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仁堂會議

1967年2月前後,在於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和中央軍委會議上,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受到壓制和打擊。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中央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桌子兩旁一邊有七位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余秋里、谷牧,一邊有陳伯達、康生等“中央文革”成員,對陣分明。在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2月14日下午的碰頭會上,葉劍英站起來指著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一夥,拍著桌子,氣憤地說:“你們把黨搞亂了,把政府搞亂了,把工廠、農村搞亂了!你們還嫌不夠,還一定要把軍隊搞亂!這樣搞,你們想乾什麼?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乾什麼?”徐向前、聶榮臻也相繼指責他們的錯誤。葉劍英嘲諷地質問陳伯達說:“我們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請你解釋一下,什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會後,陳毅對葉劍英說:“劍公,你真勇敢!”

2月16日下午,繼續開碰頭會。這次會議,鬥爭更加激烈。會上譚震林、陳毅、李先念、余秋里等繼續對“文化大革命”錯誤做法提出批評。譚震林慷慨激昂,越說越氣,大聲指責張春橋等打倒老幹部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說“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他站起來,夾起皮包要退出會場。周恩來連忙勸阻。陳毅說:不要走,要留在這裡鬥爭!散會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立即向江青匯報,並於當晚拼湊了一份歪曲事實真相的所謂《二月十六日懷仁堂會議》材料,捏造罪名,誣陷老同志。江青定調說:“這是一場新的大的路線鬥爭”,當即親自安排,由張春橋、姚文元等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聽了他們的匯報後,對這些老同志否定“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

2月19日凌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嚴厲批評了在懷仁堂會議上提意見的一些老同志,責令他們檢討。周恩來也作了檢討。從2月25日起至3月18日,在懷仁堂召開了7次“政治局生活會”進行批判。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把“三老”、“四帥”在不同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批評誣陷為“二月逆流”,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此後,中央政治局便在實際上停止了活動,由中央文革小組取代其職能,批判鬥爭一直沒有停止。1968年10月,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大肆批判“二月逆流”。譚震林被剝奪了參加中央全會的權利。參加全會的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在會上遭到圍攻。康生說:“二月逆流首先打第一炮的是葉劍英。”林彪說:“二月逆流是一次嚴重的反黨事件”,“資本主義復辟的預演。”這次全會公報說:“全會嚴肅批判了那個反對八屆十一中全會決定、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一九六七年的‘二月逆流’。”①(①《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版,第406頁。)

同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藉機掀起所謂“反擊全國自上而下的資產階級復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規模地打擊迫害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幹部。

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說,再不要講“二月逆流”了。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後,中共中央正式宣布為“二月逆流”問題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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