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末日時鐘時刻調整
緣由
時鐘設立之初正值冷戰，分針距離子夜僅7分鐘，其後根據世界局勢及爆發核戰的可能而變動，幅度由《原子科學家公報》雜誌委員會決定。但時鐘有時未能及時反映實況，如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時瀕臨爆發核戰，當時委員會卻沒有撥動時鐘。
2007年1月13日，該雜誌宣布會於2007年1月17日撥動時鐘，以反映全球核威脅增加的情況。委員會將氣候轉變的因素一併考慮，因為他們相信氣候轉變會助長核能套用。其中一個推測為氣候轉變導致食水短缺，從而引發戰爭，由此間接增加使用核武的機會。
具體時間
1949年-蘇聯試驗核子彈。距離子夜僅3分鐘（撥前4分鐘）
1953年-美國和蘇聯在9個月內反覆測試熱核裝置。距離子夜僅2分鐘（撥前1分鐘，迄今最近子夜的一次）
1960年-科學研究合作增加、公眾對核武認識加深。距離子夜7分鐘（撥後5分鐘）
1963年-美國及蘇聯簽署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限制核試暴露於空氣中，距離子夜12分鐘（撥後5分鐘）
1968年-法國和中國取得及試驗核武（分別在1960年及1964年），同時中東、印度及越南爆發戰爭。距離子夜7分鐘（撥前5分鐘）
1969年-美國國會確認核不擴散條約。距離子夜10分鐘（撥後3分鐘）
1972年-美蘇簽署SALTI及反彈道飛彈條約。距離子夜12分鐘（撥後2分鐘）
1974年-印度測試核子裝置、SALTII陷僵局。距離子夜9分鐘（撥前3分鐘）
1980年-美蘇談判無進展、民粹主義戰爭及恐怖主義活動增加。距離子夜7分鐘（撥前2分鐘）
1981年-軍備競賽升級，阿富汗、南美及波蘭的衝突。距離子夜4分鐘（撥前3分鐘）
1984年-里根執政，軍備競賽再升級。距離子夜3分鐘（撥前1分鐘）
1988年-美蘇簽署協定，消除中程核武，雙方關係改善。距離子夜6分鐘（撥後3分鐘）
1990年-柏林圍牆倒下，東歐反共運動成功，冷戰近尾聲。距離子夜10分鐘（撥後4分鐘）
1991年-美蘇簽署STARTI。距離子夜17分鐘（撥後7分鐘，迄今最遠離子夜的一次）
1995年-環球軍費開支達冷戰水平、蘇聯遺留核武的處理問題。距離子夜14分鐘（撥前3分鐘）
1998年-印度及巴基斯坦爭相測試核武、美俄就裁減核武出現問題。距離子夜9分鐘（撥前5分鐘）
2002年-全球裁減核武進展緩慢、美國宣布有意退出反彈道飛彈條約、恐怖分子試圖取得核武。距離子夜7分鐘（撥前2分鐘）
2007年-氣候轉變增加核子套用，或間接助長使用核武。距離子夜5分鐘（撥前2分鐘）
2010年-核武國家的領袖首次願合作大幅減少核武，並確保所有製造核彈原料的安全。距離子夜6分鐘（撥後1分鐘）
2012年-全球制止核武器擴散努力不充分和應對氣候變化繼續無作為與國際經濟的普遍不振等。距離子夜5分鐘（撥前1分鐘）
2014年-美國和俄羅斯之間關於核武庫的談判陷入僵局，中國、巴基斯坦和印度在繼續擴充現代化的核武器庫，全球非法核材料的獲取，繼續開展核能計畫而沒有考慮未來的安全問題，缺乏相應的政策來應對全球氣候的改變。距離子夜5分鐘（撥後0分鐘）
2015年-仍缺乏應對全球氣候變遷以及核子武器的全球性政治行動，加上美俄兩國於烏克蘭危機的緊張情勢加劇。距離子夜3分鐘（撥前2分鐘）
2016年11月26日，《院子科學家公報》警告大眾，由於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的狂妄言論，加上“全球面貌變得日益黑暗”，世界逐漸陷入一種不安全的狀態里。因此，具有象徵性意義的“末日鍾（DoomsdayClock）”需被調快30秒。這也意味著人們距離毀滅來臨的午夜時分，僅剩下兩分半鐘了。
積極意義
世界末日論對人類有何積極意義？
諾斯特拉達穆斯的“1999年7月世界末日”預言曾讓億萬人心神不寧。如今，1999年已經遠去，但我們是否就此太平？
一個個“世界末日”預言讓人們神經緊張，人們在平庸的日子願意聽到這類聳人聽聞的訊息，這實際上是一種生存機制在起作用。
從冷戰到最近作出的一個個末日預言(諸如我們將很快追隨亞特蘭蒂斯的命運，大陸陸沉、文明消亡等)，現代的人們一直都處在曠世浩劫的陰影下。
無論後人將怎樣看待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都堪稱一個焦慮的時代，並且我們今天要比過去的半個世紀承受著更為泛濫的恐懼。
平庸生活的反動
英國心理學家傑克·博勒認為，作為一個物種，我們需要明白，如果總是各種各樣的“中庸情形”，人們就會覺得乏味，因此人們才會構想所謂的“最糟糕情形”。
博勒說：“我們喜歡極端，因為極端的情形往往是我們不曾經驗過的。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都在謹慎小心中度過。因此人們才津津樂道於小道訊息，而末日故事不過是這種新聞的巨大擴展，它們雖然聽來恐怖，卻正好滿足了我們著迷極端怪誕事物的心理。”
博勒指出：“然而歷史的真實是，歷史上極少有這樣的預言真的成為了現實。”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的哲學退休教授保羅·庫爾茨對“末日焦慮”現象也作過研究。他指出：“現實主義者認為人類文明可以在災難中倖存下來，但悲觀主義者對這一觀點則非常惱怒。”庫爾茨還說，末日論看上去就象夙願的實現。而在平凡的世界是缺乏想像末日所帶給人的驚心動魄感的。
“饑荒末日”
我們今天對末日情形的著魔並非什麼新鮮事，17世紀，法國占星家諾斯特拉達穆斯預言世界末日將在1999年7月來臨。然而，我們早已平安地度過了那一年。
18世紀的社會學家馬爾薩斯也曾熱衷於此。他選擇的災難事件是饑荒，並且他的看法對達爾文產生了一些影響。
馬爾薩斯預言了全球性的饑荒，並且還暗示：戰爭、貧困和疾病是控制人口的有效手段。他認為，由於人口是以幾何級數增長的，而資源卻是以算術級數增長的，所以饑荒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這一理論卻忽略了這一點，即人類可憑藉日益發展的技術來增強創造新資源的能力。
雖然20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馬爾薩斯主義者卻依然支持馬氏理論。
二十世紀60年代，“人口爆炸學說”創始者保羅·埃利克與“世界觀察研究所”的發起人萊斯特·布朗曾預言了現代人“用過就扔”浪費型生活方式的嚴重後果。在他們看來，災難離我們並不遠，甚至它就象隨處可見的麥當勞食品袋一樣潛伏在我們身邊。
1968年，埃利克預言說，印度到1980年時將出現食物短缺並將有2億人因此喪命。事實是，1980年，印度把多餘的穀物出口賣給了蘇聯。
埃利克等人的預言容易被人一笑而過，但是他們卻著實是從他們的知識以及一種古老的對災難的恐懼出發而產生這種關切的。
“冰期末日”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社會人類學教授格雷格·菲洛說：“我們都是會死的，因此很自然我們會畏懼死亡，我們也的確經歷大量死亡的年代。”他指出：在過去的50多年，世界相對比較平靜，但這只是表面現象，面對未來我們仍然存在著深深的畏懼。人類的神經正變得越來越緊張，這其實是一種生存機制在起作用。
上世紀70年代來，這一生存機制讓科學家們著力於研究避免新冰期降臨的危險。
今年在全球熱映的災難片《後天》中的描繪了這種新冰期來臨的場景：極地的冰雪融化成冷水並注入了大西洋。給歐洲和北美東北部地區帶來溫暖的海灣暖流因此“停工”。這樣，一個新冰期降臨了。在電影《後天》中的科學家給出的時間表顯示，這一災難可能在三年內發生。
該影片很是令人的恐懼，但相反的是，全球氣候變暖事實上是一把雙刃劍，它可能會導致新期，但也在防止新冰期的出現。
在最近的25萬年中，現在的海平面是最高的。溫暖氣候也可能會遲延地球熱冷周期的自然循環。
根據我們所知，冰期的確不可避免，但是它將在至少8萬年後出現。
“核末日”及其他
在上世紀下半頁，沒有任何一種末日恐懼比核衝突說更讓人驚心動魄。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冷戰就象高懸人類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壞科學暗示說，一枚核彈就會毀滅所有的生命。一枚巨大的核彈，例如俄國人的一枚100兆頓級的核進攻會招致美國的報復行動。這種說法使得整個世界精神癲狂。
所以我們可以了解為什麼美國80年代最暢銷的圖書竟是《你將在浩劫中倖存下來》。
書中有很多提示，如“不要以為你能在你的地下室建造一個足夠牢固的防禦所！”以及“不要盲信防輻裝備能保護你遠離輻射”等。
在新世紀，人們對核冬天恐懼已經減少了，但我們對環境的關注卻更強烈了。
我們今天的科學還不能算是精密科學，對未來，即使那些專家們也不是絕對地瞭然於胸。
環境專家羅格·菲尤博士說：“有證據顯示氣候正在變化，但是我們永遠不能確定任何事情，除非等到它發生的那天。”
關於現在的洪水預言，他說，“一些人在談論諸如大約10億人處在危險境地這樣的事情。我們的海平面的確在增高，這是氣候變暖造成的。它還將持續下去。越來越多的人將面臨洪水危險，而且這種災難發生的可能性也在不斷增加。那些降雨量通常很大的地區有可能是災難的爆發地區。”
天文學家們也不甘寂寞，他們聲稱，一個大的小行星撞擊地球是早晚的事，撞擊所釋放的能量將相當於全球目前核武器同時爆炸所釋放能量的1000倍。
然而，在所有末日預言中，被談起次數最多的可能是全球的石油儲量危機。早在1919年，美國地質勘察隊的負責人就曾預言地球石油儲量將在9年內耗盡。今天，根據最新的估算，2043年，地球將無油可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