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一般認為，《編年史》與《歷史》共30卷，共同構成了公元一世紀羅馬帝國的歷史。《編年史》18卷，主要記述了尤利烏斯·克勞狄烏斯皇朝四位皇帝提貝里烏斯、卡里古拉、克勞狄鳥斯、尼祿在位時期的歷史（公元14—68）。
《編年史》大約第1至第6卷為提比略時代，第7至第12卷為阿古利科拉和克勞狄時代，第13卷至16卷為尼祿時代。但現尚存1至6卷和11至16卷的大部分，關於提比略統治的最後兩年、阿古利科拉的全部統治時期、克勞狄統治的早期及尼祿統治末期的記述已經失傳。
該書記述的雖是羅馬帝國初期的歷史，但實際上以整個古代羅馬為中心，甚至可以說是以羅馬為中心的西方世界歷史為背景的。它提出了由共和向帝國過渡的原因這個千百年來爭論不休的問題。該書簡要回顧了羅馬從建成帝國時期的全部歷史，總結了帝制產生、鞏固的過程。
創作背景
塔西佗撰寫《編年史》的時代，正是安東尼王朝統治的初期，這段時間也是羅馬帝國相對穩定和繁榮的時代。元老出身的涅爾瓦本是經元老院的選舉而當上皇帝的，因此他對元老院表示和好，而且儘量披著共和制的外衣。涅爾瓦死後由他的養子、行省高級軍事長官圖拉真即位，圖拉真繼承了涅瓦爾的統治政策，為緩和貧民不滿情緒，他發放撫恤金；為恢復農業，加大投入；對外則實行侵略政策。總之這個時代羅馬帝國政局相對穩定．君主專制的統治比較緩和。對殘餘的共和勢力比較寬容。在這樣的背景下，塔西佗才能創作出觸及帝制弊端、帶有鮮明的共和傾向的《編年史》。
人物介紹
| 人名 | 簡介 |
| 第比里烏斯 | 奧古斯都·凱撒的繼子和繼位者 |
| 日耳曼尼庫斯（尼祿·克勞迪烏斯·德魯索斯） | 第比里烏斯的兄弟 |
| 大阿格里庇娜 | 日耳曼尼庫斯之妻和卡里古拉之母 |
| 德魯索斯 | 第比里烏斯之子 |
| 德魯索斯 | 日耳曼尼庫斯之子 |
| 卡里古拉 | 第比里烏斯之繼位人 |
| 克勞迪烏斯 | 卡里古拉的叔叔和繼位人 |
| 梅莎麗娜 | 克勞迪烏斯的第一個妻子 |
| 小阿格里庇娜 | 克勞迪烏斯之侄女和第二個妻子 |
| 不列顛尼庫斯 | 克勞迪烏斯之子，被尼祿所殺 |
| 尼祿 | 阿格里庇娜之子和克勞迪烏斯的繼位者 |
| 波庇娜 | 尼祿之妻 |
| 艾里烏斯·塞加努斯 | 第比里烏斯的寵臣 |
| 比索 | 陰謀反抗尼祿的首領 |
作品鑑賞
作品主題
塔西佗生活於帝制時代，不得不為帝制服務，但他是一位舊貴族共和派的代言人，對帝制和那些暴君，從思想上是難以接受的。因此，《編年史》一書突出地體現了塔西佗舊貴族共和派的思想，對專制帝王的憎惡之情常常流露於字裡行間。如塔西佗寫道：“皇帝在證人的親臨之下戴上了新娘的面紗，在那裡不但有嫁妝、有結婚用床，還有婚禮的火把。總之，甚至在一次正常結合的情況下，需要黑夜來掩蔽的東西。在這裡也完全公開了。”在《編年史》一書中，不僅記錄了種種史實，而且還從舊貴族共和派思想的立場出發，在敘述史實之後常常加上自己的解釋和分析，做出道德的評判。可以說，羅馬史中的道德史觀在塔西佗《編年史》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塔西佗《編年史》是作者以真誠、智慧、勇氣和巨大匠心所作的個人記錄。從某種實在意義上說，塔西佗是一位存在主義者，認為社會的腐敗取代了傳統道德。儘管他確信人類的努力是荒謬的，但是他始終不渝地信賴著人類在痛苦折磨中的堅定和團結。他對受難的人類深沉的同情減輕了他悲劇性視野的沉重感，並且他把這一切都留在了《編年史》中。
在這部作品中，塔西佗集中描述了元首家族的權力運作及交替，並以其犀利的筆觸猛烈抨擊了元首的專斷統治，淋漓盡致地表達了自己的政治思想。塔西佗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現為：
1.嚮往共和國，痛恨元首制
作為元老院的一員，塔西佗懷念舊日元老院的榮耀，痛恨元首的專斷統治，因而在《編年史》中，朱里亞克勞狄王朝諸元首受到其無情的鞭撻。在他的筆下，提比略虛偽狡猾、陰狠毒辣。奧古斯都的外孫阿格里帕·波司圖姆斯之死本是他一手策劃，他卻偽稱這是奉奧古斯都遺令；尼祿荒淫無道，濫殺無辜。他為了自己一人專權，不惜殺師弒母，並大肆殘害元老。
值得一提的是，塔西佗不但針對朱里亞克勞狄王朝諸元首，而且將矛頭直指元首制的創立者奧古斯都，在葬儀上借民眾之口指出奧古斯都也是個不拆不扣的偽君子，元首制正是建立於一系列虛偽之上的。“他（奧古斯都）對繼父的孝心和國家的危急情況，只不過是一種藉口。事實上，他正是因為覬覦統治大權，才用賞金激勵士兵，在尚未成年並且還沒有擔任過任何公職時便徵募了一支軍隊，賄買了一位執政官的軍團，並裝出要倒向龐培一邊的姿態。
2.雖然元首制不可進免，但寄希望於有遺明君
不可否認，塔西佗有著濃厚的共和情結，然而作為一個有識之士，塔西佗也深知共和國已是明日黃花，元首制不可避免。
3.主張元老院和元首調和
元首制已是不可變更的歷史事實，因而為了維護帝國的統一，塔西佗主張元老院與元首調和。阿古利可拉就是這種調和思想的踐行者。在為其作傳時，塔西佗評論說：“甚至在專斷的元首統治之下，也有偉大人物，而溫順服從如果能和奮發有為的精神相結合，也能聲名顯赫。”
在《編年史》中，塔西佗更是多次闡發了自己的調和思想。通過對列庇都斯的讚美，塔西佗抒寫了自己的這種心聲：“我發現這個列庇都斯在他一生的行事中，是一個既有原則又有智慧的人物。對於別人由於討好而提出的許多殘酷不仁的建議，他都能進行公正的斡旋。但是另一方面，他做事又很有分寸，所以他受到提比略的器重和喜愛。這種情況使我懷疑，是否和其他事情一樣，國王的同情和反感受制於人們注定的命運和降生時的景象，是否我們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能夠在鹵莽的執拗和卑鄙的奴才氣中間走一條不受陰謀和危險侵害的道路。”走這樣一條中間道路，無疑是塔西佗的理想。
4.主張對外擴張
作為羅馬人，塔西佗懷念舊日共和國的榮耀，積極主張對外擴張。在其看來，對外戰爭和征服才是羅馬人民的利益所在：“偉大的帝國是不能靠無所事事維持下去的，它們需要士兵拿著武器為之戰鬥。對國王來說，只有實力才是他唯一的權利。個人的能力在於保存自己的財產，但國王的光榮卻在於能要求取得別人的財產。”懷著這樣的思想，塔西佗對奧古斯都和提比略保守的對外政策大加批判。在談論自己的編年史時，塔西佗聲稱：“不應當把我的編年史和人們編寫的羅馬人民的古代歷史等量齊觀。他們所談論的或是隨意插手敘述的題目是：大規模的戰爭，遭到猛攻的城市，被打敗的或被俘虜的國王，……我寫的卻是狹窄範圍內的不光彩的事情，因為當前是一個長期的承平時代，有些騷動也都不大。羅馬的氣氛淒悽慘慘，元首也無心擴大自己帝國的疆土。”在塔西佗看來，正是這種不願對外擴張導致內戰，因而他對大規模進行對外擴張的圖拉真稱頌有加。
儘管塔西佗仕途平坦，不過他一生歷經九個元首統治，尤其是殘暴的多米提安統治，耳濡目染如此多優秀元老和官吏被殺或被放逐，自己也難免誠惶誠恐，其壓抑憤恨可想而知。在為其岳父所著的《阿古利可拉傳》中。塔西佗就痛斥了多米提安的殘暴並抒寫了自己的心情：“居於多米提安之朝，我們最難忍受的痛苦就是要去看別人受罪和在自己受罪時讓別人來看，就是我們的嘆息聲都會被別人記錄在冊，就是我們要去看那么多慘無人色的面容，去看多米提安那副殘忍凶暴的樣子。”
更為重要的是，塔西佗為官多年，深刻地認識到元首制的間題及實質，尤其是權力運作與交替中的問題，因而痛恨元首制，感懷舊日共和國的自由與榮耀。自奧古斯都創立元首制以來，國家的最高權力都是自動授予下一個元首，元老院只不過是批准而已。而且元首一人獨裁，把持全部大權。就連塔西佗稱頌的圖拉真，其統治也是獨裁統治，只不過不公開實行罷了，因此儘管塔西佗著述《編年史》之時，正是賢明的圖拉真統治時期，但塔西佗的筆觸更為尖銳，對元首制的抨擊更為猛烈。
羅馬自共和末葉以來，內戰頻仍，最後奧古斯都打敗安東尼，重建和平。不過鑒於愷撒失敗的教訓及共和傳統的強大，奧古斯都創立了元首制。然而，名義上他恢復共和，實際上卻一人獨裁，把元老院、行政長官和法律的職權集於一身。奧古斯都死後，養子提比略繼位，歷史進入朱里亞克勞狄王朝統治時期。在這段時期，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勞狄和尼祿繼續推行奧古斯都的政策，擴大元首權威，壓制元老院權力，因而元首制日趨穩固並有所發展。不過尼祿的荒淫無道、殘忍狠毒惹來殺身之禍，公元68年為近衛軍所殺。尼祿死後，政局更加混亂，軍隊紛紛擁立自己的元首，羅馬出現四帝之治：最後憑藉軍隊的支持，韋帕鄉結束內戰，建立了弗拉維王朝。
塔西倫就生活於這個混亂的時代，此時內戰不斷，恢復共和國已無可能。共和國的諸多等級鬥爭、墮落、腐化，只能給國家帶來混亂。而且要恢復共和國就意味著執政官自由選舉，代行執政官管理所有行省，元老院控制財政、軍隊及制定政策，而所有這一切都是不切實際的。尤其是在現存的條件下，元老院已無力駕馭軍隊。塔西佗清醒地認識到“布魯圖斯和卡西烏斯被殺之後，共和國已喪失了武裝力量。”因為自馬略改革以來，軍隊已日益成為統帥個人的工具，因而最後只能由一個能夠得到他們擁護的人統帥，個人統治不可避免。
“和平的利益要求把全部權力集中到一人手中。”正因如此，儘管近衛軍殺死一個元首，其結果仍是代之以另一個元首。
總之，在塔西佗所處的時代，元首制根深蒂固，恢復共和國已無可能。面對這樣的社會現實，塔西佗惟一期望的也只能是在元首制下，翹首以盼一個有道明君。
藝術特色
構思
塔西佗史學的一大特點是將政治上的興旺與衰亡，開明與腐敗同統治者的個人性格和品德聯繫起來。在作品中，塔西佗將描寫的重點放在統治者及其周圍的人的品性與道德上。他傾向於認為，政治的腐敗與國家的衰敗是由於統治階層的道德敗壞和統治者天生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並且統治者自身的缺陷最終導致了他們悲慘的命運。與許多古典時代的史家一樣，塔西佗相信歷史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記錄人們的德行，並且通過記錄邪惡的言行使之對於後世的責難感到畏懼。他在《編年史》的第三卷中提到：“關於元老院的建議，我認為我只應當提到那些特別高尚的和特別惡劣的建議。只有這樣，我認為才符合人們撰述歷史的首要任務，這就是：保存人們所建立的功業，並且是邪惡的言行對後世的責難有所畏懼。”可見，塔西佗撰寫編年史的目的是為了垂訓後世，一方面宣揚人類的美德，另一方面則通過描述暴君和小人們的悲慘命運來告誡當權者，從而限制他們的惡行。
為了達到這種“懲惡揚善”的目的，塔西佗對他的作品進行了精心的構思，在作品中運用了悲劇的敘事手法，從而使得作品本身極富感染力。他宣稱自己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將不帶任何感情色彩。在《編年史》一開篇，他闡述了這一原則：“我下筆的時候既不會心懷憤懣，也不會意存偏袒。”塔西佗在他的作品中無情地嘲諷了他之前的一些史學家，認為他們沒有遵守客觀敘述真相的敘史原則，不是出於對描述對象的阿訣奉承，就是出於對他們的憎惡，歪曲了他們所描寫的人物。
儘管塔西佗可能主觀上希望不帶感情地描寫歷史人物，但這並不代表他能做到這一點。材料的來源，敘事的結構以及敘事的主題等多方面因素會影響到他的寫作。當代古典學者對塔西佗史學作品的可靠性提出了諸多疑問。負責撰寫權威的《劍橋古典文學史》中塔西佗這一部分的古典學家顧德意毫不客氣地評價道：“少有人注意到的一點是：塔西佗婉轉地假定並暗示自己是見多識廣的，並自認為有資格對事物作出正確的評價。或許情況的確如此，但是自我中心主義以及執政官等級的身份並不能使他避免上當受騙和犯錯誤。”
塔西佗對史料來源方面的選用並不顯得比其他羅馬史家更嚴謹。塔西佗的史料來源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即官方檔案和以前古典史家的作品。其選取史料的原則是這樣的：如果前輩史家的敘述能得到他認可的話，他便幾乎原封不動地照抄他所需要的部分，如果他認為前輩史家的作品不可靠，則在官方檔案中尋找素材。塔西佗在《編年史》的第一部分中幾乎沒有運用二手材料，很可能是因為他不認可之前史家的作品。而在後面的部分，學者們則發現很多抄襲的痕跡。學者們通過研究，發現塔西佗、普魯塔克和蘇維托尼烏斯的作品在多處出現雷同，因此大致斷定他們作品的史料來源均為一些相同的前輩古典作家。通過將塔西佗和普魯塔克作品進行比照，可以發現“他們同時抄襲了一位前輩作家的作品，有可能是老普林尼，連當中引用的警句也一併抄下”。但相比普魯塔克和蘇維托尼烏斯，塔西佗經常對二手資料進行有選擇地借鑑。對於前輩史家記載的人物和事件，他只挑對自己有用的記載。
風格
在寫作風格上，文風簡潔有力，獨具一格，用語含義深刻，生動形象，文字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很強。但由於受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他不能聯繫社會的發展和當時的物質生產條件來分析他所看到的現象，深刻揭露歷史發展的基本原因。由於他的政治思想的傾向性，導致取材片面；同時書中還常流露出對下層民眾的藐視，表現作者奴隸主貴族的立場。書中對許多場面和人物的描繪細緻入微，富有文采，讀後給人以很深刻的印象。有些文字描寫還充滿詩情畫意，有些語句充滿哲理成為令人回味無窮的格言。
與任何一部古典史學名著一樣，塔西佗歷史著作的文學價值堪與其史學價值相媲美。《編年史》一書用詞豐富而富於色彩，文筆洗鍊而含義深刻，名言警句在書中時有出現。其中，作者對許多場景的描寫常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對人物心理的刻畫更是惟妙惟肖。
在塔西佗的《編年史》中，有多處暴力和死亡的描寫，特別是在《編年史》的後半部分，充斥著宮廷內部的謀殺。如阿格里皮納將克勞迪毒死，尼祿又將阿格里皮納殺死等。這是典型的悲劇式的寫作手法，目的是引起讀者的恐慌和不安，使帝制的恐怖之處在讀者的腦海中有更深刻的印象《編年史》中有數卷都以人物的死亡場景作為結尾，如第六卷以提比略的死亡為終結，第十一卷結尾描述了馬塞麗娜被處死的場景，第十四卷結尾則描述了尼祿的妻子屋大維亞的死亡。有學者認為“這就好像悲劇的落幕一樣。”塔西佗對人物的死亡往往做出極為細緻的描寫，以此激發讀者的恐懼感。如對塞內加的死亡，塔西佗作了如此的描述：“說了這話之後，他們便各自一刀切了自己的血管。塞內加由於上了年紀，而簡素的生活又使他面容憔悴，因此他的血流的很慢，於是他又切斷了腿部後面膝蓋的血管。這時塞內加依舊是沒有馬上就死，因此他就請斯塔提烏斯·安奈烏斯—這個人是他長久以來信任的的忠誠的老朋友，並且是一位能幹的醫生—把毒藥給他。這毒很久以前已經準備好了。”“毒藥拿來之後，塞內加便吞了下去，但沒有起什麼作用；他的四肢已經冷卻了，他的身體已經不能再感受毒藥的作用了。最後他把自己泡在一盆熱水裡面，用盆里的一些水灑在他身旁的那些奴隸身上並說這是向解放者朱庇特行灌奠之禮。繼而他被抬去洗蒸氣浴，結果才在那裡窒息致死。”
從這段描述可以看到，塞內加的死亡過程是極其痛苦和漫長的，塔西佗通過這種細緻的，有感染力的描寫，使讀者身臨其境，仿佛可以體會到死亡的痛苦，喚起了他們的恐懼和憐憫之情，這和悲劇所要追求的表達效果是一致的。通過這種手法，塔西佗使讀者進一步認識到，在殘暴的帝制之下，任何有道德和有權力的人物都不能擺脫悲慘的命運。塔西佗在段落的最後作了這樣的陳述，強調了人物悲慘命運的必然性：“他這遺囑還是在他權力和財富都如日中天的時候寫的，但那時他已考慮到他臨終時的問題了。”
塔西佗對人物的描述和評判往往是富有感情的，在描寫歷史事件和場景時，塔西佗以真實歷史事件為基礎，發揮他的歷史想像力，對細節做了精心的布局和描寫，並通過悲劇性的渲染手法，喚起了讀者的情感，以此加深了道德說教的效果。
作品影響
在塔西佗的《編年史》中認為：個人是歷史的中心，個人是人類歷史進程的主宰。所以在文藝復興時引起了史學界和文學界的高度關注；18世紀，在啟蒙運動和大革命時期更是受到了廣泛讚頌。塔西佗在書中立場鮮明，批判獨裁。
《編年史》是羅馬史學方面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體現了羅馬史學中的求真傳統。作為一個史學家，塔西佗認為歷史是崇高的、有尊嚴的，其作用不應是記錄軼聞故事，而在於記載有價值的事跡。因此，史學家應審慎地對待所得到的各種材料，必須有所批判、有所選擇。自己所記述下來的東西，均應有據可考。對那些可憎帝王的記述，也應如此。正是由於這種史識，他所撰《編年史》材料翔實，史料價值較高，成為羅馬早期帝國時代最為重要的文獻史料。
作品評價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廣智：兩部史籍（《歷史》和《編年史》）“是我們今人研究古羅馬歷史的權威史料”。由於《歷史》、《編年史》創作方法和史書體例的區別，使塔西佗的成就光耀後世。
作者簡介
塔西佗（約55—約120），古羅馬歷史學家，出身顯貴，自幼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年輕時就以博學多才而聞名，之後他相繼在三位皇帝手下擔任財務官、行政長官、執政官等職。作為歷史學家，他著作頗豐，保存下來的有：《關於演說家的對話》、《日耳曼尼亞志》、《阿古利可拉傳》、《歷史》、《編年史》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