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商簡介——源遠流長的山西商業資本
一、山西商人的足跡遍布全國
山西商人，尤其是首創中國歷史上票號的山西票號商人，商路遙遠，匯通天下，曾在中國歷史上顯赫一時。直至如今還傳頌著“山西人善於經商、善於理財”的佳話。
山西商人的活躍，古代文獻多有記載，到明代已在全國享有盛譽。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貨幣經營資本逐步形成，不僅壟斷了中國北方貿易和資金調度，而且插足於整個亞洲地區，甚至把觸角伸向歐洲市場，從南自香港、加爾各答，北到伊爾庫茨克、西伯利亞、莫斯科、彼得堡，東起大坂、神戶、長崎、仁川，西到塔爾巴哈台、伊犁、喀什噶爾，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跡。有些商人甚至能用蒙古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俄語同北方少數民族和俄國人對答如流。可以說，從蒙古草原上的駱駝商隊，到吳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計價核算，從呼倫貝爾的醋味，到貴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釀造叫賣。無怪有人說：“凡是有雞鳴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動過的地方遺址，至今到處可以看到：甘肅的老西廟、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銅鼎、江蘇揚州的亢園、安徽毫州的花戲樓，大都是山西商人創建的；安徽雉河集（渦陽）的山西會館，曾經是捻軍起義的發源地；著名的貴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鹽商雇杏花村汾酒廠工人和當地釀造工人共同首創的。以山西商人字號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猶存：張家口的日升昌巷、包頭的復盛西巷、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寧武巷等等，無怪在東北流傳著“先有曹家號，後有朝陽縣”，在內蒙流傳著“先有復盛西，後有包頭城”，在西北流傳著“先有晉益老，後有西寧城”的諺語。山西商人經商的地域之廣，人數之多，確實是相當可觀的——
二、山西商品經營資本的發展
山西商業資本開始的時間很早。先秦時代晉南一帶就有了商業交易活動。晉文公稱霸時，榆次、安邑就已成為有名的商業集鎮。秦漢時代，太原、平陸、平遙、汾陽等地已成為重要商品集散市場。唐朝定太原為北京，使太原城成為商業繁華的有名城市，韓愈形容當時的太原是“朗朗聞街鼓，晨起似朝時”。儘管如此，這一時期的山西商人還沒有一定組織和突出的地位。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與徽州商人並稱，成為當時中國商業的中堅力量。北宋王朝所需要的戰馬大多數依靠北方的遼來供應，遼也急需要宋的手工業製造品。據歷史文獻記載，宋朝慶曆年間（公元1041——1048年），宋王朝出藏絹2000多匹在山西岢嵐買馬，又出絹30000多匹在山西各州府買馬，非官方的民間貿易更是頻繁。《馬可·波羅遊記》中寫著：“從太原到平陽（臨汾）這一帶的商人遍及全國各地，獲得巨額利潤”。
從明代到清代初年，山西商人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明代全國較大的商業城市有33個，山西就有太原、平陽、蒲州（永濟）三處。這時，山西商人的資本積累已相當可觀：“平陽、澤、潞富豪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末年，山西商人已進入了東北地區，1618年努爾哈赤占領撫順時，對在撫順的山西等地的大商人寫了“七大恨”，命令他們退回山海關內，可見當時山西商人已經和後金進行著貿易活動。清兵入關後，蒙古地區歸入清王朝統治，歸代城商業開始蒸蒸日上。康熙中年，山西商人進入外蒙古草原貿易。從此，東北的松遼平原和內外蒙古草原，就成為山西商人販運貿易的新市場。當時，蒙漢貿易必須經過張家口和殺虎口（後改歸化城），俗稱東口和西口。張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業是祁縣人范家開設的“興隆魁”，這個商業性的企業有職員290多人（有的則說共有職員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國對外蒙和俄國貿易的第二大型企業。
在對蒙貿易的西口——殺虎口，山西的行商經常在大青山和西營一帶貿易，並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顧，獲得了很高的利潤。這些行商會說蒙語的被稱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開辦的“大盛魁”，從業人員達六、七千人，人們曾形容“大盛魁”的財產能用五十兩重的銀元寶從庫倫到北京鋪一條路。在寧夏，著名的大商號多是萬榮、平遙、榆次、臨猗一帶的山西商人開辦，寧夏的名藥材枸杞半數掌握在山西人開的“慶泰亨”手中。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寧為根據地活動於各州縣。在北京，糧食米麵行多是祁縣人經營；油鹽酒店多是襄陵人經營；紙張商店，多是臨汾和襄陵人經營；布行多為翼城人經營，鮮魚口以西有布巷，全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號“都一處”、“六必居”、“樂仁堂”等都是浮山、臨汾等山西商人首創和經營。此外，山西商人還到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廣東等地貿易和經商。廣州的濠畔街，多數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廣生遠”、“廣懋興”、“廣益義”等實際都是山西人在廣州開設的企業。由海上出口茶葉，比如運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產地收購，運往廣州，由潮幫商人從山西商人手中購進再轉運南洋的。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揚州的鹽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長江口出海與日本的貿易，也數山西人最為活躍。
除了國內貿易外，山西商人還開拓了國外市場，我國從陸路對俄貿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個俄國城市，都有過山西人開辦的商號或分號。在朝鮮、日本，山西商人的貿易也很活躍，榆次常家從中國輸出夏布，從朝鮮輸入人參，被稱作“人參財主”；介休范家，幾乎壟斷了對日本的生銅進口和百貨輸出。在清朝統治期間，能夠興旺發達二百餘年的商業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聶家、太谷的曹家，祁縣的喬家、渠家，平遙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臨汾的亢家，萬榮的潘家，陽城的楊家等等。他們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貸者，又是大地主，都擁有極為雄厚的資本——
三、“匯通天下”的山西票號
山西商人資本中的貨幣經營資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號。票號又叫票莊或匯兌莊，是一種專門經營匯兌業務的金融機構。在票號產生以前，商人外出採購和貿易全要靠現銀支付，在外地賺了錢捎寄老家也得靠專門的鏢局把現銀運送回去，不僅開支很大，費時誤事，而且經常發生差錯。這就迫使外出經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尋求新的辦法。相傳平遙縣“西玉成顏料莊”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設有分莊，總經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莊經常為在北京的山西同鄉辦理北京與平遙、四川或天津之間的現金兌撥。比如平遙商人在北京把現金交給“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就分莊就寫信給平遙“西玉成”總號，讓匯款人在平遙領取現金。這種異地撥兌，開始只限於在親朋好友之間進行，並不收費。後來，要求撥兌的人越來越多，在雙方同意的原則下，出一定手續費就可辦理。這位雷經理很聰明，發現這是一個生財之道，於是改設“日升昌”，兼營匯兌業務，果然營業很旺盛。接著，他就放棄了顏料生意，專門經營匯兌業務，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家票號。以後，他們調查了山西商人貿易的地點，選派精悍的夥伴，先後在天津、張家口、瀋陽、蘇州、上海、廈門、廣州、桂林、重慶、長沙等地開設匯兌分號招攬生意。由於這種匯兌在此處交款，彼處用錢，手續簡單，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匯款以外，還有政府及官員來托辦匯兌事宜。隨著資本的增加，通匯地點越來越大，利潤也越來越多。接著又吸收現款，發放貸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興旺。看到這種景象，山西商人紛紛學習“日升昌”的經驗，投資票號，從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號。到鴉片戰爭前夕，山西票號大約有八家。鴉片戰爭後的十年內，僅日升昌、蔚豐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號在各地設立的分支機構就有35處，分布在全國23個城市。他們除專門經營匯兌業務外，還兼營存款、放款業務，並把匯兌、存款和放款結合起來，利用承匯期，占用客戶的現金放高利貸，得到了很高的利潤。據史料記載，1847年末，山西票號蔚泰厚蘇州分號已有存款（白銀）36000兩，放款80000兩，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號有存款近37000兩，放款近70000兩。太平天國起義後，清政府的財政更加困難，山西票號也由起初為封建商人服務轉向清政府。為了承攬清政府對外活動款項匯兌等國際業務，票號商人在國外設立分支機構，祁縣合盛元票號總經理賀洪如於1907年在日本神戶、東京、橫濱、大坂都開設分支機構，平遙的永泰裕票號在印度加爾各答開設分號。此時的山西票號真可說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了——
四、山西商人對中國金融貿易史的貢獻
一、山西商人資本的發展，不僅使山西商人聚集了大量的貨幣資財，讓白銀源源不斷地流回家鄉，而且促進了山西手工業的發展，促進了全國商品物資的交流，加快了中國自然經濟解體和商品經濟發展的進程。清乾隆年間，山西商人王廷煜投資開採銅礦，劉永和投資開採龍門煤礦，使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明朝官營解鹽生產，徵發鹽戶到鹽池服役做工，叫做“鹽丁”。鹽丁另立戶??苦萬狀，經常抗工逃亡，生產效率極低，這表明落後的生產關係已經不能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1648年，清政府廢除“鹽丁”制，把解鹽生產改官營為民營，交給商人自行澆曬。第二年又把鹽池分為五百一十三號，規定一戶商人經營一號，逐一登記。這種經營解鹽生產的“坐商”，自籌資金，僱人撈鹽，每產鹽一百引（二百四十斛為一引），其中七十引要納稅，一引折合白銀三錢二分，另外三十引不納稅，抵作商人工本費。坐商對鹽池雖然沒有所有權，但是卻有占有權和使用權，他們只要向政府納稅，就可獲得一號鹽池，經營生產。坐商僱傭工人的工資，以其技術高低來決定，按年支付，實際上已構成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坐商就是早期的資本家，鹽工則就是近代鹽池產業工人的前身。當時，鹽池有20000多名工人，生產規模巨大，超過了歐洲早期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的水平。從明朝官辦，“鹽工”逃亡，到坐商經營，“居民踴躍赴工”看，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性轉變，顯示出新的生產關係適應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積極作用。
二、造就了一代理財人物。山西商人資本不論是商品經營資本還是貨幣經營資本，一般都不是資本的擁有者（即商業資本家）直接從事經營活動，多數是由財東（商業資本家）出白銀若干，委託一個自己信賴的、精明能幹的人當掌柜（相當於經理），從事某項經營活動。財東把資金運用權、人員調配權、業務經營權交給掌柜，獨立自主地從事經營活動。定期結帳一次，由掌柜向財東匯報經營成果。如果財東滿意，就繼續任用，財東信不過就可以辭退。這種資本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實行經理負責制的方式，再加上以後實行的人身股制度，促使經營者工作不敢懈怠，把職工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促進了管理人才的出現，提高了經營效益，這在中國企業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
三、捨得智力投資，舉辦商人職業教育。早在元代，運城鹽池就設有鹽商子弟學校，叫做“運城鹽運使司學”。清代在包頭城，也有山西商人自辦的子弟學校。馳名中外的旅蒙商“大盛魁”商號，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設有本企業的訓練機構，從晉中招收十五、六歲的男青年，騎駱駝經過歸化、庫倫到科布多接受蒙語、俄語、哈薩克語、維吾爾語及商業常識的訓練，一般為半年，然後分配到各分號，跟隨老職工學習業務。這種重視提高職工業務素質的辦法，就是現在來看，也是很有遠見卓識的。
四、首先創造了民間匯兌業務、轉帳和清算中心，首先創造了類似中央銀行的同業公會，都顯示了山西商人的精明能幹和創造能力。山西商人，最先打入國際金融市場，表現了他們敢於向新的領域開拓的風姿。學習這段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山西人並不一向就是那么封閉落後，因循保守。明清時代，敢於遠離家鄉，開拓致富的山西商人，並不比沿海一帶的商人遜色。在發展現代經濟的今天，學習這段歷史，反思我省由開拓走向封閉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對於振興山西經濟，建設美麗的家鄉是很有意義的。
喬家始祖喬貴發，祖居祁縣喬家堡，因其父母雙亡，早年常為人幫傭，是一個衣不遮體無依無靠的光棍漢。乾隆初年與秦姓結為異姓兄弟，一同出走口外，開始在薩拉開廳合成當鋪做夥計，稍有積蓄，便轉到西腦包開草料鋪，兼銷豆腐、豆芽、切面及零星雜貨。二人苦心經營，生意日見起色。但後來又一度虧賠，幾乎歇業。喬只好回原籍種地，留秦姓守攤。喬回原籍後娶積氏為妻，後續李氏。
乾隆二十年（1755）口外糧食豐收，秦氏趁糧價低時購存一批黃豆，不料次年黃豆歉收，秦把黃豆出售，獲利頗豐，便把喬從原籍叫來共同經營。喬秦二人把店移到東前街，開設客貨棧廣盛公，喬秦二人當上了財東。到嘉慶時，廣盛公生意十分興隆，但一次倒賣“買樹梢”蝕本。所謂“買樹梢”就是當農民急於用錢時，將其青苗作抵押，商號借錢給農民。廣盛公這次“買樹梢”蝕本，幾乎倒閉，幸當地往來業戶支持，議定將廣盛公欠款緩期三年歸還，使廣盛公得以苟延殘喘。到三年結賬時，廣盛公不但還清了債款，而且大有餘利。秦、喬認為此乃復興基業起點，便把廣盛公改名復盛公。喬氏以在中堂、大吉堂、進修堂、德興堂名義，秦氏以三餘堂名義，在復盛公共投資白銀3萬兩，業務仍以經營油糧米麵為主，後又兼營酒、衣服、錢鋪，買賣日益興隆。
喬家子弟恪奇祖訓，定有家規，不準嫖賭，不準納妾，不準酗酒。因此喬姓家業興旺。而秦姓子弟吃喝嫖賭，揮在浪費，漸從號內將股抽出，全部花光。秦氏抽出之股均由喬家補進，最後復盛公14個財股中秦姓只留1分2厘5，余皆為喬姓之股。
復盛公成為喬姓之商號後，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氏依託復字號，又向國內各大中商埠發展，先後在京、津、東北、長江流域各城鎮設立商號。光緒十年（1884）又設大德通、大德恆票號。大德通票號最初資本6萬兩，中期增銀12萬兩，最後增至35萬兩。大德恆票號資本10萬兩。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徐珂《清稗類鈔》載，喬氏共有資產四五百萬兩。實際不止此數，清末喬氏在全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等200多處，有流動資金700——1000萬兩以上，加上土地房產等不動產，有資產數千萬兩。
喬氏在商業經營中很注意網羅人才，這也是喬氏商業長久興旺的重要原因。如祁縣人閻維藩（1859－1949），原在平遙蔚長厚票號福州分莊任職時，曾為福州都司恩壽墊支白銀賄官，總號認為閻違背號規，要處置維藩，不久恩壽升遷漢口將軍，但維藩因處分之事不快，已決意辭職。喬致庸得知訊息，認為閻善於交給官府，又是個經營人才，派其子學儀專程途中截迎，禮聘閻氏為大德通票號總經理，許全權處理號事。閻為報答喬氏知遇之恩，彈精竭慮，苦心全營，使喬氏商業獲益非淺。喬氏為其商業之繁盛，一直注意交結官府。喬映霞就認為花錢捐官買來的只不過是死後銘碑上的殊榮，並無可驕傲之處，而花錢結識權貴則可作為經商靠山。如果某官在官場失意，又可另外交結新官吏。也就是說前一個靠山倒了，還可找新靠山，使商業經營不受影響。喬氏交結權官，上至皇室親貴，至州府縣吏，四方籠絡，八方疏通。光緒以來，陝甘封疆大吏、山西巡撫道員，幾乎都與喬氏的商業在經濟上有交往。庚子事變，慈禧西逃，途經山西時，喬氏大展交結官吏之能事，使慈禧行營設在其所辦票號祁縣大德通總號，又出借給清廷40萬銀兩，以解清廷西逃財政拮据之急。清廷當然也是“投之以挑，報之以李”，此後對喬氏商業多加關照，又讓山西巡撫丁寶銓將“福種琅環”匾賜喬氏，喬氏商業也得以藉此大壯聲威，擴大了影響。
喬貴發共有三子，長於全德，堂名德星堂，但後繼乏人，人丁缺少，故長門所營商業較遜色。
次門全義，生子致遠，堂名寧守堂。致遠生二子。長嶸，堂名保和堂，次超五，堂名保元堂。喬超五是鹹豐九年（1850）舉人，光緒初補新城知縣，在他的影響下，其子弟秉承遺訓，追求功名，故喬姓這一支，父子、叔侄、爺孫、兄弟、舅甥多有科名。
三門全美，堂名在中堂。全美生二子，長子致廣，英年早逝；次子致庸（1818一1907），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鹹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致庸先是想以“儒術榮門閥”，後又感到此乃舍本求末。於是決心繼承租業，在商界大展宏圖。致庸治商有方，並主張經商首重信，次重義，第三才是利。他認為：經商必須戒懶、戒驕、戒貪。在致庸的精心經營下，喬氏“在中堂”的商業得到很大發展，人稱致庸為“亮財主”。致庸生有六子，次子景儀所生子映霞，過繼長子景岱，人皆稱大少，喬氏在中堂後來由他主持。
映霞深受乃祖薰陶，主持喬家以來，事業心強，治家頗嚴。映霞不願意喬家諾大家業在他手中敗落，力圖振興，維護這個家族的繁盛和完整。
映霞還針對眾兄弟與子弟的性格特點，分別立書齋名，如“不泥古齋”、“知不足齋”、“日新齋”、“自強不息齋”、“一日三省齋”等，以資互勉，並訂立家現：一不準吸鴉片，二不準納妾，三不準賭博，四不準冶遊，五不準酗酒等。
喬家對子弟讀書也十分重視，而且要求甚嚴。他們聘私塾教師一定要聘學問大的，在接待上也尤為禮遇。如對所聘本縣名儒劉奮熙，尊敬異常，以致不敢對劉提報酬，只是暗中對劉家給予多方資助。喬家對教師逢節日有例敬，專配有二名書童陪待，吃飯時由家長作陪，遇有家宴或送請賓朋，必為教師設首席相待，教師回家時，必備轎車接送，家長率子弟恭立甬道送迎。喬氏如此尊重教師。其目的是在子弟中樹立教師威望，生崇敬之心，有利於教師秉權執教。約束驕橫的小少爺。同時使教師有所感戴，可不遺餘力地施教，最後受益者仍為喬家。喬氏重教之風，為喬家培育了許多人才，其後代子弟有不少人進入高等學府，成為科學家、教授和愛國軍人等。
儘管喬映霞很能幹，但他的婚姻生活並不完美，而且還引起過報界注意。映霞思想化較開明，早期崇拜康梁，後傾向孫中山推翻帝制，曾率先剪辮子，動員家族婦女解除纏足之陋習，又任過區長、禁菸委主任。一次在與鄰村人械鬥中，誤用槍打死一人，花了很多金銀才了結此事。1914年金永任山西巡按時，意欲勒索喬家，又舊事重提；傳拘映霞。不得已逃天津租界。在此期間，信奉了基督教。映霞原配程氏，難產身亡。繼娶楊氏，生子健，但楊氏不久也去世。一次，映霞在津偶然與劉菊秀邂逅相遇。劉氏天津人，協和醫專肄業，護士。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劉正在病房實習，二人相識，後成婚，生一子，生活了五年。後二人因個性不合，時有口角，裂痕越來越大，最後離異。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樓自殺，致使踝骨斷裂，終生成踢腿。《在中堂——喬家大院》一書載：“對劉菊秀外界詆毀頗多，說她原本有情夫，和映霞結婚不過貪喬家之財而已。婚後仍和原來情人鴻雁往來，暗渡陳倉，還說得有鼻子有眼的，什麼通信用英文書寫，欺映霞不識英文，映霞截獲原信著人翻譯，始知為請書等等。”1994年筆者在日訪學期間，蒙日本學者小野信爾、小野和子教授幫助獲得民國10年2月28日出版的《解放畫報》第17、18期，載有《一封內容複雜的信》，披露了映霞與劉的婚姻內情：即喬劉是1917年夏經人介紹結識，是年11月20日（農曆）結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劉之情人是美國麻省工大碩士林某，該報還登載了劉林英文通信。但喬劉離婚後，劉嫁北京某醫生。文章指出：“劉女士本不愛喬，是父母拿喬財產染她之心，才為勢所屈。所以教會的牧師為了財產離經叛道了，堂堂的碩士為了財產變成拆白黨了！信教的婦女為了財產墜入地獄了！忠厚的男子為了財產受著痛苦了！財產究竟是好東西呢？還是壞東西呢？還是不會用財產呢？”該文作者結論道：“父母遺產不是享福之具，實是取禍之道。有志的男女，不應收受父母之遺產，明白的父母，不應將遺產傳之子女。”從喬映霞的婚姻故事中，可知民國初年喬氏資產尚多，不過並不等於喬映霞就能有了幸福美滿的婚煙。
喬氏家族的衰敗，是從清末清政府設戶部銀行始。時喬氏票號業務多被官辦銀行奪走，公私存款大幅度減少，喬氏不得不把票號改組為錢莊。辛亥革命時期，隨著清王朝的滅亡，原依附清王朝的喬氏商業，大受損失。喬氏在包頭的復字號商業，1926年馮玉祥軍向北撤退，餉糧皆由包頭商號墊支，攤派極重，喬氏復字號因此損失糧食五萬石，現洋150萬元，元氣大傷。1937年日軍侵占包頭，喬氏復字號當鋪、錢鋪均被日偽組織接收。抗戰後，喬氏商號復業，僅苟延殘喘，到解放前已是奄奄一息。
祁幫商人是我國清代商界一支勁旅，而渠氏是祁幫商人中資財最大的一戶，他們的茶莊“長裕川”聲名卓著，票號“三晉源”匯通天下。據《清稗類鈔》載，渠氏資產為三四百萬銀兩。
渠氏先祖渠濟，上黨區長子縣人。元末明初其子敬信、守信、忠信做販運小本生意，是走村串戶的“貨郎挑”，經常從上黨販運潞麻和梨到祁縣，再把粗布和棗販回上黨，年長日久，有了些積蓄。明洪武二年（1369），便把其父接到祁縣定居。後來其子孫經商於包頭一帶，到渠源禎曾祖父渠同海時，在包頭經營的商業已初具規模，購地十餘頃，經營著菜園、油糧、茶葉，併兼作錢業生意。到清朝乾嘉年間，渠源禎的祖父映璜又增設長源川、長順川兩大茶莊，從兩湖採辦紅茶，販銷於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國。至此渠家已經積累了萬貫家財，成為巨商大賈之家。據渠家傳說，渠映璜逝世前有銀120萬兩，其子長瀛、長發兩門各分銀60萬兩，因長瀛早逝，由其兩個兒子源潮、源禎繼承，各分得銀30萬兩，而長發的60萬兩銀由其子源淦、源洛繼承。渠家從渠氏第十七代源字輩，進入黃金時代，當時為晉中八大富戶之一。
源禎，字筱洲，小名旺兒，被鄉人稱為“旺財主”。渠源禎是著名的三晉源票號財東，該號創設於同治初年，資金30萬兩，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設分號11處，最盛時營業額達六、七百萬兩，每股紅利6000餘兩。渠源潮是長盛川票號的財東。源禎還與源潮、源淦、源洛合組百川通票號，投資存義公票號，同時還在各省設有茶鹽店、錢鋪、當行、綢緞莊、藥材莊等莊號。人稱“旺財主”的渠源禎是渠氏家族中最善於經商理財者。如同治年間，渠源禎投資銀30萬兩入股在平遙縣南大街開辦的“百川通”票號。後來柜上存入了滿清旗人一筆3000萬兩的巨款，只保存銀，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財運，三年結賬，每股分紅1萬餘兩，渠源禎每次分紅10萬兩，連續分紅三次，掙回原來的本錢後，源禎便斷然將本金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驚訝，有人問源禎，他笑而不答。後來源禎才說出其中緣故，原來他認為：凡事樂極生悲，否極泰來，盛者必有衰，買賣有掙就有賠。百川通存銀是旗人的，旗人有權有勢，時間一長難免要耍無賴。何況發財也要有夠，差不多時就要罷手，這樣股息皆得。若到虧損衰敗下來就悔之已晚！果然，時過不久，百川通的生意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源禎之識見，一時在山西商界被人廣傳。
渠家很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他們認為經濟上具有一定實力後，還須通過培養子弟，使其走科舉之途進入官場。既可改變商人家庭在社會上的地位，同時又可用以鞏固其商業上取得的成就。另外，隨著清末西方科技文化的傳入，渠家深感數學、化學、物理等學科具有重要的實用價值。於是，便延請有這方面知識的教師為其子弟授課，期望他們在未來得到更好的發展。渠源禎之子渠本翹，就是渠家最傑出的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