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時逸人少時習儒，1912年授業於同邑名醫汪允恭，悉得其術。1916年懸壺開業。1928年在上海創設江左國醫講習所，並受聘於上海中醫專門學校、中國醫學院等校任教。1929年任山西中醫改進研究會常務理事。抗日戰爭爆發後，曾輾轉武漢、重慶、昆明等地業醫，後返回上海。先後在中國醫學院、新中國醫學院、上海中醫專科學校等校任教授、教務長。後又與施今墨、張贊臣、俞慎初等創辦復興中醫專科學校，並主辦《復興中醫雜誌》。抗戰勝利後，先後在南京創辦首都中醫院、中醫專修班等，並在江蘇中醫學校（南京中醫學院前身）高級師資培訓班任教。1955年秋調至北京，應聘為中醫研究院附屬醫院內科主任。1961年5月赴寧夏支邊，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醫院中醫科主任、寧夏回族自治區醫藥衛生學會副理事長，後因病返回南京。
著作
主編有：《時氏生理學》、《時氏病理學》、《時氏診斷學》、《時氏處方學》、《中國藥物學》、《中國內科病學》、《中國婦科病學》、《中國兒科病學》、《中國傳染病學》、《溫病全書》、《中醫傷寒與溫病》、《時氏內經學》、《中國時令病學》等達十餘種之多。
學術內容
時逸人主張中西醫相互結合，他將中西醫病證分別類比歸納，用中西醫兩種術語描述症狀，用中醫理論闡釋病機，用西醫理論解釋病理，中西醫雙重診斷，再根據不同疾病，或專以中藥治療，或以中藥為主輔以西藥，或中西藥並重。注重實效，強調結合，形成了近現代中西醫臨床各科結合的雛形。他所論言之結合，具有中西醫互彌不足之意。雖然，他的一些做法，在現在看來尚有值得商榷之處，但畢竟為中西醫結合做了有益的嘗試。
在外感熱病辨治規律的探討方面，時逸人突破歷代醫家已有的成見，將傷寒與溫病中非傳染性病證進行了整和，提出了“時令病學”的新命題。他認為“傷寒與溫病原屬同一性質之病症，惟有單屬風寒感冒及兼有伏熱之不同，無門戶之爭執，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傳變，不出三陽經範圍，末期間有三陰經之症狀。傷寒溫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溫病系屬感冒性病症兼有伏熱者，如發現肺系病狀，則為肺系溫病，發現胃系病狀，則為胃系溫病。在經過上言之，初期多發現肺系病狀，失治或誤治，方始發現胃系病狀，是肺胃之爭。在病機上僅屬先後之分，此其三。古醫皆以傷寒為新感，溫病多伏邪，或疑溫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則以為新感、伏邪二項，為四時六氣所同具，正不必以傷寒溫病限之，此其四。”
臨床套用
在治療上，他認為“傷寒以辛溫發散為主，溫病以辛涼發散為主，暑溫以清暑宣達為主，伏暑以清透伏熱為主，秋燥以潤燥宣肺化痰為主，冬溫以利咽通便為主。滋陰生津之方法為溫病所必需，但須斟酌病情適宜用之可也。”臨證之際，對各種疾病的治療靈活加減運用成方，師古而不泥古。對危急病人的診治，認為變化頃刻，故審病辨證必須深入分析。對慢性疾病，多強調脾胃為後天之本，如有腎陰虛損服滋膩過久礙及脾胃者，認為務必先調脾胃，後再補腎緩圖。
人物評價
時逸人不僅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中醫教育家，也是現代中醫史上積極主張中醫科學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認為只有科學化才能復興中醫。
後世影響
時逸人從事中醫工作50餘年，學術精湛，經驗豐富，同時熱心中醫教育，為後世培養了大批中醫人才，弟子眾多，桃李盈門。
重要觀點條文摘錄
處方法度
考古人處方法度，必先審察病情，辨別性質，參考藥性，酌斟輕重，其於所治之病，毫釐不爽，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投之輒效。如外因之風，仲景氏用桂枝湯以治之。桂枝與興奮神經之弛緩，調節血液之流行，芍藥收斂汗腺漏泄，則脈緩汗出，惡風發熱諸症可愈。研究桂枝芍藥效用，在恢復生理之機能。機能恢復，病狀自除。推及麻黃之散寒，泄汗腺之閉塞；白虎之祛暑，減少體溫產量；五苓之利濕，促進輸尿管通利；復脈之潤燥，增加血液中水分；三黃之清火，減少動脈充血；皆治其生理上機能之變化，與西醫專求病灶之實質者不同，故中藥有症之特效方，無病之特效藥。（《時氏處方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