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1908～1989)
正文
現代文藝理論家、革命文藝運動和社會主義文藝事業的領導者之一。原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中學時，即受到“五四”精神的影響。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前後在上海先後就讀於國民大學、大夏大學。在大學時期，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並發表介紹外國進步文學的文章。大學畢業後，曾一度到日本留學。 1931年周揚從日本回國，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次年轉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主編過左在線上關刊物《文學月報》,擔任過左聯黨團書記,並負責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和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工作；在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以及與“自由人”、“第三種人”的論爭中，發表過《關於文學大眾化》和《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等有影響的文章。他介紹高爾基和蘇聯文學，其中《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是第一篇比較系統地向中國讀者介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論文。他編了《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翻譯了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上部）及蘇聯、美國的一些進步作品。他寫了介紹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著名論著和論述典型、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關係等理論問題的文章。這些工作，對於糾正初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中的簡單化謬誤，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的革命現實主義傳統，起了積極的作用。周揚作為白區的左翼文藝運動的重要領導人，在艱苦的條件下堅持鬥爭，保存和發展了文藝的革命力量。1935年8月,中共中央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根據新的形勢,他與其他革命同志一起，提出了“國防文學”（見“兩個口號”的論爭）的口號，並先後發表《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等文章，闡述關於“國防文學”的主張，積極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抗日戰爭爆發後，周揚於1937年秋到延安，先後擔任過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藝界抗敵協會主任、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等職務。1942年以前，他寫的《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者的路》和《精神界之戰士》，對魯迅思想發展，魯迅早期的思想和文學觀，作了闡述。同時還參與了關於民族形式的討論，寫了有關的文章。他翻譯了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論藝術對現實的審美關係》（譯名《生活與美學》）一書，並寫了介紹作者的序言，是中國比較全面、系統地介紹車爾尼雪夫斯基美學思想的第一人。1942年他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後積極貫徹執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見延安文藝座談會）的精神，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他主編了《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系統地集錄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毛澤東、普列漢諾夫、高爾基、魯迅等關於一些重要文藝問題的論述,並寫了長篇前言,比較全面地闡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毛澤東的文藝思想。他校訂了後來集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論文藝》一書的全部譯文。在批判王實味的思想鬥爭中，發表了長篇論文《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此時寫的《論趙樹理的創作》，最先推薦和高度評價了具有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趙樹理的創作。經過整風，糾正了他擔任魯迅藝術學院領導時“關門提高”的偏差，親自領導師生開展新秧歌創作演出，推動了延安的新秧歌運動。他所寫的《表現新的民眾的時代》，對於當時的秧歌運動,進行了總結。1949年7月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前夕，他主持了大型的《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的編選工作,匯集了解放區的創作成果,顯示了新的文藝方針的正確和蓬勃的生命力。他同郭沫若、茅盾等共同負責籌備了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他在會上作的題為《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報告，從“五四”以來新文學運動的歷史進程說明解放區文藝的成就和意義，並從理論上對它的歷史經驗作了基本總結；不但將這種新的人民文藝介紹給全國以至於世界的讀者，同時也為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提供了有益的借鑑。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曾任文化部副部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5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曾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一、二、三、四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務委員。他是黨在文化宣傳方面的領導人之一，發表了不少帶指導性或總結性的文章。他從1961年開始,組織領導了全國高等院校文科教材（200餘種）的編寫工作;這是中國自己編寫的,具有中國特點的第一套比較完整的社會主義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在文藝領域裡,無論在理論探討上還是組織領導工作中,他對於建設、繁榮社會主義文藝，更是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繼續宣傳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倡導建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從理論上總結中國革命文學的經驗教訓。這些努力和探索，都是有益的。受到歷史條件和主觀認識的限制，在建國以後的若干次文藝思想鬥爭和文藝運動中,他也貫徹執行了一些“左”的方針政策,在理論上主張過文藝創作要直接為政策服務等觀點，對於文藝創作的發展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的貫徹，都產生了一些危害。
“文化大革命”剛開始,周揚即被“批判”,受迫害長達10年之久。1978年恢復工作，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和該院研究生院院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委,中宣部副部長、顧問,中國文聯副主席、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在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在黨的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近幾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精神指導下，他為在社會科學和文學藝術領域撥亂反正，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在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時，發表了長篇論文《三個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同年底，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1980年紀念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50周年，1981年紀念魯迅誕生100周年,1982年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問世40周年，1983年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等活動中,也分別就革命文藝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問題作了報告。他在歷史新時期的這些組織領導工作和理論活動，貫穿著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基本精神。他堅持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過去，以歷史上的經驗和教訓為鑑,主動為過去工作中的錯誤承擔責任,珍惜文藝界的團結；還再三強調創作自由對於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性。他注重現實問題,關心世界新潮流,著眼於對未來的開拓，保護新生力量。他的工作在文藝界理論界都產生了較大的積極的思想影響。
周揚(1908～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