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顯惠

楊顯惠

甘肅東鄉人,1946年出生。1965年由蘭州二中上山下鄉赴甘肅省生產建設兵團安西縣小宛農場。1971年入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讀書。1975年在甘肅省農墾局酒泉農墾中學做教師。1981年調往河北省大清河鹽場工作。1988年入天津作家協會專職寫作至今。 主要作品收入《這一片大海灘》、《夾邊溝記事》、《告別夾邊溝》等書。短篇小說曾獲全國短篇小說獎、中國小說學會獎、《上海文學》獎。 《定西孤兒院紀事》、《夾邊溝記事》是其著名作品,真實地還原了當年的歷史場景,動人心魄又引人深思。

基本信息

經歷

教育

1975年畢業於甘肅師範大學(現西北師範大學)數學系。

工作

楊顯惠 楊顯惠

1965年參加工作,歷任蘭州生產建設兵團農一師小宛農場農工、服務社營業員,酒泉農墾中學教師,輕工部大清河鹽場宣傳科幹事,河北省作家協會契約製作家,輕工部塘沽《鹽場報》編輯,天津市作家協會作家。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成就

八十年代是他的創作噴涌期,他的《這一片大海灘》獲1985全國短篇小說獎,但這並非他最好的作品。應該說,《野馬灘》《爺爺,孫子,海》《黑戈壁》《貴婦人》《洗個不停》等等更能顯示他的藝術功力。

作品1

簡介

比如《上海女人》中的那位女人,本是善良柔弱的城市女性,除了對丈夫的一腔忠貞,她完全不明白這場橫禍是怎么來的,更想不到丈夫竟像螻蟻一樣說餓死即餓死了,死後拋屍荒野無人收。她帶來的食物分給諸難友的爭搶場面令人震悚。她越是表現出都市人的羞怯和嬌弱,越是顯現出非政治化的弱者情愫,上海越是在地域文化上與荒涼的夾邊溝形成強烈反差,她幾千里尋夫、哭夫、直至堅持背回丈夫遺骨的行為就越是讓人肅然起敬,作品悲劇性的控訴力量也就越強。小說的結尾很妙,多年後,小說的敘述人出差到了上海,欲尋覓這位上海女人終又放棄了尋找,上海女人遂從作品中徹底逝去,給讀者一個悵惘的遐想空間,可謂餘味無窮。事實上,《逃亡》、《飽餐一頓》、《賊骨頭》《夾農》《李祥年的愛情故事》等等,哪一篇不是催人的淚下之作?

梗概

夾邊溝,是甘肅酒泉的一關押右派犯人的勞改教農場。位於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從1957年10月開始,那裡羈押了近三千名右派分子。1961年10月,上級糾正了甘肅省委的左傾錯誤,並開始遣返右派犯人。此時倖存者還不到一半。作者楊顯惠歷時5年,採訪了一百多位當事人,終於使塵封四十多年的歷史真相大白於天下。

評價

最大的特點還在於對生命的珍重,對人的權利和尊嚴受到深重傷害的深層次表現——主要不是從政治的層面,而是從文化的和人性的層面。作者筆下的人是複雜的,兼具感性與理性,意識與潛意識的豐富的人。

作品2

梗概

定西孤兒院 定西孤兒院

這部《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的絕境”,“夾邊溝”是一批 “右派分子”的流放地,“定西專區”是1960年左右的“大饑荒”在甘肅省內的一個“重災區”。作者在忠實史料事實和當事人陳述事實的基礎上,創作出一個個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獨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紀實性的語言,平實的語調,將一幕幕飢餓與死亡的慘烈情境撕裂在人們眼前。其實,對中國當代歷史略有了解的人,都會對“右派”的遭遇和1960年“大饑荒 ”的災難有一定的心理預期,為什麼這些作品會一次次衝破人們的心理疆界?這是因為現實“絕境”的殘酷性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像力,是作家虛構不出來的。這些以細節構成的個人的故事,使慘絕人寰的災難變得具體可感,將之銘刻在我們的情感記憶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象的數字和話語所模糊遮蓋,逼迫要繼續活下去的人們不得不面對、反思。我們常說,文學的力量在於虛構,但在這樣的真實面前,你會覺得一切虛構都失去了力量。

評價

這些年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不斷被窄化、僵化、庸俗化,以至於它 “寫真實”的能力被許多人所質疑。楊顯惠的作品再次向人們顯示了,當代作家繼續使用寫實手法可能達到的表現力和穿透力,以及在有大量觸目驚心的歷史現實尚未被文學有力地表現、甚至被刻意遮蔽的當下環境中,這種手法的不可替代性。

作品3

梗概

告別夾邊溝 告別夾邊溝

《告別夾邊溝》雖然大多有原型和真人真事做基礎,但它們畢竟是藝術品,是小說——紀實性小說。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由於事件本身長期的隱蔽性和一朝揭開真相帶來的震驚,由於素材來源的特殊性和特定性,這部以夾邊溝事件為原型的作品很難不採取紀實小說的方式,它甚至也無法擺脫採訪體和轉述體等等新聞手法的運用。應該承認,這部作品的感染力,有一半來自基本事實的驚人,但是,倘若沒有作家主體的創造性重構,也絕不可能擁有現在這樣強烈的震撼力。

目錄

序:陰霾里的一道閃電

上海女人

走進夾邊溝

李祥年的愛情故事

驛站長

賊骨頭

憎恨月亮

飽食一頓

逃亡

堅持到底

探望王景超

自由的嘉峪關

一號病房

許霞山放羊

夾農

在列車上

這就好了

醫生的回憶

鄒永泉

告別夾邊溝

後記

口述親歷

我祖籍在甘肅東鄉縣,到我父親那輩人已經來到蘭州,我就是在蘭州長大的。饑荒年代,城市裡還算不錯,基本能保證不餓死人。1960年前後我在上國中,每月口糧30斤,到高中時變成32斤。1970年趕上工農兵大學生第一屆招生,我在甘肅師範大學念數學系,每月還有30塊錢的工資。為什麼學數學?名額就是數學系的,你要不想上,有的是人想上呢。

在師大有個農村來的同學,跟我同歲,後來當了我們班的黨支部書記,我們倆去搞過兩次“外調”———在快畢業的時候,學校就會收到有些地方寄來的舉報信,說某某學生家庭有問題,有過什麼歷史污點之類的。因為當年工農兵學員都是推薦上大學,僧多粥少,肯定會有人認為推薦不公平。系黨支部要核實這些舉報信的情況,就派我和這個同學去基層調查,我們跑了兩次,一次去武威,一次去定西。

那是我第一次到定西地區,我同學家在定西的通渭縣,1975年的那天,在縣城裡,他說我們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你跟我回趟家吧。我們就往他家走,沿著山路到離縣城很遠的村里去。到了他家,我很吃驚,太窮了,連一間房都沒有,就是拿土塊壘的拱形窯洞。他們全家只有一床被子,當天晚上我和他還有他弟弟,三個人睡在炕上,合蓋那一床被子。他母親和衣睡在廚房裡,他父親吃過晚飯就出門了,我想可能是去親戚家睡了吧。

這同學就給我講,他家在1960年饑荒的時候拆掉了房子,木頭都換了糧食吃。他親生母親當年餓死了,這個是他繼母,他還有個妹妹也餓死了。沒有食物,他就出去流浪了兩三年,直到饑荒過去,十五年了,他家還是住在窯洞裡,蓋不起房子。

第二天早上,我們在村里轉悠,走到生產隊的麥場上。他指著一堆麥秸說,昨晚他父親就睡在這裡。

然後走到一個院子門口,他說這裡住著一個朋友,我們去看看。我見有隻黃狗在地上臥著,就說你先過去,把這個狗抓住,不然狗認識你,不認識我,咬我怎么辦。他說沒關係,這狗不咬人。我看他說得肯定,就走過去。

經過那隻狗旁邊的時候,狗抬起頭,看看我,又趴下了。

我們走進院子。他說:你知道那狗為啥不咬人?

我說:為啥?

他說:狗都餓得爬不起來了。

田間聊天

那已經是1975年了。我估算一下,這個同學家裡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也值不上我兩個月的工資。他們吃的是人民公社,憑工分能分到一點糧食。你知道一個工分多少錢嗎?一個人勞動一天,掙十個工分,換算下來等於兩分錢。你家一年吃了多少糧食,用了多少柴火,會計都有記賬的,到年底公社結算,你勞動掙的錢還不夠吃掉的錢。

那兩天給我印象太深了,所以1979年我寫第一個短篇小說的時候,就寫上了這段見聞。那篇小說題目叫《隴上七月》,後來發表的時候,雜誌編輯覺得“隴上”太刺眼,一看就是寫甘肅的,就給改成了《七月里》。

但是此後,我一生都在寫甘肅。我1988年至今都住在天津,可是二十幾年來我從沒寫過天津,寫農村,寫歷史,這輩子可能都寫不完。到農村去,貧困是明擺著的事實,但在學校里我們不知道。我以前光知道1958年到1960年這段時間鬧饑荒,餓死人了,沒想到直到1975年他們仍然吃不飽。2003年我重返定西調查孤兒院的情況,問過那裡的老人,什麼時候才吃飽肚子了?老人們說,大概是1981年到1982年,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頭一年承包了還不行,因為土地在集體經營時代已經貧瘠至極,要經過一兩年的農民自主耕作,糧食才能打下多一點。

師大畢業以後,我又回到農場當教員,有一回帶著學生去勞動,碰到好幾年沒見面的農場場長。我們在田間地頭聊天,他就給我講起了夾邊溝。

夾邊溝在酒泉境內,沙漠邊上,最初這裡建立農場,是因為有一小片鹽鹼地,開荒出來的話能養活四百人。咱們國家解放後關押了很多在國民黨政府工作過的舊職員,罪行嚴重的槍斃了,罪行輕的就判刑。到上世紀50年代有些人刑滿釋放,不能讓他們到城市去,怎么安置呢?就成立了一些“就業農場”,夾邊溝是其中之一。

只能養活四百人的鹽鹼地,來了三千多右派,於是很快就缺糧。對外告急沒有用,全國都在鬧饑荒。那時候勞教其實比坐監獄還慘,監獄有國家調撥的囚糧,勞教農場只能自己種糧,種不出來,就得餓死。

後來我多次到夾邊溝實地探訪,那種艱難的生存環境,確實超乎想像。零下二十幾度的冬天,沒有任何辦法取暖,人們住在“地窩子”里。我當知青時也住過這種地窩子,就是地下挖個坑,拿大圓木架在坑上做梁,再找點草蓋上,人就睡在坑裡。1959年夾邊溝農場的人均糧食定量,由每月30斤降到20多斤,到1960年降到15斤。長期吃這么少,勞動強度卻很大,誰也耗不起。

不逃走

人在餓到不行的時候,不會逃跑嗎?這裡面有兩個原因:一是社會控制嚴密。你到哪都會碰到查戶口的,要是沒有單位介紹信,你去外地找不到工作,連旅館都不給你住,飯店都不賣飯給你。其二,右派們很多都是國家幹部,他們的想法是,我跟著黨走了這么多年,幾年後釋放回家,還能找個工作,重新做人。

況且,就算真想跑,你也未必跑得出去。我講個真實的故事吧:定西地區通渭縣和鄰縣交界的路上,當年設有一個哨卡,幾個民兵守著。一天來了一家人,是夫妻倆帶著幾個孩子,說餓得不行了,想到鄰縣去。民兵們就給攔住了,說你們回家去,並且派一個民兵押送這家人回去,我們暫且叫他民兵甲。哨卡上有食堂,民兵甲就用口袋裝了幾個饅頭背在身上,準備把這家人送回去,再把饅頭給他們。

一行人就這樣上路了。過了兩三個小時,民兵甲回來了,饅頭還背在身上。別的民兵就問他:怎么這么快?

唉,走到一個山樑上,他們說沒力氣,坐下歇會兒,說什麼也不走了。我沒辦法,就回來了。

那你怎么不給他們饅頭呢?走不動了就吃饅頭嘛。

哎呀,我忘了。民兵甲說。

這件事是當時在場的另一個民兵後來講給我的,就叫民兵乙吧。過了兩天,民兵乙走這條路去辦事,就看見那一家人還坐在山樑上———他們坐下去就沒起來,大人孩子好幾口,全都餓死了。

在一切不能以常理推斷的年代,有餓死的,也有撐死的。夾邊溝有個右派,趁麥收時到地里偷吃生麥子,吃完還喝了開水,結果到晚上,麥子在他肚裡發酵脹大。他翻滾號叫了一夜,還是死掉了。第二天,管教幹部召開批判大會,指著他的屍體說:“這種人不服改造,挖社會主義牆腳,現在自取滅亡!”這個右派的老婆就在現場,都不敢哭出聲來。

夾邊溝

地名,位於甘肅省酒泉市境內巴丹吉林沙漠邊緣。巴丹吉林沙漠是世界四大沙漠之一,總面積4.7萬平方公里。夾邊溝曾經有一個勞改農場,1957年10月至1960年底大饑荒年代,近三千名右派分子被關押在這裡勞動改造。

那個年代

我再講個故事。有個生產隊,隊長是從外村派來的。當大家飢餓的時候,知道隊里倉庫還有一點糧食,村民們就跟隊長說,大伙兒餓得不行了,你把糧食分點,給大家吃。隊長說不行。村民們想來想去,一定要想辦法把糧食分了,怎么分呢,就決定把隊長打死。

有一天隊長從村外回來,路過生產隊的羊圈。幾個村民就在羊圈裡待著,有人出來喊隊長,說你進來一下,我們有點事跟你說。那時候隊長已經覺得村民們對他不太友善了,所以走到哪手裡都提著一根鐵棍。隊長就進了羊圈,但是他警惕性還是不高,對方好幾個人呢。隊長和他們講話的時候,背後就有一個青年,拿根繩子突然套住隊長脖子,然後一使勁,把隊長扛起來,就勒死了。

那天下著雪,羊圈後面山谷里有個水衝下去的深坑,我們西北人把這種地方叫“窟泉”。幾個村民就把隊長的屍體扔進了窟泉,然後把羊趕出來,在附近亂踩一通,破壞現場。可是公社裡本來通知這個隊長第二天去開會,隊長沒去,公社就派人來找。雪地里有隊長留下的腳印,到羊圈附近就變得亂七八糟,雜亂的痕跡一直到窟泉邊上。最後,隊長的鐵棍找到了,繼而窟泉里的屍體也被發現。那幾個村民就承認打死了人,糧食也分掉了。

省里的工作組下來,要抓人判刑。可是抓誰?最後就抓了用繩子勒隊長的那個青年。抓走還沒判刑呢,青年就餓死在監獄裡。

那時候每個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孤兒院,有的不叫孤兒院,叫幼稚園。很多家庭,父母餓死了,剩下孩子,聽說孤兒院管飯吃,大點的孩子就自己跑去,小孩子就有好心人給送去。可是孤兒院也吃不飽,孩子們還是大量死掉。有些孩子平時吃慣了草籽、樹皮,突然到孤兒院裡吃上了白面,腸胃適應不了,上吐下瀉,也就死掉了。很多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坐著坐著就倒下去。

我在農場當教員的時候,就聽說附近還有個飲馬農場,那裡有個連隊,都是從定西地區來的孤兒,是農場到定西孤兒院招的農工。2003年我寫完夾邊溝,準備寫定西孤兒的故事,就到飲馬農場去尋找,認識了一個當年的孤兒。他給我講,他們那個大家庭五十幾口人,1960年以後剩下11口。這個人同意給我帶路,連續三年時間,我訪問了150多個定西孤兒。他們如今大部分都是農民,依然貧窮,有些是國家安排工作,當了工人,上層右派,原本是縣級幹部,摘帽以後還回去當幹部。大部分右派就是國小教師之類的普通職員,這些人在1958年之前每月工資三四十塊錢,或者高一點到五六十塊錢,1978年以後給他們恢復工作,還是每月幾十塊錢。他們的人生,有20年時間在農場度過,恢復原工作乾不到三五年,也就該退休了。等到改革開放,全國人民的工資都上漲,咱們掙兩三千的時候,他們的退休金也就三五百塊錢。

我覺得,如果以後還有人下工夫去研究的話,夾邊溝問題的餘地還很大。但是要抓緊時間了,十幾年前我開始調查的時候,估計倖存者應該有二百多人,現在活著的還有沒有一百人,我不知道。再過些年,可能他們去世的會更多。沒有親歷者在世,就再不會有故事,夾邊溝就要變成純粹的學術問題了。

消失傳統

至於我自己,我不寫饑荒了,作家不能總是重複自己。我正在《上海文學》連載《甘南紀事》系列,寫的是甘南藏區牧民生活,寫他們的傳統價值觀,和現代化前進的腳步。甘肅南部和北部的自然環境差異非常大,甘南很美,山清水秀,民風淳樸。

這幾年我總是跑甘南,和藏民一起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變化,比如吃飯,除了傳統的蕨麻米飯、青稞炒麵、酥油奶茶之類,他們也開始吃漢族人的饅頭、烙餅、麵條。服飾方面,他們平時也都是夾克西裝。傳統的習慣慢慢淡化,但他們內心還是保留著民族的特性,在社會轉型期,我覺得這都是正常狀態。比如兩個年輕人打架,動了刀子,打死一個。他們不會立刻報警,藏民的處理方式是,首先由雙方家族出面,寺院管理委員會主持談判,談出一個賠償的命價,比如20萬塊錢。兩家人協商同意的話,就不去法院了,賠錢了事。可是有時候法院知道了就不讓,法院覺得你殺人了難道法律管不著你?就去把人抓掉。

兩個男人因為偷牛的事情打起來,打死一個,活著的被抓起來,他家人就去找死者的家人,說我家給你家賠命價,你們去公安局說說,讓他們放人吧。結果公安局不聽,把殺人的判了個死緩,死者家就沒拿到賠款。

過了十多年,死緩改有期,表現好再減刑,殺人的這個男的就獲釋了。聽說仇人釋放回來了,死者的遺孀就把三個兒子叫來,她這三個兒子最大的二十多歲,小的也有十八九歲。這女人就說,你們的殺父仇人放出來了,你們都成人了,知道該怎么幹嗎?

三個兒子回答:知道。

過了些日子,附近寺院有個法事活動,這弟兄三人覺得他們的仇人會去參加。那人果然去了。等活動結束,在偏僻的路上,三兄弟就截住了仇人。

你知道我們是誰嗎?

那人已經很老了,看了一會兒面前的三個小伙子,說,不知道。

是你殺了我們的父親。

喔,老人明白了,說,好吧。

這三兄弟,老二老三擰住老人的胳膊,老大掏出刀子來劃了一下,老人的脖子就斷了。

然後他們就去投案。老大被槍斃,老二判八年,老三判五年。一切都結束後,村里人就說那個婦女:你早該知道,在兒子們面前不要講過去的事情,你非講,你的兒子一個斃掉了,兩個判刑了,你高興啦?

我寫的都是真實的故事,只是虛構了地點和人名。那個孤獨的女人回答說:

這不是我高興不高興的事,兒子長大了,就要活得像個男子漢。

專訪

作家楊顯惠採訪到甘肅定西的一個老人,這位1960年春天參加過搶救人命的幹部告訴他一個慘絕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還有一個當年的孤兒也告訴過楊顯惠人吃人的故事。

這樣的細節,後來都被楊顯惠寫進了有關大饑荒時期的紀實小說《定西孤兒院紀事》。

從2004年初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系列相繼在《上海文藝》上發表。一個讀者給編輯打電話反覆問:“小說里寫的吃人都是真的嗎?”於是這位編輯給楊顯惠打電話,說自己看到這些文字,也脊背發冷,他提出了同樣的問題:“這些故事是真的嗎?”

楊顯惠回答:“‘吃人’的事絕對真實,這種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虛構的。”

他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 

楊顯惠 楊顯惠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還是知青的楊顯惠就在閒談中零零星星聽說,甘肅十一師四團——位於玉門鎮的飲馬農場——那兒有一個從甘肅定西專區來的孤兒們組成的連隊。他一下子就記住了“定西孤兒”——1990年,楊顯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飲馬農場深入生活掛職任副場長,利用這個機會弄清了一個問題:災難的3年過去,定西專區緊急成立了一個專區兒童福利院,接納過六七百名孤兒。同期,定西專區的各縣、鎮,重災區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兒童福利院或幼稚園,共接納孤兒超過5000人。這個時候,寫“孤兒院”的想法從他心底冒了出來。

2003年,他找到了當年定西孤兒院的一個孤兒為自己帶路,從定西到通渭,再到會寧、靖遠(1958年亦屬定西專區)和臨洮,花了7個多月時間走遍了整個定西地區,採訪了150多位孤兒。

在通渭地區的村子裡,一位老人給楊顯惠講,他那時候(1959年)還是個孩子。他家鄰居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頭一天他去鄰居家,看見那個小女孩在院後的菜園裡拔韭菜,過一天再去,女孩不見了,毛角子(小女孩的頭髮用頭繩紮成兩個小刷子)在水缸上搭著。

於是,楊顯惠在《黑石頭》一文中寫了這樣一個細節:扣兒娘把扣兒煮著吃了,“一推開門,扣兒娘正燒火哩……他剛進灶房就聞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鍋里冒出來的……他突然看見扣兒的毛辮子搭在水缸蓋上……他立即嚇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軟了。扣兒娘扭過臉問他:你站著咋哩?他看見扣兒娘被灶火照得紅赤赤的眼睛……”

一個孤兒還記得,1959 年春天,大煉鋼鐵失敗了,他大(爸爸)說過,就煉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當時家裡還在地下埋著兩缸苞谷(玉米),沒叫搜糧隊搜走。那糧還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時候剛辦集體食堂,隊里叫把家裡的糧交到食堂,說吃集體食堂呢;共產主義到了,樓上樓下,電燈電話,馬上就要過好日子哩,家裡存糧食乾什麼!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產主義,只知道糧食是命根子,沒糧食不得活。

可是搜糧隊拿著鐵棍把院子、豬圈、廚房和住所都搗遍了,漿水缸都用鐵棍攪著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來了,還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說,不敢吃,叫隊里知道收走呢!那時候社員們還在喝食堂的清湯,家裡不準冒煙。一冒煙隊長和積極分子就來了,看你煮的野菜還是糧食。

家裡人都快餓死了,大半夜裡煮了兩次,第三次就叫隊上的積極分子發現了,大被批鬥得鼻青臉腫,眼睛腫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隊長帶人把苞谷挖走了,連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餓死了,瘦成了一張皮。“她趴著睡,就像一塊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著,給些谷衣湯她就喝上一口,不給也不出聲。後來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為谷衣、蕎皮湯喝上後她排泄不下來,掏都掏不出來。”

食堂給清湯湯喝,出門要飯也不敢白天走。上頭不叫要饃饃去,說要饃饃影響不好,給社會主義臉上抹黑哩。食堂關門以後,孤兒鄭成義記得,村里餓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還不埋,用麥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溝里,狼吃狗啃。這是一種習俗,沒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為安。

另一個孤兒記得搜糧隊把人腿打斷,大冬天把別人家炕打塌。爺爺餓死了,家裡人都沒有力氣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東一個西一個撇著沒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過去。死去的爺爺就在炕上放了3個月,“臉皮都乾乾的,胳膊腿也乾乾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紙貼在木頭棍子上,爺爺變得輕輕的了,翻過身後背上的骨頭就扎出來了,原來爺爺的後背腐爛了。”

和姐姐一起要飯的孩子,在臘月二十幾的夜裡,快要凍死的路上,碰上一個羊圈,放羊人咋說就是不讓他們呆:“我答應你們兩個在這達過夜,你們給我啥好處哩?”姐姐哀求著:“乾大,你可憐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門就得凍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說:“是你不可憐你兄弟!領上你兄弟走,滾出去!”

年紀還小的弟弟問姐姐:“他要做啥呢,咋這么凶?”

姐姐光是哭,終於對弟弟說:“睡吧,你先睡。姐等會就睡……”

楊顯惠 楊顯惠

放羊人這才笑了,說:“這就對了。把你個要饃饃的,還高貴得很!你當你是啥人?皇親國戚?青枝枝綠葉葉?”

在《走進孤兒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凍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書記帶著人突然走了過來。餓軟了的人體質虛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來,書記已經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無法無天了!”說著話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腳,“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嗎?我是黨委書記!你膽敢在我臉前尿尿,你這個反革命分子,你們給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負責!”

楊顯惠採訪的一位老人,當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勞改隊里勞動改造。因為老婆憋不住尿,她對負責人說:“我要尿尿。”負責人說:“你尿什麼呀尿?是想偷懶了吧!”她說:“我真的要尿!”負責人說:“那你就在這裡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湊巧,公社書記就在附近,書記拿起田埂上的钁頭,把她一頓毒打,理由是她“在書記面前尿尿了”,“不給書記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陽穴上,當時就死了。過去了40多年,老人給楊顯惠講起來還是老淚縱橫:“我女人,一聲沒出就死了,一個人就沒有了。”

楊顯惠少年時代學過繪畫,他一直記得,俄國畫家蘇里科夫畫了相當於一個小城鎮人口的素描,才創作了《給沙皇寫信》一畫中的哥薩克群像,所以那幅畫驚心動魄——因此,楊顯惠訪問了100多個右派,寫了一部《夾邊溝記事》;訪問了150名孤兒,寫了一部《定西孤兒院記事》。他為自己作品的真實做了這樣的解釋:“我的作品是用誠實的態度講述一個個真實的故事,但‘真實的故事’是除了個別的故事寫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虛構;這十之八九又都隱約晃動著真人真事的影子,虛構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實的細節。”

錐心的黑眼睛 

開始《定西孤兒院紀事》一書的寫作一個月之後,楊顯惠不得不停下來,他的心臟痛得厲害,不得不住院治療。在醫院裡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裡開始寫作。那段時間,他“整天以淚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間還有這樣的事情”。

楊顯惠說,自己是個笨人,不會打字,收集來的素材都寫在本子上,交給女兒打,女兒打累了,妻子再幫著打。經常的,女兒流著眼淚打不下去,妻子接過來,也流著眼淚打不下去。

女兒說,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來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歲的孤兒秀秀到死也沒合上的黑眼睛。

當時各地送來的孤兒把孤兒院擠得滿滿的,拉痢疾的,換肚子的……大的,十二三歲,小的,才兩三個月。進了孤兒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頭,他們原來的頭髮里長滿了虱子。他們的步態就像剛學步的嬰兒,有的又像是殘疾人一樣,走路時一顛一顛的,就要跌倒的樣子。他們有的浮腫,頭就像南瓜一樣大,身體像水缸一樣粗,有的瘦得像樹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蕩蕩的。有的娃娃脖子細得撐不住頭,頭歪在肩膀上,垂在膝蓋上,坐著坐著就躺倒了。曬太陽的時候,東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們的骨頭沒有支撐頭顱和身體的力氣了。

雖然在孤兒院能吃上麵粉了,可是孤兒們是吃過野菜野草的,心裡有一種可怕的飢餓感,總是餓得心慌。娃娃們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進嘴裡的東西,抓起來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則去偷糧店的苞谷面和紅薯乾。

最頭痛的還是換肚子。

這些娃娃在家裡沒了父母,沒吃的,成天在麥場拾麥顆顆,吃草籽,吃蕎皮,吃葛蓬。榆樹皮磨成面煮湯是他們最好的吃食了。他們的腸胃已經習慣了吃草,進了兒童福利院,吃白面饃,吃豌豆面的散飯和攙了洋芋塊塊的禾田面的湯麵條,很多孩子的腸胃反倒不適應了,拉痢疾,嘔吐,頭上長瘡,人軟得站不起來。娃娃們和福利院的老師以及保育員把這種現象叫“換肚子”。

3歲的小姑娘秀秀當時就在換肚子,腿軟得站不起來,在台階上坐著,看見幾個恢復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從台階上爬下來,往人多的地方爬。

這娃娃除了一雙大眼睛撲棱撲棱地動,身上已經沒一點精神了,靜靜地躺著,臉白得像一張紙,頭皮光溜溜的泛著青光。秀秀的臉上有一道傷疤,從鼻樑到左臉。她告訴保育員上官芳,這是二媽砍的。為了搶媽媽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媽提著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給,二媽砍了一刀。

福利院開辦以後還是經常死人。有些孩子雖然什麼病也沒有,但生命已經到了盡頭——太虛弱了,一天吃6頓飯,吃寶貴的點心,吃奶粉,死亡的結局也不能逆轉。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時候一天就死幾個。

秀秀又拉血又拉膿,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聲也不吭,總是睜著一雙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著痛苦。

最後一個夜晚,3歲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員上官芳的一個手指頭,說:我大我娘(都已經餓死)從床頭出來了,他們看我來了,我存下的饃饃還有五六個,你給我娘給給。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來醫院,護士說秀秀沒了,臨死難受得眼睛睜得圓圓的,死了還睜得圓圓的,眼皮沒合上。上官芳說,你把太平間的門開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兒去。護士堅決地拒絕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開了,那護士很堅決地說: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閉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國藩的日記里,有一頁記的是太平天國戰爭時,安徽一帶的人肉價格表。人肉被擺到市面上公開按斤出售,一開始是80文,後來是120文。清人記載:“皖南及江寧各屬,市人肉以相食,或數十里野無耕種,村無炊煙。”

新舊五代史上也曾記載:“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戰爭往往是大災荒、大瘟疫的根源。飢餓可以使人瘋狂,可以使人獸性大發。

1958年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大煉鋼鐵和隨之而來的 1960年的飢餓,在很多人的記憶中已經是一個模糊的幻影——這是一段並不遙遠的歷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沒有戰亂和大旱大澇的年代,竟然發生過這樣的災難。

1998年,曾經親身經歷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饑荒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這位被譽為“經濟學的良心”、“窮人的經濟學家”的學者在書中分析了政治自由與防止饑荒的關係和規律。

在饑荒分析領域,他向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大饑荒不會餓死人,只有人禍才會餓死人。”——傳統觀點認為饑荒最重要的解釋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時候是惟一的解釋。阿馬蒂亞·森在研究了近現代史上孟加拉國、愛爾蘭、中國、非洲撒哈拉以南國家發生的饑荒後得出的結論是:“毫不奇怪,饑荒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在有效運行的民主體制中”,“農作物的歉收的發生並非獨立於公共政策,即使農作物歉收了,饑荒也可以通過認真的再分配政策來抵禦”。

1958到1960年,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地區和河東的定西地區是重災區。在楊顯惠仔細讀過的《通渭縣誌》(1990年版)第三編中有這樣的記錄:“1959年冬,饑荒更為嚴重,一些地方出現人相食現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縣是一個28萬人口的中等縣,3年大躍進過去,僅剩18萬人口——7萬人死亡,3萬人外流。80年代修志時,編撰者把這次慘烈的饑荒單列一章撰述,因為省地方志委員會的干預,他們不得已將這一章取消,而將其內容散布於各章之中,同時使用了“人相食”這樣不那么刺激的語言。《通渭縣誌》的編撰者們認為,縣誌若不能反映那次災荒的慘烈,他們就無顏面對全縣的父老鄉親。

這樣的編撰者更激起楊顯惠寫作的勇氣。

《定西孤兒院紀事》寫的是“受苦人飢餓的絕境”,在這絕境中,他又寫到兩位特殊的母親。

1959年,孤兒殷占嶺的娘把他14歲的二姐叫到一個窟泉跟前去,說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來。二姐下去了,娘再沒往上拉她,二姐就餓死在窟泉里了。

娘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餓得皮包骨頭,走路都搖搖擺擺的,有一天二姐餓得受不了啦,鑽進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隊長看見了,隊長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飯停掉了,不給湯了。隊長還跟娘說,你把那個丫頭要管一下哩!三四天過去了,隊上還是不給打湯,眼看著一家人都要餓死,娘就把二姐丟進窟泉去了,“沒辦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顧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計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頂門哩 ……可是隊長又把這事反映到大隊去了,說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溝里絆死了,我娘被抓起來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為我把監獄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釋放了。她手裡還拿著兩個在火車上買的麵包,沒捨得吃,給我拿來了。”

母親去世後,朋友說,有條件去城裡頭生活,這個山溝里有啥蹲頭!殷占嶺說,我的老娘埋在這達了,我想守著我的老娘紀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兒土寶寶的大妹子餓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見了,他問村裡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飯。村裡的人看他可憐,東家給一口湯,西家給一口湯,再就是在麥場上抖麥草,拾糧食顆顆,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時一天能抖出一二兩,有時一顆糧食也抖不出來。有一次,草垛塌了,把兩個娃娃壓死了,也沒人來找,沒人來救一下……後來才進了孤兒院。14歲從孤兒院回來,土寶寶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沒有認娘。直到要娶媳婦了,他進了娘的家,叫了一聲娘,說我看你來了。娘正在餵豬,看見土寶寶,聽見孩子喊他,啪嗒一聲,手裡的豬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聲哭了,雙手蒙住了臉,放聲大哭,哭得站不起來。

土寶寶也有了孩子,這已是1980年。土寶寶問娘:家裡咋個相?娘說,好了,吃飽了。娘又問他:你那裡咋個相?他說好著呢。娘說,好就好,你看,那時候一家人散了,一家人又起來了。

“我們的民族,經歷了比噩夢還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終相信,這個民族是有希望的,這個希望就在為了孩子能去孤兒院有口飯吃、把自己吊死的母親身上,就在光景好了還守在山溝里、想陪著去世的老媽媽紀念老媽媽的兒子身上,就在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

如今,在定西專署兒童福利院的舊址之上建起了定西縣醫院,從前兒童福利院的痕跡幾乎找不到了。從這裡走出去的孤兒大多是沉默的,在楊顯惠的再三詢問下,他們依然閃爍其詞。但楊顯惠還是頑固地做著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採訪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個笨人”,但或許當今中國文壇不缺少“聰明人”,惟獨缺少“傻子”——“我沒有多么偉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筆記錄自己視野中的那個時代,給未來的歷史研究者留下幾頁並非無用的資料。這也是我從事寫作的動力。”

河北作家協會會員

河北省作家協會於1996年11月獨立分設下設辦公室、創聯部、創作室、文學館、文學院、《長城》編輯部、《詩選刊》編輯部、《大眾閱讀報》編輯部、《人物周報》編輯部、機關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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