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目錄
第一章緒論：文學學科史簡介
教學目的要求
介紹課程主要內容及教學要求，讓學生初步了解“學科”概念，注意引發學生對於中文學科結構的興趣。
第一節 課程簡介
教學目的和主要內容：
主要講述：“文學”在中國大學成為一門學科的過程，大學文學教育的變遷以及期中體現出的人文精神和啟示。旨在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中文系各門專業課，增強研究的興趣，提高自己的綜合人文素養。涉及文學史、學術史、歷史、教育、大學精神、學者、作家、教育家、名校、中文系建設。
五、教學方法及要求
講解為主、讀書為輔，另配合參觀和討論
討論、提問、考勤等記平時分，占30% 期末論文或考試占70%。
第二節“文學”作為一門學科而出現
一、何為“學科”？
一）學科概念的含義
英文為discipline，它是在科學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反映的是概念、範疇、定理等之間的邏輯關係；它把不同的知識匯總成一個有機聯繫的整體，按照一定的邏輯結構將科學所發現的概念、原理等整合起來。它所關注的維度是邏輯關係。
Discipline在西文中具有多重而又相關的含義：包括學科、學術領域、課程、紀律、嚴格的訓練、規範準則、戒律、約束以至薰陶等。
二）反思學科規訓制度
學科並不是我們今日所見到的靜態知識分類，而是一種歷史化的產物，是以一定的措辭建構起來的。西方學者甚至從“discipline”的字源追溯到它所代表的知識和權力的兩種含義，乾脆稱學科史為“學科規訓制度”（discipilinarity）的生成史，將學科規訓制度看成一種高度制度化的新的知識生產方式。
這意味著，對學科的任何討論首先應該是對學科建構史的分析。
二、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化
二）現代意義上的學科分化
教育的第二次革命發生在16－17世紀，以捷克教育家夸美紐斯創立班級授課制為標誌。班級授課制將工業化生產的方式引入教育領域，大幅降低了教育的成本。這次變革是建立在印刷術的基礎之上的。
社會科學的這種分類實際起因於17、18世紀的自然科學分化：18世紀末自然哲學斷裂為各門獨立的自然科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就是從17世紀中葉到18世紀末的自然哲學中分化出來的）；而社會科學稍後又從道德哲學中分裂出來。正是從這時起，現代意義上的諸種學科才正式誕生。
“人文學科”(humanities)這一名稱本身就是科學所界定的，是20世紀對那些被排拒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外的學科的簡便總稱。現代哲學是由科學形成時清除出來的東西界定的，其他現代人文學科則首先以古典語文學的形式出現，其後衍生出歷史、現代語言甚至藝術史。
三、“文學”概念的變遷
一）從近代中日文化關係談起：
據統計，我們今天使用的社會和人文科學方面的名詞、術語，有70％是從日本輸入的，這些都是日本人對西方相應語詞的翻譯，傳入中國後，便在漢語中牢牢紮根。
二）“文學”概念在中國的流變
文學概念的演變 “文學”一詞在中國古籍中早已有之，但其含義與現代美學中專指語言藝術的概念不同。
先秦時代，“文學”兼有“文章”、“博學”兩重意義，即將現代所說的文學、哲學、歷史等都囊括在“文學”之中。
至兩漢，人們開始把“文”與“學”、“文章”與“文學”區別開來，稱有文采的、富於藝術性的作品為“文”或“文章”，而把學術著作叫做“學”或“文學”──這與現代所說“文學”一詞的含義差別很大。
魏晉南北朝，一方面許多人仍然沿用漢代的說法，把現代所說的文學稱為“文章”，把現代所說的學術稱為“文學”；
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人開始在同一種意義上來使用“文學”和“文章”，即把這兩個詞都用來表示現代所說的文學，而將學術著作另外稱為“經學”、“史學”、“玄學”等等。
到了唐、宋時期，由於強調“文以明道”或“文以載道”，以至出現了重道輕文的傾向，於是又不大重視“文”與“學”的區別，重新把“文章”與“博學”合為一談，“文學”一詞又成了一切學術的總稱。
一直到清代，“文學”一詞通常都是在這種意義上被使用的。如清末民初的學者章炳麟在《文學總略》一文中就說：“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
三）現代“文學”概念在中國的出現
“文學”作為專指語言藝術的美學術語，在中國是20世紀初、特別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後才被確定下來，並被廣泛使用的。
自此，“文學”這個概念才比較嚴格地排除了非藝術的含義，而成為藝術的一種樣式的名稱。（受日本學術影響很大）
四、文學概念演變與文學教育組織方式的轉變
工具化、功利化的資本主義分工體制
人文學科的焦慮處境
科學主義的霸權地位
西方和歐洲中心主義的教育體系
其一：是教學組織方式的改變，文學教育不能再以培養個人的情感深度和文化素養為要職，而要為資本主義的市場運作培養更多的能帶來更高利潤的識文斷字的勞動者（班級授課制在這種意義上更象是一個工廠或作坊）；
其二：更深刻的變化，是人文學科研究方法上的自然科學化轉向，文學被當成了可以用各種科學方法和模式解釋的對象。分類日益細化，教學組織日益體制化。
大學的文學教育，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要培養套用型勞動者，另一方面還要承繼某些傳統的人文研究使命，使文化的血脈、學術的薪火得以相傳。
第二章 文學學科的雛形期
教學目的要求
了解現代學科形成的基本條件及特徵，介紹文學科在清末民初的出現過程，大學及教育制度的變革，讓學生了解“中國文學門”開設的主要課程及教研方法，對文學學科面臨的現代化轉型及其內在方法論難題有一定理解。
第一節 現代學科形成的基本條件
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
一、現代學科形成的基本條件
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學科，它的構成需要具備如下一些基本條件：
1.現代大學體制特別是分系分科制的建立；
2.現代學術體系（文學研究的理論化、科學化）的形成與建立；
3.純文學觀念（即狹義文學概念）的確立。
自晚清以來新型教育制度的確立，直接關係到中國現代學術研究制度的建設。
文化教育與學術研究在大學的系科格局中通過學者（教師）的“教”與“學”而並行，從而使高等學校的學科設定，成為事關學術建設與教育規劃的基本問題和構成內容。
二、中國文學學科發展階段的劃分
大致將中國文學學科和教育的發展劃分為五個階段：
1.學科雛形醞釀期（晚清至“五四”新文化運動）；
2.學科框架構造期（“五四”到二十年代末)；
3.學科完善和充實期(二十年代末至新中國成立)；
4.學科一統化發展到學科消解期(新中國成立至文革);
5.學科全面恢復與拓展期(七十年代末至今)。
注意：只是為了理解學科自身的發展脈絡，不能理解為確切的時間分割
第二節中國現代分科大學的出現
一、現代教育體制的產生
1894年甲午海戰慘敗，維新改良派模仿外國（主要是日本）的教育體制，創辦京師大學堂(1898)。
變法失敗、庚子之變，反洋教和新式學堂。
學生衛生常識和上課紀律要求之趣事(《老北大的故事》第11頁）
庚子之變後清庭又制訂出中國第一個《欽定學堂章程》(1902)，標誌著中國現代學制雛形的誕生。（康有為授意，梁啓超起草，以中學統西學，便實際上多仿西方和日本）
二、京師大學堂時期人物簡介
1．康有為(1858-1927)
《奏摺請開學校折》：“京師議立大學數年矣，宜督促早成之，以建首善而觀萬國。夫養人才，猶種樹也。築室可不月而就，種樹非數年不蔭。今變法百事可急就，而興學養才，不可以一日致也，故臣請立學亟亟也。”
2．梁啓超(1873-1929)
提出改革舊教育，興辦大學。
論述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科學、外交、教育、婦女、青年各個方面。
3．光緒皇帝
1898年6月11日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
7月4日光緒皇帝頒發諭旨：“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必須規模宏遠，始足以隆觀聽而育人才。”
4．孫家鼐(1827-1909)
1898年出任京師大學堂首任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
5．張百熙(1847-1907)
902-1904年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1900年八國聯軍侵占北京後，大學堂被占領和摧殘，圖書儀器蕩然無存。學校關閉，師生流離。
1902年1月10日，清政府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經過積極籌劃，1902年12月17日，舉行入學典禮，宣布正式開學。
1951年前，北京大學即以12月17日為校慶紀念日
三、京師大學堂時期的校舍和管理機構(圖見課件)
1．京師同文館
1862年6月11日成立，它是我國創辦新式學校的開始。
同文館以培養外語人才和翻譯外國著作為主要任務。
1902年併入京師大學堂。上圖為同文館大門舊址。
第三節“文學科”與“文學門”的出現
一、“文學科”首次出現
此章程將大學堂分為預備科、專門分科(即大學本科)、大學院三級。專門分科即大學本科，共7科35目：政治科、文學科、格致科、農、藝、商、醫。
“文學科之目七：一曰經學，二曰史學，三曰理學，四曰諸子學，五曰掌故學，六曰詞章學，七曰外國語言文字學。”在這一學制所分的七科中，第一次出現“文學科”，這是學科分類的開端。從“文學科”包含的科目來看，還停留在經、史、子、集雜陳，文史哲不分的不自覺狀態，並沒有文學(Literature)的現代學科性質。
二、“中國文學門”的出現
隨後學制修訂(1903)，將經學科從“文學科”中分出單設。文學與理學、諸子學、考據詞章等傳統學術開始明確分離，獨立的中國文學門首次出現於“文學科”當中。它雖然與英法俄德日五國文學分列，但卻與中外史學、地理學雜陳於同一“科”；這說明當時的“文學”概念外延相當寬泛，內涵並不明晰。
學程規定“中國文學門”開設7門主課：
文學研究法；說文學；音韻學；歷代文章流別；古人論文要言；周秦至今文章名家；周秦傳記雜史周秦諸子。
另設9門補助課：
四庫集部提要；漢書藝文志補註、隋書經籍志考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各種紀事本末；中國歷代法制；世界史；西國文學史；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
1905年科舉，摧毀傳統的學校制度和考試模式。建立現代學制、促進學科分化日益迫切。京師大學堂於1910年開辦分科大學,在文科中設立學制為4年的中國文學門(簡稱“國文學門”），文學研究自此正式成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專門系科之一。
三、文學教育方式的改變
課程科目這一學程對“文學科”各科目的教學作了簡略的說明，這對研究文學教育史和文學學科走向有重要意義。
新設“歷代文章流別”科，明言要仿照日本已有的《中國文學史》為參考，且中國教員林傳甲在1904年仿作出了《中國文學史》，這標誌著中國文學研究和文學教育的重心已發生轉移。傳統的體式（文體和文字）流變研究已逐漸被對各代文學變遷作總體把握的“流別”研究所替代。（即“以文學史為‘經’，以各時代詩文詞曲並文辭為‘緯’”的教學法。）
四、王國維對大學章程的批評
王國維在《奏定經學科大學、文學科大學章程書後》(1906年）中認為此學程的“根本之誤”在於“缺哲學一科”，並對擯棄周秦諸子之學（形上學）而只談宋儒之道德理學（道德哲學），只授外國文學而不解外國哲學提出了嚴厲批評。
“異日發明光大我國之學術者，必在兼通世界學術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決也”，並建議“中國文學科應設：哲學概論；中國哲學史；西洋哲學史；中國文學史；西洋文學史；心理學；名學；美學；中國史；外國文。”
“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中西二字，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
五、清末文學思潮對教育的影響
梁啓超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章太炎為代表的革命派都有將文學過於功利化的傾向，但也進一步深化了對文學的討論。
改良派所倡導的文體革命，如黃遵憲倡導的“詩界革命”，梁啓超倡導的“文界革命”（1899）、“小說界革命”、“戲劇改良”等。
政治激進派章太炎的泛文學觀，章氏之友黃人、劉師培，章門弟子朱希祖、錢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沈士遠“三沈”）早期魯迅、周作人
魯迅的《摩羅詩力說》推重浪漫主義詩人的凜烈個性和反抗精神，與革命前驅鄒容的《革命軍》保持著精神上的聯繫；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將文學所特有的審美抒情性（個性解放）與變革時代的社會功利性揉合在一起。
第四節文學學科設立面臨的難題
一、民國初年的學科分類
中國文學作為一門專業在1910年正式設立於分科大學中，1912年經學被徹底廢除，文、史、哲三分，形成新的學科體系格局。
1913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學科及科目》表，將文科分為哲學、文學、歷史和地理學四類。
其中將文學分為八類，包括“國文學”（中國文學）、六類外國文學（梵語文學、英文文學、法文文學、德文文學、俄文文學、義大利文學類）與“言語學”（相當於後來的語言學）
二、傳統學科現代化的難題
中外如何協調，古代如何現代化？古今中外交織
王國維的看法極富遠見，最具代表性
1）“學無新舊，無中西，無有用無用，中西二字，盛則俱盛，衰則俱衰，風氣既開，互相推動”。
2）1904年《＜紅樓夢＞評論》，開創“以外化內，中西匯通”的研究思路。
3）王國維在對美的本質的界定中，表明了對文學本質的界定。
“美之性質，一言以蔽之，曰：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是已。雖物之美者，有時亦足供吾人之利用，但人之視為美時，決不計及其可利用之點。其性質如是，故其價值亦存於美之自身，而不存乎其外。”
三、文學的現代學科雛形
現代學制不斷完善（分科日漸細密），現代學術體系建立（各門學科有明確的方法論作指導，並形成了自己較為完整而一貫的理論觀念），文學研究自身所需的的專業化條件已基本成熟，文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也逐漸明朗。
新研究方法具有了中西貫通的現代特徵，新文藝觀念從產生到傳播均具有以現代大學和出版機構為陣地的特徵，從而昭示了現代中文學科發展所需的幾套話語資源與選擇路徑。正是從這一點來看，文學的現代學科雛形已基本具備。
第三章 文學學科框架形成期
教學目的要求
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後文學觀念及大學中文系教育理念和方法的變化，理解文學觀念變化對教育的影響，同時了解構成文學學科的基本框架，並能從北大的課程安排及變革中總結和借鑑學習和教學中文學科的一些規律。
第一節文教背景及大事記
一、文教大事記(略)
1916年，蔡元培到任北大校長，大力倡導新的教育思想，推行“學術自由，兼容並包”的辦學方針。他認為“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1917年1月，陳獨秀被蔡元培聘為文科學長，《新青年》由上海遷至北京。
北大的教員中，既有黃侃、馬季藻、辜鴻銘等舊派學人，也有胡適、周作人等新派知識分子。
1919年前後，《北京大學月刊》、《國民》、《新潮》、《國故》等校刊在北大誕生。
以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為代表的新派教員既在報刊上撰文破舊立新，又在北大及各大高校與青年學生做面對面的交流和鼓動，羅家倫、傅斯年、楊振聲等學生精英也在報刊上發表關於文學的大膽討論。
這一切都從輿論、人才、出版物、學校保障、學科創新等方面為中國現代文藝學的拓展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二、民國之初北大文科教育改革
1919年“廢門改系”，1921年將各研究所改組為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外國文學、國學四個研究所。
在學科設定上設公共必修課、專業課和選修課三類，都使得中文學科自身的分類日漸規範化、專業化和細密化。
同時，在教學體制上實行選科制，並更改考試制度，以學分制代學年制。北大的一系列探索成果，最終於1922年的頒布“新學制”時被作為制度肯定下來，並對全國產生影響。
三、北大中文系課程介紹
一）1917年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目錄：
中國文學（共修三年，每周6學時）（“文學則使學者研尋作文之妙用，有以窺見作者之用心，增進文學之技術。”）
中國文學史（共修三年，每周3學時）“使學者知各代文學變遷及其流別”
文字學（共修三年，依次為聲韻之部、形體之部、訓詁之部，每周3學時）
希臘羅馬文學史（第一學年，每周3學時）
哲學概論（第一學年，每周3學時）
近世歐洲文學史（第二學年，每周3學時）
另外，每一學年都有外國語的學習，學時為每周8學時。
二）1920年中文系的課程
北大在1919年開始實行選科制，其規定的科目中，一半為必修，一半為選修。按北大的規定，一年級不分系，只修公共必修與公共選修課，二年級開始分系。
1920年中文系的課程包括：文字學、古籍校讀法、文學概論、詩文名著選、詩、詞曲、文、小說史、文學史概要、歐洲文學史。1921年又增設經學通論、外國文學書之選讀、戲曲史、中國古聲律、詞史。這些課程，基本上可分為國小、經學、文學史、文學概論、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幾類。
三）北大中文系1925年新課程
北大國文系在1925年對課程進行調整:一年級繼續上共修課；二年級以後實行“分類專修”，即分為A、B、C三類必修及選修科目，由學生自己擇一專修。
A類側重於漢語言文字，B類側重於文學，C類綜合了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
文學類的課程似乎更集中了：必修課為中國文學與中國文學史，選修課為中國文學專書研究、中國文學史研究、中國修辭學研究、樂律、外國文學、外國文學史。
四、“五四”時期文學觀念與文學教育
一）新文化運動語境中的文學觀念變革
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次年更名《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五四時期的文學觀念革新具有以大學和自辦刊物為陣地的顯著特徵。
學生自辦的《新潮》雜誌，1919年元旦正式發刊，蔡元培題寫刊名
二）五四時期文學觀念與研究方法變革
一般認為，最能代表五四時期文學觀念變革精神的當推以下三篇發表於《新青年》上的論文：
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1917）“八不主義”：一曰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之呻吟。五曰務去濫調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1917）激進的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周作人的《人的文學》（1918）倡導人道主義的文學觀，在當時引起很大反響。兩篇文章強調文學應該“重新發現‘人’”，發現靈肉一體進化的應當受到社會尊重並能自尊的健康個體。
他認為平民文學“只應記載世間普通男女的悲歡成敗”，“應以真摯的文體記載真摯的思想與事實。”周作人的主張是文學革命理論的具體化，既涉及文學指導思想的轉變，又注意到了對表達這種“真摯”情感的文體要求。
這三篇論文涉及到文學觀念變革的深層問題，對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創建和發展具有深遠影響。
三)小結：
五四時期文學觀念的變革因為受到了俄羅斯文學、歐美文論、日本文藝思潮以及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的廣泛影響，取得了思想上和文體上的全面革新。中國現代文學從此具有了自己的各種理論主張和創作實績，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和文學研究開始走向一個嶄新的階段。五四的文學觀念變革為中國文學理論這門現代學科的誕生提供了現實的條件。
第二節二十年代中國文學理論框架的擴展
一、文學社團與理論流派的出現
以“文學研究會”倡導的現實主義（“為人生”派）和以“創造社”倡導的浪漫主義（“為藝術”）為代表的兩大流派，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觀念具有開創性意義。
“文學研究會”的口號是“為人生而藝術”，要“表現生活，指導生活，”“宣傳新思想，”“表現對於未來光明的信仰”；這分別涉及文學與人生的關係、文學的思想性以及文學的理想性問題。
“創造社”則倡導浪漫主義，號召作家表達“內心的要求”，表現自我的徹底反抗精神，與文學研究會在反抗現存社會秩序方面是一致的。二十年代後期“創造社”（及後來的“太陽社”）由於趨向無產階級革命，其理論主張開始轉向革命文學理論的提倡。
二、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初步傳播
三、這一時期文藝理論的傳播與發展特徵
人道主義、現實主義（自然主義）、浪漫主義、新人文主義、馬克思主義等西方文藝思潮，都對中國的現代文藝觀念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現代主義思潮，如象徵主義、表現主義、意象派、未來主義等曾對中國文學觀念有過一定影響）。
以上所列舉的種種主義和思潮，都被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學實際發展的語境所限制或發揮，具有了不同於其在西方文論語境中的新涵義。
第四章清華學術精神與中文系建設
教學目的要求
了解清華國學研究院及清華中文系在中文學術研究和學科教學方面的探索，領悟清華學術精神的啟示意義。能理解朱自清有關中文系教學的總結所包含的學習方法，並通過對新清華中文系的“專書閱讀”規定的介紹，啟發學生注重經典學習與讀書方法。
第一節清華國學研究院
一、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開設
1925年，清華學校開辦大學，採用普通科加專門科的學制。普通科設有國文系列課程，朱自清等教授任教。清華學校同時增設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培養以著述為畢生事業”的國學研究人才，學科範圍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等，以及西方漢學。
二、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管理
25年首先開辦研究院，吳宓任主任，聘請梁啓超、王國維、趙元任、陳寅恪等學貫中西的國學大師為導師，以“專為研究高深之學術”、“為中國養成通才碩學”為目的。
教學管理上力圖整合中國舊的書院制度與英國大學制度的優點，“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使學員與教授保持密切的學術和品行承繼關係。這就要求教授和學生都要少而精。
吳宓認為能擔當此任的教授和講師須具備“三種資格：（一）通知中國學術文化之全體；（二）具正確精密之科學的治學方法；（三）稔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與學生個人接觸、親近之機會”。
清華研究院力圖溶合中西人文教育之長，培養具有真正閎大的人文關懷的大學者。（參照“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它只存在了4年(1925-1929)，培養了4屆學生，總數70餘人，而成材率頗高，其中尤以高亨、徐中舒、吳其昌、劉盼遂、王力、姜亮夫、陸侃如、戴家祥、衛聚賢、謝國楨、楊鴻烈、陳守實、劉節、蔣天樞等成就突出。
第二節國學大師：治學方法與崇高風範
一、世紀初的苦魂:王國維
陳寅恪評價王國維
其詞曰：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誰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1929)》)
陳寅恪先生作《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歸納王國維的治學方法有三：
“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二、學人魂：陳寅恪
學術和士大夫世家，遊學世界，不求學位，只求學問
1928年，清華校長羅家倫登門造訪陳老，送上他剛出版的《科學與玄學》，
羅很高興，老人口授對聯：不通家法科學玄學；語無倫次中文西文
匾額：儒將風流（解釋為：北伐革命官拜少將，討了個漂亮太太正風流）
1953年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
1953年12月1日陳寅恪《對科學院的答覆》：“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字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
“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
陳寅恪晚年的抗爭：
失明、臏腳；孤寂、挨批
決不妥協，固守自己的立場；全身心傾注學術，《柳如是別傳》的創作
吳宓：“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張毫未改變，即仍遵守昔年‘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中國文化本位論）”。
陳寅恪：吾儕所學關天意，並世相知妒道真
1961年夏天吳宓赴廣州探視陳寅恪
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執瀾。
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
四、梁啓超與清華學風
一）清華校訓之來歷：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1914年冬，梁啓超先生應邀來清華演講，講題《君子》，用《周易》這兩句關於“君子”的卦辭作發揮，激勵清華學子發憤圖強：
“乾象言君子自勵猶天之運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學者立志，尤須堅忍強毅，雖遇顛沛流離，不屈不撓……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寬厚猶大地之博，無所不載，君子責己甚厚，責人甚輕……”
二）梁啓超論治學能力和習慣
1925年9月和學生有多次互動
“治學方法，舉一反三，能善讀一書，即能用其法以讀他書”
論文選題：第一忌空泛，缺材料；第二忌太大，應從小而精入手。
目標是想養成大學者，“卻不敢希望速成”。
在研究院中“必須作到的兩件事”：
1）“養成做學問的能力”
2）“養成做學問的良好習慣”
做學問的四種能力：
1）明敏：眼光敏銳，關於發現問題
2）密察：心思縝密，不斷觀察，務求周密
3）別裁：辨別材料真偽，主次，貴在綜理
4）通方：觀察事物要徹表徹里，徹始徹終
養成做學問的四種習慣：
忠實；深切；敬慎和不倦
(可比較王國維的“三境界”說)（略）
三）看重學生自修能力
梁先生極為看重學生在校期間的自修本領。
“學生做課外學問，是最必要的。若只求講堂上功課及格，便算完事，那么，你進學校，只是求文憑，並不是求學問。你的人格，先已不可問了。再者，此類人一定沒有‘自發’的能力，不特不能成為一個學者，亦斷不能成為社會上治事領袖人才。”
四）論為人與為學的統一
梁啓超先生認為，研究學問應走兩條大路：
一是文獻的學問，應該用客觀的科學方法去研究；
二是德性的學問，應該用內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
“不要學一般時髦人，必要自己真有所成就。做人必須做一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人，著書必須著一部世界上必不可少的書”
五）關於文獻學問的研究(如國學中之歷史學、文字學、社會狀態學、古典考釋學與藝術鑒評學等)
梁先生認為應堅持三條標準：
(1)求真。(2)求博。(3)求通。
（既要有史識、史才，更要有“史德”）
六）關德性之學問
梁啓超先生極為看重與文獻學迥然不同的德性學，或稱人生哲學，認為這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最特出之點。所謂德性學，實際上乃是學者修養之學。中國傳統學術研究講究“學術中有人”，立言與立德統一，學術研究與做人等一，沒有這種風範，學問光大便不可理喻。因此，我國學界素來看重學者的修養和人品。
關於德性學，梁先生強調了四點：
(1)知行合一，學問與行為是一貫的，不是分離的。
(2)致力於學問，而非成敗的顧慮。
(3)“仁者不憂”(孔子語)。
(4)精神自由。
五、國學院師生情誼深長
學術交流：不同觀點爭鳴，自由學術風氣。
人格培育：陳寅恪與劉節
第三節清華中文系的探索和經驗
一、初期的建制和科目
以普通科的國文系列及研究院國學門（通稱“國學研究院”）的相關師資及科目為基礎，後者包括中國歷史、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等，以及西方漢學。國學研究院撤消後，教師轉入中國文學系和歷史系等系。其“以西方學理研究中國固有文化，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相溝通”的學術範式影響深遠。
1926年，清華學校大學部分系，設國文系。1928年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後，國文系改稱中國文學系。抗日戰爭之前，吳宓、楊振聲、朱自清等曾任系主任。
老師陣容強大，長期任教的有教授朱自清、楊樹達、聞一多、劉文典、俞平伯、陳寅恪（與歷史系合聘）、王力，專任講師浦江清，教員余冠英等，斷續任教的有教授沈兼士、錢玄同、黃節、趙元任、許地山、趙萬里、唐蘭、劉盼燧、容庚、郭紹虞、羅常培、羅根澤、朱光潛等人。1930年首屆本科畢業生（2人）。本科畢業生1937年前共8屆59人。
二、戰前的教學探索和經驗
受研究院大師國學研究的影響，經過楊振聲、朱自清、聞一多、馮友蘭（時任文學院院長）等傑出學者的努力，清華中文系從一開始就在本科文學教學中滲透了比較自覺的研究意識和學科意識。
1928年，中文系確定了“養成學生以近代外國研究學問的方法來治國學的能力，加意注重外國文學，俾能獨立創造中國未來的文學”的辦學目標和方向。
系主任楊振聲提出了“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結合”的教學方針，計畫向新文學方向發展，試圖使學生將來成為新文學的“作家”和研究者。開出了數門新文學方面的課程，並規定學生必修24學分的外國語言與文學課程。
1932年底，本系教授會通過了《中國文學系改定必修選修科目案》，於1933年度施行。此方案繼續了新文學及外文方面的課程，但開始側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增開了《國學要籍》系列課程，並根據學科建設自身的規律將全部課程分為中國文學與中國語言文字兩類（1936年度起正式分為二組），以培養古典文學研究人才和語言文字學研究人才。
在教學上，除早期強調新文學，後來強調打好“國學基礎”外，一貫特點是對待外國語言文學特別重視，強調“學（廣泛的基礎知識）與術（一般寫作與文藝創作的訓練）並重”。
三、朱自清對於中文學科教育的總結
在1929-1930度《清華大學本科學程一覽》，中文系的目的在於借外國的藝術“創造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學”，所以“一方面注重研究我們自己的舊文學，另一方面再參考外國的新文學。……課程依著年紀分配，第一年是普通科學，及歷史的根底，特別是中國文學史，先給大家開一個路徑。第二年第三年是濫泛於各體的研究，如上古文，漢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詩、賦、詞、曲、小說以至新文學都於此二年中養成普通知識。文字學、音韻學列在二年之始，是為必須有了這類工具，才能研究詩賦詞曲及韻文，到了第四年，大家對於文學的各體都經親炙了，再實之以中國文學批評史。對於中外文學都造成相當的概念了，再繼之以文學專家研究。這就是排列次第的根據。”到1936年，朱自清總結“研究中國文學又可分為考據、鑑賞、及批評等”，並指出做文學考據“自當借鏡於西方，只不要忘記本來面目”。
為學生開列出了“基本科目”和“國學要籍”，十分重視對文字基本功與國學典籍的教學。朱自清：“所謂基本科目兼指工具科目與國學基礎而言”。
1）基本科目有：中國文字學概要、中國音韻學概要、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
2）國學要籍有：（指定書目，每月考試一次）論語、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劉叔雅授）；佛教文學（陳寅恪授）；《史記》、《文選》、杜詩、《詩經》、《楚辭》、唐詩（聞一多授）。
清華較早在中文系開設中國文學批評史，由親歷新文學運動並參與其中的郭紹虞和朱自清講授，正體現了對民族傳統文化的系統化創新姿態。
清華國文系注重新舊文學的貫通與中外文學的融合，並付諸於課程設定與實踐之中，歷史證明也培養出了許多學貫中西才通中外的人才，可以說中國文學教育史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
四、1937—1946艱難時世的輝煌
西南聯大時期中文系教師中有清華教授聞一多、朱自清、陳寅恪（與歷史系合聘）、王力、浦江清，副教授許維遇、陳夢家、余冠英等，北大教授有羅常培、羅庸、楊振聲、魏建功、唐蘭等，還聘有教師李嘉言、吳家鈴、李廣田等多人，屬聯大師院編制的教師有沈從文、蕭滌非、張清常等。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培養畢業生共9屆104人，其中原清華學籍11人、聯大入學者57人，另有應徵畢業生7人。
聯大中文系課程仍分為文學與語言文字學兩組，古典文學與古文字學的課程有所加強，較突出的進展是中國文學史的課程設定。外國文學課程不規定必修使學生外文水平較戰前清華大大下降。
王力開出了《語言學概要》，為當時國內之先。
中文係為全校開出的“大一國文”課仍承襲清華傳統。
抗戰時期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清華中文系教師的學術研究卻進入了一個輝煌的階段。1941年，朱自清與浦江清等創辦了《國文月刊》，主要探討文學和語文教育問題。
五、戰後復員的探索
聞一多、朱自清之死對清華中文系的打擊
朱自清出於對造就新文學、新文化建設性人才的培養環境和教學方案的長期思慮，在李廣田、王力等人思想的影響下，將聞一多遺稿《調整大學文學院中國文學、外國語文二系機構芻議》一文經整理在《國文月刊》上發表。聞一多的主張是中文外文二系合併，改為文學系與語言學系。有些人認為“這是一個理想”，討論無結果。
清華中文系的課程調整明顯吸收了聞一多、朱自清關於打通中西文學研究的建議，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增設中國文學史分期研究、中國文學史專題研究、現代中國文學討論習作等課，決定在1948年“增設文學概論，為二年級必修學程。……文學概論、翻譯，與部定課程中之世界文學史配合，俾學生可比較中西文學，不致有偏隅之見”，同時將研究所分文學史、語言文學、文學批評三組。1947年至1952年，中文系畢業生有6屆共34人，中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研究生2屆共4人。
這表明清華中文系對中文學科的整體思考已經達到了相當完備的水平。
為了適應畢業生就業的需要，增開了《新聞學概論》、《圖書館學》、《語文教學研究》、《翻譯》等課程。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中文系併入北京大學。清華、北大、燕京三校中文系教師40餘人，約一半外調，其餘留任，組成新的北京大學中文
六、新清華中文系的探索和經驗
一)建制
1985年9月，清華大學恢復建立中文系，稱中國語言文學系。復建初期的目的是為本校學生開設文學、寫作課程和培養科技編輯和新聞人才。1994年建立漢語言文學本科專業。1992年成立漢學研究所，1993年成立科技傳播研究中心。1993年底，歸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文系設文學、語言學、對外漢語教學、傳播學（編輯學）教研室和計算語言學研究室。復系十年，培養9屆編輯學專業畢業生共163人（大部分為第二學士學位生）。
二）課程設定
中文系的課程原為本校學生開設文學及人文選修課系列和編輯學專業課程，後發展本科專業的課程。本科專業分文學、語言學、傳播學（新聞學）三個專業方向，利用現代學術文理綜合的成果，對三個方向的理論及套用課程進行了集成設計，有分有合。
在課程設定中有對漢語言文字與文學在信息化社會形態中文化適應與發展問題的考慮，其中包括幾門計算語言學和多媒體套用的課程。
三）特色教學：關於專書閱讀的規定
根據文科教學的特點，為加強綜合學習與訓練，培養自學和獨立思考的能力，激發創新精神，除各課程教學所要求的一般閱讀外，“漢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特設“課外專書閱讀”12學分。（書目略）
強調讀原著，讀全書，精讀部分元典，實行文史哲綜合學習和訓練，以彌補只聽講不讀書，唯讀選段不讀全書，唯讀現代注本不看古典文獻原文之不足。希望加深同學們的文化底蘊能有所幫助。
此12學分為必修學分，作為畢業、學位和推研考核的重要依據。由系提出閱讀書目，聘請指導教師，每學期安排一定的指導時間。要求每位同學儘量結合課內教學進程，合理作好時間安排，認真閱讀，深入思考，撰寫讀書報告，陸續於每一學期開學初或期末遞交給指導教師。每學期完成2學分左右，全部讀書計畫務必在畢業論文寫作開始之前完成。
第五章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大學中文系的教學
教學目的要求
了解三十年代中國大學文科學術和教育的成就，了解抗日戰爭時期剛毅堅卓的學術精神，通過對北大、清華中文系課程體系的比較，對解放區文學教育的了解，理解中文學科的教育規律和社會功用。
第一節 國統區的文學教育政策與探索
一、國內形勢的變化與文學教育政策的調整
二十年代軍閥混戰；國共兩黨從合作到分裂再到合作的曲折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實行“黨化教育”
1930年代以後開始整理大學課程，制定標準，提高程度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名校內遷
1938年，陳立夫任教育部長，狠抓大學學科整頓。
三項原則（規定統一標準；注重基本訓練；注重精要科目）
五條要項（全國統一；一年級不分系；基本工具科目嚴格考試；推行學分制；自習、討論、實驗並重）。
1938年9月教育部第二次課程會議後，擬定《文、理、法三學院共同必修科目表》並要求施行。並在次年秋，專門擬定《中國文學系科目表》，對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定作出了具體的限定。
二、教育部規定的中文課程
1938年規定中文系的必修課：中國文學史、歷代文選、詩選、詞選、曲選、專書選讀（群經諸子四史晉書）、文字學概要、語言學概要、各體文習作、西洋文學史。
選修課：中哲、西哲史，中國近世史，詩史、小說史、文法、訓詁、文學概論（第三學年）、文學批評（第三或第四學年）。（參見《大學科目表》，正中書局1940年重慶初版，1946年上海商務版。）（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
特徵：
首先，國民政府加強了政治理念的控制，以“三民主義、軍訓、體育”為必修課。
其次，中文系學生應必修文學院的公共基礎課：國文、外文、中國通史、西洋通史、論理學、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等，體現了“博”的一面。
第三，中文系自身的建設逐漸明朗，課程設定比1913年的分類更具有專業性和學科性，顯示出“專”的一面，如將課程分為選修和必修，增加選修份量，更注意年級的課程分配，注重專書精讀和高年級的文學理論與批評教學等。
三、大學中文系的課程設定與教學
一）戰前北大中文系
二十年代“分類專修”A類側重於漢語言文字，B類側重於文學，C類綜合了古籍整理和考古研究。
三十年代：1934年，不再設考古課程，對語言文字組和文學組的各專業也進行了更加清晰的分類。不但增加了文學批評史、民間文藝等課程，還邀請涉及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來校講演，並將這一活動列入學程計畫。
北大的研究生教育：從1936年後走上正規化道路，在入學考試、課程選擇、論文答辯、學位設定方面都有了較明確的規定。這一切表明抗戰前北大的文學課程設定和教學規劃已經達到較為完善、較為規範的程度。
二）西南聯大中文系的探索
1．充分發揮自治權，抵制教育部教條命令.
2．利用豐富師資，開設種種選修課程
3．在現代中國的大學教育和學科建設當中，如何處理古代文化與新文化、外國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純學術與改造社會的批判思想這幾組關係之間的衝突？
4．聞一多先生對於中文系與外文系的改革建議
三）戰後復員後的中文系
北大：課程還是以“古”為主，在語言文字方面繼承樸學作風，師生均注重個人獨立研究。
清華：調整顯得較為穩健，明顯吸收了聞一多、朱自清關於打通中西文學研究的建議，對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表現出前所未有的重視。
四、解放區的文學教育
一）上海大學及江西蘇區的實踐
二）從1937年到1945年，解放區大學教育的發展大體可分為發展、整頓和提高三個階段。
抗日軍政大學1939年後遷至敵後抗日根據地，成為有12所分校的聯合性大學。
1939年華北聯合大學成立，校長兼黨委書記為“左聯”著名文藝家成方吾。該校文學系何洛講《文學概論》，戲劇系崔嵬講《編劇》《導演、表演技巧》，沙可夫講《戲劇概論》、音樂系呂驥講《音樂概論》、美術系沃渣講《美術概論》。
三）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的教學
魯迅藝術文學院於1938年成立（1943年後併入延安大學)，為中國革命和文學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魯藝下設戲劇音樂、美術、文學三系。魯藝的教育方針是由中共中央宣傳部擬定，經書記處通過的，其內容為“以馬列主義的理論與立場，在中國新文藝運動的歷史基礎上，建設中華民族新時代的文藝理論與實際，訓練適合今天抗戰需要的大批藝術幹部，團結與培養新時代的藝術人材，使魯藝成為實現中共文藝政策的堡壘和核心。”（（《白毛女》）
延安時期，趙毅敏、沙可夫、吳玉章、周楊先後擔任正、副院長。“魯藝”校舍是利用原西班牙神甫在橋兒溝修建的一座教堂和周圍的一些窯洞。也是當時延安惟一的地道的西式建築。“魯藝”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藝術學校。1940年，毛澤東題寫校訓；“緊張、嚴肅、刻苦、虛心”。自1938年3月至1945年11月遷往東北，共開辦了文學系四屆，戲劇、音樂、美術系各五屆，培養學生685人，其中文學系197人，戲劇系179人，音樂系192人，美術系147人。後來名滿天下的鄭律成、劉熾、莫耶、王昆、成蔭、羅工柳、鍾惦非、李波、賀敬之、於藍、秦兆陽、黃鋼、康濯等作家、藝術家均是“魯藝”學員。
政治性強；實踐性強；主張西洋手法與民族風格的融合；戲劇奮鬥精神
第六章 建國初期的文學教育
教學目的要求
了解建國初期國家教育方針的調整方向，了解中文各分支學科編寫全國統一教材的過程及成就，對文學教育受“文革”破壞的史實有了解和反思。從中深化對文學學科相對獨立性的自覺認識。
第一節 文學教育政策調整及實踐
一、文學教育指導思想的變化（1949－1952）
政治課、英語課調整：廢止了國民黨所設“黨義、軍訓、公民”等課，代之以新民主主義論、歷史唯物論（社會發展史）、政治經濟學等。
文法兩院各系的總任務是“培養學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觀點，掌握現代科學與技術的能力，使成為參加財政、經濟、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高級人材，並有計畫有步驟地培養工農出身的知識分子。”（1950年《高等學校文法兩學院各系課程草案》）
中國語文學系的任務是培養“文藝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幹部”。這一草案的制定標誌著新的教育領導體制的確立，即在統一規劃和統一領導下，將舊中國的人文教育“逐步轉移到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軌道上”。
二、院系調整與統一教學大綱和計畫的制定
1951年起教育部要求高等學校的各門課程均需擬定教學大綱，增強教學的計畫性。經過1952年的院系調整，文科被集中到一些重點綜合大學，教育目標和方式也不斷趨向同一化，如本來各具特色的北大、清華、燕京三校中文系，均被合併於北大並制定了統一的教學方針和計畫。
1952年底教育部下達通知，試行全國統一教學計畫，“徹底改革舊教育，制訂全國高等學校各專業統一的教學計畫，就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中心環節之一”
三、北大中文系：從“突變”到“漸進”
從1948年到1952年北大中文系的課程改革來看，北大中文系的課程調整在這一時期先後經過了“突變”和“漸進”兩個階段。
“突變”發生於48--49年，表現為大規模地削減原有課程。“漸進”即逐漸增加新課程，除49年全校各系統一新增辯證／歷史唯物論、新民主主義論、政治經濟學三門政治必修課外，中文系還新開三門專業課：文藝學（楊晦）、新文藝試作、專家研究。其中文藝學被定為二年級的必修課，宗旨為“研究文藝理論，解決文藝上的各種問題”，內容有“文藝與社會基礎”、“文藝實踐與社會實踐”等。
1954年底，在蘇聯專家畢達柯夫的幫助下，北大中文系完成了教改，制定出各個專業的新的教學計畫，明確規定語言、文學專業“是以培養文學和語言兩方面的研究人才以及高等學校和部分中等學校師資作為自己的任務”，並要求這些師資“據有一定的政治覺悟和初步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同時，善於運用這個理論武器，來闡明和評價文學、語言各方面的現象，以及它們間的相互作用和聯繫。”
為完成這一計畫，在學科設定上採取了大的調整。在專業課中，文學方面的主課有中國文學史（包括古代、近代及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文藝學引論、文藝學、西洋文學，俄羅斯文學等。
四、文藝“批判”和“躍進”式教改中的文學教育（1955--1961）
一）文藝“批判”對文學教育的影響
自1950年起，文藝界就相繼展開了對文藝思想、文藝創作和文學研究的全方位的批判，如對《武訓傳》、肖也牧小說、胡風文藝思想、丁玲和蕭軍舊作、俞平伯“紅樓夢研究”、人道主義和人性論（錢穀融、巴人）的批判，到1957年“反右”時批判進一步向歷史維度和現實改造兩方面縱深發展。
二）“躍進”式教改與文學教育
“雙百方針”與批判原則
“反右”運動之前，中國高等教育已呈現出學科體系化、統一化的良好態勢，而且在管理上也趨向正規化。文藝學的教學不僅有統一的大綱做參考，而且也出現了有不同風格趨向的多本教材，學位教育和管理也開始起步（北師大中文系1956年開始招收我國第一界文藝學研究生）。但這種良好的態勢隨著“大躍進”運動的深入已不復存在。
從1958--1961年，中國高等教育進入了“躍進”式教改、大規模“學術批判”及“集體治學”時期。“生產勞動”在1959年被規定為正式課程，文科各專業被要求必須貫徹“古為今用”和“厚今薄古”的原則。
1959年初版、1962年修訂的《文藝學新論》（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著），修訂本“尤其補充了國內研究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新成果”，以此書作為對《講話》“這部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文藝理論經典著作”發表二十周年的“獻禮”。
三）文學研究老專家修改早年著作
與這些“躍進”式的文藝學相應，研究文藝學相關學科和分支學科的一些老專家開始修改自己解放前的著作。
1955年，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的奠基人郭紹虞，修改其《中國文學批評史》，1959年將書名必改為《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出版。
第二節 文學教材建設工作（1961--1965）
一、教育思想及政策的調整
從1961年4月，中央宣傳部會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高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畫會議。周揚就高校文科的辦學方針、培養目標、課程設定及制定教學方案的基本原則等問題，做了系統的發言。
關於培養目標，主要是辯證地理解紅與專的關係。強調既要教育學生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勞動人民，同時在專業知識上又必須不同於普通勞動者
歷史課不能“以論代史”，中國文學史不能因為反對“厚古薄今”而走極端，認為古代史（上古、中古、近代史）和現代史的比例，應大致保持在3:1，而且還應加強對世界文學和民間文學的研究。
就漢語言文學專業來說，明確其基本任務是“培養漢語言文學的教學、研究人才及其他工作者。”在德、智、體三方面應該達到的程度有明確要求，除具有較高的政治覺悟外，還要能理解馬克思主義語言、文學理論和中國共產黨有關語言、文學的方針政策；能閱讀中國古籍、掌握一種外文書刊的一般閱讀等要求。
二、制定教學大綱（1957年之前已經開展）
三、組織編寫全國統一教材
根據這次會議確定的教學方案和計畫，國家有關部門開始組織專家編寫各科的全國統一教材。
文藝理論教材：北京和上海
1963--1964年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以“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分上、下兩冊出版。蔡儀主編《文學概論》，大部分章節1963年已成為討論稿，1979年6月出版。
中國文學史：游國恩、王起
外國文學：朱維之
現代文學：唐弢、嚴家炎
四、兩部文藝理論教材的貢獻
這兩部教材基本上確立了中國當代文藝學的四大基本框架：本質論、作品論、發展論、批評論。
第三節 文學教育在“文革”中的消解
一、建國後文藝批評和理論隱藏的危機
文藝理論指導思想，對作家的“批判”；解放區：革命派與自由派
二、“文革”對於文學批評的利用和破壞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受江青指使，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將一部歷史劇歪曲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毒草”，揭開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三、“文革”對於文學教育秩序的破壞
1966年4月高教部會議
從“五七指示”、“五•一六通知”到8月8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高校師生串聯，教學癱瘓
規定高校的臨時領導機構必須由革命學生、教職員工和革命領導幹部聯合組成，紅衛兵是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1968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高校停招。
1969年，備戰外遷，自1970年6月後，中央決定廢除高校招生考試制度，實行“民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學制為兩年三年不等。
四、工農兵大學中文系教學個案
從北京大學江西分校中文系1970年的“專業介紹”（內容略）
（一）培養目標：無限忠誠，勇於鬥爭
（二）學制：一年半。
（三）課程設定：
政治課：（1）中共黨史、（2）毛澤東哲學思想
專業課：（1）毛澤東文藝思想、（2）毛澤東詩詞、（3）革命樣板戲、（4）文藝創作、（5）文藝評論（訓練在文藝戰線上興無滅資鬥爭、批判封資修文藝和不停地向資產階級發動進攻的能力）。
五、文革中的文藝觀念
1967年《紅旗》第9期發表《林彪委託江青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後，提出所謂文藝的“根本任務”：“我們要滿腔熱情地、千方百計地去塑造工農兵的英雄形象”，“努力塑造工農兵的英雄形象，這是社會主義文藝的根本任務”。
1968年5月23日，《文匯報》又發表于會泳《讓文藝舞台永遠成為宣傳毛澤東思想的陣地》一文，第一次提出塑造人物的“三突出”原則：所謂“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來；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來；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來”。
思考題：
1、簡述六十年代全國統編的文學課教材有何特點。
2、建國後文藝理論學科的角色和功能有何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