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精神病態

《性精神病態》描述了“性生活的各種病態顯示”，而劃分“病態”的標準則是看性事是否具有生育作用。 一百多年來，《性精神病態》作為同性戀病理化研究的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其作用是兩面性的。 埃賓在1901年，有所改變他在《性精神病態》一書中的觀點，認為同性戀在倫理上可以與異性戀並行不悖，但他仍然認為同性戀是病。

《性精神病態》描述了“性生活的各種病態顯示”，而劃分“病態”的標準則是看性事是否具有生育作用。埃賓在書中指出，不以生育為目的的性活動不能簡單地被歸為不道德或者犯罪，因為這些行為很可能只是在疾病的作用下產生；不管變態是天生的還是後天得到的，性變態者”因為其心志受到了疾病的破壞，所以無法控制自己的強烈欲望，因而我們不能強求他們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而是應該對他們施加治療。埃賓還指出，只有醫生才能判斷出一個人的不良行為是出於惡意，還是因為受到疾病的驅使，而律師和常人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應該有任何發言權的。參見社會建構主義所持的反對觀點。
一百多年來，《性精神病態》作為同性戀病理化研究的最重要的“科學”著作，其作用是兩面性的。一方面，它使同性戀（以及其它不涉及到生育的性行為）議題突破了基督教道德至上的桎梏，標誌著一個新的科學領域──性學──的誕生（《性精神病態》第一版發表的1886年往往被稱為性學的創始年）。埃賓把“反常”的性行為歸為疾病，賦予了它們科學研究的嚴肅性。病理化使同性戀脫了“罪”冠，戴上了“病”冠，從此醫生可以出庭為同性戀“病人”作證，使他們脫離牢獄之災。從人道主義的立場來看，克拉夫特－埃賓的研究有其進步的意義。
另一方面，也正式這本書，讓同性戀正式病理化，成為“治療”同性戀的始作俑者。書內的觀點對“神經病”、“退化”字眼的使用，暗示了同性戀“低劣的人格”。
《性精神病態》在醫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但這本著作的醫學價值在現代科學發展的面前，已經被重創得體無完膚，正如醫學史學家托馬斯·薩斯（Thomas Szasz）所言，如果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撇開埃賓時代的歷史和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談，那么“《性精神病態》中所謂的辛勤的科學勞動的結晶充其量不過是滿紙謬誤”。
埃賓在1901年，有所改變他在《性精神病態》一書中的觀點，認為同性戀在倫理上可以與異性戀並行不悖，但他仍然認為同性戀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