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福瑩

潘福瑩

潘福瑩,電化學工程專家,中國電池工業的主要開拓者,首家化學與物理電源研究所的創建者之一。在開發新型化學電源、為重點國防建設工程和尖端武器配套工程研製所需高科技化學與物理電源等方面作出了貢獻。

基本信息

人物介紹

潘福瑩,

潘福熒 潘福熒

中共黨員,高級工程師。浙江嘉興人。1935年畢業於中央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化工系。曾任中央電工器材廠電池部主任。1942年赴美國實習。1946年回國,任資源委員會漢口電池廠廠長。建國後,歷任電子工業部長江電池廠總工程師,天津電源研究所總工程師、高級工程師,中國電子學會第二屆常務理事和第一、三屆理事。長期從事電池研究和製造工作。抗日戰爭時期研製成功多種電池。四十年代從美國引進乾蓄電池技術設備,為發展我國電池工業奠定了基礎。是擴建長江電源廠和籌建天津電源研究所的主要技術負責人.1958年,潘福瑩協助籌建了新中國第一所綜合性化學電源研究所,先後主持新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第一顆氫彈、第一顆衛星等多個重點工程所需電池產品的研製生產工作,為我國國防現代化建設、航天事業發展和化學與物理電源的全面進步做出了突出貢獻。1960年,幫助越南興建海防蓄電池廠和文典乾電池廠,獲得越南政府授予的友誼獎章

生平簡介

求學生涯

潘福瑩,1912年11月14日出生於浙江省嘉興縣。1925年以高分進入嘉興秀州中學讀書。六年的中學生活他樹立了自強不息、報效祖國的志向。他對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因政府無能、國弱民貧而備受外國列強凌辱的歷史痛心不已。1931年高中畢業後,報考南京中央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進入該校化工系就讀。四年後以優異成績獲得學士學位,因品學兼優,被校方聘為化工系助教。

抗戰期間

1937年5月,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妄圖鯨吞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的形勢下,心存抗日救國的潘福瑩

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

認為不能再蟄伏書齋,應該做些有益於抗日的實事,遂毅然接受了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的聘請,擔負起了上海電機製造廠電池部主任的職務,並在接事兩個多月之後,從改進生產工藝入手,使該廠因質量不良而停產的乾電池產品恢復了生產。1938年8月,繼“七七”事變之後而爆發的上海“八一三”戰爭,揭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序幕。政府當局依其長期抗戰的方針,上海電機製造廠及其電池部改隸其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廠,潘福瑩被改任主管電池生產的電池組組長兼工程師,此後不久即隨廠遷往湖北漢口。隨著日軍的不斷南侵與西擾,這個廠先於1938年8月遷向湖南湘潭下攝司,繼之又於1938年11月遷往廣西桂林。每到一地無論物質條件何等艱苦,廠房及其設備如何殘缺不全,為滿足抗日前線對電池的需求,潘福瑩總是在草草安排之後,竭盡心智地組織下屬利用越來越簡陋的工具設備,生產出抗日前線急需的電池,而且還奇蹟般地研製出供抗日部隊地面通信和飛機套用的鉛酸蓄電池。潘福瑩也因此得到資源委員會的明令嘉獎。

保住支援抗戰電池廠

1937年初,日本侵華戰爭的陰雲密布中華大地之時,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為了抗戰的需要,在

公路運輸 公路運輸

上海電機製造廠設定了專事電池生產的電池部,潘福瑩以一介書生出任該電池部主任。當時由他統率的只有少數幾名技術人員和十幾名工人。“七·七”事變爆發,行將波及上海。

已改隸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的該電機廠也改名為中央電工廠,並於當年8月遷往武漢,翌年4月又遷往湘潭;此後又被迫遷往桂林。在如此短短的十幾個月里,要在日軍炮火威逼和飛機轟炸下,特別是在當時有如潮湧的西遷或南下的人流物流和抗日部隊的大範圍、大規模布防和調動下,加上當時物質條件的匱乏和運載工具的原始性,作為這個工廠的主管電池部的工程師潘福瑩,自然要義不容辭地擔負起使這個電池部一遷、再遷乃至三遷的重擔,而且每遷至一地都要立即組織生產,提供抗日前線急需的電池。即使他管轄的範圍十分有限,但對於任事不久、閱歷不深的這位青年工程師來說,其任務的艱巨程度是不難想像的。他既要在緊張的氣氛和險惡的環境下,不使拆了又裝、裝了又拆的機器設備及其零備件遭到無謂的損失,又要不斷地激勵隨行的同事和工友以共赴困難的精神,消解不時冒出的恐懼心理和擺脫突然襲來的不測事件。

由於潘福瑩的殫心竭慮和精心組織,特別是大家的和衷共濟,換來了多次遷徙的成功,重要的機器設備基本上未遭損失,主要技術力量不僅沒有流失,反而增強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度與凝聚力。每遷到一個新址,潘福瑩都率領眾人迅速開動機器,生產出抗日部隊急需的電池。更為重要的是為資源委員會保全了一套電池生產裝備和一支可以依賴的技術隊伍。這個電池部遷到桂林後,在中央電工廠的統一規劃下,迅速得到發展。

管理工作

1942年,已遷至桂林的中央電工廠電池部,在潘福瑩的策劃與管理下,其生產規模與技術力量都有了相當的發展。當年7月他被委派到美國去實習和考察電池製造技術。這不僅可以從理論上充實自己,更利於提高國內電池工業生產水平。他到達美國後,由於當時中國是美國的一個重要盟國,他及與他同行的其他實習人員均受到較好的接待。一些在當時頗為知名的美國電池廠家,如國家蓄電池廠(National)、惠拉特(Willard)、固而特、愛迪生(Edison)等蓄電池廠,永備(Eveready)、悅華(Ray-O-Vae)、保久(Burgess)、南方等乾電池廠,以及有關的原材料製造廠,都友善地接待了潘福瑩等的實習與考察。1944年,惠拉特蓄電池公司因潘福瑩才華出眾,還介紹他加入了美國電化學學會。

學成歸國

1946年底,潘福瑩學成歸國。當時,國民政府首腦機關已先後從重慶遷回南京。1947年3月,他被資源委員會任命為漢口電池廠廠長。由於他把從美國購置回來的一系列新型生產設備和若干稀缺的原材料,以及他積四年的精力吸收來的先進的生產技術用於新建的生產線,使該廠的乾電池產品質量與產量都有了較明顯的提高。但好景不長,內戰加上政府腐敗,貪污成風,民不聊生,不僅他開發新產品、振興電池工業的懷想歸於幻滅,就是維持工廠的生計也日見困難。

新中國成立後

1949年5月16日,武漢解放。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潘福瑩同中國人民一樣,感到歡欣鼓舞。此前,他還在武漢解放以前就拒絕了有人要他去國外另作他圖的邀請,認為應該留在工廠,新中國不能沒有電池工業。他就這樣地投入了人民的懷抱。

1950年初,漢口電池廠改隸華中電信局(後為郵電部中南郵電管理局)管理。全廠工人一致推選他作為代表參加當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郵電工會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這是他在過去的歲月中與廠內職工同甘共苦而獲得的回報。他十分珍惜全廠職工用這樣的方式表達出對他的信任。1951年7月,經過首次民主改革考驗的潘福瑩,被任命為國營漢口電池廠副廠長,1953年9月又兼任總工程師職務。這不僅掃除了他曾經有過的顧慮,而且更加激發了他要為新中國的建設盡心盡力的熱情,從而翻開了他生命中的嶄新的一頁。漢口電池廠在當時的軍事代表及此後的廠黨委的領導下,有職有權的潘福瑩的技術領導才能不斷地得到發揮,他倡導併力行的技術更新、工藝改革連續結出了豐碩的成果。工廠的拳頭產品“日月牌”電池名滿中華,占領了很大的國內市場份額,廠房面積與加工設備隨之大為擴充,使原來只有百餘人的小電池廠,不幾年就發展成為有著上千名職工的國營大廠(在當時,其規模在同行業中屬中國第一)。1955年,由於他工作成績優秀,被推選為武漢市江岸區第一屆政協委員,參與議政。

1957年10月,潘福瑩作為電池專家奉命到天津參與籌建一機部化學電源研究所。1958年7月該所正式成立,潘福瑩擔任了總工程師職務。

1958年冬,天津化學電源研究所組團赴蘇聯考察,潘福瑩是代表團的一位主要成員。在5個月中他們先後考察了列寧格勒蓄電池科學研究所和蓄電池廠,莫斯科直流電源研究所,全蘇科學院化學電源研究所,葉聯茨乾電池廠和薩拉托夫電池廠等。這次考察的主要成果,除了進行對口學術與技術交流之外,還為此後仿製蘇式飛彈用電池採集了不少技術資料。

1960年夏,潘福瑩作為中國代表團的一個成員參加了在瑞典舉行的國際電工會議,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次在國際性電工標準化組織論壇上占有席位。回國後,他率先在國內電池行業推行國際標準,電池行業的大多數廠家在他的影響下,開始逐步向國際標準靠攏。

1960年年初,潘福瑩隨四機部有關領導去越南人民共和國視察有關的援建工作。在視察由中國援建的海防蓄電池廠和文典乾電池廠時,他針對這兩家工廠的產品質量問題,提出了改進工藝方法和糾正不當操作的建議,並指導他們製造出合格的產品。潘福瑩因之獲得了越南政府授於的友誼獎章。

1961年1月,潘福瑩所在的研究所改隸國防部領導,改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730部隊,專事化學電源與物理電源的研究開發,為軍事裝備、武器系統配套。隨之,他被國防部任命為該部隊的總工程師,並授予技術中校軍銜。這個研究所在以後的年月里,其隸屬關係雖然有過數度改變,但其基本任務始終未變,迄今仍是國內唯一的綜合性化學與物理電源的開發與研究交流中心。

該所為一系列國防工程、航天工程及其他民用系統提供所需的新型化學與物理電源所作的貢獻,都飽含了潘福瑩付出的智慧和辛勞。

新型電池

30年代,中國電池工業十分落後,根本不具備自主開發新產品的能力,只能生產十分有限的民用乾電池,軍用電池幾乎全賴進口。抗日戰爭一起,前線的電池供應遇到更大的困難。這就迫使政府當局非自行開發

蓄電池 蓄電池

新品不可。這個任務就部分地落在當時的中央電工廠的身上。作為主管該廠電池生產任務的潘福瑩當然責無旁貸。 中央電工廠遷到桂林的當時,內地在蓄電池生產上還是一片空白,飛機急需的鉛酸蓄電池在國內從未製造過。潘福瑩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率領屬下技術人員並與工友一道,利用今天看來簡直十分簡陋的工具設備,開展了試製工作,包括原材料代用試驗。失敗自然難免。就是在一次次的失敗後,潘福瑩與他的同事們找到了成功的鑰匙,終於製造出了適合于飛機套用的鉛酸蓄電池,開創了在抗戰大後方生產這種軍用蓄電池的歷史。

1940年,時值桂林建廠期間,恰逢抗日前方急需一批軍用電池(地雷用和通信用),潘福瑩不避當時安全極差和原材料奇缺的情況,知難而上。他和他的同事在千方百計地購得在當時極為稀缺的錳粉、鋅皮之類必備物資之後,一方面因陋就簡地自製所需的碳棒和紙板,並以糖漿代替煤焦油製成碳棒,另一方面開展安全操作培訓,前方急需的鋅錳乾電池就在這樣的條件下一批批地製造了出來,並及時送交到抗日將士手中。

隨著新型電池的開發成功和生產能力的增強,電池工廠的技術隊伍也隨之不斷擴大。為了擴大對抗日部隊的電池供應,中央電工廠在潘福瑩的力促下,分別於1939年和1941年在重慶和蘭州兩地建立了電池分廠。由他推薦並報批的這兩家電池分廠的主要領導人,現在都已成為知名國內電源行業的專家。

使中國電池工業及其生產技術躍上一個新台階,還表現在潘福瑩把美國40年代中期的技術成果移植到國內來的努力。

1942~1946年,奉命到美國有關電池公司進行實習和考察的潘福瑩,節日裡很少外出觀光遊覽,而是抓緊可以利用的時間,深鑽正在發展著的電化學理論和摸索先進的製造技術,並不厭其煩地收集技術資料,整理可供借鑑的工藝實驗數據,為的是最大可能地為日後發展中國的電池工業作準備。在實習即將結束時,他在美國乃至到加拿大採購他認為必要的生產裝置和國內短缺的基本材料。僅由他親手採購的設備就有:生產乾電池用的自動打炭包機,單電墊紙片機,漿糊灌注機,蓋片戴帽拋底機,檢驗機,鋅筒焊邊機,焊底機,捲紙筒機,切紙筒機等,以及生產蓄電池用的鑄片機,和粉機,電液灌注機等。這些設備在他帶回國內後,均被裝備於由他任廠長的漢口電池廠的生產線上,使中國的電池生產第一次實現了單機機械化,從而極大地減輕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生產效率。例如:自動打炭包機的產量相當於人工操作的16倍;把由他購進的乙炔黑定量地用於乾電池生產,明顯地提高了這類電池的性能,這是中國電池產業的一大進步。以上這些,對於改善有損於人體健康的環境條件也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還值得一提的是,潘福瑩參照從美國學來的先進知識,將當時一直沿用於蓄電池生產的人工炒制紅黃丹這一非常落後且有損於人體健康的工藝代之以球磨鉛粉。這一革新經漢口電池廠試用後,獲得成功。潘福瑩創立的這套工藝方法,迄今仍為中國許多電池廠所沿用。

電源產業

1957年10月,時任國營漢口電池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的潘福瑩奉調到天津,參與由第一機械工業部電工局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

籌建一家化學與物理電源研究所的技術領導工作,國內有關電池專家一時雲集津門。開始時,先以天津七五四廠及化學電源研究室為依託。在原有的技術力量十分單薄的情況下,受命臨時主持工作的潘福瑩擔起了行政管理與技術籌劃的重擔。在專家班子的獻計獻策下和他的努力下,經過一年的奔忙,在技術力量的調集、廠房的修建、儀器和加工設備的採集與安裝大致就緒之後的1958年7月,由他任總工程師的第一機械工業部化學電源研究所就這樣誕生了。 1961年1月,潘福瑩所任職的這個研究所改隸國防部管轄,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730部隊;其專業方向也改為為各軍兵種研製專用的高性能電源,包括為空間工程和尖端武器研製所需的高精尖化學和物理電源產品。其後,直至他退休時的1985年,這個研究所的建制雖又經多次改變,但其基本任務無重大變化。一直擔任總工程師職務的潘福瑩,除了處理技術管理之類的行政事務外,更多的是策劃開展並參與一系列重點項目的實驗研究與新品開發工作,包括論證重大工程的技術方案,組織技術保障,指導重大課題攻關,乃至親自參加實驗。這個研究所為國防科研工程做出了一系列貢獻,無論是為核子彈、氫彈試驗,或是為戰略和戰術飛彈、人造地球衛星等空間飛行器的試驗而研製的特型化學與物理電源上,還是在開發陸海空三軍用的常規新型電源上,無不凝結有潘福瑩的智慧與辛勞。例如,在研製供中國首枚核子彈試驗的某型專用電源中,他針對脈衝電壓低於下限值和電池電壓達不到規定值及電池壽命短等技術難點,不僅向技術人員提出他的解決方案,而且還深入現場與科技人員一起不分晝夜地一起拼搏,從而解決了問題,圓滿地完成了任務。新型高性能鋅銀電池的研製成功填補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僅是潘福瑩在其中作出貢獻的一個實例。

1968年,潘福瑩在組織所內有關科技人員開展用於人造地球衛星的新型高性能鋅銀電池的理論與可行性研究時,依據以前在國外考察獲得的知識,他預見到影響這種電池壽命的一個致命因素將是隔膜的質量。在隨之開展的攻堅戰中,他親自指導這項隔膜的研究,從而導致整個研製工作的順利完成。他們在當時開發成功的關於鋅銀電池的新型工藝技術,迄今仍為國內電池行業的許多工廠所採用。其中的一項意外效果,是被成功地移植到感光膠片生產行業,使利用了該研究所的這項技術成果的國內感光膠片工廠獲得了極為可觀的經濟效益。

還值得一書的是,在潘福瑩連續23年主持技術管理工作的這個研究所,為諸種國防工程和國防科學實驗提供的專用電源,包括矽太陽電池之類的新型物理電源,從沒有發生過由於他們研製的電源產品出故障而使工程或試驗項目受挫的情節。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歸因於潘福瑩的善於管理和他對工作的高度負責精神,以及他對研製工作質量一絲不苟的作風。他為了使該所的科學實驗、研究開發和設計製造在一開始就能有緒地進行,並使之逐步朝向標準化、規範化與科學化以及決策民主化方向發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的一套技術管理程式和制度,迄今仍為他的後繼者所援用。

潘福瑩對電源科研事業的貢獻,還表現在他的愛才和對青年人員的培養上。由舊中國轉到為新中國服務的化學電源專家中,有不少是由於他的推薦並委以重任而嶄露頭角的。在他轉到國防電源研究所主持技術管理工作後,有鑒於技術力量十分薄弱的情況,他積極主張並組織指導有關部門舉辦了化學電源中專班,培養了近百名專業人才,緩解了對專業人員的急需。與此同時,他還不惜從本已繁忙的工作中擠出時間與精力,指導陸續調入所內的中青年科技人員提高理論素質和向他們傳授技術知識與工藝操作經驗,乃至輔導他們編寫技術論證檔案、實驗報告和科技論文。潘福瑩在這方面的不倦耕耘,促進了該所科技力量的迅速成長,其中已有許多人先後成為所內各個專業部門或某些分支學科的學術帶頭人。他們之中,既有為中國第一顆核子彈、第一顆氫彈和第一顆人造衛星的試驗成功提供他們所開發的特殊電源的技術專家,也有擔負了所級領導職務的管理專家。

潘福瑩參與創建的這個研究所,現為電子工業部化學與物理電源研究所即第十八研究所,迄今仍為中國唯一的化學與物理電源綜合性研究所和電源技術推廣套用中心。

潘福瑩和許多從舊中國走過來為新中國服務,並在各自的專業科技領域作出貢獻的老一代知識分子一樣,是依其早年確立的振興中華、繁榮祖國的理念實現這一雖屬艱苦但卻必然的轉變的。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懷,淵博的學識,精湛的技藝,認真負責的工作態度,謙虛謹慎、平易近人和求實無華的工作作風,贏得了電源工程界和學術界對他的敬重。他在50多年不息的奮鬥中為中國電源行業作出的貢獻,應在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的發展歷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生平年表

中國電子學會 中國電子學會

1912年11月14日生於浙江嘉興縣。1919—1925年在嘉興縣第二高小就學。

1925—1931年在嘉興秀州中學就學,直至高中畢業。

1931—1935年在南京中央大學(49年更名南京大學)化工系就讀,直至畢業。

1935—1937年任南京中央大學化工系助教。

1937—1938年任南京國民政府建設委員會上海電機製造廠電池部主任。

1938—1942年任重慶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中央電工器材廠工程師。

1942—1946年赴美國電池廠實習並考察。

1947—1949年任南京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漢口電池廠廠長。

1949—1957年任國營漢口電池廠副廠長兼總工程師。

1958—1961年任一機部化學電源研究所總工程師。

1961—1965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字730部隊總工程師。

1965—1968年任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十八研究所總工程師。

1968—1976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京字128部隊總工程師。

1976—1978年任第四機械工業部1418研究所總工程師。

1978—1984年任電子工業部第十八研究所第一副所長兼總工程師。

1985年退休。

主要論著

●潘福瑩.化學電源進展概述.國際能源,1984,1(11):111113

●潘福瑩.氫氧燃料電池.中國大百科全書(航空航天冊),p.409.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5

●潘福瑩.化學與物理電源國內外水平與差距.2000的中國研究資料第1集,北京:中國電子學會,1984

●潘福瑩.中國電池的歷史回顧.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行業協會學術交流會資料彙編,中國化學與物理電源學會編輯。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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