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孫玉琦1885年出生在河北省獻縣，幼年隨父逃荒來到天津。因其父謀得美國基督教公理會雜役差事。稍長便入了基督教，併到教會學校讀書。那時的教會學校大都開展球類和田徑運動，少年時代的孫玉琦即對體育產生興趣。民國初年，他於協和書院畢業後，在南開學校做了音樂教員兼教英文。他發現國內使用的球全部是國外進口的，價格昂貴，便研究起制球技術。
1921年，孫玉琦毅然告別已當了9年教員的南開學校，在家中辦起了工廠，專門縫製籃球。他的這一舉動深得張伯苓校長的讚許。據說孫離開南開學校時，張伯苓多付給他幾個月的薪金以表支持。開業之時，孫玉琦自擬一副對聯掛在屋裡：“利應社會需要，製造體育用品；生為人身健康，暢銷運動器具。”並取上下聯之首字，將自己的工廠命名為“利生工廠”。筆者曾見到一份題為《利生工廠的以往及現在》的文字資料，裡面特別提到：“籃球可稱得起是中國近代最普通的遊戲，推其原因不外乎：（一）籃球是最興奮最活潑的運動；（二）中國自製的籃球好用便宜。這第一個原因固然有很大的影響，然第二個原因才算實現這種運動普遍的元素。”
利生在剛剛創業時，所用皮革，都是從市場買進的，有的厚薄不勻，有的伸張力未飽和，因此，造出的球彈跳高低不穩，並且容易走形。為此，孫玉琦每周兩次赴燕京大學製革專業旁聽；同時，聘請直隸工業學校製革科畢業生王學敏為技術員，在廠內建立了製革部，又請來留美專攻製革的齊守愚到廠，任製革工程師兼副廠長，購進、製造、改進制革機器，大幅度提升籃球質量。不久他們又開展足球、排球的生產，質量均堪上乘。
1928年至1936年，是利生大步進取的極盛時期。除生產足、籃、排、羽毛球外，還增添了鐵餅、標槍、雙槓、木馬、吊環等體育器械的生產，並承制各種運動鞋、襪和服裝，承包建造體育場館。時人所稱亞洲最大的體育場——河北體育場（今北站體育場）、耀華中學體育館、天津水產學校游泳池、天津培才國小兒童遊戲場等，均為利生設計或修造。在此期間，員工增多，廠房也不斷擴大，先遷至河北五馬路，後又遷至河北昆緯路，產品打入了國際市場。1931年，出席世界運動會的中國籃球隊指導董守義曾這樣評價利生生產的球類：“中國國際球類比賽場中，所用球類素來採用歐西各國出品，及利生工廠經多時研究，所以籃球足球等類，較之歐西名廠出品無分軒輊。在天津萬國籃球比賽及華北球類比賽中，以該廠出品幾經考驗，認合標準，即正式採用該廠之球，作為比賽之用。在中國球類由西人認為合格採用者，利生工廠實開最先紀錄也。”
1937年“七七”事變後，在日軍的鐵蹄下，利生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先是皮革被軍方徵用，斷絕了球革來源；之後，日寇又以偽聯幣15.8萬元強購利生廠地，利生被迫遷往河北五馬路舊址。據知情人講，當時日本最大的體育用品製造廠商美津濃派人訪華，參觀了早已慕名的利生體育用品廠。參觀後，日方提出要與利生合營。這在當時來說，如果單從利益上考慮，對利生是很有利的，但董事長孫玉琦出於愛國和民族自尊，嚴詞拒絕了日方的要求。以後日本憲兵經常來廠刁難，又以鐵路局建職工宿舍為名，強買利生廠的房產，幾經周折，最後利生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忍痛出讓。
1945年日本投降，利生收回了在河北昆緯路的廠房，恢復了生產，但業務仍無太大起色，直到解放後利生廠才獲得新的發展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