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明太祖明代的文化專制——八股文明朝建
立後，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逐漸顯露，除了封建社會固有的皇權與相權、皇權與將權的矛盾之外，在統治階級內部還存在著淮西集團和非淮西集團、南人和北人之間的激烈鬥爭。這一矛盾在洪武一朝表現得尤為突出，這和朱元璋本人的經歷有著密切的關係。朱元璋出身貧苦，完全憑著個人的聰明才智闖蕩江湖，經過艱苦卓絕的奮鬥才平定天下並做上皇帝的。一個由貧苦農民出身的皇帝，最怕別人瞧不起他，怕那些投降過來的文臣武將對他不服，又怕那些跟他南征北戰的戰友們對他不忠，還怕那些有知識的儒士們不肯為他所用，這種自卑的心理始終伴隨著他。而且朱元璋又是個權欲極重的人，他絕不允許任何人染指皇權，尤其是在抗元時期自己親外甥的反叛和暴元對其幼時的心靈傷害直接導致了明朝洪武年間的政治。這種時代背景和他複雜的心理親人的背叛不僅激化了他與丞相、功臣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導致了明初的文化專制和明後期的思想啟蒙人性解放出現在一個朝代。
據說，明代文字獄的出現源於洪武朝的文武之爭。自立國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馬上治天下”的名言，開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儀、典章、刑法、軍制、戶籍、學校等等規程，使得明初氣象具備，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提高。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白面書生對皇權自然是不敢有任何的僭越之念，然而，其地位的提高卻引起了行伍出身的勛臣們強烈不滿。他們便尋找各種藉口加以反對，文士喜好訕謗就成為他們攻訐的藉口之一。
原因
武臣挑撥
洪武初年，朱元璋為延攬天下英才，決定開科取士。這本是歷朝相傳選拔人才的最佳手段，諸位勛臣卻頗有異議。他們認為此為皇帝崇尚文士之舉。朱元璋理解他們的心情，便耐心啟發道：“世亂則用武，世治則用文。”諸位武臣反駁道：“陛下所云固然在理，但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如張九四(即張士誠原名)起初誠意優禮文人儒士，甚至請他們為自己更名，這些文士竟給他取名為‘士誠’。”朱元璋不以為然道：“此名甚美，何足為怪?”諸位武臣道：《孟子》里有這么一句話叫“士，誠小人也”。連讀出來就是“士誠，小人也”。您看，這不是變著法罵張九四是小人嗎？可憐他給人家叫了半輩子小人，至死還被蒙在鼓裡。太祖立刻命人拿來《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這句話，心中不由惱怒萬分，沒想到白面書生在舞文弄墨之間竟能含沙射影，任意褒貶！朱元璋自然擔心自己也會糊裡糊塗地陷於被愚弄、被譏誚的境地，從此他就開始留意文臣們的奏章之中有沒有什麼可疑詞句，以後又擴展到對詩文書稿的審查中。
遺臣不妥協
據《明史·楊維楨傳》記載，其人字廉夫，號鐵崖，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1327）進士。仕元為建德路總管推官，紅巾亂起後避難於富春江。其文名播於天下，尤擅詩文，時稱“鐵崖體”。洪武三年（1370）第二次被征之時，已是74歲的高齡。對著前來催促的地方官，他寫下了《老婦客謠》一詩來婉言拒絕，自比詩中那位行將就木的老婦人，不能再嫁，並明確告訴太祖，如果逼迫我仕兩朝，只能跳海自盡以全名節。太祖見他年老，料想拿死是嚇唬不住的，再則他名氣大，如果真的逼死了，未免有傷自己的“聖德”，因此只得作罷。
對明朝不肯妥協的除了像楊維楨那樣的元遺民之外，還有一些是曾經仕奉於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陰人王逢，做過張士誠的幕僚，士誠敗亡後他隱居在烏涇（在今蘇州附近）。洪武十五年（1383）被征，抵死不從。幸好他有個在南京做官的兒子，苦苦哀求之後才得以放歸。事見《明史·戴良傳》附《王逢傳》。
這些或為故元遺臣，或為群雄舊部的文人，像楊維楨、王逢這樣自恃氣節而不仕兩朝的還有許多。例如回族詩人丁鶴年以自家世為元臣，逃避徵召，放浪山野，至永樂年間方死；長樂人陳亮自以為元之儒士，終身不仕；盧陵人張昱自以為元臣，先後拒絕了張士誠和明太祖的徵召，太祖見其老邁，說了一句“可閒矣”就放歸了，他遂自號“可閒老人”，小心翼翼地過日子；楊維楨的同鄉兼學生張憲仕張士誠，士誠滅，張憲隱姓埋名，晚年死於杭州報國寺。這些人，除張昱之外，都在《明史》中有本傳。張昱事，則可見其本人的《可閒老人集》。
看到這些文人都不肯歸附自己，明太祖對文人的厭惡也就可想而知了。
要給文人定罪，最為直接有效的辦法就是從其寫下的文字中挑毛病、找藉口。一旦這些文字不小心觸動了統治者的敏感神經，統治者就立刻按照自己的思維來加以曲解，無限上綱地去引申，達到入人於罪的目的。這就是文字獄的通常特點。
皇帝出身低
朱元璋是通過參加元末農民軍而起家的平民皇帝，深以自己的出身為恥，也深以當過乞丐和雲遊僧為恥。基於自己的出身經歷，他內心中自然也劃定了一塊不可冒犯的禁區。因為他年輕的時候做過和尚，所以但凡“光”、“禿”等接近和尚特徵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即使是個“僧”字也同樣很刺他的眼。到後來，又向外推廣至於諧音的“生”字也被納入忌諱的範疇。再有，他是從紅巾軍中起家的。前面說過，在元廷看來，紅巾軍是“紅賊”、“紅寇”，因此太祖也討厭有人在他面前提“賊”和“寇”，後來，連“則”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種種，無不體現出明太祖因出身低賤而產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當自卑走入極端之後，自尊心就會膨脹起來，就會產生強烈的壓制別人的暴虐念頭，以求心理平衡。這種變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朱元璋統治時期，文士以表箋文字不當而罹罪者最多。按照明朝初年的習慣，每逢正旦、萬壽聖節及冊立東宮之時，內外文武大臣都要獻上表箋慶賀。而各級文武大臣嫻於文辭者並不太多，於是撰寫賀表的任務一般都落在當地教官的身上。朱元璋既知文士有訕譏之好，故而對這種表箋格外在意。果然，一些表箋被他看出了“破綻”，他便毫不客氣地亮出了屠刀。當時以表箋文字觸犯忌諱者為數不少，而最多的是因用了“則”字。據當時的江淮方言，“則”字與“賊”讀音相似，朱元璋以為這是譏諷他有落草為寇的經歷。如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句被殺；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因所作《萬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被殺；桂林府學訓導蔣質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被殺。其次，表箋中若有“生”(近“僧”)、“法坤”(近“發髡”)等字樣，朱元璋便以為這是諷刺他曾出家為僧之事。常州府學訓導蔣鎮因所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知”句被殺；尉氏縣教諭許元因所作《萬壽賀表》中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被殺。
皇帝多疑
明人徐楨卿在《翦勝野聞》中記述了這樣一個故事，故事大意為：太祖朱元璋多疑，常常擔心受到臣下的譏訕。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為本府做《萬壽賀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句，“光”、“生”和“則”都犯了太祖大忌，這一連讀，本來一句老生常談式的頌聖句子就變成了“當著和尚罵禿子”，外帶諷刺太祖入紅巾為賊的過去。朱元璋覽後震怒道：“腐儒膽敢如此污辱朕嗎?‘生’者僧也，以我曾經出家為僧也。‘光’者禿頭也，‘則’字近賊也!如此猖狂，罪在不赦。”即命錦衣衛士將徐一夔斬首。在旁禮部群臣見此情形瞠目結舌，體似篩糠，一齊跪倒請罪：“臣等愚懵不知忌諱，乞皇上親降表式，令臣等永為遵守。”聞聽此言，朱元璋的臉色才有所好轉，毫不客氣地答應了臣下的請求。此後，朱元璋先後頒發了《建言格式》、《繁文鑑戒》、《表箋定式》等書，詳細規定了官民上奏的各種文體的格式，令天下以此為標準，不得以私意妄行撰擬。
歷代沿革
明太祖時期
高啟墨跡翰林編修高啟作詩：“小犬隔牆空吠影，夜深宮禁有誰來？”被腰斬。
御史張尚禮作詩：“夢中正得君王寵，卻被黃鸝叫一聲！”下獄死。僉事陳養浩作詩：“城南有安婦，夜夜哭征夫”，被投入水中溺死。兗州知府盧熊把“兗”錯寫成“袞”，被明太祖視為不敬，斬。
中書詹希原給太學寫匾額，“門”字少最後一勾，被視為阻礙納賢，斬。
僧人一初作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羅網一日遍東西”“新筑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被懷疑抨擊明太祖刑法太苛，斬。
僧人來復作詩：“金盤蘇合來殊域，...自慚無德頌陶唐”，“殊”字被視為“歹朱”並罵太祖“無德”，斬。
朱元璋私游一寺，見壁上有詩“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也何妨？”大怒，將全寺僧人都殺了。
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作《謝增俸表》中有“作則垂憲”，“則”與“賊”同，被視為罵太祖起兵當過賊，斬。
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作《長壽表》中有“垂子孫而作則”，斬。
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作《賀冬表》中有“儀則天下”，斬。
桂林府學訓導蔣質作《正旦賀表》中有“建中作則”，斬。
常州府學訓導蔣鎮作《正旦賀表》中有“睿性生智”，“生”與“僧”同，被視為罵太祖當過和尚，斬。
澧州學正孟清作《賀冬表》中有“聖德作則”，斬。
懷慶府學訓導呂睿作《謝賜馬表》中有“遙瞻帝扉”，被視為“帝非”，斬。
祥符縣教諭賈翥作《正旦賀表》中有“取法象魏”，斬。
德安府學訓導吳憲作《賀立太孫表》中有“天下有道”，“道”與“盜”同，斬。
處州府學教授蘇伯衡，作表箋誤，下吏死。
不但大臣因文字橫遭不測，就連藩國朝鮮也不能逃脫，朝鮮國王李成旦進表箋，有犯上字樣，明太祖當即下令將進貢物品全部打回，還要朝鮮交出撰寫此文的鄭總。朝鮮恐懼，將鄭總押送至南京，太祖下令，發配雲南，仍令遼東都司不許高麗人通界，也不許商客貿易。
更奇怪的是，朱元璋連死人孟子也不放過。明太祖曾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全祖望《鮚埼亭集》卷35）洪武二年下令將孟子牌位撤出孔廟，後來因為文星暗了，朱元璋做賊心虛，才恢復孟子牌位。但是朱元璋實行八股取士，孟子的“對君不遜”難以讓他容忍，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下令刪節《孟子》，書中被認為言論荒謬的共85章，一律刪去，占了全書的三分之一，刪定後定名為《孟子節文》，被刪的主要是以下幾類：一、不許說統治者及其官僚走狗的壞話--“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梁惠王上）二、不許說統治者要負轉移風氣之責--“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下）三、不許說統治者應該實行仁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公孫丑上）四、不許說反對徵兵徵稅和發動戰爭的話--“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古之為關也，將以御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盡心下）“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離婁上）五、不許說人民可以反抗暴君、可以對暴君進行報復的話--“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六、不許說人民應該豐衣足食的話--“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梁惠王上）七、不許說人民應該有地位有權利的話--“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盡心下）
明成祖時期
方孝孺朱棣登位之後殺了方孝孺後，立即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
死”，方孝孺的門人不得已，將方的詩文改名為《侯城集》，才得以行於後世。永樂三年十一月，庶吉士章朴家藏方孝孺詩文，被斬。
其他跟方孝孺有關的文字也不行，比如方孝孺的老師宋濂（《元史》的作者）詩集中有“送方生還寧海”，全部被刪節塗墨。還有練子寧的《金川玉屑集》也在查禁之列，還有建文帝的殉難諸臣的詩文一律被禁止發行，一切有關建文帝的文字都不許露面，還鼓勵告密，如永樂九年，黃巖縣告發有人持建文時士人包彝古所進楚王書，下法司嚴懲。
除了跟建文有關的之外，明成祖還禁燒一大批戲曲，永樂元年七月，刑科給事中曹潤上奏社會上有褻瀆帝王的雜劇流行，明成祖下令五日內統統燒毀，“敢有收藏者，全家殺了”。
還有因出題獲罪的，永樂七年（1409年），翰林侍講鄒緝、左春坊左司直郎徐善述，御史彈劾他們偏題，鄒緝等被下獄。
還有因進書獲罪的，永樂二年（1404年），饒州士人朱季友獻書，明成祖看後大怒，說“此儒之賊也”，將其打了一通板子，家中藏書全部被焚。
明英宗時期
正統十四年（1449年），都御史張楷除夕作詩：“斯民何苦際斯時”“四山峰火照人紅”“亂離何處覽屠蘇”等，流傳京城，人多傳誦，禮科給事中王詔上書彈劾，張楷坐罪免職
。
明代宗時期
景泰七年（1456年），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劉儼、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編修黃諫，主持順天府試，因出題犯宣宗諱，被彈劾。
明憲宗時期
成化二年（1466年）五月，無錫處士陳公懋刪改朱子四書集注進呈，命毀之，交有司治罪。
明武宗時期
浙江僉事韓邦奇因為看到宦官掠奪富陽茶魚，為害一方，作歌哀之，被當地的鎮守太監王堂認為誹謗聖上，下詔獄，罷黜為民。
明世宗時期
明世宗河南巡撫胡贊宗因為寫迎駕詩中“穆王八駿”語為誹
謗，被革職，杖四十。
南京工部尚書吳廷舉因為引用白居易、張永詩句“朝廷雇我做閒臣”“江南閒煞老尚書”，嘉靖帝大怒，將其革職。
嘉靖十六年（1537年），應天府試，考生答卷多譏諷時事，考官評語失書名。嘉靖帝大怒，將考官江汝璧、歐陽衢下詔獄，罷黜為民，府尹孫懋下南京法司。
廣東所進試錄文體有錯，帝、聖字樣不行抬頭，學正王本才，布政使陸傑、按察使蔣淦等，下法司逮問，嘉靖帝嚴禁士子敢有肆為怪誕，不尊舊制者，一律罷黜。
山東所進鄉試小錄有防虜御邊內容，嘉靖帝認為內含譏諷，將考官教授周礦、李弘等多人廷杖八十，罷黜為民，其中監臨官御史葉經死於杖下。
吏部尚書李默因部試出題有用漢唐譏諷當朝，嘉靖帝大怒，下錦衣衛鎮撫司拷問，死於獄中。
嘉靖三十三年正月，六科給事中、張思靜各杖四十，原因是元旦賀表中萬壽字未抬。
顏鈞，是明代的進步思想家，受業於王守仁。明朝政府認為他的思想詭怪狂妄，下南京獄，幾乎被殺，多虧門徒羅汝芳“破產救之”，被充軍。
梁汝元也是明代的進步思想家，受業于山農。他曾在家族內試行一種空想社會主義，影響頗大，四方之士紛紛效仿，最後被下令逮捕，死於獄中。
明神宗時期
著名的進步思想家李贄，對儒學思想進行了犀利的抨擊，在他的著作《藏書》、《焚書》中抨擊孔子，流傳極廣，得到很多人的支持和歡迎，萬曆三十年，禮科給事中張問達上奏，對李贄進行誣衊，將其下獄，死於獄中，年76歲。他的書多次被焚毀，天啟五年又焚毀一次，但是仍然通行不衰。
萬曆七年，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編修高啟愚主持應天鄉試，曾出題“舜亦以命禹”。萬曆十二年，御史彈劾他意在阿附已故宰相張居正，勸進受禪，大不敬，高啟愚於是被削職遣回原籍。
明熹宗時期
魏忠賢專權時，揚州知府劉鐸，不滿魏忠賢，作詩贈扇，有“陰霾國事非”字樣，被逮治。
影響
據統計，在朱元璋統治時期，因各種與文字有關的事件而被殺者達十幾萬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幾乎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職業，其牽連之廣、死者之多、影響之深遠在中國歷史上也是罕見的。
方孝孺朱元璋屢興文字獄也被其繼承者所承襲，明成祖朱棣從建文帝手中奪得政權後，嚴禁建文帝時主要謀臣方孝孺的著作流行，下令“藏方孝孺詩文者，罪至死”；與此同時，朱棣還下令查禁建文帝當政時流行的戲曲，“敢有收藏，全家殺決”。此外，因出試題得禍，因進書得禍，在永樂年間，屢有出現。明初文網之密，處罰之嚴，都遠遠超過前代。
明初文字獄，事實上已危及到明王朝的統治基礎。許多視“學而優則仕”為升遷正途的儒生從此不願入朝為官，害怕禍及自身。比如有的士人奉召編書，總是盡力推諉，實在推不掉則一旦完稿就立即返回，甚至有人“多詐死，佯狂，求解職事”。即使做官的也懾於皇權淫威，苟且因循，無所作為。更為嚴重的是，大批文人學士從此不敢自由思想，陷入極端僵化呆滯狀態。學術界一時似乎患了“貧血症”，文人學士不敢隨意讀書，更不敢寫東西。正如清時學者焦循所說的那樣：“有明二百七十餘年之中，拾宋人之唾餘而以大全講義取士”。另一學者潛邱也說：“予嘗發憤太息，三百年來，學問文章，不能上追漢唐，下及宋元。”誠然，造成明代（主要是明初）學術思想不自由、水準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誰能說這與明初大興文字獄，禁錮士人思想沒有直接關係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