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背景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於是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
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於是民情激憤,士紳集會,書院停課,反洋教情緒高漲。第二天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並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柵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並不認識,無從指證”。故證明,以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民眾已經無從分辨真假。
案發過程
謝福音神父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協商育嬰堂善後處理辦法。但當時已經有數千民眾包圍了教堂,教堂人員與圍觀的人群口角起來,引起拋磚互毆。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要求崇厚派兵鎮壓,沒有得到滿意的結果。在前往教堂的路上,與知縣劉傑相理論,怒而開槍,打傷了知縣的遠房侄子劉七,民眾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瞭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於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1870年6月24日,外國軍艦來到天津,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調查分析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中國負責的官員,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並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曾國藩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諭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隨後經他調查之後,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於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8人(馬宏亮、崔福生、馮瘸子等,行刑之日是10月19日),充軍流放25人,並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6萬兩銀,並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於一命一抵了案”。而法國因隨後發生了普法戰爭,無暇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處理結果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眾輿論均甚為不滿,“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而另一方面天津教案的訊息,也對於全國其他地方有所影響,產生對於西方傳教士的謠傳及不信任,這些謠傳也在一些地區造成了教案的發生。由於民怨沸騰,朝廷讓李鴻章接替曾國藩。交接當年,曾問李:“你與洋人交涉,準備怎么辦?”李回答:“我想與洋人交涉,不管什麼只同他打痞子腔。”李鴻章最後判決將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其餘不變。曾國藩被痛罵,“外慚清議,內疚神明”,一年後即去世。
社會影響
教案了結之後,大臣崇厚作為專使,去歐洲向法國道歉,以示與法國“實心和好”。1870年10月28日,由上海起程,抵達馬賽時,普法戰爭正酣,法國政府無暇接待。直到1871年11月23日,才得到法國第三共和國首任總統梯也爾接見。崇厚把同治帝的道歉書呈遞,並希望法國對中方懲凶與賠款感到滿意,梯也爾回答:“法國所要的,並非(中國人的)頭顱,而是秩序的維持與條約的信守。”1897年,望海樓天主堂在空置了20多年之後被重建起來,1900年又在庚子之亂中第二次被燒毀。1903年用庚子賠款第二次重建。
教案遺址
“天津教案”的原發地“天津望海樓教堂”,位於天津市河北區獅子林大街西端北側,1988年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天津教案作為中國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中外文化,宗教,外交衝突事件,被後世民眾牢記,被中國近代史學者們持續研究。天津望海樓教堂牆外,立有“天津教案遺址”的紀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