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信(513～581)
正文
南北朝文學家。字子山。祖籍南陽新野(今屬河南)。梁代詩人庾肩吾之子。他早年曾任梁湘東國常侍等職，隨同庾肩吾及徐摛、徐陵父子出入宮禁，陪同太子蕭綱(梁簡文帝)等寫作一些綺艷的詩歌，被稱為“徐庾體”。他還曾出使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梁武帝末，侯景叛亂，庾信時為建康令,率兵防守朱雀航,戰敗。建康失陷，他被迫逃亡江陵，投奔梁元帝蕭繹。元帝承聖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抵達長安不久,西魏攻克江陵,殺蕭繹。他因此被留在長安,歷仕西魏、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故又稱“庾開府”。詩歌成就 庾信被強留於長安,內心是很痛苦的,因為他從此永別了江南；同時從封建道德角度來看，不僅是屈事二姓，並且是在殺他“舊君”的鮮卑族政權下做官，還被引為“失節”。再加上流離顛沛的生活，也給他的家庭造成了許多不幸。這些因素使他在出使西魏以前和以後的思想和創作，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庾信出使西魏以前的作品存者不多，一般沒有擺脫“宮體詩”的影響，在形式和技巧等方面比較講究，而內容則不免貧乏。他那時的詩中也常有寫景的佳句，如：“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日落含山氣,雲歸帶雨余”(《奉和山池》)；“水流浮磬動，山喧雙翟飛；夏余花欲盡，秋近燕將稀”（《入彭城館》）等。他這一時期所寫的抒情小賦如《春賦》、《對燭賦》、《盪子賦》等，辭藻華美，刻畫一些婦女的心理也較細緻，但筆力纖弱。這些賦中用了大量五、七言句，如《春賦》起首四句為:“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里作春衣；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此賦末段也屬這類句子,這些小賦和初唐歌行相似,在梁中葉以後的文人作品中,他的這些詩賦還算是比較好的。他還有一些詩則用典過多，缺乏真情實感。如《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一詩，雖僅八句，共用四個典故，而其他各句，也多化用前人作品句意。
庾信迄今被傳誦的詩賦，大抵是到北方後所作。這些作品從思想內容到藝術風格都和早年有所不同，但仍保持著喜用典故和注意對仗的特點，這是當時文風及他個人習慣使然，同時便於他在那種處境下吐露自己的思想感情。例如他詩歌的代表作《擬詠懷》27首，雖屬模擬阮籍，實則全是感嘆自己的身世。其中第三“俎豆非所習”、第四“楚材稱晉用”兩首，差不多每句都有出處，當是因為作者的思想不宜直言，只能用比興或詠史手法來寫。第三首的“倡家遭強聘，質子值仍留，自憐才智盡，空傷年鬢秋”，顯然是傾訴自己迫於事勢而不得不羈留長安的悲愁；第四首的“寓衛非所寓，安齊獨未安；雪泣悲去魯,悽然憶相韓”,則流露了鄉關之思和對梁朝的留戀。第十一首“搖落秋為氣”、十二首“周王逢鄭忿”也較有名。如：“古獄饒冤氣，空亭多枉魂；天道或可問，微兮不忍言”，是哀悼江陵陷落時被殺的官員和軍民；“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既悲嘆蕭繹的敗亡，也流露出對自己遭遇的憤懣。庾信在創作這組詩的時候，為了避免觸犯北周政權而採用了較為隱晦曲折的手法。這和當時一些人單純追求辭藻而“競須新事”有所不同。所以這組詩用典雖多，仍使人感到真摯而不至晦澀平板。
他的《和張侍中述懷》自稱“漂流從木梗，風卷隨秋籜；張翰不歸吳，陸機猶在洛”，渴望“何時得雲雨，復見翔寥廓”；《奉和永豐殿下言志》中的第八首甚至說：“連盟翻滅鄭,仁義反亡徐；還思建鄴水,終憶武昌魚。”這些詩句不但真切地吐露了內心的痛苦，而且流露出對北周統治者的不滿。他的樂府歌行，也常常使用比興手法自悲身世。如《怨歌行》寫遠嫁長安的金陵女子“回頭望鄉落淚,不知何處天邊”,顯然是自喻。《楊柳歌》寫得比較隱晦，據清人吳兆宜說：“此篇多寓言，似為江陵之偦而作”，從詩中“百年霜露奄離披，一旦功名不可為，定是懷王作計誤，無事翻復用張儀”等句看來，此說似可信從。
杜甫在《戲為六絕句》第二首中曾說：“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的確，庾信到北方以後的詩顯得蒼勁和沉鬱,詩歌風格的變化,既與他在北方所作的詩中多身世之嘆有關，也和他經歷戰亂及對北方景物有較深的感受有關。如《郊行值雪》寫北方的冬景，以“寒關日欲暮,披雪渡河梁”作結,頗有悲涼之氣；《望野》寫戰亂後景象：“有城仍舊縣，無樹即新村”，雖很含蓄，但是把城鄉殘破之狀寫得很傳神。他的《燕歌行》寫圍城中孤軍苦戰；《同盧記室從軍》寫北周齊王憲平北齊的戰績，都很真實而有氣勢。他還有一些詩句也寫得清新可喜，對唐人五律有深刻影響。如“寒沙兩岸白，獵火一山紅”（《上益州上柱國趙王》）；“野戍孤煙起，春山百鳥啼”(《至老子廟應詔》)；“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舟中望月》)等。所以明代張溥說:“史評庾詩‘綺艷’,杜工部又稱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詩家難兼，子山備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庾開府集題辭》）
庾信贈別友人的小詩往往寫得親切動人，很少用典。為歷來讀者所喜愛。如《寄王琳》:“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還有《寄徐陵》、《和侃法師三絕》、《重別周尚書二首》等，都很著名。明人胡應麟《詩藪》評庾詩：“五言小詩,特有佳者,合處往往類盛唐。”（《雜編》卷三）這些詩雖然有時平仄不調，但已開五言絕句的先河。
庾信到北方後也寫過一些內容不甚健康的詩,如《和趙王看妓》等。此外,他還寫過一些應制之作及郊廟歌詩，可取之處不多。
辭賦成就 庾信在辭賦方面的成就並不亞於詩歌，他的抒情小賦如《枯樹賦》、《竹杖賦》、《小園賦》和《傷心賦》等，都是傳誦的名作。其中《枯樹賦》純用比興手法，以樹木自比，如用“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瀝血”等擬人化的描寫，引出自己身世飄零的感慨,慷慨悲涼,富於感染力。《小園賦》和《傷心賦》亦自傷身世之作。《小園賦》，偏重寫景，其中“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諸句平易如口語，在庾信辭賦中別具一格。《傷心賦》偏重於傾訴個人不幸，有助於了解作者的生平。他還有些賦藝術價值不如上述幾篇。但在文學史上亦有一定影響，如《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中的“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二句，是唐王勃《滕王閣序》中名句“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之所本。
庾信(513～581)駢文及其他 庾信是南北朝駢文大家，與徐陵齊名，而論者大抵以為庾高於徐。他的文風以講究對仗和幾乎處處用典為特徵，與徐陵有相似之處。
庾信的駢文全是到長安後作，多為套用文字，但常有抒情性和文學意味，還有一些對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有較大價值。最為人傳誦的是《哀江南賦序》。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傷身世,其中“日暮途遠，人間何世”；“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台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豈河橋之可聞”諸句，雖有些字句在語法上略見小疵，曾遭人譏議，然而筆端富於感情,很是感人。另外,他的《賀平鄴都表》中提到“二十八宿，止余吳越一星；千二百國，裁漏麟洲小水”，表示希望周武帝宇文邕統一中國。這說明他之所以依戀江南，除了傳統的忠君意識外，主要還是鄉關之思。
庾信的《擬連珠》均是優美的駢體短文,其中如“是以楚塹既填，游魚無托；吳宮已火,歸燕何巢”；“是以吳起之去西河,潸然流涕;荊軻之別燕市,悲不自勝”,都是借典故以自嘆身世。他哀悼由梁入周的蕭永，作《思舊銘》，有“所謂天乎，乃曰蒼蒼之氣；所謂地乎，其實搏搏之土。怨之徒也,何能感焉”等語,簡直是呼天搶地，十分沉痛。
歷來論者，往往推崇庾信為六朝首屈一指的駢文家，這是由於他善於運用典故，純熟地駕馭“駢四儷六”的語言格式，毫無生硬之感。但由於用典過多，又刻意求對，也不免出現一些欠通順之句，曾為金王若虛等人指責。然而他有時用典卻屬於暗喻，如《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中寫道宣帝宇文贇殺宇文憲時說：“季友之亡，魯可知矣；齊喪子雅，姜其危哉”，借《左傳》中兩個典故，指出北周王室骨肉相殘，屠戮賢臣，還預見到北周滅亡的徵兆。象這樣用典，則無可非議。
庾信的文集據宇文逌所作的序言說原有20卷。《隋書·經籍志》著錄為21卷，其中可能有一卷是目錄，今存《庾子山集》已非宇文逌作序和《隋志》所著錄的本子，而是後人搜輯遺文重編。今本《庾子山集》以《四部叢刊》影印明代屠隆本為最早。《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註》講到明有汪刊本，共12卷；還有朱曰藩刊本，僅6卷,有詩無文。此外還有明代張溥所刻《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稱《庾開府集》。庾信集較早的注釋本是清代吳兆宜所注10卷本。稍後有倪璠注本16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