新區所犯的急性病的錯誤，脫離了民眾，孤立了自己，在對敵鬥爭與確立根據地的事業上，造成了許多困難，所以全區都應根據五月二十五日中央關於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黨工作的指示〔86〕，重新地全盤考慮我們的工作方針和策略步驟。中原全區四千五百萬人口，我們業已基本上控制的區域約二千萬人口，游擊區約一千萬人口，還沒有到過我們部隊的嶄新區約一千五百萬人口。而在控制區和游擊區的三千萬人口中，實行了分田的不超過四百萬人口，其餘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財。因此，在極大部分的區域，包括沒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區及一切游擊區和嶄新區，都應根據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實行減租減息〔50〕和酌量調劑種子食糧的社會政策和合理負擔〔50〕的財政政策，以便聯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幫助人民解放軍消滅一切國民黨武裝力量和打擊政治上最反動的惡霸分子。在這類地區，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財，因為這些都是在新區和接敵區的條件之下，不利於聯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完成消滅國民黨反動力量這一基本任務的”。就是在那些已經分了土地的地方，因為問題很多，也應根據這個方針，從現有的實際情況出發，專門研究，訂出辦法，分別地實行調整。
二
在執行中央這一方針的時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礙是某些幹部的牴觸，因此必須使幹部從過去所犯“左”傾急性病的嚴重教訓中來認識中央這一指示的全部正確性。我們過去的重要教訓是：
子、我們制訂的方針和計畫，不是從新區的客觀實際出發，而是從主觀的願望出發。我們到新區不調查不研究，簡單地抱著半年完成土改的意願，不管敵情是否許可，不管民眾的和幹部的準備程度，忽視了民眾工作的艱苦性，把少數勇敢分子的行動誤認是大多數民眾的行動，把大軍進入後民眾一時的熱勁，誤認是多數農民已經有了分配土地的覺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驟有分別地去領導民眾，取得勝利，而是輕率地決定實行土地改革。事實證明，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大別山為例，有幾十萬人的地區分配了土地，國民黨軍結合地富勢力很快組織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擊這些區域或其他工作較好的區域。而這些區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島，也便利於敵人的打擊，所以很快受到嚴重的摧殘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殘也最厲害。就分配土地的內容來說，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領導的假分；或者是民眾一度得到而又在敵情嚴重和地富威脅下，秘密將土地歸還地富，改成租佃關係；或者是少數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與地主有聯繫的分子）霸占果實，而大多數貧僱農沒有分到，或分得很壞很少的土地；或者是農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農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勢力的地富的土地。這種情況各地區都差不多，大都是由於當地民眾並未真正發動起來和組織起來，大多數農民還沒有分配土地的真實要求，而由外來幹部用行政命令、包辦代替的方法實行分配的結果。經驗證明，當我們在軍事上還沒有取得面的控制，國民黨和地富武裝力量還沒有在當地被肅清，大多數農民還沒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組織起來，本地的正派的區村幹部還沒有大批湧現出來，而外來幹部又尚未熟悉情況和聯繫民眾的時候，就馬上實行土地改革，不僅是主觀主義的，而且是冒險主義的。
醜、我們從領導機關到幹部，一般地沒有正確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經過毛主席和中央歷次指示之後，雖然比較好些，有些地區業已開始獲得良好反映，但一般體會並不深刻，甚至還有牴觸的。由於我們反攻後對中原戰局過於樂觀，對新區地富力量仍然強大認識不足，以為槍桿加土地改革可以解決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嚴重的“左”的錯誤。事實上，在新區存在著廣泛的反蔣統一戰線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別在知識分子中，並不是沒有開明士紳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對國民黨桂系〔87〕的力量，河南有反對國民黨湯恩伯〔88〕的力量，我軍剛到時，一般中小地主都沒有跑等等。但是由於我們打倒一切和一次解決問題的“左”傾幼稚病的思想，忘記了毛主席“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反對少數，各個擊破”〔85〕的策略原則指示，忘記了抗日時期的寶貴經驗，或在過早實行土改上，或在籌糧籌款的負擔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滅地富的資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殺人問題上，把一批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迅速地趕到國民黨方面去並且拿起武器來同我們對立。其結果打擊面大，樹敵多，不是孤立了敵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們普遍實行了走馬點火、分浮財的政策。事實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數基本民眾並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這種辦法雖然也起到一時刺激民眾熱情的作用，但不能解決民眾多大問題，而且地富還利用了分散財產製造民眾之間許多糾紛。尤其因為社會財富的過早分散和大量浪費，使軍隊供給很快發生困難（特別是糧食），很快地把負擔全部加在農民身上，引起農民的不滿。我們在錯劃階級、分浮財、殺人等問題上，都曾打到中農，而尤以在軍糧供應上損害中農利益最大，甚至還損害到貧農的利益。此外，我們曾經普遍地採用了糧食折菜金的辦法，影響也很大。幾月來，從分浮財和糧食折菜金兩項中所浪費的糧食，其數目之大，實難估計。如不糾正這兩件事，就可以弄翻民眾，搞垮根據地。
卯、全區軍隊和地方無例外地違背了中央的工商業政策，沒收地富的工商業部分，任意假借沒收官僚資本反動分子的帽子，去沒收那些本來不應當沒收的工廠和商店；對生產資料的嚴重破壞；過重的而且是極其混亂的稅收辦法；社會秩序的不安定和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已經嚴重地破壞和停滯了社會經濟，市場凋敝和工商停業的現象極其普遍。這樣輕率地打亂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的結果，使很大數量依靠工商業、副業和市場生活的民眾，喪失了固有的謀生的道路。這是一個有關廣大人民生計的嚴重的社會問題，還是我們今後在補救上最感棘手的問題。
辰、經驗證明，殺人過多不但不能鎮壓住反革命的活動，反而因此更加增強了敵人的團結和抵抗，引起社會秩序的紊亂與民眾的不安和不滿，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動。對土蔣只採取軍事打擊而忽視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敗的。經驗證明，應以政治瓦解為主，輔之以軍事打擊；在軍事上，又應集中力量，首先打擊最反動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積極反動的部分。凡是用這種策略的都獲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區後，苦於無後方作戰的困難，急於建設一個後方，安置傷員和機關，也促成了急性病的發展。經驗證明，在抗戰初期我們實行了廣泛的統一戰線政策，很快地獲得了鞏固的後方，即在敵情最嚴重的區域，也能在大多數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擁護下安置傷員，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後，因為實行了“左”的政策，打擊面很大，樹敵很多，反使後方常常受到襲擊。敵情最嚴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無法獲得後方。
午、政權在新區人民中具有傳統的威信，是一個極大的組織力量，而我們卻忽略了政權的特殊作用，或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經驗證明，人民要求秩序，懼怕混亂，民眾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們則一切經由民眾直接解決，籌糧、籌款、收稅不用政府，殺人不經過法庭的審判，都引起人民的懷疑與恐懼。對舊政權的摧毀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於大多數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權毫無準備的時候，我們也失之過於性急，不懂得暫時地有領導地利用舊政府來維持秩序，解決軍需，造成了嚴重的混亂。不成問題的，這些舊政府是不會真心為我們辦事的，所以必須儘早地建立新政權去代替舊政權。但在新政權還未建立起來的過渡時期，只要舊政府能夠起到維持社會秩序，防止混亂，而又能解決一部分軍需的作用，對我們對人民都有極大的好處。
未、歷來的經驗證明，展開充分的宣傳活動，擴大黨的全部正確政策的宣傳，揭露敵人的欺騙和罪惡，首先在民眾中建立和占領思想陣地，這對新區戰勝敵人與發動民眾關係極為重大，而我們則相當普遍地忽視了宣傳工作。比如我們在大別山，不是加強宣傳隊、劇團、文化工作的組織和領導，而是把這些機構的幹部分散去進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減少了他們的作用。在宣傳內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傳，而忽視了黨的各方面正確政策的宣傳。“左”的口號、“左”的詞句掩蓋了或減弱了黨的正確口號和主張的力量。
申、我們對於城市鄉村的公共建築物、工廠、作坊、學校、文化事業、教堂、廟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樹木等等，作了相當普遍的嚴重的破壞，且以軍隊最為嚴重，引起人民的極大反感。民眾說：“共產黨軍事好，政治不好！”我們許多領導同志，至今還沒有真正覺悟到這種農業社會主義的破壞性是反動的罪惡的行為，對於人民的利益和黨的政治影響都是難以估計的損失。
酉、他如我們許多外來幹部作風很壞，對本地幹部的作用認識不夠，沒有一心一意地去發現正派的積極分子，大量地培養他們成為區村幹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壞人來當幹部，也是我們脫離民眾的重要原因。
戌、使我們犯錯誤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們在進入新區之先，缺乏充分的動員和準備。我們一般地對於新區的複雜情況既不知道，進入之後又不研究，憑著老經驗（而又忽視了最重要的抗日時期的經驗）、老作風（而又拋棄了許多有用的好作風），盲目地亂乾，這種惡劣的經驗主義，使我們遭受了嚴重的損害。
亥、由於無後方作戰和在“左”的錯誤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難，特別在鬥爭緊張的地區，一部分幹部的右傾情緒也在滋長。有的人看不見反攻後的輝煌勝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堅定的戰鬥意志，而抱著苟且偷安得過且過的心理；有的人對政策對工作採取漠不關心的消極應付態度；有的人甚至對我們向中原進軍的絕對正確性表示懷疑，或者認為是過早的舉動；有的人對敵人的所謂總體戰和特務活動喪失警惕；有的部分對民眾利益毫不關心，而盡情地耗費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對新起的武裝的許多嚴重現象，以及由於收編土蔣土匪而引起的民眾不滿，採取忽視優容的態度；有的領導機關對於黨內嚴重存在的無紀律無政府狀態，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所有這些都曾給了我們以不小的損害，必須堅決地予以克服，才能使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損失，更有效地獲得勝利。
上述錯誤的檢討，目的在於清醒我們的頭腦，使今後不再重複這些錯誤；對已經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幹部，說服民眾，研究妥善辦法，迅速獲得糾正和補救。
三
必須著重指出，所有上述這些錯誤和缺點，都不能掩蓋了我們大舉進攻後在全中原區的偉大勝利和偉大成就。我們業已有了兩千萬人口的控制區，一千萬人口的游擊區；大量殲滅了國民黨正規軍和地方軍；不但如此，由於我們的進軍吸引了大量敵人到中原方面，這樣就從根本上破壞了敵人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企圖徹底摧毀解放區的反革命計畫，而將戰爭引向了國民黨統治區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區的基本區域，而且使我各路友軍在山東，在蘇北，在豫北，在晉南，在西北，在東北等地順利地殲滅了大量敵人，恢復了廣大失地，使全局都轉入了攻勢，我們的辛苦並不是白費的〔89〕。我們的軍隊雖在個別部隊有減員，而在整個來說，則有不少的增加。我們對全國新區工作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就戰略形勢來說，我們是主動的，在繼續殲敵的條件下，我們將更加獲得優勢，中原全區的解放為時已經不遠。這是在執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正確戰略方針下，全體同志艱苦奮鬥所獲得的輝煌勝利。這對錯誤和缺點來說，恰恰是我們最主要的一面，而且就是這些錯誤和偏向，及因此而造成的若干混亂現象，也是可以糾正可以補救的。事實上，最近幾個月我們在許多重要問題上業已大體上獲得了糾正或者正在糾正著，並且已經產生了良好的結果，便是很好的證明。我中原全黨同志必須對於上述各項成績有足夠的估計。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之後就忘記了自己工作的成績，忘記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記了我們據以前進的基礎，好像我們什麼事情都做錯了，並因此損害我們對於勝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對的，那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90〕。
四
為了不重複錯誤，有效地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反對美蔣，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務，全區應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財，停止亂沒收，禁止一切破壞，禁止亂打人、亂捉人、亂殺人等等現象，並根據下列的方針和策略步驟進行和調整各方面工作。
子、在控制區，凡是沒有分土地的地方，即應停止分配土地的宣傳，進行減租減息及合理負擔的宣傳，立即著手調查研究，創造典型，積累經驗，以便在各區黨委範圍內，制定統一簡明的減租減息及合理負擔的法令和進行步驟，並據此訓練幹部，教育民眾，準備秋後直到明春，形成一個廣泛的雙減民眾運動。凡是分過土地的地方，則應區別真分還是假分，一大片地區分了的還是只在一些孤立據點分了的，問題多的還是問題較少的，而規定出不同的處理辦法。一般的原則是，真分的一般應該確定地權財權，不再變動；假分的應該說服民眾自願改為租佃關係，實行減租減息；一大片地區分了的，而又是環境許可民眾要求的，則領導民眾繼續完成分地工作，同時正確地劃分階級和補救缺點；只在孤立據點分了的，則按情況根據大多數農民意見，不再變動，或說服民眾改為減租減息。有問題的則按問題性質，協同民眾商量解決辦法。在解決問題的時候，不應只根據少數幹部和積極分子的意見，而應根據農民民眾大多數（包括中農）的意見，並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參加討論發表意見。
醜、在游擊區，應在以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對敵鬥爭為主的方針下，堅決進行反抓丁、反掠奪、反保甲特務統治的鬥爭，保護基本民眾及各階層的利益，並按照環境及民眾要求，適當地實行雙減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富同意下實行雙減，或者比控制區減的少一些，或者先從地富自願的減起，都是可以的。在負擔政策上，則應確實照顧基本民眾的利益。在分配整個負擔數目的時候，不可使游擊區比控制區還重，而在兩面負擔的地區，還應酌量減輕。到游擊區抓一把的傾向必須克服與嚴行制止。在游擊區應該採取比較隱蔽的鬥爭方式和組織形式，力求各階層團結一致，反對國民黨軍及土蔣，集中力量打擊少數的反動特務分子，切不可過於突出，使民眾受到本可避免的摧殘。凡是敵人控制力較大的地方，還應採取武工隊的鬥爭形式，實行革命兩面政策，以反對國民黨正在普遍實行的所謂“總體戰”〔91〕。
寅、在嶄新區，我們進入之後，應該採取更為廣泛的統一戰線的政策，團結一切社會力量，反對美蔣和地方上最反動的分子，以便於我們消滅敵人，站穩腳跟。在策略步驟上切不可操之過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濫，然後根據地區的鞏固程度，民眾的覺悟和組織狀況，逐步地實行政治、經濟和社會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於利用敵人內部的矛盾，爭取或聯合其較好的部分，中立其動搖的部分，孤立和打擊其最反動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幫助敵人團結，把自己孤立起來。在社會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財，不作經濟上的沒收，只對個別業已判處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財產實行政治的沒收，並分給民眾。而在執行雙減政策時，也應經過宣傳組織、政府頒布正式法令等步驟，不可毫無準備地貿然進行。在實行適當調劑種子吃糧的政策時，不可採取開倉濟貧的辦法，亦不可強迫地富拿出糧食救濟貧民，而應提倡低利或無利借貸的社會互助辦法，或者採取由政府從沒收或徵收的公糧中抽出一部分舉辦生產貸糧或臨時救濟的辦法。在新區的最大困難，是軍隊的供應問題。除了在部隊進入之前應作必要的準備之外，可以實行征借糧食和派款的辦法，並儘可能地使之合理，亦即是實行合理負擔的財政政策。在開始時，我們還應懂得利用舊政權機構來籌辦軍需（但須同時宣布我們的合理負擔辦法），避免由我們軍隊直接去籌，形成混亂。城鎮的稅收應該保持，可以暫時利用原有的稅收機構，而逐漸地加以改造；暫時採用原有的稅制，而逐漸地取消幾種不合理的苛捐雜稅。凡是能夠鞏固或占領較久的城市，都實行合理的稅收政策。只有對某些較富的只能占領幾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區黨委、縱委以上領導機關掌握，經過商會進行一次臨時的捐款，其數目不可太大，且應召集商人代表開會，徵得同意，千萬不得勉強。尤其重要的，是我們軍隊在新區要成為執行黨的全部正確政策的模範，必須認真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75〕，嚴格執行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保護學校醫院及一切公共建築和財產的政策，禁止對任何東西的破壞和浪費。同時要對農業社會主義的反動性和破壞性作堅決的鬥爭。
卯、黨的領導及各項政策應該充分地通過政權和民眾團體去實現。在控制區，應配備大批得力幹部到政府各部門中去，而首先要加強的是財經部門（包括財、糧、工商、銀行、稅收），以便保障軍需民生，避免浪費和混亂，及在工作步驟上取得主動。同時注意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收審理案件，維持社會秩序，避免亂打人、亂捉人、亂殺人的現象。我們的政權性質，依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人民民主政權的性質，拋棄中央的“三三制”〔3〕政策是錯誤的。因此，在區村政權仍應絕對掌握於農民（包括中農）的手中，但在縣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據實際情況，酌量聘請一些進步的工商業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較正派的、有正義感的、有相當聲望的、贊成反美反蔣、贊成民主和減租減息、合理負擔等項基本綱領和政策而又沒有逃跑的開明紳士，當參議、咨議，或吸收參加一定的工作。但是聘請參議、咨議時，必須有合格的人選，而且要經過區黨委的審查和批准，切不可濫竽充數，流於形式，甚或用人不當，脫離民眾。在游擊區，則在武工隊的統一組織下，採取縣區游擊政權的形式，在鄉村則保留舊的形式而逐漸加以改造，充實其民主的內容。在不能不應付敵人的地方，可以建立革命的兩面政權。在嶄新區，除了靈活運用上述原則外，在初期還應善於利用舊的政府，維持秩序，解決軍需。
辰、控制區應當普遍建立包括中農在內的農民協會。有貧農團者，擴大成為農協；無貧農團者，不再組織貧農團；有貧農團、農協兩種組織者，合併為農協一種組織。農協是鄉村最主要的民眾組織，必須大量地吸收農民自願入會，擴大組織基礎，防止為少數人壟斷自私使之變成一個狹隘宗派團體的現象。農協的領導成分，一般適用貧僱農占三分之二、中農占三分之一的原則，並須防止流氓、壞人篡奪領導，使正派忠誠的勞動農民當權。除了農協，在農村還應逐漸建立青年的、文化的、婦女的、兒童的組織，以團結和教育一切民眾。在城市則應首先注意建立工會和團結知識青年的組織。在游擊區和嶄新區則應建立小而精幹的秘密的或半公開的民眾組織和情報組織，名稱不必一律，組織不必統一。局面打開之後，再建立工、農、青、婦各種組織。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礎的地方，即應開始建立精幹的黨的支部。
巳、為著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以便保障人民生計和支援戰爭，必須注意領導人民加緊生產，不誤農時，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壞；必須堅決執行保護城市、保護工商業的政策，糾正相當普遍存在的輕視城市、放棄城市工作領導的錯誤傾向。過去城市鄉村的工廠、作坊、商店和副業遭到了嚴重的破壞，黨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組織各種專門機構（吸收工商業主、技師和工人參加），研究辦法，使之迅速恢復生產。凡是沒收錯了的私人工商業的生產資料，如果是軍隊和政府機關保存的，應無條件地全部退還；如果已分給民眾，則應說服民眾歸還，或由政府用其他東西從民眾手中換回發還。凡是應該沒收的生產資料，亦應或由政府、或租給私人、或組織民眾恢復生產，不得擱置不用，妨礙生產。同時，為了儘快地恢復與發展工商業，政府銀行應根據實際情況，舉辦工商貸款，而集中力量於首先恢復和發展那些對人民生計和軍需有密切關係的部分。
午、在執行上述方針政策的時候，必須向民眾作充分的宣傳和解釋，不要懼怕在民眾面前進行自我批評。應當向民眾適當指明，過去某些“左”的辦法，特別是亂打人殺人、破壞工商業、侵犯中農利益、對地富掃地出門、流氓壞人當權等等，都是違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和政策，於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須糾正。應當說明，土地改革是我黨始終要貫徹的方針，因為只有土改才能使農民獲得比較徹底的解放，我們暫時改為雙減，是因為土改條件尚不成熟，雙減政策在目前對人民比較有利的原故。說明民眾組織起來，正派農民當權，到極大多數農民都真正要求分配土地的時候再來分地，方才會辦得公道，不出毛病。在處理具體問題的時候，必須堅決保護民眾已經得到的果實，擊退可能發生的地富反攻。應當確定，只有對中農被侵犯的財產，才作堅決的適當補償。對地富的工商部分，也須設法予以退還。至於地富的其他財產，則不應退還；但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須保證地富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房屋和生產工具。爭取地富回家的工作，應當廣泛進行，但應採取嚴肅的立場和態度，表明這是政府和人民對他們的寬大。他們回來後，必須向政府登記，聲明遵守政府一切法令，不作任何破壞和幫助國民黨的特務行為。同時還應教育民眾提高警惕，防止地富特務的反攻和破壞。
未、對地方土蔣、土匪，實行首惡者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的政策。採取以政治瓦解為主，配合以積極的軍事打擊的辦法，達到完全消滅的目的。應當動員各種力量，勸說官兵回家，政府對於回家的一律寬大處理，不殺不辱，只進行一定的登記手續。對於火線上的俘虜，應採取對國民黨正規軍一樣的俘虜政策，絕對禁止殺戮，並應利用他們去進行瓦解和爭取的工作。對於必須處決的首惡分子，應當經過法庭判決予以槍斃，不得採用亂棍打死等非法的喪失社會同情的處死辦法。
申、各地地方武裝已有相當發展，即應有計畫地進行整理和鞏固。特別注意加強幹部，加強階級教育，建立黨的組織，細心地清洗壞分子和特務分子，嚴格軍事紀律和民眾紀律。同時在鞏固的基礎上繼續發展。在已有的人民武裝中，問題更多，亦應採取有效辦法，依靠農協進行整理和鞏固，嚴防特務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農協的村莊，都應將人民武裝置於農協的領導之下，並經過農協逐漸地掌握全村的民槍。
酉、強化宣傳教育，無論在軍隊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緩的工作。部隊的宣傳文藝組織即應恢復和加強。各級黨委和政治機關應加強宣教工作的領導，使之完全符合於黨的方針和政策。亂寫標語亂做宣傳的壞現象，應該制止。
戌、培養本地幹部是聯繫民眾深入工作的重要環節，也是外來幹部的責任。各地必須注意從鬥爭中，選拔大批的正派勞動的積極分子和貧苦知識分子（包括中農出身的），經過訓練，提升為區村幹部。黨應經常檢查這一工作的執行程度。對於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識分子，亦應大量吸收，或送華北學習，或送本地軍政學校予以改造，或經過教育後分到外區外鄉工作。
亥、軍隊是在新區進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少奇同志說，如果軍隊不執行黨的政策，就等於黨的政策在黨的主要部分沒有保障。所以軍隊的黨和幹部，應該警惕自己，認識責任之重大，加強政策學習，愛惜民力、物力，保證成為執行黨的全部正確政策的模範。
五
中央指示全黨必須堅決地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克服領導機關的經驗主義和官僚主義。這些現象在中原區更為嚴重。由於反攻後處於比較緊張和分散的情況，各個區域的工作不能不帶著較多的獨立性。但因此而發展了無紀律無政府狀態，對黨的政策和策略相當普遍地缺乏嚴肅的負責的態度，工作的鬆散、遲緩和效能之低，領導機關的放鬆領導和放任各種錯誤傾向的自由主義，都達到相當驚人程度。因此，應在各級黨的組織和幹部中詳細討論中央指示，實行正確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式，糾正錯誤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雖已初步打開，但在完全戰勝敵人，保障幾十萬大軍供給等等方面，困難還是很多的，亟需全區同志認真執行中央正確的政策策略和領導方法，及時糾正錯誤，增強工作效能，才能不斷地克服困難，達成解放中原全區的任務。
*這是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關於執行中央土改與整黨工作指示的指示。上報中央後，毛澤東同志於六月二十八日代中央復電，完全同意中原局這個指示，並增寫了兩段文字。中央將這個檔案轉發給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鄧小平同志當時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
關係
經驗主義一詞原本意指古希臘醫生的經驗，拒絕一味接受當代的宗教教條，而是依照所觀察到的現象為分析依據。經驗主義首先在十七世紀由英國人洛克系統性的闡述。洛克主張人的心志原本是空白的表格，而是經驗註記其上。這種主義否定了人擁有與生俱來的觀點或不用既有經驗就可以獲得的知識。 值得注意的是，經驗主義並不主張人們可以從實務中自動地取得知識。根據經驗主義者的觀點，經由感受到的經驗，必須經過適當歸納或演繹，才能鑄成知識。在哲學發展上，經驗主義一直和理性主義作為對比。理性主義認為大部分的知識是歸咎於感覺上的獨立思考。無論如何，這種對比已被視為過於簡單化，因為近代的歐陸理性學者也倡導利用科學方法去取得實際經驗；而洛克也認為超自然的知識（如宗教神學）必須單獨既有直覺或推理才能取得。
與科學的關係
我這一輩子只見過黑色的烏鴉，但這並不表示世間沒有白色的烏鴉。無論哲學家也好，科學家也好，都不能否認世間可能有白色的烏鴉。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幾乎可以說科學的主要任務就是尋找“白色的烏鴉”。——《蘇菲的世界》。
經驗主義是邏輯實證主義（邏輯經驗主義）的前身。直到今天，經驗主義的方法還在影響自然科學，是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的基礎。而自然科學方法則是傳統觀念的發展。然而近幾十年來，一些新的理論學說，例如量子力學，構成主義，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已經開始對經驗主義在科學研究的方法上獨一無二的地位產生了輕微的衝擊。另一方面，諸如量子力學的一些理論證明了經驗主義的不可靠性：經驗主義不具有發現違反直覺的科學規律的能力以及對理論進行更改以適合這些規律的能力。
方法論
相信現代科學方法，認為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知識來源於人的經驗，否定先天道德範疇的先驗性。意即通過事物現象的直觀性對人的感受作用而歸納它的本質，通過感官實踐來獲得外界知識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