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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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散文,包括古文和駢文。都較明代發展,上承秦漢唐宋,形成自己的時代風格和特點,作家輩出,佳作甚多,流派分明,在古代散文史上有重要地位。其發展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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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散文 晚明散文,以直抒性靈的小品為主,雖有佳篇,但格局狹小。明末清初的錢謙益,開始轉變這種格局。謙益為文,合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為一手,出入子史和唐宋,又時時攔入佛經禪語,規模閎大。這對於轉移明文格局和形成清文風尚,都有重要作用。後來由於其文集被禁毀等原因,聲氣漸減。
生年稍晚的清初文人,不走明文的路子是一致的,但其作風卻又分離為“學人之文”與“文人之文”兩派。學人之文的作者,可以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他們都是第一流的學者,同有強烈的民族思想。黃宗羲為文,強調“情至”與文、道、學的統一,不規仿一家一派和講究形式,據情直書,而見識自見精深;《原君》、《原臣》等文具有進步的民主性思想,尤為可貴。顧炎武治學謹嚴,立論卓越,是既“邃於經術,而又洞達世故”的,其文凝鍊勁健,堅蒼醇雅,詞鋒所至,風骨極高。王夫之著作宏富,主要的精華在表現樸素唯物的思想,其史論和雜文,感情洋溢,恣肆縱橫,顯示了大家的氣度。文人之文的作者,可以侯方域魏禧汪琬為代表,稱“清初三大家”。侯方域為文,主張“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又意識到在“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故作品豪邁馳驟,富於才氣,能不盡拘古法而常有生動的描寫。魏禧與其兄祥及弟禮,又稱“寧都三魏”;三魏合彭士望、邱維屏等人,稱“易堂九子”。九子皆能文,而以魏禧的才名為最著。魏禧好《左傳》蘇洵的文章,所作凌厲雄健,以氣勢盛,但議論也常有鞭辟入裡、“指事切當”的。前人曾譏侯方域文是“涉於浮誇”、魏禧文是“帶策士氣”,都是從學術修養上看的;若從文學的角度看,侯、魏兩家之文,形象性和感染力都比較強。他們在形式上追求文章的開闔動盪,有時“波折太過”,也不免略傷自然。汪琬之文,由明代的歸有光唐順之以窺宋代的歐陽修曾鞏,講究規矩法度,寫得“疏暢條達”,簡淨平實超過侯、魏,而才氣藻采卻大有不如。這派作者成就較高的,還有王猷定、邵長蘅姜宸英等。王猷定的風格,介於魏禧與汪琬之間;邵長蘅的風格,比較接近汪琬;姜宸英文,論者稱其“閎肆雅健,往往有北宋人筆意”。上述兩大派的作家,議論常能借古諷今,針對明末清初的社會現實而發;記事的文章也以寫為明亡而死難的人物的事跡為最感人。此外,朱彝尊的文章,以論學為長,博雅淵懿,頗欲以“學人之文”自期,但不敢放膽論政和觸時忌諱,也就不能和黃、顧、王三家的精光勁氣同日而語了。
清初“遺民”中,還有文名不大昭著,但立身、治學都有本源,文章也很有可觀的:如杜濬《變雅堂集》的文章以遒宕勝,錢澄之《田間集》的文章以樸厚勝,賀貽孫《水田居集》的文章以雄駿勝,屈大均《翁山文外》的文章以簡古勝都是。他們文章的風格雖有不同,而思深慮危,多深造自得之言,卻是一致的,惟後來不大為人所知。
清中葉散文 清初的進步文人,多數反對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文化專制,並在不同程度上反對程朱理學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進入康熙後期和雍正、乾隆時期,清朝的統治漸趨穩固,社會出現了表面承平的現象;文人的民族意識漸趨淡泊,程朱理學再度抬頭,考據成為學者競趨的新學,文人受輕視。在這種社會背景下,出現了“桐城派”這個散文流派。
“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是方苞劉大櫆姚鼐。他們崇奉程朱理學,這符合統治者的要求;但他們在考據學風靡一世之時,堅守文章的壁壘,肆力從事散文的寫作,也有獨立特行的精神。錢謙益文較駁雜,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之文不重文采,侯(方域)、魏(禧)之文不重法度,都不合他們的理想。方苞提倡文章要具備“言有物”、“言有序”的“義法”,要去掉“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和宋以來的“語錄中語”,力求“清真雅正”;劉大櫆論文較重聲色才氣,拘忌不如方氏之甚;姚鼐細辨文的陽剛、陰柔之異,要從“格律聲色”中求“神理氣味”,要合義理、考據、辭章而為一。劉大櫆文章還帶有侯、魏餘風,不是最典型的桐城風格;方苞、姚鼐文章的共同特點是結構和語言的嚴密雅潔,實際上是擅長陰柔之美的。他們文中的“義理”和“考據”,與當時的漢學家和進步思想家(如戴震)相比,是談不上精深和解放的;他們的“辭章”確有所長,但規模仍欠閎大,才氣仍欠健舉,所以袁枚譏刺方苞說:“試觀望溪可能吃得住一個大題目否?可能敘得一二大名臣、真豪傑否?可能上得萬言書痛陳利弊否?”就作品的藝術成就論,以姚鼐為最高;就作品對現實的反映論,則方苞還有一些指摘時弊之作,而姚在這方面則很缺乏。與方苞友好的桐城人戴名世,著有《南山集》,其文對後來“桐城派”的發展,也不無影響。姚鼐著名的弟子頗多,到他手裡,形成了這派的極盛聲勢。乾隆、嘉慶時期,屬於“桐城派”或寫作傾向相接近的散文作家,主要的有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劉開、姚瑩朱仕琇等人。管、方、劉、姚諸人重氣勢,朱仕琇以學韓愈自命,都比較追求陽剛之美,與方苞、姚鼐風格稍異;獨梅曾亮斂才就範,深於洗伐、安雅之態,與姚鼐最為接近。
在“桐城派”極盛時期,文學主張和寫作傾向與他們不同的,有章學誠和袁枚二人。章學誠是史學家,在散文方面的主張和寫作,較桐城為通達,但主要的作品只限於議論一體,文學的影響面不大。袁枚提倡“性靈”,反對模古,行文恣肆酣暢,機趣橫生,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但謹嚴雅潔不足。
劉大櫆的弟子錢伯坰,曾傳桐城之學於陽湖人惲敬張惠言。張惠言本治駢儷之文,惲敬本嗜法家的作品,也嗜蘇洵的作品;他們接受“桐城派”影響後,提出既要崇奉唐宋文,又要兼法秦漢六朝文,合駢、散兩體文的長處,以健茂的氣格,救“桐城派”的單薄,世稱“陽湖派”。還有編纂《駢體文鈔》的李兆洛,也主文兼駢、散,是這派另一健者。惲敬文較峻峭,李兆洛文較厚重,與桐城面目稍異;張惠言文較和易,面目實無大異於桐城。陽湖之文與桐城之文互有得失,成就並不能超過桐城;而反映現實的淡泊,又後先同轍。
後期散文 比“陽湖派”稍後,在鴉片戰爭前後的著名散文家如朱琦、龍啟瑞、吳敏樹曾國藩等人的主張與風格雖各有出入,但都與“桐城派”有淵源關係。“桐城派”的影響,自康熙以後一直延伸到鴉片戰爭以後,可以說和清朝的國祚相始終。這派作家的主張和寫作很有局限,但其刪汰浮辭,避免支蔓、冗雜的“雅潔”文風,對中國古典散文的發展,還是有一定的貢獻的。
鴉片戰爭前夕,以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講求經世致用之學,不株守儒家思想,文章糅合子、史和佛家言,力求生新奇奧,聲光璀燦,打破陳規舊貌,為清文的一大變化,開了近代散文的先河。
駢文 在清初的“學人之文”與稍後的考據學風的影響下,清代文人多數是學問廣博的,他們胸中的典實豐富,寫駢文取給方便,所以清代駢文盛行,其成就超過元明兩代。多數作者是接軌六朝唐宋,以寫“四六體”的駢文為主。這個大流派在清初的作者,以陳維崧為最著,其文氣勢雄偉,情藻豐富,為一代駢文的發展,起了開張風氣的作用。乾、嘉時期的作者,如胡天游、邵齊燾、袁枚等人,基本上繼承陳維崧的傾向,以才氣詞藻取勝;但胡文比較奧衍奇肆,邵文比較清剛矜煉,袁文比較奔放詼諧,各有特點。如孔廣森、孫星衍,則轉而追求高華典雅之致;吳錫麒、曾燠則轉而追求委婉清雋之風;他們這種風格上的變化,又使大的流派之中存在風格不同的小流派。少數作家與上述大的流派不同,他們取法魏晉,文章四言短句較多,不拘守四六句的對偶,肅穆古淡,善敘名理,以汪中洪亮吉為代表。汪中文磊砢不平,而能出以閒適微婉,餘味深長,論者稱其品格為最高。
清文總集,有王昶《湖海文傳》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等,沈粹芬黃人輯的《國朝文匯》,收1300餘家的文10000餘篇,選錄最富。專選駢文的,有吳鼒的《八家四六文鈔》、曾燠的《國朝駢體正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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