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基本信息
魯迅魯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
），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髮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鬍鬚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魯迅的主要代表作品有：小說集《吶喊》、《彷徨》，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詩集《野草》，雜文集《華蓋集》等。
1881年9月25日生於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今紹興市）東昌坊口，祖籍河南省汝南縣。爺爺為其取名周樟壽（樟冠兒）。青年時代受達爾文進化論和托爾斯泰的博愛思想影響，1898年更名為周樹人，字豫才。1902年公費至日本留學，原在仙台醫學院學醫，理想以自己的雙手去治病救人，後因戰亂紛起改行為作家，從事文藝工作，希望用以改變國民精神（見《吶喊》自序）。1905-1907年，參加革命黨人的活動，發表了《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等論文。期間曾回國奉母命結婚，夫人朱安。1909年，與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譯《域外小說集》，介紹外國文學。同年回國，先後在廣州、紹興任教。1918年以“魯迅”為筆名，發表中國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1927年與許廣平女士成婚，生有一男名周海嬰。有3個侄女。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世於上海。著作收入《魯迅全集》，作品及《魯迅書信集》，並重印魯迅編校的古籍多種。後於1981年出版《魯迅全集》（共16卷）。2005年出版《魯迅全集》（共18卷）。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說、雜文為主，小說中《祝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較為知名。魯迅的小說、散文、詩歌、雜文共數十篇（首）被選入中、國小語文課本，小說《祝福》、《阿Q正傳》、《藥》等先後被改編成電影。北京、上海、紹興、廣州、廈門等地先後建立了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等，同時他的作品被譯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擁有廣大的讀者。
作者特點
魯迅以筆代戈、奮筆疾書，戰鬥一生，被譽為“民族魂”。毛澤東評價他是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華文化革命的主將。“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是魯迅先生一生的寫照。
魯迅逝世時，郁達夫在《懷魯迅》中寫下這樣的話：
懷魯迅 *郁達夫
——郁達夫
真是晴天霹靂，在南台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魯迅的死。
發了幾通電報，薈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22日上午八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葬，這也不是沉鬱的悲哀，這正像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明將到時充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奴隸之邦，因魯迅的一死，使人們自覺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里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1936年10月24日在上海
（原載1936年11月1日《文學》第7卷第五號）
文章簡介
本文選自魯迅先生的雜文集《且介亭雜文》。拿來主義一詞是魯迅首創的。中國文化受外來文化影響最集中、最劇烈的莫過於五四前後，與以往歷次的文化革新不同，這次新文化的倡導者對舊文化幾乎徹底發生了懷疑，傳統中國似乎 “老舊”得只剩下了小腳、八股文和染缸似的大家庭，“全盤西化”因此一度一呼百應。可是沒過多久，新文學的過分年輕、稚拙就讓不少人大失所望，胡適的兩個蝴蝶兒幾乎成了笑談。於是人們發現，一味地模仿西方文化是學不來的，離開人家幾千年的根基，這種模仿只能是牙牙學語。針對30年代這種“發揚國光”的復古潮流，魯迅提出了他的“拿來主義”。不過魯迅的拿來主義與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味模仿不同，他的拿是有選擇的拿，為我所用的拿，不亢不卑的拿。“一切好的東西都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外國好的東西、對中國的進步有益的東西都應該吸收，這應該是拿來主義的真實意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拿來主義也未嘗不可。很多人知道魯迅的“拿來主義”主張，但魯迅所說的“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則了解的人較少了。魯迅一生中翻譯外國文學作品的字數幾乎與他的創作相等，而這僅是魯迅從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的一部分。
古文中也曾有類似思想出現，卻都沒有被傳誦。相對論、方法論等大文章中，也都有類似的概念，卻也同樣沒有被普遍套用和普及。“每件事物都有另外的一面”，也是人人皆知的諺語，卻又有多少人能真正懂得套用？而拿來主義也只是一個舊主題，新衣裳。正趕上了特殊的年代，而由於魯迅的名氣，而被流傳甚廣。但也只是名字被耳熟能詳，其中理念卻依舊沒有被大眾普遍認識與套用。
這本應該是一個通俗且普及的思維觀念，但大部分人的思維方式始終是偏激且畸形的。
本文寫於1934年6月4日，最初發表於1934年6月7日《中華時報》副刊《動向》上，署名霍沖，後由作者編入《且介亭雜文》。
文章賞析
拿來主義
中國一向是所謂“閉關主義”，自己不去，別人也不許來。自從給槍炮打破了大門之後，又碰了一串釘子，到現在，成了什麼都是“送去主義”了。別的且不說罷，單是學藝上的東西，近來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覽，但終“不知後事如何”；還有幾位“大師”們捧著幾張古畫和新畫，在歐洲各國一路的掛過去，叫作“發揚國光”。聽說不遠還要送梅蘭芳博士到蘇聯去，以催進“象徵主義”，此後是順便到歐洲傳道。我在這裡不想討論梅博士演藝和象徵主義的關係，總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說，也可以算得顯出一點進步了。
但我們沒有人根據了“禮尚往來”的儀節，說道：拿來！
當然，能夠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壞事情，一者見得豐富，二者見得大度。尼采就自詡過他是太陽，光熱無窮，只是給與，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陽，他發了瘋。中國也不是，雖然有人說，掘起地下的煤來，就足夠全世界幾百年之用，但是，幾百年之後呢？幾百年之後，我們當然是化為魂靈，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獄，但我們的子孫是在的，所以還應該給他們留下一點禮品。要不然，則當佳節大典之際，他們拿不出東西來，只好磕頭賀喜，討一點殘羹冷炙做獎賞。
這種獎賞，不要誤解為“拋來”的東西，這是“拋給”的，說得冠冕些，可以稱之為“送來”，我在這裡不想舉出實例。
我在這裡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們再吝嗇一點，“送去”之外，還得“拿來”，是為“拿來主義”。
但我們被“送來”的東西嚇怕了。先有英國的鴉片，德國的廢槍炮，後有法國的香粉，美國的電影，日本的印著“完全國貨”的各種小東西。於是連清醒的青年們，也對於洋貨發生了恐怖。其實，這正是因為那是“送來”的，而不是“拿來”的緣故。
所以我們要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
譬如罷，我們之中的一個窮青年，因為祖上的陰功（姑且讓我這么說說罷），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問他是騙來的，搶來的，或合法繼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那么，怎么辦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但是，如果反對這宅子的舊主人，怕給他的東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進門，是孱頭；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燒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則是昏蛋。不過因為原是羨慕這宅子的舊主人的，而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那當然更是廢物。“拿來主義”者是全不這樣的。
他占有，挑選。看見魚翅，並不就拋在路上以顯其“平民化”，只要有養料，也和朋友們像蘿蔔白菜一樣的吃掉，只不用它來宴大賓；看見鴉片，也不當眾摔在茅廁里，以見其徹底革命，只送到藥房裡去，以供治病之用，卻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虛。只有煙槍和煙燈，雖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菸具都不同，確可以算是一種國粹，倘使背著週遊世界，一定會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點進博物館之外，其餘的是大可以毀掉的了。還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請她們各自走散為是，要不然，“拿來主義”怕未免有些危機。
總之，我們要拿來。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六月四日。
注釋
（1）本篇最初發表於1934年6月7日《中華日報·動向》，署名霍沖。
（2）“閉關主義”指清政府奉行的閉關自守政策。
（3）指鴉片戰爭後，清政府與英，法，俄，日，美，德，意等國家相繼簽定一系列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4）泛指文學藝術。
（5）指當時國民政府在巴黎舉辦的中國古典藝術展覽。
（6）指當時國民政府在西歐各國舉辦的中國繪畫展覽。
（7） “象徵主義”1934年5月28日《大晚報》報導：“蘇俄藝術界向分寫實與象徵兩派，現寫實主義已漸沒落，而象徵主義則經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榮之概。自彼邦藝術家見中國之書畫作品深合象徵派後，即憶及中國戲劇亦必採取象徵主義。因擬……邀中國戲曲名家梅蘭芳等前往奏藝。”魯迅曾在《花邊文學·誰在沒落》一文中批評《大晚報》的這種歪曲報導。
（8）社會交往中應當有來有往。
（9）禮節。
（10）大方，氣量寬宏。
（11）尼采（F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和“超人”哲學的鼓吹者。這裡所述尼采的話，見於他的《札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序言》。
（12）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國民黨政府和美國在華盛頓簽訂五千萬美元的“棉麥借款”，購買美國的小麥、麵粉和棉花。這裡指的可能是這一類事。
（13）指體面。
（14）指實際事例。
（15）適合現時或表現現時；時髦。
（16）同“陰德”，指在人世間所做的而在陰間可以記功的好事。
（17）這裡是諷刺作樂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於人的邵洵美等人。（此乃魯迅先生聽信謠言所致，在邵洵美女兒接受採訪還原事情真相時有文道：“魯迅先生所指的‘富家翁的女婿’，當然是指爸爸娶了媽媽—————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實際上，這樣的評語，對爸爸來說是很不公平的。”邵綃紅說，“首先，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個大家。我的太爺爺（即邵洵美的爺爺）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撫、台灣巡撫。爸爸從小被過繼給大伯邵頤，而邵頤的夫人李氏是李鴻章視為己出的侄女，當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從譜繫上講，李鴻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和媽媽是姑表親。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懷的四女兒，爸爸不僅是盛宣懷的孫女婿，其實更是他的親外孫。” 邵洵美在所謂歷史問題被關押時托獄友賈植芳出獄後載文澄清，賈植芳在文中引用邵洵美原話道：“還有一個事，就是魯迅先生聽信謠言，說我有錢，我的文章都不是我寫的，像清朝花錢買官一樣‘捐班’，是我僱人寫的。我的文章雖然寫得不好，但不是叫人代寫的，是我自己寫的。”）
（18）指懦弱無能、害怕借鑑、拒絕繼承的逃避主義者。
（19）指文化中有用的精華部分。
（20）指文化中有益又有害的一類事物。
（21）指文化中有害的槽粕部分。後文的”煙燈“”姨太太“意同。
（22）指一個國家固有文化中的精華。
文章《拿來主義》：
選自《魯迅全集》第六卷的《且介亭雜文》（“且介”讀作“租界”，因為有一段時間，魯迅先生住在上海閘北帝國主義越界築路的區域，這個地區有“半租界”之稱。魯迅先生有很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對帝國主義十分憎恨，因此將“租界”二字各取一半，成“且介”，以表憎恨。“且介亭”標明這些雜文是在上海半租界的亭子間裡寫的，形象地諷刺了國民黨統治下半殖民半封建的黑暗現實。）
“拿來主義”是魯迅先生創造的詞語。什麼叫“拿來主義”呢? 為什麼對文化遺產必須採取“拿來”的態度呢? 這就是我們學習這篇文章要弄明白的問題。
本文寫於1934年6月4日。“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把魔爪伸向華北，蔣介石反動統治集團越來越依附英美帝國主義，肆無忌憚地出賣民族利益，討好帝國主義，從政治、經濟、文化藝術方面奉行一條徹頭徹尾的賣國投降路線。英美帝國主義除了肆意踐踏中國領土主權，瘋狂掠奪中國經濟資源外，還用腐朽沒落的西方文化腐蝕中國人民，反動政府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一個“送去”，一個“送來”，中國面臨著“殖民地化”的嚴重危機。
長期以來，由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落後，各帝國主義不斷輸入鴉片、槍炮、香粉、電影及各種小東西進行軍事、經濟、文化侵略，因而使清醒的青年們對於外來的東西“發生了恐怖”，產生了一種盲目排外的思想，不能正確對待外國的東西。當時上海《文學》月刊正在討論如何對待“文學遺產”問題，在討論中存在著“全盤肯定”和“全盤否定”兩種錯誤傾向。魯迅感到，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政府的媚外，造成了民族文化的嚴重危機，同時革命內部在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的問題上存在著相當混亂的觀點。針對這些情況，魯迅寫了《拿來主義》一文，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政策和反動派的賣國罪行，闡明了無產階級正確中外文化遺產的基本觀點。
相關評價
札記
讀《拿來主義》札記
一、創新必須擇舊──讀《拿來主義》札記（徐中玉）
（一）
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一文，寫於1934年6月4日。對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是魯迅一直非常注意的一個重大問題。他的觀點最早偏重於對某些頑固派吹捧“國粹”的批判，接著也批判過一味崇洋、西化的論調。這在當時，他的批判都有針對性，是針對著全盤繼承論和全盤否定論兩個極端的。兩個極端當然都不對，反對走這兩個極端，如能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為指導，另外探索正確的道路，本來完全有可能，但由於缺乏“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精神、態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彷徨，甚至害怕起來了，對文學遺產採取了不敢接觸，不敢擇取的態度。其中，也有一些是主張革新，要求創新的進步人物。在他們看來，不向文學遺產拿點東西，照樣可以創造出新文化、新文藝來，仿佛革新與繼承是沒有什麼關係，更沒有必然關係的。正是針對著這種新情況，新問題，也懷著不可抑止的激情，寫了這篇《拿來主義》。這篇文章中的基本觀點，雖然在他成於此文前後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表現，但都不如此文表現得集中、全面而且形象生動。為了更詳細地理解他這篇文章，我們有必要參看他其他一些文章。不過此文的確是他討論文學遺產批判繼承問題的一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雖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今天讀時仍覺得虎虎有生氣，充滿著科學價值與革命精神。因為半個世紀來，被他在這篇戰鬥檄文里指責為“孱頭”，怒罵為“昏蛋”，鄙夷為“廢物”的人仍不斷出現。
他把不敢接觸，不敢擇取的人指責為“孱頭”。
他把全盤否定論者，要放火燒光遺產的傢伙怒罵為“昏蛋”。
他把全盤繼承論者，大吸剩下的鴉片者鄙夷為“廢物”。
他主張：“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拿來之後，“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為什麼應該這么辦？
而為了要做到這一點，他要求從事這一工作，“首先要這人沉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
（二）
大家知道，魯迅早期曾非常尖銳地抨擊過“國粹”。他曾以為要少看中國書，或者竟不看中國書。怎么後來又主張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了呢？這裡有沒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沒有矛盾，但有發展。在很多人順應社會發展潮流，要求衝破舊文化的桎梏向前邁進的時候，頑固派卻湧出來大肆宣揚“國粹”的美妙，一定要大家仍唱老調子。本國獨有的東西是否一定好？為什麼都該保存，而且仍像神明一樣向它膜拜？說是保存“國粹”，實際豈不是在反對革新，妄圖保古、復古嗎？當時的形勢，保存了“國粹”，不拋棄了老調子，要保存我們的國家、人民便很難。而“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熱風·隨感錄三十五》）。他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可見，魯迅在當時條件下狠批“國粹”，是把它作為頑固派妄圖復古，反對革新的一塊重要招牌來打擊的，它打擊了“國粹”，也就是打擊了反動復古勢力。當時文化革命戰線上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打擊這種復古伎倆，復古勢力。顯然還沒有到對遺產需要提出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時機。
須知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話，乃是魯迅對當時的青年們說的，他認為當時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暫時不能作文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不要與現實人生離開，應積極做點革新的事（參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當時的青年一般對遺產中的糟粕還缺乏辨別力，勸告他們少看或者竟不看，是出於一種愛護，使他們少受或不受毒害。魯迅從未籠統地要求一切人都少看或竟不看中國書。恰恰相反，他多次慨嘆過真正懂得遺產中的精華，正確理解遺產的作用的人太少了。他寫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蒐集整理了很多古籍；他還想親自編寫一部文學史，可惜未能實現。只要稍加分析，對照事實，就可知道他從批判“國粹”到後來的主張“首先拿來”，其實是並不矛盾的。
當然，其間有發展。主要的危險已經不是復古或崇洋，一般青年已經逐漸長大，有一定辨別力了，創造革命的新文藝的需要更迫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的傳入以及蘇聯在批判繼承文學遺產方面的某些經驗教訓的介紹，所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魯迅思想在這一問題上的發展，使得他的觀點更加辯證、完整、深化。我覺得，寫成於《拿來主義》之前一年的《關於翻譯（上）》中間的這一段，透露了發展的重要訊息：
……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麼大危險，但不消說，一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一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魯迅也就是在這篇文章里指出這個著名的觀點的：“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時代不同了，新的青年長大了，要創造革命的新文藝又必須從舊文藝和外國作品中擇取有益的東西，所以他就把他隨著形勢的改變和學習的深入而發展了的思想寫在這篇《拿來主義》里了。
（三）
為什麼創新必須擇舊──擇取中國的和外國的舊文化？
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曾引過盧那察爾斯基的一些話，也讚賞過他在革命之初採取的一些措施，例如仍要保存農民固有的美術，怕軍人的泥靴踏爛了皇宮的地毯等。這道理，用魯迅自己的話，便是：“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仍然有所擇取。”“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即含有後來的新興階級皆可以擇取的遺產。”（《集外集拾遺·〈浮士德與城〉後記》）“先前的遺產，有幾位青年以為採用便是投降，那是他們將‘採用’與‘模仿’並為一談了。”（《致魏猛克》1934年4月9日）文學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舊文學衰頹，來了一個新的轉變，這轉變往往得力於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歐洲的印象派，是吸取了從中國和日本傳去的畫的養料而形成的。新階級的文學也一樣。文學遺產中一切進步的，合理的，科學的，美的東西，都仍能對新階級的文學，無論在思想方面還是藝術方面提供有益的成分。為什麼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會成為一個國家創造新文化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就因為可以從舊文化中擇用的養料多極了。魯迅後期雜文是無產階級文學的瑰寶，它正是從對地主、資產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中產生的，它批判舊文化中的糟粕，吸收、改造、發展其中對無產階級有用的成分，它就成了新階級的新文化的組成部分。不能構想，如果沒有擇取中國的舊文化，會產生出魯迅的這種鋒利無比的雜文來。
其實不只是新文化，就是無產階級的新戰士，最早又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中培育起來，改造成長的？過去並無無產階級，就是有了無產階級之後，很多革命家包括革命導師在內也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受過較長時間的舊教育。舊文化並沒有妨礙他們轉變立場，甚至成為革命導師。在他們成為革命導師之後，對舊文化還是竭力主張吸收和改造利用的。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反覆強調學習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的極端重要性，認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他說：“馬克思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從全部人類知識中產生出來的典範。”（《列寧選集》，第4卷，第347頁。）如果否定了繼承文化遺產的必要性，那么對知識分子的作用，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作用，也會否定或懷疑了。這方面我們積下的沉痛教訓是非常怵目驚心的。
魯迅的思想，顯然是受到列寧的影響，並同他一致的。
在他寫作《拿來主義》的時候，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正待大力開展，無產階級文藝質量正待迅速提高。但不少人對文學遺產卻不敢接觸，中國的外國的舊文化都不要，好像一接觸就會被染污、被俘虜過去，不得了。他們也說要成為新人，也說要創造新文藝，”魯迅指責這種人為“孱頭”，實出於如焚的熱情，對這種人中的大多數，是由於“恨鐵不成鋼”，是想藉此激出他們的勇氣，把他們狠推到前面去。
（四）
對“昏蛋”和“廢物”，魯迅只有憤怒和鞭撻，而對“孱頭”則不同，魯迅講過很多話，擺事實，講道理，希望他們不要再這樣的害怕。參看一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他這篇文章。
第一，他認為避忌舊文化，乃是衰病，無力，缺乏自信的表現；壯健，有魄力，富於自信的人是決不會這樣的。他說：“無論從那裡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一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云雲之類。”（《墳·看鏡有感》）他說像這類人物，如果再不振作，就會更加衰弱下去，因為終日戰戰兢兢，先已喪失活氣了。他又說：“我們吃東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時又要懷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於此的。”（《關於知識階級》）如果知識階級如此膽小，一聽到俄羅斯，一看見紅色，一看到俄國的小說，就怕得發抖，對西洋文明也唯恐受害，一動也不敢動，怎樣能進步呢？豈止不能進步，將來必定要滅亡。他說漢唐雖有邊患，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時，自由驅使，絕不介懷。而一到衰弊陵夷的時刻，神經就衰弱過敏，對外國東西，便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一團了。（參見《墳·看鏡有感》）我們究竟是甘心當弱者，還是應該努力做強者？
第二，他認為文藝上的創新必須擇舊，一味害怕，是決不行的。他說：“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出好東西來。”（《墳·看鏡有感》）十年後他在論新木刻時，又指出有兩條路，一條是“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另一條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他認為我們對舊文化，無論是中國遺產中的精華還是外國遺產中的良規，實在都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只要是優點，他說“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第三，他闡明了保存遺產與開創新業的辯證法。他說：“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集外集拾遺·〈引玉集〉後記》）你要在文藝上有所開拓，有新的建樹嗎？那就要保存遺產。保存當然不同於保古，不是為了復古。保存下來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為了擇取優點。如果只為復古、保古而保存，由於大家都反對復古、保古，遺產就保存不住。只有抱著革新的目的，認識到了擇舊的重要作用，遺產才會得到大家的重視與愛護，所以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最理想的遺產保存者，而遺產中的精華，亦只有在革命者手裡才能得到開拓，並成為建設新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難道我們還能把保存（擇取）和開拓、建設割裂了來理解？
（五）
最後，再說說為什麼要“不管三七二十一”。
這是流行在我們江南地區的一句口頭語。三乘七，二十一，原是對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意思是如果經過考慮決定了要做某件事，認為非做不可了，那就不要再猶豫不決，計議末節，三七是二十一也好，不是二十一也好，反正是做定了，別人的七嘴八舌，亦都由他去。
“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所以文題即為《拿來主義》。如果沒有一點勇氣，東張西望，畏畏縮縮，欲拿又怕，拿了又不敢分別對待，就不成其為“拿來主義”了。
“拿來主義”好得很，因為它有科學性。如果不先拿來，許多有用的東西就被抹煞、毀滅了，還談得到什麼使用與存放？對舊文化，當然需要“批”，這有利於擇取，但若像“四人幫”這些“昏蛋”一樣，“批字當頭”“大批判開路”，實際是首先要毀滅大批遺產。把遺產大批大批地燒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宮，這還怎么能進行擇取、談得到使用呢？只有首先拿來了，不毀滅掉，才能進行擇取。你要“批”，儘管“批”，批對了固好，批錯了還能夠改回來，反正東西仍在，不致無法補救。十年浩劫中我們毀滅了多少文化遺產啊！“拿來主義”好得很，因為它同時也有革命性，創新離不開擇舊，不先拿來無從創新。
魯迅的思想、主張所以特別有力，即在富有科學性。它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而科學性則始終是基礎。在批判繼承文學遺產的問題上，亦復如此。
分析
三《拿來主義》分析（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這篇短文中，魯迅通過一個生動形象的比喻，把批判繼承文化遺產這個觀點，精當地概括為“拿來主義”。它的具體內容包括了這樣一些方面：
1．“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一，‘拿來’！”魯迅既批判了那種在舊的遺產面前畏首畏尾的“孱頭”，也批判了那種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強，而故意毀滅遺產的“昏蛋”。對於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強的“孱頭”和“昏蛋”，魯迅透過表面現象，看出了他們的實質。魯迅清醒地、堅決地反對了他們所代表的錯誤傾向，為正確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掃清了第一層障礙。
2．“挑選”，即“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魯迅把舊的遺產區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是對人民有益無害的（即“魚翅”）要“拿來”，而且“使用”，使之有益於人民的身體健康；一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處的（即“鴉片”），則要一分為二，正確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還有一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煙槍”、“煙燈”和“姨太太”），原則上要加以“毀滅”，有些則酌留少許，送進博物館，以發揮其對人民的認識和教育作用。總之，是要在“拿來”之後，再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行細緻的鑑別，嚴格的挑選，從而決定棄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而不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對於那種“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的“廢物”，也就是那些“全盤繼承”論者，魯迅投以厭惡和鄙夷。這就為正確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掃清了第二層障礙。
3．創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占有”“挑選”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新文藝的創造，為了推陳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陳出新，就必須勇於批判繼承。因此魯迅說：“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拿來主義”的光輝思想，貫穿於文化革命的先驅魯迅一生的言行和著作中。早在五四時期，他就一方面和那些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御用文人，那些主張尊孔讀經開倒車的“國粹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另一方面他也深入地研究了中國的文化遺產，從事了大量耐心細緻的考訂、輯錄、校勘、評價文化遺產的工作，做出了批判繼承的光輝榜樣。至於對外國革命文化的介紹，也花去了魯迅一生中大量的心血。魯迅從自己參加社會鬥爭和文藝鬥爭的革命實踐中，深感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必要性和複雜性。因此，他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鑽研和分析論證，提出了許多卓越的見解。比如他在《論“舊形式的採用”》（見《且介亭雜文》）一文中就曾指出：舊形式的採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舊形式是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在《〈木刻紀程〉小引》一文（見《且介亭雜文》）中，他又具體地指出：“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不難看出，魯迅關於批判繼承的這些論述是十分正確和深刻的。
以小見大，就近取譬，通過細小的、人們熟悉的事物的比喻來闡明一個抽象的深刻的道理，這是魯迅雜文突出的寫作特點之一。有些雜文，通篇就是一個比喻。本文基本上屬於這一類型。在一篇短短千把字的雜文中，如果正面鋪開來談批判繼承這樣一個重大的內容非常豐富的問題，要想談好，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強去談，寫出來也很可能完全失去了雜文的特色。
因此，對於雜文的寫作得心應手、駕馭自如的魯迅很自然地迴避了這種寫法，而是巧妙地用繼承一座大宅子來作比喻，通過論述對這所大宅子的態度來闡明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道理。巧妙貼切，生動具體，深入淺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個比喻手法運用得所以巧妙，不僅由於整個比喻是貼切的，而且每一局部的比喻也是貼切的。“孱頭”“昏蛋”“廢物”自不必說，“魚翅”“鴉片”“煙槍”“煙燈”“姨太太”之類也無不如此。魯迅所以善於運用比喻手法，是由於他對所要說明的事物和用來比喻的事物以及它們之間的對應關係都做了細微的觀察和揣摩，都下了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功夫。因此，無論整體的比喻還是局部的比喻都讓人讚嘆佩服，不僅得到了深刻的啟示，而且也得到了藝術的愉悅。
比喻手法巧妙運用的結果大大增強了魯迅雜文的形象性。儘管造成魯迅雜文形象性的因素很多，但不能不說，比喻手法的巧妙運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方面。“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魯迅雜文中的許多比喻貼切自然，乍一看似乎僅僅出之於作者的諷刺才能，其實卻植根於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礎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作者的心目中，早已畫就了這一類人物的嘴臉，因此，形諸筆墨便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比如本文中的“孱頭”“昏蛋”“廢物”這類形象，魯迅見得太多了，對他們憤怒輕蔑的感情也醞釀已久了，所以一寫進文章，這類人物的嘴臉便馬上惟妙惟肖地活現出來。
對比的鮮明和反襯的強烈，是本文寫作上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本文名為《拿來主義》，但一開頭卻大談“閉關主義”“送去主義”，好像繞了一個大彎子。其實這正是魯迅雜文極有章法、極有功力的表現。先破字當頭，切中時弊地展開對“閉關主義”“送去主義”的批判，然後立在其中，提出了“拿來主義”的觀點。“閉關主義”“送去主義”，是“拿來主義”的對立物，正好和“拿來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它們的弊端越多，毛病越大，越可以反襯出“拿來主義”的必要和可貴。果然，在歷數了“送去主義”的不足取之後，文章急轉直下，提出“拿來主義”，便顯得順理成章，很有氣勢，“拿來主義”的難能可貴也顯得十分突出，“閉關主義”“送去主義”等等，便成了“拿來主義”的很好的鋪墊。“文似看山不喜平”，這是千百年來人們寫作經驗的總結，是符合表達的需要和人們的欣賞習慣的。魯迅行文的巧妙和結構文章的功力，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傑出的幽默才能，卓越的諷刺藝術，往往使魯迅的雜文機趣橫生，讓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本文雖然是一篇專談批判繼承問題的文章，但作者卓越的幽默和諷刺才能也力透紙背地一再表現出來。作者對於追求時髦的“摩登”作風是一向反感的。在《夜頌》中，他曾經指出過初學時髦的“摩登”女郎臉上的點點油汗，使她們在大庭廣眾之下露出窘態；在《感舊以後》中，他曾經把那些叭兒文探專施告密的文章稱為“摩登”文章，而給以高度的蔑視。在本文中，作者為了諷刺那些“送去主義”的行徑和濫調，便說“我在這裡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麼，否則太不‘摩登’了”，既挖苦了“送去主義”，也旁敲側擊了“摩登”作風，可謂一箭雙鵰。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對邵洵美的諷刺（“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和對國粹家的挖苦（把中國的煙燈和煙槍稱為國粹）來，這裡就不一一贅述了。魯迅傑出的幽默才能和卓越的諷刺藝術的形成，雖然有作家本人的條件，但從根本上說是當時的鬥爭環境造成的。正像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