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吳晗所著]

朱元璋傳[吳晗所著]
朱元璋傳[吳晗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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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傳》是2008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圖書,作者是吳晗。本書講述了明太祖朱元璋從一名貧窮放牛娃,經過自身努力奮鬥,最終創立明朝,成為明太祖的傳奇一生。

基本信息

內容簡介

1948年寫定的版本,當時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潑,語言生動,正當盛年。在他筆下,一個歷經艱辛磨難,乞討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氣度恢宏的統帥;一個勤政愛民、夙興夜寐又猜忌心極重,殺戮成性的矛盾複雜多面的帝王形象活靈活現,本書終成明史及帝王傳記的不朽名著。

而吳晗的《朱元璋傳》卻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顯然沒有貫徹唯物史觀的階級觀點。  

作者簡介

吳晗(1909~1969)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明史專家。原名吳春晗,字辰伯,浙江義烏人。先後任教於雲南大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曾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歷史系主任等職務。1949年後,歷任北京市副市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市歷史學會會長等職。1960年寫成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並因此與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代表作有《朱元璋傳》,先後寫作四稿,投入了畢生精力,是明史研究的權威經典之作。

作品鑑賞

媒體推薦

《朱元璋傳》重版序言章立凡

為史學前輩吳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傳》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種難以名述的悲涼。回顧自己對歷史的興趣,就與國小時代讀吳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小叢書》、《外國歷史小叢書》以及《地理小叢書》有關。當時我對這三套叢書是每出必買,蒐集得很齊全。上中學後,又讀了《朱元璋傳》、《讀史札記》等專著,對其考證方法及夾敘夾議的文體印象深刻。“文革”結束後我選擇歷史作為自己的專業,與這段早年的閱讀史不無關係。

此次重版《朱元璋傳》,系依據1949年的版本。但作者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曾對1949年版本作了三點檢討:一、有超階級思想,對彭瑩玉和尚的評價和史料引用不當;二、當時不懂馬列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以為國家機器只是官僚機構和軍隊;三、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故對朱有苛評。其實,這三點主要是來自毛澤東的批評。對朱元璋這位專制君主的評價,領袖與學者的視角從來就不在同一地平線上。

作者既如是說,而這次重版仍採用這個版本,確實需要說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個版本中,1944年版本是戰亂年代急就而成的歷史通俗讀物,1954、1965年版本有過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1949年版本真實地表達了作者本人當時的觀點;二、與1949年版本相比,後來的版本雖然貼上了階級與國家學說的標籤,但敘事骨架仍是原來的。三、目前流行最廣的是1965年版本,而1949年版本發行量相對較少(2001年海南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應的重視。

《朱元璋傳》曾四易其稿。其中1944年的版本有兩個,重慶勝利出版社版書名《明太祖》,在創出版社版書名《由“僧缽”到“皇權”》。1947年末,此書的增訂稿章節開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年正式以《朱元璋傳》的書名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作者1948年到石家莊時,曾將書稿進呈毛澤東。毛曾對書中對起義領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評價提出異議,認為:像彭和尚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有逃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閱讀後退還稿本時,毛還特地給吳晗寫了一信,著重談到史學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兩次晤談外,另據吳晗追記,同年12月還有一次長談。毛當時提出:第一,彭(瑩玉)的下落是消極的、道家的,稱讚不當。第二,國家機器由軍隊、法庭、特務機構等組成,而不是由官僚機構和軍隊組成。第三,朱元璋由農民階級轉變為地主階級,不是由個人的人性物慾決定的,團體利益決定個人利益。這次談話產生了1954年的修訂稿本,但未付梓,僅油印百餘冊徵求意見。上述追記即用鋼筆記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稿本上,吳晗同時以毛筆加注曰:

下面這一啟札記是1948年12月間毛主席的當面指示,地點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毛主席的住處。談話時間從下午6時到12時。主席指示的話很多,當時所記的僅僅是對於這一稿子的主要的話。吳晗追記。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兩人在西柏坡的晤談,至少有三次。另據吳晗的妻姐袁溥之記述,毛還提出了這樣的意見:“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的(得)好點,不要寫的(得)那么壞。”(袁溥之:《憶吳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訊》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將最後一個修訂稿本交付三聯書店出版。“文革”結束後,北京出版社於1988年出版《吳晗文集》,收入了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朱元璋傳》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聯書店版兩個版本。

《朱元璋傳》初版對傳主有“三個偉大”的評價,即“最偉大的軍事統帥”、“最偉大的政治家”及“偉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兩個還是“最偉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殘暴嗜殺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殺著名的軍事統帥”、“最陰險殘酷的政治家”。吳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認“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蔣的形象在抗戰時期是“民族領袖”,戰後竟演變成反民主的獨裁者,作者對朱元璋先褒後貶,折射出知識分子對這位歷史人物的情感變遷。

毛澤東對吳晗曾有“將來成就不可限量”的勖勉,吳晗1950年發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也談到偉大領袖的教誨:“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他誠懇接受毛澤東的批評,根據新發現的史料修改了對彭和尚的評價,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讓步政策論,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階級論,肯定朱元璋功大於過。評價確實是“寫得好點”了,但似乎仍未領悟深意,辜負了領袖的期望。九個月後,作者即因1961年發表的歷史劇《海瑞罷官》,稀里糊塗地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頭道犧牲。

以往學界對此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學”上,兼有評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個學者的政治傾向,影響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對研究對象的歷史評價,使吳晗成了中國歷史學界“影射史學”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傳統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處一個泛政治化的時代,一旦成為這種“代表人物”,他的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貼上“影射”的標籤,而現實中的千古風流人物,也隨時可能自動前來“對號入座”。

可能是出於文化上的不自信,當草莽梟雄或外族首領坐定龍廷時,不免對新歸順的士大夫階層心存疑忌,生怕被這幫舞文弄墨的傢伙愚弄。早年讀此書,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禎卿《翦勝野聞》中的一段軼聞:朱元璋外出私訪入一破寺,見牆上畫一布袋和尚,並有題詩一首,墨跡猶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獲。其詩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

畢竟有收還有放,放寬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畢生緊抓權力從未“放寬”過,他通過特務政治和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本是不爭的事實;而《朱元璋傳》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

中國士大夫總擺脫不了事功的傳統,治學中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凍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影射史學”轉向“遵命史學”,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卻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隨形,“遵命”的研究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這其間,從上到下最缺的,是現實與歷史之間的平常心。

將歷史作為現實的參照系,應該是一種正常的思考和表達模式。所謂“以史為鑑,可以知興亡”,只是將史實當作一面鏡子去對照現實,無須作為諷喻刺隱的手段,這是正常“映射”與非正常“影射”之區別。“影射史學”只是專制時代的一種表達方式,是缺乏言論自由之社會的特殊產物;它同時也可以被利用,作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範例。以今度之,“影射”無非是嚴肅的“惡搞”,“惡搞”往往是非正規的“影射”,在社會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種另類表達之糾纏亦無從擺脫。

作者早年師從胡適,並在其指引下專攻明史,胡適對作者的學術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響。二十世紀30-40年代是全世界左傾的年代,雖然吳晗曾潛心考據不問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樣:“1940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後,其政治傾嚮導致師生之間漸行漸遠,最終分道揚鑣。胡適亦曾惋嘆:“吳晗可惜,走錯了路。”一個甲子過去,當今學界正熱衷於重新解讀陳寅恪、胡適、錢穆和傅斯年,卻已很少有人評價吳晗的學術成就。

這位左翼歷史學家與同時代的大批激進知識分子一樣,真誠地投身革命並積極跟進,檢討自己也傷害過別人。身為獨立意識薄弱的學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學猶若一把雙刃劍,令歷史學家成了自身專業的受害者。在走過了春風得意的十幾年後,作者終因一出歷史劇《海瑞罷官》身陷文字獄,落得個家破人亡的結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其個人悲劇不僅在於如何研究和演繹歷史,更在於誤踏歷史悲劇的大舞台,且無意中成為演員之一。這結局自1948年獻書時即已注定,同時也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宿命。

現實是歷史的繼續,克羅齊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至今仍被廣泛引用。歷史場景總是以驚人的相似重複著,戲外有戲,戲中有戲,但戲還是老戲,只是改編了劇本並換上了新演員。一個歷史悠久積澱厚重的民族,如果禁止歷史,拒絕反省,將難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環怪圈,更無法把握未來。

生活在多元化的資訊時代,網際網路可提供更豐富的歷史參照物。史家大可不必著意於“影射”,只須讓翔實的史料自己說話;讀者會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對歷史的解讀將越來越個性化。無論是治史或讀史,當你打開這部史學名著之際,作者的命運也在昭示後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堅守“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務。

2008年7月12日 風雨讀書樓

編輯推薦

從乞丐到皇帝

吳晗畢生心血的經典之作,明朝歷史讀物的最佳選擇,帝王傳記的巔峰巨製

毛澤東主席親自披閱與提獎,終成不朽名著

這是目前市面唯一的解放前吳晗寫定,毛主席閱讀並提出修訂意見的版本,當時作者思想自由,文思活潑,語言生動,正當盛年。在他筆下,一個歷經艱辛磨難,乞討度日的小流氓和英勇睿智、氣度恢宏的統帥;一個勤政愛民、夙興夜寐又猜忌心極重,殺戮成性的矛盾複雜多面的帝王形象活靈活現,本書終成明史及帝王傳記的不朽名著。

它是20世紀四大傳記之首,對朱元璋這個創立大明霸業的封建帝王的多疑、猜忌、陰冷、狡猾、老謀深算的性格的刻畫無人能及。看了本書就能明白朱元璋是怎樣由一個乞丐成為皇帝的。朱元璋的聰明、毅力、手段及手腕讓你既驚嘆又惋惜,對他反腐的堅決及勤政愛民的一生充滿敬意,但對他的極權、殘暴又很痛恨。朱元璋就是這樣一個讓人既愛又恨的人。

本書還配有反映明代政治軍事生活的圖片,有助於對明代政治生活的理解,給您精美大氣及權威經典的雙重享受。

專業書評

毛主席寫給吳晗(字辰伯)的信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統一中國創立明王朝的朱元璋,在位期間實行特務政治,大興文字獄,屠戮功臣、知識分子和百姓,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此書解讀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謂層層剝離,直入堂奧,讀後令人倒吸一口冷氣。中國士大夫偏好帝王之學,希望輔佐明主並有所建樹,其實這是一門如履薄凍的學問,君心依然深不可測。從改寫《朱元璋傳》到發表《海瑞罵皇帝》,作者曾力圖在政治與學術之間熊魚兼得,結果事與願違,對君臣關係的揣摩越深入,後果越致命。

——章立凡

吳晗和《朱元璋傳》

-蘇雙碧

吳晗寫成1949年版的《朱元璋傳》是有個過程的。1944年,吳晗為解決經濟上的困難和發泄政治上的憤懣曾寫成《由僧缽到皇權》一書,交重慶《在創出版社》出版。與此同時,由潘公展、印維廉主編的《中國歷代名賢故事集》又決定收入此稿,書名叫《明太祖》。吳晗以為一書兩名不好,就讓夫人袁震寫成《明太祖》一書,交《勝利出版社》,並囑以袁震署名出版,結果出版社以已登廣告為名,仍用原書稿原書原名出版。《由僧缽到皇權》寫作時由於當時時局動盪,生活不安定,可供參考的史料有限,科學分析也很不夠。書出版後,吳晗總感到心有負疚,他說:"個人感情上對前兩本書實在太壞,簡直是痛恨。"唯一補救的辦法,就是重新寫一本《朱元璋傳》。1946年從昆明回到北平之後,就著手寫作《朱元璋傳》。

1948年吳晗到石家莊解放區,曾把《朱元璋傳》稿本呈送毛澤東。百忙當中的毛澤東認真地讀了《朱元璋傳》稿本,並兩次和吳晗晤談,最後還就對此書的意見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吳晗。主要提了這么兩條意見:其一,吳晗認為西系紅巾軍首領彭瑩玉功成不居,革命成功之後"回到人民中間去了",毛澤東不以為然,認為彭瑩玉這樣堅強的領導者,不應有迴避行為,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第二,毛澤東認為吳晗"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

平心而論,一本普通的歷史著作,引起毛澤東如此關注,在毛澤東的歷史上並不多見。吳晗十分感激毛澤東對他寫作《朱元璋傳》的關心,並 "發憤重新讀書,果然發現了過去所沒有注意的史料,彭瑩玉是戰鬥到底,被元軍殺害的"。吳晗並由此引伸出自己犯了"超階級觀點"的錯誤,以此來鞭策自己。其實,彭瑩玉的歸宿問題不過是個史料問題,史料發現了,問題就迎刃而解了。而毛澤東所指有關掌握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方法論的問題,則主要是指對朱元璋的評價問題。這一點,吳晗似乎並沒有真正領會到。他在重新修改《朱元璋傳》時,十分注意史料運用的準確性和分析問題的科學性。並以此為指導思想來修改《朱元璋傳》。

朱元璋是元末農民起義領袖之一,又是維持二百多年統治的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在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是一個有很大影響的歷史人物。而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上也是一場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戰爭,作為這場革命的領袖,關注史家對朱元璋的評價自在情理之中。然而,在評價歷史人物上,政治家和學者立足點往往是不同的,政治家注重的是對現實的得失和影響,學者注意的是史料的準確和科學的分析。所以,作為史學家吳晗,更多地是忠於史實,按照史料分析,來評價朱元璋。《朱元璋傳》較真實地描寫了朱元璋年輕時候的苦難生活。他從家鄉鬧災,得了瘟疫,弄得家破人亡,到走投無路,當了和尚,過著極端貧困、低下的苦難生活,終於被逼上梁山,走上了農民革命戰爭的道路。時勢造英雄,朱元璋能夠成為元末農民反抗壓迫和剝削的代表,正是他親身體察了當時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並駕馭了解決這兩大矛盾的手段,他才能從一個農民軍中的普通士兵比較順利地升到大元帥。吳晗生動而簡要地描寫了朱元璋的成長過程,特別是朱元璋的機智、勇敢,以及過人的謀略、深厚的民眾基礎,說明朱元璋的成功絕不是偶然的。《朱元璋傳》充分肯定了朱元璋在推翻蒙古和色目人的殘酷統治,作出的重大貢獻。

當然,對朱元璋的評價,重點應是在他成了明皇朝的開國皇帝之後的種種表現。由於朱元璋親身參加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對於元末封建政權的腐敗,以及人民民眾以什麼樣的方式起而反對元王朝,他是十分熟悉的。因此,他在取得政權之後,主要精力便是放在鞏固政權和防止人民民眾的反抗鬥爭上。對於這些問題《朱元璋傳》都作了實事求是而又比較辯證的分析。

其一,關於防止人民民眾的反抗鬥爭。當時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急速醫治歷經劫難的社會創傷。朱元璋採取減免賦稅,清丈田畝,與民屯田,開墾荒地,以及興修水利,促進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他下令在他所控制的地區,凡桑、麻、谷、粟、稅糧、徭役,免徵三年。

朱元璋防止民眾造反的另一措施,就是下令取締一切"邪教",特別是白蓮社、大明教和彌勒教。認為這些都是"左道惑眾",為首者斬。吳晗指出:朱元璋這樣做,是因為元末農民起義所標榜的就是"明王出世"、"彌勒降生",朱元璋深知這類預言富有鼓動性。他本人就是尊奉明教和彌勒教獲得成功的,因而也決不允許別人利用這種形式來影響他的統治。有人指責朱元璋背叛白蓮教,吳晗卻認為,明封建王朝用嚴刑取締壓制秘密宗教,目的卻是維護、鞏固明封建王朝的統治。也就是說,朱元璋取締"邪教"是無可非議的,是鞏固政權的需要。

其二,調整地主階級內部矛盾的措施,是鞏固統治基礎的重要手段。吳晗認為地主對封建統治集團和農民來說是有兩面性的。一面是他們擁護當前的統治,倚靠皇朝的威力,保身立業。朱元璋讓戶部保薦交租多的地主,任命為官員,糧長。一面又指責富民多豪強,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他把一部分地主遷到京都,削弱地主在各地方的勢力。同時,通過田地和戶口的普查,制定了魚鱗圖冊和黃冊,頒布了租稅和徭役制度,大量漏落的田地戶口通過登記固定下來,皇朝從而增加了人力物力,穩定和鞏固了統治的經濟基礎。

其三,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制的無限加強。朱元璋採取以猛治國的方針,來加強中央集權。為了鞏固政權、循正吏治,他對貪官污吏採取嚴刑懲治的辦法。他說,過去在民間,見官不恤民,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裡恨透了。如今要嚴立法禁,對"官吏貪污蠹害百姓的,決不寬恕"。他認為"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終不可得",為此,制定了很嚴厲的法律。朱元璋痛斥這些貪官是"害民之奸,甚如虎狼"。應該承認,在朱元璋執政一朝,"是歷史上封建政權對貪污進行鬥爭最激烈的時期,殺戮貪官污吏最多的時期。"因而,吏治也是比較清正的。

朱元璋搞封建集權,除了建立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外,其中另一重要措施就是廢除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了權傾一時的宰相胡惟庸,並藉此下令取消中書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國家政事。吳晗指出,一切大權都由皇帝一個人掌握,"從中書省綜掌政權一變而為由皇帝親自管理庶政,封建專制政權從此更加集中,集中於一人之手,皇帝便成為綜攬一切政事的獨裁者了。"誅殺胡惟庸對朱元璋搞封建集權有重要意義,這是政治鬥爭的需要,至於胡惟庸是否罪必當誅,這並不重要。所以《朱元璋傳》非常明白地指出:"所謂胡惟庸私通日本,串通李善長謀反等罪名全查無實據。"

為了搞封建集權,朱元璋採取了十分殘酷的手段。誅殺胡惟庸之後,又以謀反罪誅殺大將藍玉,兩案被牽涉其中的達數萬人之多,幾乎把明初的功臣都殺光了。朱元璋作為明朝的開國皇帝,許多政績為史家所稱許,但誅殺功臣一事卻為歷史留下了不太光彩的一頁。吳晗在寫了朱元璋誅殺胡惟庸和藍玉之後,又繪聲繪色地寫了這么一段話:"不但列將依次被殺,甚至堅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陳友諒的義子親侄朱文正也以'親近儒生,胸懷怨望'被鞭死。義子親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下大功,也因左右多儒生,禮賢下士,被毒死。徐達為開國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據說這病最忌吃蒸鵝。病重時元璋卻特賜蒸鵝,徐達流淚當著使臣的面吃下了,不多日就死。"字裡行間,對朱元璋誅殺臣功報予極大不滿。

特務統治是朱元璋搞封建集權的另一重要手段,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朱元璋搞特務統治是最突出的。吳晗在《朱元璋傳》中生動地描繪了朱元璋的特務足跡"無處不到"的情況。其中有這么一段:"錢宰被征編《孟子節文》,罷朝吟詩:'四鼓咚咚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第二天,元璋對他說:'昨日的好詩,不過我並沒有嫌啊,改作憂字如何?'錢宰嚇得出了一身汗,磕頭謝罪。國子祭酒宋訥獨坐生氣,面有怒容。朝見時朱元璋問他昨天生什麼氣,宋訥大吃一驚,照實說了。元璋叫人把偷著給他畫的像拿來看,他才明白。"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出,朱元璋目的是利用特務網在大臣中構成一種威懾力量,使他們不敢背著他乾有損於皇權的事。朱元璋的特務網是由檢校和錦衣衛組成的,檢校是朱元璋專設的特務人員,任務是"專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最著名的特務頭子高見賢等人,專門蒐集和告發人家穩私的勾當,使官員人心自危,都很害怕他們。朱元璋說:"有這幾個人,譬如人家養了惡犬,則人怕。"確實,在高見賢等人得勢時,就連朱元璋親信的元勛李善長也怕他們,日夜提心弔膽。當然,特務統治名聲不大好,加上大小特務假借皇威作惡多端,特別是後來遷都北京,演化成東廠,成為明皇朝黑暗勢力的一角,遺臭於後代。但是,不能一概而論,吳晗在斥責了朱元璋的特務統治之後,同時對朱元璋使用特務統治加強封建集權,作了頗有見地的評價:"要組織這樣的力量、機構,進行全國規模的調查、登記、發引、盤詰工作,必須付出極大的努力和準備周密的計畫,以及必須的監督工作。差不多經過三十年的不斷鬥爭,朱元璋和他的助手們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把自己的統治機構,威懾力量,逐漸發展、鞏固,使之比前代更為完善。"

至於文字獄,《朱元璋傳》見解也有獨到之處。吳晗認為這種歷史現象是由" 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引起的。"是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文人對新興皇朝臣屬關係的鬥爭。他們的階級立場很堅定,認為造反的窮苦農民怎能作皇帝,對地主進行統治,因而拒絕和新朝合作。"貴溪儒士夏伯啟,蘇州文人姚潤、王謨都拒絕和新皇朝合作,寧死不為新朝效勞。朱元璋興文字獄懲處這些對新朝抱敵對態度的人是情有可原的:從歷史的進程看,朱元璋推翻腐敗的元王朝,是歷史進步的表現。拒絕合作的地主階級文人,就其立場和態度來說都是不可取的。至於朱元璋用文字細節和他自己出身經歷的禁忌來興文字獄,把這場本來是新舊勢力的鬥爭,演變成以莫須有的罪名殺戮大批知識分子,那又暴露出朱元璋殘暴的一面。吳晗指出:朱元璋"用他自己的政治尺度、文化水平讀各種體裁的文字,盛怒之下,叫把作這些文字的文人,一概拿來殺了",造成對知識分子的一次大浩劫,這是應當受到譴責的。

朱元璋在鞏固朱明王朝政權的過程中,所採取的種種手段,有其建樹的一面,也有其殘暴的一面。他用了無數的功臣、無辜的文人、官吏、百姓的血來鞏固他的政權。《朱元璋傳》對這段歷史作了這樣的概括性的描述:"朱元璋用嚴刑重罰,殺了十幾萬人,殺的人主要是國公、列侯、大將;宰相、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生、文人、學者;僧、道;富人、地主,等等,總之,都是封建統治階級的內部成員,他心目中的敵人。他用流血的手段進行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這樣分析朱元璋為鞏固政權所採取的手段是比較客觀的,對朱元璋採取過多的指責和不加分析的美化,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作品目錄

第一章 小流氓/001

一 小沙彌/002

一 遊方僧/002

三 逼上梁山/002

第二章 紅軍大帥/001

一 小親兵/002

一 小軍官/002

三 大元帥、大丞相 /002

第三章 從吳國公到吳王/001

一 鄱陽湖決戰/002

二 取東吳/002

三 南征北伐/002

第四章 大皇帝的統治術/001

一 大明帝國和明教/002

二 農民被出賣了/002

三 新官僚養成所/002

四 皇權的輪子—軍隊/002

五 皇權的輪子—新官僚機構/002

六 建都和國防/002

七 大一統和分化政策/002

第五章 恐怖政治/001

一 大屠殺/002

二 文字獄/002

三 特務網/002

四 皇權的極峰/002

第六章 家庭生活/001

一 馬皇后/002

二 皇子皇孫/002

三 教養和性格/002

四 晚年的悲哀/002

附錄 朱元璋年表/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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