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吳惠連 William F.Woo吳惠連1936年10月4日出生於上海。他父親是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新聞系並獲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碩士學位的著名報人吳嘉棠。吳嘉棠曾任英文《大陸報》(ChinaPress)和《大美晚報》（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主編及《申報》採訪部主任等職，上世紀40年代在上海名噪一時，並因持反日立場而遭汪偽政府通緝。抗戰期間，剛5歲的吳惠連和父親一起逃難，躲避在國際飯店。二戰結束後，吳惠連的父母離婚，父親到日本創辦泛亞通訊社(PanAsiaNewsAgency)，後又到香港擔任英文《虎報》主編、香港貿發局北美代表，並於1982年在香港去世。而吳惠連則隨母親伊麗沙白·哈特回到美國堪薩斯城。
吳惠連在堪薩斯大學讀書期間，就到當地的《堪薩斯城時報》KansasCityTimes)(後改為《堪薩斯城星報》KansasCityStar)編輯部打雜。1957年他正式成為該報記者，開始專寫訃聞，後成為機動記者。1962年，吳惠連加入著名報人普利茲創辦的《聖路易斯信使報》，從事特稿寫作報導。他優美的文筆很快就吸引了包括報紙老闆普利茲三世在內的很多人的眼球。
1966年，吳惠連成為哈佛大學的尼曼學者，在這個為新聞工作者設立的高級研修項目中，雄心勃勃的吳惠連度過了難忘的一年。他回到《聖路易斯信使報》不久就被調到評論部工作，並在1973年成為評論部主任。先前該報評論部主任鮑伯·萊西(BobLasch)是美國大名鼎鼎的反越戰評論家，但吳惠連沒有讓讀者失望，很多人至今還在津津樂道他當時寫的評論，從戰爭、平等、社會正義到棒球、音樂和他的三個兒子。在《聖路易斯信使報》，他分別因1971年的全國報導、1977年的駐外報導和1991年的評論三次進入普利茲獎的最終決賽。他後來給史丹福大學瑪麗安(MarionLewenstein)教授的信中幽默地稱自己是唯一獲得普利茲獎三個不同類別亞軍的記者，並說他永遠不會放棄希望。
1986年，吳惠連成為《聖路易斯信使報》歷史上第一位不姓普利茲的總編，也是亞裔美國人第一次成為美國大都市報紙的總編。
吳惠連堅持老普利茲的辦報方向，強調新聞的社會責任感和職業道德。但由於廣播電視和網際網路等媒體的競爭，美國報紙發行量普遍下滑，而吳惠連不願將《聖路易斯信使報》辦成關注名人和娛樂時尚的報紙。因意見不和，1996年他被迫離開了心愛的總編工作。
離職後不久，吳惠連就被史丹福大學聘為洛基(LorryLokey)客座教授。這個原本最長期限三年的職位因吳惠連的傑出表現而一直延續了十年。2005年秋，他還擔任研究生項目主任。直到去世前幾周他還在給學生上課。
在斯坦福，吳惠連上的公共報導課和評論寫作課是學生最喜歡的。他最特別的是每周給學生們寫一封信，談論新聞，探討人生。
吳惠連一生中還多次擔任普利茲獎的評審、美國電視新聞最高獎皮波迪獎(PeabodyAwards)的評審。而且還分別擔任美國報紙總編協會(AmericanSociety of NewspaperEditors)和美國新聞研究所(AmericanPressInstitute)的理事、美國總統白宮學者委員會成員和史丹福大學奈特新聞學者(KnightFellowship)評選委員會成員等。1990年他獲得美國亞裔新聞工作者協會的終生成就獎，1991年獲美國最老牌的密蘇里新聞學院的金質榮譽獎。
人物自述
家庭生平
我出生在上海，父親是中國人，擔任過《中國報導》的主編，同時兼任過當時好幾份報紙的編輯。他和我母親是在密蘇里念大學時認識的。我有個很保守的家庭，祖母甚至還纏足，劇痛使她不能走路。我就是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的，當鄰居給我一塊糖果時，都得先跑回家問問能不能吃。
出生於一個中國家庭和擁有中國的價值觀，對即使在美國長大的我來說依然十分重要，日後我也成為了報紙總編，而我的很多行為準則來自中國的童年。
抗日戰爭時我也在上海，身為總編的父親愛上了他的一個同事。傷心的母親帶著我回到了密蘇里，而我也不想乾任何與新聞有關的事。之後我上了大學，當了教授，但是家裡很缺錢，於是上帝指引我去一家報紙做兼職記者，我用了2到3年的努力來完成那1年的工作，並從此愛上了記者這個職業。儘管新聞業也存在很多問題，但我對它的熱愛從未衰減。
初涉新聞
我的第一個老師，他教我的價值觀至今仍然十分實用，相信你們也從你們的老師那裡學到過，而我也正是以這些價值觀教育我的學生。用一個故事來開頭吧。我開始在這家報社做事時僅僅是一個小編輯，所有的工作就是寫訃告，小小的一篇東西，字小得幾乎看不見。這對一個年輕記者來說是很好的訓練，因為你必須把每件事都寫進去。有的死者從未上過報，他的家人會小心冀翼地將這篇東西剪下並好好保存，所以你必須保證所寫事實的準確性。一次一位有名的女演員在彩排時猝死，總編決定要我把這條訃告寫成頭版頭條新聞，我從沒寫過正式的新聞稿件，只寫過那些連看都看不清楚的訃告。總編拉爾先生把我叫到面前。拉爾先生是永遠不會在報紙上出現的那種人，嘴裡成天叼著雪茄，不刮鬍子，隨地吐痰，還總是與街上的風流女子鬼混。但是對於新聞，他要求絕對的準確和客觀，缺乏任何事實都必須回去補上，哪怕坐上幾英里的車去重新詢問你的採訪對象。被這樣的總編叫到辦公室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當揚聲器里傳出“吳先生，請到辦公室來”，我不得不站起身，儘量平靜地走過去。拉爾先生問我：
“她(那名演員)是一上場就感覺不適嗎？”
我說不知道。
“打電話問她家人。”上場就感覺不適嗎?”
“她是不是正常死亡?有沒有人對她採取緊急救護措施?有沒有人工呼吸?打電話，問她的家人，問警察局，問驗屍官。她死的時候有沒有在念台詞?是哪一段?打電話問去。”
……那一夜就在匆忙中度過，我並不知道這是拉爾先生有意在訓練我，只是被莫大的挫敗感籠罩著。
那晚的報紙還缺一篇特稿，拉爾先生對我說：“比爾，你得寫篇頭條。”我沒有受過任何新聞的專門訓練，沒有你們李教授達樣好的老師指導，任何老師都沒有，尤其是在經歷了那一夜的尷尬和難堪之後。我說：“拉爾先生，我不知道什麼是頭條。，’他非常和氣地對我說：“就是寫下發生過什麼。”這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後來成為我一生的信條。
拉爾先生給我的指導聽起來如此簡單，但是內涵卻一點也不簡單，要嚴肅認真地解釋真相，還要明白“什麼”究竟是指什麼。李普曼說過，新聞和真相是有區別的，新聞是符號化的關於五個“W”的敘述；而真相是重現那幅圖景，將發生過的事情揭示於世人，使人人都可以感知到現場的情形，這才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勞動。記者的使命不是寫出你覺得可能發生、你希望發生或者別人筆下的故事，而是完完全全的真相。我畢生希望達到達個標準。
我曾在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做過一次採訪，關於當地建築的，攝影師拍好了照片，藍天白雲非常好看，我們一同回到半英里以外的旅館。當我們來到旅館門口，我忽然說了一句：“該死，拉爾先生。”攝影師迷惑地望著我，我告訴他我忘了記下拍攝照片時所在的街道叫什麼名字。雖然街道的名字並不是我們故事的一部分，也不會出現在照片下的圖片說明里，但是我怎么能回去告訴拉爾先生，我沒有將事實全帶回來。於是我又自己走回去，記錄下街名。
理念闡釋
現在新聞界壓力很大，在美國是這樣，我知道在其他地方也一樣。記者們曾對於記者究竟是一種什麼職業說法各異，有的說是信息業，有的說是講故事，有的說是賦予事實以意義，有的說是互動。要我說，記者從事的就是新聞事業——觀察事實、作出判斷、選擇報導，並且這一切工作都在一種極高的標準下進行，就是將李普曼所說的將真相公之於眾。這必須是真正的事實，如果你報導“電影將在現在開始”，那它一定就是現在開始，如果你報導“地方官員受賄”，那就必須讓人們相信你的報導。
今天，這些都在巨大的壓力之下。我們依然要求要有新聞職業精神，講述已經發生的、可能發生的、將要發生的故事，要有倫理觀念，讓自己可信。記者一旦喪失了信用，無論賺多少錢也無法生存。
在美國的今天，我們同樣也有巨大的經濟壓力，報紙也和股份公司合作，他們並不關心新聞事業、新聞倫理等等。他們認為我們都贊同他們的決策，因為如果我們不支持他們，就會沒有收入。而新聞只是他們次要的考慮內容，或者根本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內。去年12月美國最大的新聞財團——甘乃特集團的總裁到波士頓作年度報告，在講述他們為什麼投資報業的報告裡，居然隻字未提新聞。
寄語學生
現在是個困難時期，如果你的報導是謠言，如果你的報導不專業，如果你的報導不夠有趣，那就沒什麼希望。撰寫有趣的新聞報導，並沒有違背拉爾先生和李普曼的忠告，但是如果文字僅僅是呆在報紙上，而沒有進入讀者的心裡或思想中，那就完全是浪費時間。我希望你們都成為好作家和有趣的作家，最根本的是成為好的記者。
你們問我新時代對記者有什麼要求，顯然你們需要掌握新技術，懂得套用網際網路，會做研究，並懂得各種媒體的綜合套用，但是，如果記者們不是全身心地在講述事實，那么新聞業在新世紀便無法存活。今天我給你們講述的基本素質，也是我賴以生存的素質，就是拉爾先生那簡單的教導，可是要實踐它們卻並不容易。
報人理想
吳惠連經常提起著名報人普利茲的宣言，這個每天出現在《聖路易斯信使報》評論版上方的名言是：為進步和改革而奮鬥、決不容忍不公正、反對特權階級、對窮困的人永葆同情、忠於公共福利、保持獨立、在向錯誤發起進攻時永不畏懼……
吳惠連認為新聞是改變世界的一種方法。1996年他對《美國新聞評論》雜誌說：“我認為報紙應有一個道德指南針。我可以毫無羞愧地說，普利茲宣言從根本上使《聖路易斯信使報》成為一張能夠擔負起社會使命的報紙。
吳惠連強調記者必須正直、有良好的道德，因為做一個優秀的人是成為好新聞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全世界會因為你的出色工作而記住你，而不是因為你在報社的地位。
吳惠連認為做新聞的目的並不只是做新聞，就像手術的目的並不是動手術，而是讓人康復。新聞的目的應遠遠超過報導和寫稿那么簡單，它的目的是做些更為根本性的事情——為公眾的信任服務。吳惠連說：新聞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是記者、編輯為公眾信任服務的一種手段。他們為人們提供新聞和信息，以便他們做出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和個人的決定。
在1998年的《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上，吳惠連毫不留情地批評改版後的《洛杉磯時報》因為過於商業化從而影響了它的新聞判斷力。其實在離開《聖路易斯信使報》時，吳惠連就對上面派所謂的諮詢人員介入報紙感到震驚。他認為這是新聞道德上的錯亂，報紙不應把有讀這些充滿啟發限的資源過多地用在報導名人和聳人聽聞的訊息上，而忽略公眾新聞，並抹殺了新聞的批判性。
吳惠連對新聞被越來越少的寡頭集團所控制深為擔心。他說：“新聞界被投資者當作人質並不會比新聞業成為政府的人質更好。”
作為嚴肅新聞和報紙的倡導者，吳惠連認為報紙不是只為賺錢和提供娛樂，更重要的是為公眾的信任服務。而要做到這一點，需要成為一個公正、有公眾精神、智慧和勇氣的人。他告誡評論課的學生，必須充分注意寫文章的口氣及其影響。他曾在課堂上舉例批評加拿大一份報紙的不道德行為，這份報紙將當地一家三口為其殘疾兒子爭取政府補助無果自殺的評論和一種新穎的寵物洗澡的介紹放在一起報導。
其實他自己曾為此有過深刻的教訓。1979年伊朗學生占領美國在德黑蘭的大使館並扣留了53名人質，在人質被扣留6個月後，卡特總統發動了救援行動，想不到整個計畫因沙暴而以失敗告終，並損失了5名士兵。此時正在華盛頓的吳惠連已是《信使報》的評論部主任，他隨即醞釀了一篇社論，用諸如戰略上的流產、短視、設備失誤、毫無希望等等嚴厲的字眼，批評整個救援行動從頭到尾充滿了錯誤和漏洞。正當吳惠連為他的評論自鳴得意、等待總部祝賀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普利茲三世親自決定槍斃掉這篇社論。聽到這個訊息的吳惠連幾乎癱掉，過去從未有這種事發生在他身上。
幾周后，吳惠連回到聖路易斯和普利茲三世一起用餐。普利茲告訴他，報紙需要分析、並且是毫不留情地分析這一事件，但這不應該在美國人民為同胞的死亡而感到震驚的時候。此時應該是沉默和忘卻的時候，是向這些為正義事業冒險而失敗的人表示敬意的時候，分析此次行動邏輯和政治上的失誤則是稍後的事情。
吳惠連為此次失誤非常痛心，他認識到自己的文章是在自我吹噓，想著同事們為他的文章叫好，而忘記了當時報紙需要做的是幫助讀者。他說：“從那次開始，我一直努力不混淆為自己寫作和為讀者寫作的區別。”
作為普利茲獎評審，吳惠連對《芝加哥太陽時報》(ChicagoSun-Times)1977年的一篇報導也印象深刻。那家報紙的記者偽裝成酒保，對前來酒吧進行安全檢查的政府官員行賄，然後進行報導，成為轟動全國的腐敗案。該報將此文章和照片參加普利茲獎評選，但當時《華盛頓郵報》的執行主編本·布萊德利(BenBradlee)帶頭反對，認為普利茲獎不應頒發給以欺騙為基礎的報導。吳惠連也認為，採訪中的欺騙只有在以下條件下才能被接受：該事件對公眾意義重大、其他任何途徑都窮盡了、整個事件必須公布於眾、因欺騙獲得的公共利益必須大於造成的傷害、還要有一個有意義協同的決策過程來考慮各種因素。只有此時，你才可以考慮用這類的“欺騙。
歷史評價
第一位在美國主流媒體擔任總編輯的亞裔新聞人。他文章優美，筆鋒富有感情，才華飄逸，是一位學者型報人，曾三次入圍普利茲獎決賽。作為普利茲報業旗艦《聖路易郵報》首任非普氏家族的總編輯，他秉承約瑟夫普利茲的辦報理念，追求公正，以新聞為手段促進社會進步。然而，在整個美國報紙商業化、報業集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壓力下，許多傳統的新聞價值觀被扭曲；家族辦報的環境造就了他，家族經營的削弱，也注定了他從業界黯然消退。有人說，他的報業歷程是勝利者的，也是悲劇性的。
學子對話
——在時間很緊的情況下，很難做到完全準確。怎么處理時效和準確的矛盾呢?
你所要做的是：首先，盡你所能地做到準確，就你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一定要核實它們，如果實在不敢肯定，最好暫時避開，因為比賽一直在進行，你會有機會更新和校正。但如果編輯需要的不僅僅是結果，那可能會比較麻煩。我的建議是，在你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做到準確，至於因時間緊迫等等客觀條件而出現失誤，只要你盡力完成工作了，這都是可以理解的。
——現在中國正在進行市場化，很多媒體都歸企業所有有的甚至是國外投資。我知道現在有一種趨勢，媒體都越來越喜歡煽情，認為這種報導更有市場。我個人依然希望進行嚴肅新聞報導，但是和市場需要是不是有矛盾?
我並不想打擊你，我所能告訴你的是，在市場經濟下，新聞機構已經從社會所有變為企業和私人所有，要接受公眾的監督小以達爾文的觀點來看，最適應市場的機構才能生存。在我看來，最適應市場的機構是擁有優秀的編輯、吸引人的版面、專業記者高水準的寫作，就像我希望你們能成為的記者一樣，能寫出有趣的文章。高水準的出版物，無論是報導時尚、娛樂還是商業及其他，都能適應市場的需求。在一個接受公眾監督的時代，讀者自然會淘汰那些死板、不專業的文章。在關於中國最受歡迎的報紙的調查中，《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榜上無名，我相信它們有一天會成為公眾喜歡的報紙，因為我相信報導公共政策的信息不會始終以一種死板的面目出現。所以，不要喪失信心，做到你的最好，報導你認為真正重要的事實，遵循你的良知和精神。
——在報導一些題材，比如悲劇或犯罪時，完全揭露事實會對很多人造成傷害。比如一個孩子犯了殺人罪，如果報導他的真實姓名、家庭背景，就會不利於他的成長，對家人等等也合造成更大的打擊，可是如果不報導又會違背記者揭露事實的原則。我們應該怎么處理這種矛盾?
我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設了一門“新聞倫理”課，其實沒有什麼專門的新聞倫理，我的意思是，袋有什麼倫理僅僅適用於記者，而木匠、農民等等就用不上了。而且我相信，我們不能早上起床先穿上一件倫理的外衣去工作，回家後換成另一件和孩子們共進晚餐，然後披上第三件倫理外衣去商場購物。我相信只有一種倫理覆蓋一切。好的一點是無論仍來自中國、美國、泰國等等任何國家，任何6歲的小孩子都知道：不要傷害別人，不要偷盜，不要說謊，尊敬他人……所有理些你都從你最偉大的老師——你的父母那裡學到了。新聞中的促理，就是將這些生活的倫理套用到新聞報導的實踐中去。新聞的倫理問題出現在不同的倫理準則發生衝突時，如果沒有衝突，一切都是黑白分明的，也不會成其為問題了，我們也沒有談論印必要了。怎樣減輕對別人的傷害，怎樣引導我們自己獲得一個最終解決的辦法，我們需要：第一，從新聞角度看，做到報導的么正準確。第二，從倫理上看，以尊重他人的態度來報導。有的東西不得不作出一些妥協，比如你要報導一名受賄的官員，人們都會知道你說真話的責任大於不製造傷害的義務，儘管你這樣做可能會損害官員個人的聲譽，同時也給他的家人帶來傷害。有時儘量減小傷害的要求會大於揭露事實。在她提到的那個例子裡，我們並不需要寫明屍體被怎樣分開等等殘忍的細節，我們力求以一種同時滿足新聞和倫理的要求方式報導。關於新聞中的倫理問題不是短時間可以講明白的，我只想讓你們知道，關於倫理的決定是在具體的過程中做出的。首先是你自己的感覺，那幅圖景是不是會讓你倒胃口，吃不下早飯。所以最初的判斷是你的消化系統來做。第二種方式是我們《倫理學》書的第二頁上寫著哪些該做哪些不該做，這都不需要思考。第三種方式則用一個圖表來說明，你列出所有需要考慮的倫理原則來，把它們分成三組：第一組是記者的原則，包括準確詳盡地報導事實、客觀性等等。第二組是報導的對象，記者對他們負哪些倫理責任，比如名譽、隱私、他人的尊重等等。第三組是社會，他們希望從報紙和媒體上得到什麼，他們可能想要知道真相，可能想了解原因，得到警示等等。把這些都羅列出來以後，你可以通過連線看清各種原則怎樣相互作用，哪些在這個案例中最為重要，從而決定報導的內容和程度。我們經過衡量倫理準則後獲得的是一個決定，至於它是不是最正確的，我不知道。但是這是一個充分考慮了倫理原則的決定，如果有人早上打電話來質問我：你怎么能對別人做出這樣的事情，你把什麼垃圾文章放上了報紙……我可以回答，這是對整個情況全部考慮以後做出的決定。這樣，儘管你無法做到人人滿意，但你是在倫理的條件下解釋自己的行為和抉擇。
同時我還想告訴你，在這樣的倫理原則衝突的條件下無論做出的是什麼樣的決定，你自己都無法為此高興。你無法走出辦公室和同事們擊掌相慶，因為有的人必然因為你的選擇受到傷害，哪怕從職業和倫理的角度你都已經盡了全力，但想到不得不傷害別人或者隱藏某些事實，你永遠不會心情愉快。我不希望我身邊的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歡慶，而是希望他們作為有良知的人為此而感到痛苦。
個人名言
1 “我認為報紙應有一個道德指南針。我可以毫無羞愧地說，普利茲宣言從根本上使《聖路易斯信使報》成為一張能夠擔負起社會使命的報紙。” —— 1996年他對《美國新聞評論》雜誌說
2 新聞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它是記者、編輯為公眾信任服務的一種手段。他們為人們提供新聞和信息，以便他們做出有關政治、經濟、社會和個人的決定。
3 “新聞界被投資者當作人質並不會比新聞業成為政府的人質更好。”——他對新聞被越來越少的寡頭集團所控制深為擔心
4 從那次開始，我一直努力不混淆為自己寫作和為讀者寫作的區別。——為報導失誤作出的反省
5技巧本身並不能保證你寫出有深度和有社會意義的報導。學生一要成為出色的專業記者、編輯和攝影師，否則，他們就不能取得出色的成績；二要認識到新聞學的意義不是新聞學本身，而是把它作為一種方式，一種用艱苦的工作、勇氣和獨立提供的事實、信息和思想的方式。—— 談新聞學教育
軼事典故
《悼念學者型的新聞人吳惠連先生》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 陳婉瑩
資深新聞人，美國史丹福大學新聞學教授吳惠連先生（William F.Woo），因癌症於四月十二日在史丹福帕羅阿托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九歲。
史丹福大學失去了一位最為學子愛戴的老師，中國大陸和香港的新聞界也失了一個良師益友。吳先生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訪問教授，曾受聘於香港學術評審局，為珠海學院新聞系申請學位資格擔任評審委員，他關心中國新聞業與新聞
吳惠連 William F woo教育的發展，在香港和內地有很多親戚、朋友、學生。人們叫他做“Bill”。
我首次知道 Bill
在一九九零年，他獲得美國亞裔記者協會（AAJA）頒發終身成就獎，當時，他是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信使報》的總編輯，第一位美國主流大報總編輯的亞裔，也是該報第一位非普利茲家族的總編。前任是創辦普利茲獎以及這份報紙的傳奇人物約瑟夫 普利茲及他的兒子和孫子。
一九九六年再在媒體上看到Bill的名字，美國新聞界亂成一團，市場化的壓力如烏雲壓頂。在中西部，底特律市一家大報千餘記者編輯舉行罷工；在南方，《聖路易斯信使報》換了出版人，要走比較商業化的路線。同年，Bill被逼離開《信使報》，到史丹福大學教學。
兩年後一九九八年的六月，我準備到港大創建新聞課程，聽到Bill在香港回歸時曾花了三個月在港考察香港的新聞自由和有關問題，還寫了個報告。我打電話和素未謀面的Bill談了整整一小時，談香港，新聞，中國......。我們同意香港的新聞自由前景固然值得關注，但更要提高專業水平，為新聞業提供支援。
一九九九年八月，Bill成為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首位訪問教授，那時中心寄居在鄧志昂樓的兩個房間，臨時借了劉靖之教授的辦公室給Bill使用。那年夏天，Bill和我策劃課程，聯繫老師。香港是中國最自由的土地，我們沒說，但都了解香港與大陸血脈相連，香港任重道遠。
香港之旅點燃了他的中國情懷，其後Bill總抽時間每年一兩次來香港和中國大陸各地講學，為像我這樣為新聞教育苦幹的人打氣。二零零一年底，他到五個大陸城市講學，在上海、廣州、成都等地談“九一一”事件對美國報業的影響。Bill強調，不論面臨何種挑戰，準確、公正、客觀性等原則仍然是新聞業的基石。
中國情結
Bill的中國情懷，源自父親吳嘉棠－一個三十年代在密蘇里新聞學院取得新聞碩士學位的上海名報人。吳和Bill的母親－一位堪薩斯姑娘在密蘇里大學相遇，因為當時州內禁止與有色人種通婚的法律，兩口子要到北方註冊登記。學成的吳嘉棠與妻子回到上海，一九三六年生了長子惠連。他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擔任新聞系主任，並同時擔任了《申報》的採訪部主任以及《大美晚報》主編，在一九四零年代的上海名噪一時。抗戰期間，吳嘉棠還因反對汪精衛政權而被列入黑名單，遭到通緝，一家人逃難寄居於上海當時最高的旅館國際飯店。
Bill常提到父親，文章也愛講和父親一起不多的日子。Bill出生那天，上海在日軍攻擊下到處起火，做編輯的父親把要臨盆的妻子送到醫院門前，轉身趕去主持採訪突發的大新聞，曾是記者的母親，只好自己步進產房。
在給學生的信中，也提到戰時在上海的淪陷區，才幾歲的他看著戰機從頂上飛過、美國空軍投下炸彈的情景。但他最不能忘記的還是父親。戰爭結束了，父母的婚姻也劃上了句號。母親好不容易安排了乘搭從戰艦改裝的客輪去美國，家人都來碼頭送行－祖父母、叔叔阿姨、僕人和朋友們，只有父親沒來。
Bill寫說，“當我問父親在哪裡時，有人說他在辦公室。他們說他很忙，搞報紙就是這樣子。”“我的一生，投身新聞讓我最為驕傲，新聞是我的最愛，我父親的妻子要生產了，兒子遠渡重洋，可能終生不會再見－但對父親來說，新聞對他太重要了，對妻子、兒子的責任都沒關係。”
“我想學父親一樣偉大，但我慢慢地有不同的看法，可能是因為我也做了父親，我成為了人類的一份子......無論你像我一樣幹了四十年新聞，還是只做了很短時間，最關鍵的是你在一生中，做記者的光景有限，但做人是一生的。歸根到底，‘你是個什麼樣的人’這問題的重要性，大過於‘你成了什麼樣的記者。’
學者型的新聞人
二戰之後，吳惠連和他母親搬到堪薩斯州。吳在堪薩斯州讀了高中，一九五六年他還在讀大學時，就在《堪薩斯城星報》做記者，一九五七年被正式聘用。一九六二年加入《聖路易斯信使報》，歷任該報記者、駐外記者、華盛頓特派員、專欄作家、社論版主編和總編。在該報三十四年中，吳曾經三度被提名普利茲獎和獲選入圍：一九七一年的全國性報導獎、一九七七年的外國報導獎和一九九一年的評論獎。
Bill是新聞界的先行者－哈佛大學尼曼獎學人、美國廣播電視大獎皮博迪（Peabody）獎的全國顧問委員會成員、普利茲獎多屆的評審、美國報業編輯協會以及美國報業研究所的委員、白宮學人委員，並在一九九一年獲得了密蘇里新聞學院的榮譽金獎。
Bill在去世的數星期前，還在堅持教學。他也是史丹福大學傳播學院新聞研究生部的代主任。他為人低調，連AAJA的頒獎宴會也沒出席；皮博迪獎每年評審，喬治亞州州長在官邸為評審委員設宴，他避之不及。去世後人們發現他生前打動了無數個圈子 無數的人，同事、新聞界、學生、學界、政界、香港、中國大陸、東歐。《聖荷塞信使報》在網上開了一個悼念網頁，上面的留言讓人心碎。約瑟夫 普利茲的遺孀艾蜜莉 普利茲說：吳先生是“一位偉人和一名偉大的記者。
他和我丈夫關係密切，多年在一起討論報紙的方向，共同決定《信使報》的前途和命運。”
《信使報》的發行人特倫斯 埃格爾說：吳惠連是一個“真正的紳士”－“他發自內心地熱愛《信使報》，是一位專注負責的編輯、文筆優美的作家。他經常與我們分享對社會、生活尤其是家庭的思考，對《信使報》和我們行業來說，這真是悲傷的一天。”
去世前一年，Bill整理了他的專欄文章。滿滿的的八頁目錄，細讀之下才發覺其實我對他知之甚少。原來Bill最愛莫札特，他的文章常引述文學作家，如E.M.Forster（福斯特），T.S.Eliot（艾略特）。我們太忙了，只夠時間談新聞的話題。
在生命最後的幾年，Bill花了很多時間沉思西方新聞業的危機以及其背後的結構性問題。他是一個學者型的新聞人，每一個熱愛新聞，善良和熱愛生命的人都會懷念他。
《吳惠連：接過普利茲的報紙》
來自《外灘畫報》
他出生於上海，擁有一半中國血統。多次任普利茲獎評審，是頗有影響的《聖路易斯信使報》第一位不姓普利茲的主編，也是出任美國大報主編的亞裔第一人。
“這趟回上海，我特意選擇了國際飯店。剛到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倒時差睡午覺時突然被隆隆的雷聲驚醒，走到窗前往外看，60多年前那一幕再一次閃現出來。”
63年前那個“珍珠港日”(1941年12月8日)凌晨，槍炮聲把5歲的吳惠連(WilliamWoo)從睡夢中驚醒——日本人跨過蘇州河了。因為在《申報》當採訪主任的父親吳嘉棠被汪精衛政府列入黑名單，他們全家躲進了國際飯店一套高層房間裡避難。“當時天很黑，父親和母親正忙著燒檔案，我一個人就像現在這樣站在窗前，朝下面雨中的街道投擲紙飛機。”
1936年出生於上海的這位《聖路易斯信使報》第一位不姓普利茲的主編，在國際飯店12樓客房默默佇立了一會兒後，坐回圓形茶几旁的扶手椅，脫掉皮鞋，把雙腳擱在床沿上，然後打開一聽啤酒，頷首閉目凝神。
在新聞事件中降生
“我出生的那晚，父親在送母親去醫院的路上，正好碰上一場大火。他馬上把車停下，讓母親下來自己到醫院生產，自己則趕回報社安排火災報導。可以說我是在一次新聞事件中降生的。”
“20年後，我有了自己的家庭，也進了新聞這一行。我就想：如果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正好有重大新聞事件發生，我會不會也讓妻子一個人下車去醫院呢？肯定不會。父親是個很優秀的記者，但我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會去模仿他，我必須撥出時間來陪伴家人。”
吳惠連的祖父是個實業家，在龍華開了一家水泥廠。父親吳嘉棠曾任上海英文報刊《大陸報》總編輯,《大美晚報》(英文)執行編輯兼任《申報》採訪主任等職。
1930年代在一些美國記者朋友的幫助下，吳嘉棠到了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學習新聞，也就在這裡，他邂逅了吳惠連的母親——密蘇里州堪薩斯市的伊莉莎白·哈特。之後，兩個人在伊利諾州結婚。
“因為當時密蘇里州禁止白人與其他種族的人通婚，這件事成了新聞，在當地見了報，經過美聯社轉載，《堪薩斯星報》也登出這條訊息，外祖父母這才知道女兒已經嫁給一個中國人，都大吃一驚。但最吃驚的大概是我的祖父母，因為兒子事先完全沒有說起過。”
吳惠連的中國家庭很西化，所有男人都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所有女人都讀了墨梯女中(市三女中的前身之一)，但許多觀念卻非常傳統。“我們家的長幼尊卑分得很清楚：祖父是一家之主，我排在最底層，想要任何東西都得先向大人提出，亂吵鬧會受懲罰。有一次全家上飯店吃飯，侍者點飲料時，我說要一杯橙汁。侍者一走開，就沒人願意再理睬我。”
幼年的生活和教育對吳惠連影響至深，以至於他人生一些最根本的東西，比如對家人關係的概念、尊敬長輩的意識、作為長子的孝悌思想……都是在海格路600弄31號(現在的華山路1100弄31號)那幢灰泥外牆的房子裡形成的。到美國後，他堅持不改姓，正如他的祖父叮囑他的，“你要記住，你永遠是吳家的人。”
你應該把報紙交給我來辦
二戰後不久，吳惠連的父母離婚了。後來父親又至少四次再娶，但母親一直沒有再嫁。這件事對他母親的打擊非常大，她從未對人提起過。
吳惠連把母親的哀傷歸咎於父親的工作，所以不想去碰新聞這行，在堪薩斯大學他選擇了英語文學專業。
但新聞又找上了他，大學三年級因為家裡沒錢，吳惠連只得休學。碰巧《堪薩斯星報》有一個當記者的工作機會，於是他就去了。結果他竟發現自己非常喜歡這份工作，而且也能幹得好。“以前別人常問：是不是你父親幫助你進了這一行？根本不是。我父親是許多年後才知道這件事的，他很吃驚，但心裡可能很高興。”吳惠連說。
和《堪薩斯星報》的其他記者一樣，吳惠連的新聞生涯是從訃告寫起。半年後才改跑犯罪新聞，從晚上8點做到凌晨3點，白天開車回學校上課。就這樣用了兩三年時間，吳惠連才把剩下的課程學完，後來又跑了其他條線。
1962年他進了《聖路易斯信使報》，這份報在美國報界名聲很好，屬於一家比較自由派(親民主黨)的報紙，不過也支持過一些共和黨人。這次吳惠連是從特寫記者做起的，寫過專題報導，在哈佛參加過培訓，跑過海外報導，派駐華盛頓特區，採訪過數位總統，見證甘迺迪總統的葬禮，多次報導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他勤奮工作，努力當一名好記者，也逐漸得到同行的認可。
1970年代吳惠連當了社論版編輯，於是開始思考報紙的前途問題。當時報社的老闆是約瑟夫·普利茲三世，他兼任主編和社長。1985年的一天，吳惠連敲開他的辦公室，說：“我想跟你說件事，如果你不把我扔出去的話：我認為你應該把報紙交給我來辦，這就是我打算怎么辦報的方案。”
約瑟夫·普利茲三世沒有把他轟出去，也沒有立即任命他當主編。但從此他們經常交談，了解到吳惠連的看法與幾代普利茲的都很接近，約瑟夫·普利茲三世認為他可以繼承報社的傳統，就有意栽培他，最後也真的讓他當上主編。此後他還曾兩度當選全國報業主編協會理事。
作為主編，吳惠連和負責經營的社長平級，只向董事長匯報。吳惠連說在他當社論版編輯和主編的23年裡，董事長只有兩次對他提出過內容要求，應該說自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考慮到這23年之間出的報紙期數，以及我們採取過的數以千計的社論立場，我能有這么一位放手的董事長實在是很幸運。”
“這兩次干預我都還記得：一次是要求我們在議員選舉中支持某位候選人，儘管不是原先我們支持的人，不過這一位同樣也很正直。第二次是克萊斯勒汽車公司瀕臨倒閉時，我們原本不贊成政府介入將其救活，但也沒有明確反對。董事長要求我們表態贊成，這也是其他很多報紙採取的立場。我作了一個妥協：提出一旦政府的努力未能奏效，就應該趕緊把投進去的錢收回來；後來政府實際上並沒有支付過補貼。”
當清潔工的寡婦改變了我
60年代末，《紐約時報》和《新聞周刊》都希望招攬到吳惠連，但他沒答應。“在一個地方做了一段時間的新聞，你會覺得自己有責任為當地的讀者服務，而不能只為你個人的名聲地位考慮。在《信使報》工作，我做的事情可以更直接地影響到該市的居民。”
說起40多年的新聞生涯，吳惠連至今仍清楚記得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報導，是採訪住在聖路易斯市貧民區的一位婦女波莉·特納。一條訊息說一個小男孩在家附近玩耍時，被路燈座上裸露的電線給電死了。當時吳惠連小孩的年齡和他差不多，所以就對這件事非常關心，開車找到小男孩的家。“他母親波莉·特納把我請進門。在外表破舊的房子中，我看到了一個平生見過的最乾淨的地方之一，你簡直可以從地上撿起東西來吃。”
波莉是個在醫院當清潔工的寡婦，愛子的死訊幾乎使她崩潰。出事前，她多次打電話給電力公司，但他們從未派人來查看過。義憤之下，吳惠連寫了很多相關的評論，並派記者進行長期跟蹤報導，結果發現全市共有數百條、乃至數千條裸露的電線。起先市政官員漠不關心，後來在輿論的再三施壓下，最終才把燈柱都修好了。
波莉後來又屢遭不幸，大兒子在舞廳被保全開槍打死……“但後來我和報社鬧不愉快的訊息傳得滿城風雨時，她竟然還安慰我，並為我祈禱。”
“這件事改變了我，使我學會理解那些生活狀態與我們迥異的人們的信念、力量和憂慮。我寫了很多篇與波莉有關的文章，它們或許有助於人們對這個世界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作為一個新聞人，如果你尊重你所寫的人們，對他們真正感興趣，你將在工作中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回報，你會成為一個全然不同的人。”
在美國做新聞人，吳惠連覺得和在其他地方沒有很大的不同——都非常有意思，可以為人們做一些有價值的事。雖然當記者很讓人興奮，當主編不那么有趣，但他覺得利用報社的資源促成一些變化，做一些有利於社會的事情，這一點最讓人有成就感。
作品一覽
《美國新聞業縱論 》
《Letters From The Editor》《美國新聞業散論》
《新聞業的“正常事故”》
《Letters From the Editor：Lessons in Journalism and Life》
《 Why Willes is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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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念吳惠連》
3《新聞學的核心:採訪!採訪!核實!核實!--美國史丹福大學吳惠連教授與清華學子對話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