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張邦昌中國北宋大臣。字子能。永靜軍東光（今河北東光）人。徽宗和欽宗時期，歷任尚書右丞、左丞、禮部侍郎、少宰、太宰兼門下侍郎。靖康元年1126），金兵攻汴京今河南開封），他力主議和，為河北路割地使，與康王趙構赴金作人質。以求割地賠款議和。靖康二年金兵陷汴京，擄去徽、欽二帝，金封他為帝，建國號楚，統治黃河以南地區。他始欲自殺，後經人勸即位，但不敢南面稱朕，只東面受百官禮，自稱予，手詔稱手書。後金人北還，宋廷舊臣不再擁戴張邦昌，他只好避位。高宗即位，仍徙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安郡王。宰相李綱上書極言其罪，高宗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今湖南長沙）安置。後數其諸罪，賜死。
傳說宋代奸相張邦昌是東光縣大龍灣人，這和《東光縣誌》上的記載是相符的。可你要到大龍灣村去打聽，沒有一個承認這件事的。大概是從這村的老祖宗就忌諱這件事吧。張邦昌，是宋代欽宗皇帝的宰相，當過三十三天的偽楚皇帝。因為他沒有能力統治江南人民的反抗，又讓金人給廢了。他到了南朝以後，賊心不死，又巴結宋高宗，把他的養女和香進貢給皇帝。和香進宮後，趙構就迷上了，渡有心思理朝政，整天是花天酒地。不久，金兵打到城下，軍隊的緊急情報送不到皇帝手裡。因為和香告訴宦官，不準往裡送信。等金兵攻破宮門，趙構才慌慌張張地從後官門逃命。和香在忙亂中跑不迭就被金兵給捉住了。和香打扮得妖里妖氣，跪在金兀朮面前，拿腔拿調地說： “妾本想纏住趙構，敬候四太子駕臨……”金兀朮仔細一看和香，真是國色，心裡就有幾分喜歡，想把她收留下。但又一想，不行，和香這是賣主求榮，留下是個禍害，就下令給殺了。由於張邦昌父女的所作所為，引起了朝臣的不滿，人們紛紛告狀。孟太后從張邦昌當兒皇帝起，就恨在心裡，又加上他進和香惑主，就下令把他殺死。趙構挺同情張邦昌，由於宮內外的一致反對，他也沒辦法。在張邦昌正法以前，就宣布了： “張邦昌賜死，不予株連九族。” 張邦昌最後在湖南長沙被處死。
傀儡皇帝
張邦昌靖康二年（1127）三月，張邦昌在金人的一手安排下粉墨登場，做了儡皇帝。他自己也深知，百官勸進是出於無奈，並非自己深得人心，故而不放十分猖狂，處處謙恭，裝腔作勢，收買人心。
登基之日升文德殿，在御床西設位受賀，讓閣門傳令百官勿拜。留守蘭時雍為討好張邦昌，率百官遽拜。張邦昌連忙拱手起立，一副謙恭之態，令人作嘔。
那一天天色十分慘澹，烏雲蔽日，陰風四起，百官想到家國破碎，從此要屈節異姓，各個容顏沮喪，毫無喜慶之色。張邦昌的臉上也有些掛不住。唯有王時雍、吳拜、莫儔、范瓊等人歡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擁在張邦昌左右，儼然是佐命立功的開國元勛！百官參拜已畢，王時雍等人又跪倒塵埃，請求分封。張邦昌封王時雍為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拜為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為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為權領門下省，徐秉哲為權領中書省。並下令百官：“多日以來朝廷常有變故，大臣有司盡失其職，從令以後由御史台監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職。”他聲稱自己不稱“朕”，見百官時仍然自稱為“予”；傳諭稱“宣旨”、手詔稱“手書”；執政、侍從可以坐議國事，言可稱其名；乎日不穿帝服，遇金人方遽換，飲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禮。王時雍每向張邦昌打小報告，都要說“臣啟陛下”，張邦昌則裝模作樣也訓了他一頓。
張邦昌以為嗣位之初，應該推恩四方，籠絡人心，於是想宣布天下大赦。權領門下省的呂好問問他：“京城四壁之外，都為金人所占，大赦天下是指赦免哪個天下？”張邦昌啞口無言，十分難堪。
金人扶植他作了皇帝，便立刻造使索要北宋宗室為人質。張邦昌不敢怠慢，派徐秉哲領旨搜尋，得宗室三千多人，押送到金營。金人並不滿意，又催交銀兩，開封府以見在戶口為準各家攤派，限日繳納，無奈京中百姓連遭戰火，即使傾家蕩產也無法湊足那個天文數字。
張邦昌內心裡分析了自己的處境：是金人將自己扶上金鑾，操縱了自己的命脈，金人喜則已生，金人怒則已亡，因而萬不可以得罪金人。但這棵大樹一旦撤離，城中軍民不見得總買自己的帳。自己不能把事做得太絕，斷了後路。於是他給金人修書懇求免催銀帛：“仰仗貴國的大恩，不敢忘懷，然而即使獻出生命，也不足報答。城中的百姓因圍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飢餓而死的不計其數，某雖願撫養卻無資錢以厚其生，欲賑給相救卻無食糧以續其命。貴國催促日急，有不勝其力自尋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體恤懇迫之情，免括金銀。”
金人搜刮搶掠已得到不少實惠，也知道這塊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順水推舟賣他一個人情，答應他免括金銀，帶了二帝、宗室北歸。
聽說宋徽宗、宋欽親父子要被金人押到北地，張邦昌心中竊喜非常，但為了收買人心，掩人耳目，使僭用天子儀衛、法駕，脫去龍袍換成縞素，率文武百官及城中的百姓在南薰門擺設香案，面對囚禁二帝的金營遙遙祭拜，哀哀痛哭，聲淚俱下，一副耿耿忠心的樣子。可是，當他到金營與他的恩人話別時卻又換了一副顏色，他穿紅袍、張紅繖，威風“凜凜”，王時雍、徐秉哲、吳拜、莫儔等眾星捧月一般簇圍左右，儼然一位貨真價實的真龍天子爺。
這一年的春天，金宗望先行一步退兵，他押解徽宗、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經骨州向北進發。三天之後金帥宗翰押欽宗及皇后太子隨後由鄭州向北進發，撤離京師。金人圍城時到處侵擾劫掠，甚至挖墳掘墓，把屍體挖出來棄之荒野，用棺材裝飼料餵軍馬。撤兵前夕，又慘無人道地焚毀無數寨柵，當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金兵卻在城下鼓樂而歌。金人臨走時問張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護，張邦昌倒是很想有金人一直撐腰。可權領門下省呂好問卻拒絕說：“恐怕北方的兵卒不習南方的水土，不會安心駐紮。”金人又試探；“只留一貝勒怎么樣？”呂好問又託辭貝勒是貪人，不敢留住，恐擔不起責任。金人只好全軍北撤。張邦昌很是惱火，責怪呂好問。呂好問說；“相公對天下人說，忍辱負重屈節金人躡位登基，實出無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應徐圖後舉。相公請三思，過去大臣勸進，人心所向都是懾於金人的暴虐。現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風依舊。如今康王是皇室後裔，領兵居外，眾所歸心，為什麼相公您不擁戴康王？為今之計，應迎元佑皇后，並請康王正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也請求奉迎康王。張邦昌權衡利弊，知道金人北歸，大勢已去，也應該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於是決定從呂好問之計，王時雍反對說：“而今已是騎虎難下，您應深思熟慮、方作定擇，以免來日後悔莫及。”徐秉哲也贊同王時雍。但張邦昌遠比這兩個目光短淺的傢伙狡猾得多，他立刻刪元佑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又派蔣師愈帶信去見康王自陳：“邦昌勉循金人擁戴，是想權宜一時以救國難，絕無其他企圖！”他還恬不知恥地杜撰一大篇他精忠報國的情節：“邦昌得知二帝蒙塵，哀號欲絕，以身投地欲殉家國，絕而復醒，金人卻不肯收回成命，實在是口舌難爭，邦昌又以首觸柱速求一死，無奈金人晝夜監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聯名勸進，推邦昌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與大金抗爭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為百官勸謂：“勢已至此，雖死不能使二帝回遷，只有從權全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謀後留。若堅持一節而死，一定連累二帝，怎么稱得上是忠臣呢？”本來邦昌身為宇輔，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節，還有何面目見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復興之計，實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國不顧！不久，張邦昌又派謝克家把大宋的授命寶——玉璽獻給康玉，又降手書請元佑皇后垂簾聽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處資善堂。他又派遣使官奉車駕、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進獻給康王。不久他自己也趕到南京，拜見康壬。張邦昌見到康王時表演得更是生動逼真，他葡葡在康王駕前，伏地慟哭，請求康王賜之死罪。康王好言相慰，免他死罪。
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稱帝，是為高宗，改年號建炎。張邦昌跪倒稱賀。高宗封他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不久又擢為太傅，位臍三公。
張邦昌從考中進士踏入官場起，這個公元1083年在永靜軍東光縣出生的小伙子，先後經歷了大司成、知州、禮部侍郎、尚書右左丞、中書侍郎等多個重要工作崗位的歷練和考驗，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位列使相，期間長達數十年的領導生涯，居然沒有做出一件突出的政績，唯一可堪一提的，竟是“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制旗物”。——實在是典型的溜須拍馬、粉飾太平之徒。無怪乎後來會被秦檜攻擊為“專事宴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是導致“社稷傾危”的罪魁禍首。
公元1126年，金國大軍突然南下，六萬人馬勢如破竹，直搗京城汴梁。當是之時，以菜鳥皇帝欽宗趙桓為首的一干人等似乎被如狼似虎的金軍嚇傻了眼，根本無視敵我雙方兵力之比（當時汴梁城內的守軍多達20萬），就“毅然”決定割地求和。作為當時主張“求和”態度最為堅決的國家領導人之一，張邦昌則被宋欽宗“英明”的任命為“河北路割地使”，負責陪同康王趙構前往金營充當談判的預交“押金”——人質。
這一由國家最高元首親自交付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充分代表著來自皇帝的信任和關心，但凡有點上進心的人，都會高興的接受的，比如康王。可是，張邦昌卻是一個小人，而且是“懦夫式”的小人，所以在接到聖旨以後，他如喪考妣，為了自己的這條小命，居然又是荒唐的要求宋欽宗做出書面承諾，切實保證“無變割地議”；又是要求宋欽宗乾脆先下發《大宋王朝關於交付河北大好河山的決定》的正式檔案，讓他揣在懷裡然後直接送給金國。理所當然的，這些荒唐的要求被乾淨利落的一一否決了。
儘管要求沒有成為事實，可是堂堂一名國家領導人，為了一己之私利，竟然可以如此光明正大的做出如此厚顏無恥的事來，張邦昌實在想不小人都不行了。因此，如果史書據此將其列入《奸臣傳》、《寵幸傳》或者乾脆單列一篇《小人傳》，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順理成章的。問題是，無論是官方正史還是民間傳說，卻將張邦昌歸類於“叛臣”，而究其理由，不過因為他當過那么個把月的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皇帝”。這，就是對張邦昌的莫大冤枉了。
其實，張邦昌從來就沒想過要當皇帝。關於這一點，《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得很清楚：當被告知將成為皇帝候選人時，張邦昌是明確反對並堅決拒絕的。是粘罕和斡離不慌稱只是讓他當宰相，輔佐宋朝太子治理國家，他才勉強進入汴梁城中。而其最終也是由於京城父老鄉親的苦苦哀求，才勉強成為理論上的“皇帝”的。
事實上，儘管在王朝內部表現得相當可恥，可是一旦進入金營，正式成為人質，張邦昌的行為卻可圈可點，基本上展現了一名優秀的外交官員所應當具備的那些風度和品質。比如，當粘罕和斡離不二人召其單獨議事時，張邦昌就始終堅持自己與肅王趙樞（其時康王已經被金軍退貨並另立山頭）以及駙馬曹晟等三人所組成的“人質代表團”是一個共同的整體，自己絕對不能違背外交工作紀律私自行動。最後還是金國使者使用武力才將其帶走的。
此外，張邦昌也從來沒有當過皇帝。雖然當皇帝的任命經過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簽名認可，但他本人根本就沒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他將辦公地點設在文德殿（皇帝的辦公地點為紫辰殿和垂拱殿），將辦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堅決制止朝廷官員向他跪拜行大禮，當有的官員為了巴結討好而對其跪拜時，他必定“東面拱立”。他與朝廷官員開會聊天時自稱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來時用“手書”而不是“聖旨”。凡此種種，都充分證明了他始終是與朝廷官員們以同事和平級關係相處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王時雍是推舉他成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和死黨，可是當王時雍以皇帝專用的“陛下”他稱呼時，他絲毫不留情面的將其狠狠訓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後來金國大軍準備返回北國，已經身為“皇帝”的他卻身服縞素，率領滿朝文武，親自向其時已身陷金軍牢籠的徽、欽二宗遙拜送行，並且傷心欲絕，涕淚俱下，完全是為人臣子的禮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所有這些行為，無不實實在在的說明，張邦昌所謂的皇帝職位，確實是只存在於理論上的。
事情的真相是，與後世一致認定為“叛臣”的結論恰恰相反，自當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張邦昌就在為推翻自己的統治，實現前朝的復辟而做著種種不懈的努力。就算張邦昌當過皇帝，其終極目標也還是為了恢復“舊時王謝”。
金軍沒走之前，他親自到金營拜見粘罕和斡離不，提出了“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等七項重要提議，並通過積極的外交斡鏇工作，得到了當局的許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其中，僅歲幣一項就成功免除錢一百萬貫、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負擔（《大金吊伐錄》），為趙宋王朝的成功復辟和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他又親自致書金軍統帥，成功的將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績、中書舍人孫覿以及徐天民、蘇餘慶、沈晦、路允迪、黃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爭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會編》）。前京城留守孫傅、簽書樞密院張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檜曾經反對他當皇帝的態度最為激烈，但他絲毫沒有計較前嫌，同樣致書請求放歸（《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還殫精竭慮，請求遣還諸王夫人及諸帝姬，希望通過“曲線救國”的策略——因為當時有部分夫人的腹內正有孕——為皇室宗族保全一絲血脈，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南征匯錄》）。
最後，當金軍終於準備北歸時，他又委婉而堅決的拒絕了粘罕留一萬金軍幫助其鞏固統治秩序的“好意”，徹底消除了趙宋王朝復辟的暴力隱患。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可以在金軍撤退以後的第一時間內，就派出使臣謝克家帶著傳國玉璽趕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請大宋王朝現存唯一合法繼承人——康王趙構前往繼承皇位。同時，恭請元祐皇后在康王到來之前先垂簾聽政，暫時主持大局，自己則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內東門資善堂居住，繼而又親自趕到南京，痛哭請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至此，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自始至終，張邦昌從來都沒有任何叛變國家的行為。因此，說他小人則可，將其列為叛臣，則不但有失公允，更是千古奇冤。
《金史》稱：張邦昌，《宋史》有傳。天會四年，宗望軍圍汴，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納質修好。於是，邦昌為宋太宰，與肅王樞俱為質以來。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宗翰、宗望復伐宋，執二帝以歸。劉彥宗乞復立趙氏，太宗不許。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天會五年三月，立邦昌為大楚皇帝。
金史初，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為質，既而肅王樞易之，康王乃歸。及宗望再舉兵，少帝復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袞冕，增上太宗尊號請和。康王至磁州，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及二帝出汴州，從大軍北來，而邦昌至汴，康王入于歸德。邦昌勸進于歸德，康王已即位，罪以隱事殺之。
金史邦昌死，太宗聞之，大怒，詔元帥府伐宋，宋主走揚州，事具宗翰等傳。其後，太宗復立劉豫繼邦昌，號大齊。
人物生平
張邦昌，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攻陷汴京，擄走徽欽二帝及皇族470多人，及文武百官2000多人北歸，又立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二月向張邦昌宣讀冊文：“太宰張邦昌，天毓疏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傒，擇其賢者，非子而誰？是用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楚，都於金陵（今南京市）。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三月初一張邦昌前往尚書省，金人警告他，到了初七，再不登基就殺大臣，縱兵血洗汴京城。於是張邦昌做了32天的皇帝。史稱“靖康之變”。
後金國退兵之後，張邦昌脫下帝袍，去除帝號，他不在正殿辦公，不自稱朕，可謂行規步距，小心謹慎之至，最後迎元祐皇后孟氏入居延福宮，封郡王。後來南下歸德（今河南商丘），見康王后“伏地慟哭請死”，謂“所以勉循金人推戴者，欲權宜一時以紓國難也，敢有他乎？”。
宋高宗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改年號建炎，封邦昌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又擢為太傅。有人告發張邦昌在皇宮玷污宮人，宰相李綱力主嚴懲，建炎元年六月（1127年7月），被貶至潭州“安置”，“令監司守臣常切覺察”，飲食起居都要向尚書省報告。不久金兵又以張邦昌被廢來犯。同年九月下詔將張邦昌賜死，並誅王時雍，殿中侍御史馬伸前來長沙執行。
據稱張邦昌讀罷詔書，“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行官逼他就死，最後登上潭州城內天寧寺的平楚樓，仰天長嘆數聲，自縊身亡。不久，書寫張邦昌三字以示大臣的宋齊愈被腰斬，王時雍被斬首。
傳統看法：張邦昌叛國
傳說宋代奸相張邦昌是東光縣大龍灣人，這和《東光縣誌》上的記載是相符的。可你要到大龍灣村去打聽，沒有一個承認這件事的。大概是從這村的老祖宗就忌諱這件事吧。
靖康二年（1127）三月，張邦昌在金人的一手安排下粉墨登場，做了傀儡皇帝。他自己也深知，百官勸進是出於無奈，並非自己深得人心，故而不是十分猖狂，處處謙恭，裝腔作勢，收買人心。
登基之日升文德殿，在御床西設位受賀，讓閣門傳令百官勿拜。留守王時雍為討好張邦昌，率百官遽拜。張邦昌連忙拱手起立，一副謙恭之態，令人作嘔。
那一天天色十分慘澹，烏雲蔽日，陰風四起，百官想到家國破碎，從此要屈節異姓，各個容顏沮喪，毫無喜慶之色。張邦昌的臉上也有些掛不住。唯有王時雍、吳拜、莫儔、范瓊等人歡欣鼓舞，得意洋洋地簇擁在張邦昌左右，儼然是佐命立功的開國元勛！百官參拜已畢，王時雍等人又跪倒塵埃，請求分封。張邦昌封王時雍為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吳拜為權同知樞密院事，莫儔為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為權領門下省，徐秉哲為權領中書省。並下令百官：“多日以來朝廷常有變故，大臣有司盡失其職，從令以後由御史台監督，大家要各遵法度、各司其職。”他聲稱自己不稱“朕”，見百官時仍然自稱為“予”；傳諭稱“宣旨”、手詔稱“手書”；執政、侍從可以坐議國事，言可稱其名；平日不穿帝服，遇金人方遽換，飲食起居均不用天子禮。王時雍每向張邦昌打小報告，都要說“臣啟陛下”，張邦昌則裝模作樣也訓了他一頓。
張邦昌以為嗣位之初，應該推恩四方，籠絡人心，於是想宣布天下大赦。權領門下省的呂好問問他：“京城四壁之外，都為金人所占，大赦天下是指赦免哪個天下？”張邦昌啞口無言，十分難堪。
金人扶植他作了皇帝，便立刻造使索要北宋宗室為人質。張邦昌不敢怠慢，派徐秉哲領旨搜尋，得宗室三千多人，押送到金營。金人並不滿意，又催交銀兩，開封府以見在戶口為準各家攤派，限日繳納，無奈京中百姓連遭戰火，即使傾家蕩產也無法湊足那個天文數字。
張邦昌內心裡分析了自己的處境：是金人將自己扶上金鑾，操縱了自己的命脈，金人喜則已生，金人怒則已亡，因而萬不可以得罪金人。但這棵大樹一旦撤離，城中軍民不見得總買自己的帳。自己不能把事做得太絕，斷了後路。於是他給金人修書懇求免催銀帛：“仰仗貴國的大恩，不敢忘懷，然而即使獻出生命，也不足報答。城中的百姓因圍城日久已困敝不堪，飢餓而死的不計其數，某雖願撫養卻無資錢以厚其生，欲賑給相救卻無食糧以續其命。貴國催促日急，有不勝其力自尋死路的比比皆是。希望能體恤懇迫之情，免括金銀。”
金人搜刮搶掠已得到不少實惠，也知道這塊瘦肉上已榨不出多少油水，就順水推舟賣他一個人情，答應他免括金銀，帶了二帝、宗室北歸。
聽說宋徽宗、宋欽宗父子要被金人押到北地，張邦昌心中竊喜非常，但為了收買人心，掩人耳目，使僭用天子儀衛、法駕，脫去龍袍換成縞素，率文武百官及城中的百姓在南薰門擺設香案，面對囚禁二帝的金營遙遙祭拜，哀哀痛哭，聲淚俱下，一副耿耿忠心的樣子。可是，當他到金營與他的恩人話別時卻又換了一副顏色，他穿紅袍、張紅繖，威風“凜凜”，王時雍、徐秉哲、吳拜、莫儔等眾星捧月一般簇圍左右，儼然一位貨真價實的真龍天子爺。
這一年的春天，完顏宗望先行一步退兵，他押解徽宗、寧德皇后及諸親王、妃嬪經滑州向北進發。三天之後金帥完顏宗翰押欽宗及皇后太子隨後由鄭州向北進發，撤離京師。金人圍城時到處侵擾劫掠，甚至挖墳掘墓，把屍體挖出來棄之荒野，用棺材裝飼料餵軍馬。撤兵前夕，又慘無人道地焚毀無數寨柵，當時濃煙滾滾，火光沖天，、金兵卻在城下鼓樂而歌。金人臨走時問張邦昌是否要用留兵保護，張邦昌倒是很想有金人一直撐腰。可權領門下省呂好問卻拒絕說：“恐怕北方的兵卒不習南方的水土，不會安心駐紮。”金人又試探；“只留一貝勒怎么樣？”呂好問又託辭貝勒是貪人，不敢留住，恐擔不起責任。金人只好全軍北撤。張邦昌很是惱火，責怪呂好問。呂好問說；“相公對天下人說，忍辱負重屈節金人躡位登基，實出無奈，而今金人既去，相公應徐圖後舉。相公請三思，過去大臣勸進，人心所向都是懾於金人的暴虐。現在金人已去，相公如何能威風依舊。如今康王是皇室後裔，領兵居外，眾所歸心，為什麼相公您不擁戴康王？為今之計，應迎元佑皇后，並請康王正位，庶獲保全。”監察御史馬伸也請求奉迎康王。張邦昌權衡利弊，知道金人北歸，大勢已去，也應該為自己留一條退路，於是決定從呂好問之計，王時雍反對說：“而今已是騎虎難下，您應深思熟慮、方作定擇，以免來日後悔莫及。”徐秉哲也贊同王時雍。但張邦昌遠比這兩個目光短淺的傢伙狡猾得多，他立刻冊元佑皇后為宋太后，入御延福宮，又派蔣師愈帶信去見康王自陳：“邦昌勉循金人擁戴，是想權宜一時以救國難，絕無其他企圖！”他還恬不知恥地杜撰一大篇他精忠報國的情節：“邦昌得知二帝蒙塵，哀號欲絕，以身投地欲殉家國，絕而復醒，金人卻不肯收回成命，實在是口舌難爭，邦昌又以首觸柱速求一死，無奈金人晝夜監守，求死不能……忽然城中百官聯名勸進，推邦昌為主以求自免。倘使邦昌手中有甲兵，一定與大金抗爭到底！邦昌本不想忍辱偷生，只為百官勸謂：“勢已至此，雖死不能使二帝回遷，只有從權全人，才可保全宗室社稷，以謀後留。若堅持一節而死，一定連累二帝，怎么稱得上是忠臣呢？”本來邦昌身為宇輔，世代承恩，主上蒙辱而不能死節，還有何面目見天下黎民！然而念及復興之計，實在不忍心一死而置家國不顧！不久，張邦昌又派謝克家把大宋的授命寶——玉璽獻給康玉，又降手書請元佑皇后垂簾聽政，自己以太宰的身份退處資善堂。他又派遣使官奉車駕、衣物以及其他御用之物去南京進獻給康王。不久他自己也趕到南京，拜見康王。張邦昌見到康王時表演得更是生動逼真，他在康王駕前伏地慟哭，請求康王賜之死罪。康王好言相慰，免他死罪。
就這樣，靖康二年（1127）五月，康王趙構在應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稱帝，是為高宗，改年號建炎。高宗封他為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不久又擢為太傅，位臍三公。
由於張邦昌的所作所為，引起了朝臣的不滿，人們紛紛告狀。孟太后從張邦昌當兒皇帝起，就恨在心裡，又加上他進和香惑主，就下令把他殺死。趙構挺同情張邦昌，由於宮內外的一致反對，他也沒辦法。在張邦昌正法以前，就宣布了：“張邦昌賜死，不予株連九族。”張邦昌最後在湖南長沙被處死。
值得一提的是，張邦昌一生，先後經歷了大司成、知州、禮部侍郎、尚書右左丞、中書侍郎等多個重要工作崗位的歷練和考驗，直到公元1126年官居少宰，位列使相，期間長達數十年的領導生涯，居然沒有做出一件突出的政績，唯一可堪一提的，竟是“首請取崇寧、大觀以來瑞應尤殊者增制旗物”。——實在是典型的溜須拍馬、粉飾太平之徒。無怪乎後來會被秦檜攻擊為“專事宴遊，黨附權奸，蠹國亂政”，是導致“社稷傾危”的罪魁禍首。
學術新論：是小人而非叛臣
公元1126年，金國大軍突然南下，六萬人馬勢如破竹，直搗京城汴梁。當是之時，以宋欽宗趙桓為首的一干人等似乎被如狼似虎的金軍嚇傻了眼，根本無視敵我雙方兵力之比（當時汴梁城內的守軍多達20萬），就“毅然”決定割地求和。作為當時主張“求和”態度最為堅決的國家領導人之一，張邦昌則被宋欽宗“英明”的任命為“河北路割地使”，負責陪同康王趙構前往金營充當談判的預交“押金”——人質。
這一由國家最高元首親自交付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充分代表著來自皇帝的信任和關心，但凡有點上進心的人，都會高興的接受的，比如康王。可是，張邦昌卻是一個小人，而且是“懦夫式”的小人，所以在接到聖旨以後，他如喪考妣，為了自己的這條小命，居然又是荒唐的要求宋欽宗做出書面承諾，切實保證“無變割地議”；又是要求宋欽宗乾脆先下發投降檔案，讓他揣在懷裡然後直接送給金國。理所當然的，這些荒唐的要求被乾淨利落的一一否決了。
儘管要求沒有成為事實，可是堂堂一名國家領導人，為了一己之私利，竟然可以如此光明正大的做出如此厚顏無恥的事來，張邦昌實在想不小人都不行了。因此，如果史書據此將其列入《奸臣傳》、《寵幸傳》或者乾脆單列一篇《小人傳》，都是可以理解而且順理成章的。問題是，無論是官方正史還是民間傳說，卻將張邦昌歸類於“叛臣”，而究其理由，不過因為他當過那么個把月的事實上根本不存在的“皇帝”。這，就是對張邦昌的莫大冤枉了。
其實，張邦昌從來就沒想過要當皇帝。關於這一點，《三朝北盟會編》記載得很清楚：當被告知將成為皇帝候選人時，張邦昌是明確反對並堅決拒絕的。是粘罕和斡離不慌稱只是讓他當宰相，輔佐宋朝太子治理國家，他才勉強進入汴梁城中。而其最終也是由於京城父老鄉親的苦苦哀求，才勉強成為理論上的“皇帝”的。
事實上，儘管在王朝內部表現得相當可恥，可是一旦進入金營，正式成為人質，張邦昌的行為卻可圈可點，基本上展現了一名優秀的外交官員所應當具備的那些風度和品質。比如，當完顏宗翰和完顏宗望不二人召其單獨議事時，張邦昌就始終堅持自己與肅王趙樞（其時康王已經被金軍退貨並另立山頭）以及駙馬曹晟等三人所組成的“人質代表團”是一個共同的整體，自己絕對不能違背外交工作紀律私自行動。最後還是金國使者使用武力才將其帶走的。
此外，張邦昌也從來沒有當過皇帝。雖然當皇帝的任命經過了文武百官的共同簽名認可，但他本人根本就沒有以皇帝自居的意思——他將辦公地點設在文德殿（皇帝的辦公地點為紫辰殿和垂拱殿），將辦公桌椅西向放置（皇帝的座位是南向放置的）。他堅決制止朝廷官員向他跪拜行大禮，當有的官員為了巴結討好而對其跪拜時，他必定“東面拱立”。他與朝廷官員開會聊天時自稱為“予”而不是“朕”，公文往來時用“手書”而不是“聖旨”。凡此種種，都充分證明了他始終是與朝廷官員們以同事和平級關係相處的（《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王時雍是推舉他成為皇帝的首席功臣，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和死黨，可是當王時雍以皇帝專用的“陛下”他稱呼時，他絲毫不留情面的將其狠狠訓斥了一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後來金國大軍準備返回北國，已經身為“皇帝”的他卻身服縞素，率領滿朝文武，親自向其時已身陷金軍牢籠的徽、欽二宗遙拜送行，並且傷心欲絕，涕淚俱下，完全是為人臣子的禮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所有這些行為，無不實實在在的說明，張邦昌所謂的皇帝職位，確實是只存在於理論上的。
事情的真相是，與後世一致認定為“叛臣”的結論恰恰相反，自當上“皇帝”的第一天起，張邦昌就在為推翻自己的統治，實現前朝的復辟而做著種種不懈的努力。就算張邦昌當過皇帝，其終極目標也還是為了恢復“舊時王謝”。
金軍沒走之前，他親自到金營拜見完顏宗望和完顏宗翰，提出了“不毀趙氏陵廟，罷括金銀，存留樓櫓，借東都三年，乞班師，降號稱帝，借金銀犒賞”等七項重要提議，並通過積極的外交斡鏇工作，得到了當局的許可（《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其中，僅歲幣一項就成功免除錢一百萬貫、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的負擔（《大金吊伐錄》），為趙宋王朝的成功復辟和持續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與此同時，他又親自致書金軍統帥，成功的將左丞馮澥、管軍郭仲荀、簽書樞密院事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郎譚世績、中書舍人孫覿以及徐天民、蘇餘慶、沈晦、路允迪、黃夏卿等一干政治精英爭取到了汴梁（《三朝北盟會編》）。前京城留守孫傅、簽書樞密院張叔夜以及御史中丞秦檜曾經反對他當皇帝的態度最為激烈，但他絲毫沒有計較前嫌，同樣致書請求放歸（《宋史》卷四百七十三）。
此外，他還殫精竭慮，請求遣還諸王夫人及諸帝姬，希望通過“曲線救國”的策略——因為當時有部分夫人的腹內正有孕——為皇室宗族保全一絲血脈，可惜被具有高度政治敏感性的粘罕看破（《南征匯錄》）。
最後，當金軍終於準備北歸時，他又委婉而堅決的拒絕了粘罕留一萬金軍幫助其鞏固統治秩序的“好意”，徹底消除了趙宋王朝復辟的暴力隱患。也正是因為如此，他才可以在金軍撤退以後的第一時間內，就派出使臣謝克家帶著傳國玉璽趕到前北宋王朝的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恭請大宋王朝現存唯一合法繼承人——康王趙構前往繼承皇位。同時，恭請元祐皇后在康王到來之前先垂簾聽政，暫時主持大局，自己則以太宰的身份退到內東門資善堂居住，繼而又親自趕到南京，痛哭請罪（《宋史》卷四百七十五）。
至此，我們可以毫不猶豫的說，自始至終，張邦昌從來都沒有任何叛變國家的行為。因此，說他小人則可，將其列為叛臣，則不但有失公允，更是千古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