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長仁

卓長仁

卓長仁(1948年-2001年8月10日),瀋陽市人。1983年在大陸犯案後,試圖逃避法律制裁,劫持從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航班飛往韓國,後被接往台灣。1991年因犯下綁架殺人罪,被判決死刑,2001年8月8日伏法。

基本信息

人物簡介

卓長仁(1948年-2001年8月9日),遼寧瀋陽人。1982年,在大陸犯案後,試圖逃避法律制裁,從瀋陽劫持瀋陽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飛機飛往當時還沒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韓國。後被接往台灣,為“六義士”之首。

1991年8月16日,卓長仁、姜洪軍和施小寧等人因投資期貨買賣,負債累累。卓長仁等人於是決定鋌而走險,綁架經營土地中介的台北市國泰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並且將其撕票殺害。

案發後,一審、二審均判卓長仁等人死刑,國民黨執政時期遲未執行。民進黨執政後,於2001年8月9日晚22時被執行槍決。

劫機事件

1983年5月5日,卓長仁、姜洪軍與四名同夥在萬米高空,用手槍對準了中國民航296號客機機長王儀軒,此時飛機上已有兩名機組人員遭受槍傷,脅迫之下,這架原本計畫從瀋陽東塔機場飛往上海的飛機迫降於南韓(韓國)(1992年,中韓建交公報簽署,隨後稱其為韓國)

春川機場,飛機上共有105人,其中機組人員9人,乘客中有3名日本人。

一時間,舉國震動,此為中國劫機“第一案”。

6人武力劫機

“不聽命令要叫全機同歸於盡”

1983年5月16日,劫機事件發生11天后,中國民航局局長沈圖在有100多名中外記者參加的招待會上,介紹了中國民航296號三叉戟客機被武力劫持,以及中國民航工作組赴韓國處理這一事件的情況。

記者招待會上,296號客機機長王儀軒就坐在沈圖旁邊。據新華社報導,如今已經是東北航空公司董事長的王儀軒當時回憶事件經過時說,5日上午11時20分左右,他駕駛的296號三叉戟客機正在按照正常的航線平穩地飛行,當飛機飛臨山東半島的海面上空時,混在旅客中的以卓長仁為主凶的6名劫機者,突然衝到飛機的駕駛艙前,朝緊閉的駕駛艙艙門開槍,隨即踢開艙門,持槍闖入駕駛艙,對著駕駛艙內的機組人員射擊。

王儀軒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還曾表示,卓長仁等劫機罪犯擁有2支7.60口徑的手槍,在劫機過程中總共開過8槍。296號客機當天上午8時15分由瀋陽起飛,升空不久因機件故障飛回瀋陽檢修,10時47分再度起飛,11時32分在大連上空被劫持,13時59分飛越“三八線”,14時10分降落在春川機場。

王儀軒和乘務員程梅事後都談到,劫機者把槍口對準正、副駕駛兩人的腦袋兩側後邊,脅迫飛機降低高度,改變航向,並曾兇惡地表示“不聽命令,我要叫你全機同歸於盡。”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裡,卓長仁等人多次用手槍指著王儀軒的頭,強行亂推駕駛桿,使飛機忽升、忽降,從9000米的高度驟然降到離海平面只有600米,造成劇烈顛簸,隨時都可能機毀人亡。

迫降韓國

罪犯控制飛機8小時後繳械

飛機進入韓國上空後,韓國軍用飛機起飛攔截,在這種情況下,駕駛員被迫降落在韓國的春川機場。飛機降落後,6名罪犯武裝控制飛機和人員近8個小時之久,最後向韓國當局繳械,機組和旅客才擺脫人質狀態。

中方同韓國方面於10日簽署了同意把旅客、機組和飛機送返中國的備忘錄。

當天下午,全體中國旅客和9名機組人員回到上海。回國人員在抵達上海虹橋機場時,受到200多人的熱烈歡迎,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民航總局副局長、上海市副市長均前來接機。

一位旅客在下飛機時對媒體說:“在漢城,有人問我們願意到哪裡去?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一定要回到祖國!”也正是這個時候,降落在春川機場的296號客機已經飛往首爾金浦國際機場,幾天后回國。

公安部門事後通報,6名武裝劫機者分別是:卓長仁(原為遼寧省機電設備公司統配產品科汽車計畫員)、姜洪軍、安衛建(兩人原為瀋陽體育學院的工作人員)、王彥大(原為瀋陽市于洪區陵東公社上崗大隊第四生產隊金屬結構廠業務員)、吳雲飛(原是廣東省瓊海縣溫泉公社農場工人)、高東平(卓長仁姘婦),他們均為犯有盜竊槍枝彈藥、偽造證件、投機詐欺等罪行的刑事犯罪分子。

然而,關於6名罪犯的處理,雙方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中國方面堅持,卓長仁等6名罪犯在劫機以前已犯了竊槍潛逃等罪行,而且武力劫持民航飛機是國際上公認的一種嚴重犯罪行為,因此要求韓國當局將6名劫機罪犯交由中國司法機關依法懲處,韓國方面則表示要按他們的法律處理。

然而事件發生之後,台灣當局公然稱讚劫機罪行為“起義”,並表示“歡迎機上人員赴台”,台灣當局頻繁活動,對韓國當局施加壓力,計畫派遣一個由18人組成的所謂“律師代表團”飛赴首爾,企圖把6名劫機罪犯遣送至台灣。

在各方博弈之下,5月22日韓國最高法院對卓長仁等6名罪犯作出終審判決,維持對他們分別判處四至六年徒刑的原判。

劫機暴露安保弱點漏洞

中國空中安全員就此誕生劫機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緊急處置劫機領導小組的通報曾對事件發生原因進行分析,當中除了用“不正之風掩蓋著反革命活動,反革命分子利用了不正之風”和“敵情觀念淡薄”這些今天看來稍顯陌生的字眼外,還罕見地直言“這次劫機事件也暴露了我們公安隊伍渙散無力,治安保衛工作上有許多弱點和漏洞”。

在1983年的中國,卓長仁事件並非孤例。

1983年4月從法務部調任公安部部長的劉復之回憶說,在其剛剛上任的前後幾個月內先是出現殺死十名、殺傷十一名解放軍、公安幹警和普通民眾的“二王”事件,各地又陸續有強姦、搶劫等惡性案件發生,包括劫機事件在內的多重壓力讓劉復之將當時的社會秩序表達為“婦女不敢在夜晚上班,父母牽掛兒女,民眾失去安全感,黨內黨外反應強烈”。

7月19日上午9時,劉復之受約前往北戴河看望鄧小平,後者以他慣有的堅決說:“在3年內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一個大城市,一網打盡,一次就打他一大批。我們保證最大多數人的安全,這就是人道主義。”一個半月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迅速審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式的決定》和《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法院組織法〉的決定》———這就是讓無數經歷過那一時代的人記憶深刻的“嚴打”。

6罪犯被送至台灣

“反共義士”受冷落綁架殺人被槍決

就在國內反思劫機事件暴露的制度短板之時,卓長仁等人的個人命運也正在發生巨變。

1984年8月13日,韓國方面宣布對卓長仁等六名罪犯“停止服刑”,“驅逐出境”,並於當天將他們送往台灣。

更為嘲諷的是,這6名刑事罪犯被台灣當局稱為“投奔自由的反共義士”,並被贈與巨額黃金作為“獎勵”。

曾有媒體形容卓長仁與同夥剛到台灣的生活為“彩帶加身,好不風光”,6名劫機犯到達台灣後,蔣經國親自“召見”,並指示所謂的“大陸災胞救濟總會長”和“總統府秘書長”安排他們的工作、生活及學習,“以使6人在台灣一生都過得無憂無慮”。

在卓長仁事件的示範下,台灣似乎一時成為劫機者的天堂。到了1993年,中國大陸共有10架民航客機被歹徒劫持,全部飛往台北桃園國際機場,這一年也被稱為“劫機年”。

並無學術專長的卓長仁先被安排在“大陸問題研究中心”當“研究員”,後“留職停薪”被安排到台軍“政戰學校”“深造”。據台灣有關方面統計的數據,卓長仁曾在台北等地的電視台、廣播電台、工廠、學校、機關及台軍中發表近百場反共演說。

一度在台北擁有千坪以上的土地的卓長仁最初生活堪比富豪,但他很快將其揮霍,加之兩岸關係已發生微妙變化,他已漸漸失去政治宣傳的價值。卓長仁先是被“政戰學校”拋棄,隨後又被“大陸問題研究中心”停職停薪,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1991年7月,卓長仁、姜洪軍商議進行綁架,目標為台北市國泰綜合醫院副院長王欲明之子王俊傑,並且先將其殺害再勒索贖金新台幣5000萬元。同年11月事情敗露,卓長仁隨後被判處死刑。

2001年,赴刑場時卓長仁堅持身著18年前劫機到韓國時的衣服。翌日,台灣媒體評論道:“昔日名利雙收的‘反共義士’,如今步入刑場,自由的真諦為何,值得吾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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