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文書

徽州文書

被稱作“中國歷史文化第五大發現”的這批“徽州文書”,是指在20世紀50年代在徽州屯溪大規模面世的20萬件從宋代到民國的文書檔案,它們包括:交易文契、契約文書、承繼文書、私家賬簿、官府冊籍、政令公文、訴訟文案、會簿會書、鄉規民約、信函書札等。

基本信息

基本簡介

徽州文書徽州文書

由於這些徽州文書批量大、品相好、跨時長、種類全,“跨越近千年歷史,涵蓋幾乎全部文化領域,恰恰為人們了解中國封建社會後期農村社會實態,準備了不可多得的極為典型和豐富的資料”,堪稱神州罕見。無論是作定量定性分析,還是做連續性追蹤考察,都具有較高的價值。正是由於這批徽州文書的發現,才誕生了徽學這門嶄新的學科;正是由於對於這批徽州文書以及後來又相繼發現的10多萬件徽州文書的整理和研究,才使得徽學不斷興盛,直至成為與藏學敦煌學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學之一。

梁啓超說過這樣的話,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帝王將相的家譜,是一部帝王將相改朝換代的歷史。在這些正史的宏大敘事中,只有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場景,沒有普通民眾的點滴記錄。這種缺少普通民眾在場的歷史,是蒼白的、單調的。那么,要了解普通民眾的社會生活,就要蒐集民間文書,從買賣契約、賬本、家譜、書信、收據、分家文書等資料中,窺見民間的歷史記憶,復原活生生的、豐富多彩的民間社會生活。

歷史文化

古徽州所屬區域包括現安徽歙縣、休寧、祁門、黟縣、績溪和江西婺源六縣。被譽為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之後,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第五大發現——徽州文書,是古徽州遺存的民間歷史檔案,主要包含地權賦役文書、宗族文書、商業文書、官府文書、社會關係文書、教育與科舉文書六大類。被認為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社會史和經濟史不可或缺的資料。
據黃山市文化部門最新調查統計,現存徽州文書不少於50萬件,黃山市本地收藏的18.5萬餘件。隨著搶救、整理工作的進一步推進,新發現的徽州文書數量還會增加。

文書材料

徽州文書徽州文書

明代安徽徽州地區的文書材料,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約等。徽州位於安徽南部,東連浙江,南接江西,在明代經濟和文化都很發達。此處經商人數多,活動範圍廣,資本雄厚,居於當時各商人集團之前列。徽商的發展以縉紳勢力﹑宗法土地制及宗法勢力為後盾,而商業資本又促使宗法制和縉紳勢力更加強固,也促進了文化的發達。徽州地區的文書契約材料存留至今的較多,散存於安徽﹑北京﹑南京﹑天津等地一些圖書館及科研單位,大多屬私人和官府的文書契約。其中官府文書是封建政府為控制人民﹑征斂賦稅﹑收取稅課而頒發的文告和繪製與編髮的圖冊﹑簿籍﹑表帖等,如明朝的戶帖﹑清冊供單﹑魚鱗圖冊﹑催徵稅糧條鞭長單﹑審圖小票﹑審定戶由﹑歸戶冊等。私人的文書契約多屬程﹑汪﹑胡﹑供﹑蘇﹑吳﹑王﹑謝等大戶的檔案,有的為原件,有的是抄存件,如收租薄﹑祠堂帳﹑官冊簿﹑置產契約簿﹑祠會文書租底﹑分家薄﹑分家契約等等。這些文書對研究明代土地關係﹑土地買賣﹑租佃關係﹑僱傭情況以及當時地主財產支配和農民的生活狀況都極重要,有助於深入研究明代徽州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關係﹑租佃制度﹑地租形態﹑土地占有關係﹑商業資本的發展,以及商人的縉紳化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狀況﹐通過對徽州地區的典型剖析,也可進一步了解明代社會史的部分真貌。

史料價值

徽州文書是歷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體的社會生產、生活與交往過程中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憑據、字據、記錄,它是徽州社會、文化發展以及生產、勞動、社會交往、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狀況的最真實、具體的反映。其大規模的發現並獲得確認最初是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事,當時就發現有近10萬餘件,其數量之多,研究價值之大,曾被譽為是20世紀繼甲骨文、漢晉簡帛、敦煌文書、明清檔案發現之後中國歷史文化上的第五大發現,在學術界和文化界有極大影響。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徽州文書》(第一輯)共10卷,影印了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伯山書屋”和黃山市祁門縣博物館所藏徽州文書4000多份。第一卷至第五卷收錄了“伯山書屋”藏黟縣文書2000多份,第六卷至第十卷收錄了祁門博物館藏祁門文書2000多份。這些文書都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新發現的,涉及的內容廣泛,具有鮮明的特點和重要的史料價值。

收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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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輯)所收錄的徽州文書,是徽州社會歷史的綜合反映,所涉及的面是非常廣的,內容極為豐富,種類繁多,既有田地、山場、房屋等的大小買賣文約、招承租約,也有宗族文書、立議契約書、鄉音字類、風水圖冊、各種日用類書等,所涉內容近乎包括了徽州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民間交往及習俗、信仰等各個方面。

該書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它的歸戶性。徽州文書得自於民間,從該書編輯者所寫的各戶文書“尋獲記”可以看出,該書所收錄的各戶文書,或是編者自己親自到農戶家中收購,或是通過小販收購,是真正來自於民間的藏品。從文書內容來看,文書都是老百姓對自己所關心的事情的實錄,是貨真價實的民間檔案。更為難得的是,編輯者從收購、典藏到整理,有意識地保存了文書的歸戶性,使一家一戶的文書得以完整地保留了下來。該書收錄了“伯山書屋”藏黟縣文書十戶、祁門博物館藏祁門文書五戶。其中環砂程氏文書是分量最重的一戶。此戶文書總計1300多份,最早的為明朝宣德四年(1429),最晚的一份為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前後時間跨度達500餘年。此戶文書也是到目前為止祁門縣博物館館藏歸戶文書中最多的一戶文書,對研究一個宗族,一個村落,甚至對研究徽州宗族政治、經濟、社會制度,都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歷史資料。二是收錄的範圍擴大了。目前人們已知的徽州文書大多集中在祁門、休寧、歙縣,尤以祁門最多,而黟縣的文書極少。該書首次將這么多的黟縣文書公之於眾,彌補了已知徽州文書地域分布上的不足。

作用價值

是進行中國傳統社會多維實態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貴資料。就經濟史領域來說,文書涉及土地制度、家庭財產、商業活動等諸方面,有助於深化對這些問題的研究。例如,過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家族規約,對土地產權進行靜態的分析。實際上,在土地買賣過程中,買賣雙方除簽訂契約外,賣家為了證明自己對這塊土地擁有產權,還要將上手契(這塊土地歷次交易的契約文書)交給買家。所以,這些保存完整的文書,生動地反映出中國傳統社會土地產權的變動情況。就社會學研究而言,所收的家族文書,涉及宗族祠堂、分家析產、處理糾紛等內容,是研究民間社會的重要資料。此外,這批文書對研究民間法、民間習俗以及民間書法等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總之,將這些民間歷史記憶資料善加利用,可以大大地豐富歷史內涵,拓展歷史研究的空間和深度。

安徽省文化部門已擬定從現在2008年10月,將完成徽州文書目錄的整理和文書拍照,2009年12月前編纂完成《徽州文書的總目》,並同時陸續影印出版《中國徽州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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