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鳴效應（即共鳴現象）
共鳴，物理學上也叫共振，是指一個物體振動時，另一個物體也隨之振動的現象。發生共鳴的兩個物體，它們的固有頻率一定相同或成簡單的整數比。
現在人們公認伽利略發現了擺的等時性原理，那是他在比薩的教堂中觀察吊燈擺動現象時引發的結論。按照等時性原理，如果擺的振幅較小，那么擺動的周期同擺動的振幅無關。儘管在伽利略之前的好幾個世紀中，等時性早已為阿拉伯人所熟知，但以嚴謹的科學態度去研究這一現象的科學家還是首推伽利略。他指出擺的周期並不取決於擺線上懸掛物的多少，而只取決於擺線長度的平方根。如果不考慮阻力的影響，懸掛在等長線上的一個軟木球或一個鉛球的擺動規律是相同的。如果誰想驗證一下擺動的規律，只需找一個適當的支架、一根線和一個釣魚的鉛墜，頻率增高：拉動擺線活動的一頭，縮短擺長，擺的頻率即隨之增高。
話題共鳴對於社交來說，就好比物理學上的共振(Resonance)效應。
我國古人對共振現象發現很早。公元前三四世紀，《莊子·徐無鬼》就記載了調瑟時發生的共振現象：
“為之調瑟，廢於一堂，廢於一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夫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
引文中的“廢”，是放置的意思。這段話講述了兩種現象，前者是說在彈宮、角等基音時，置於一室的諸瑟相應的弦也發生振動。這是基音與基音之間的共振。後者是說如果調一弦，使它和宮、商、角、徵、羽五聲中任何一聲都不相當，彈動它時，另一個瑟上二十五根弦都動了起來。這是基音與泛音之間的共振。第二種現象一般情況下較難以察覺到，古人能發現這一點，說明他們的觀察是很細緻的。
古人不但觀察到了共振現象，還試圖對之加以解釋，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西漢董仲舒，他在其《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說：
“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故氣同則會，聲比則應，其驗皦然也。試調琴瑟而錯之，鼓其宮則他宮應之，鼓其商則他商應之，五聲比而自鳴，非有神，其數然也。”
董仲舒認為具有相同性質的物體可以相互感應，之所以會鼓宮宮動，鼓商商應，是由於它們聲調一樣，這是必然現象，沒有任何神奇之處。董仲舒能正確認識到這是一種自然現象，打破了籠罩在其上的神秘氣氛，是有貢獻的。
兩漢以降，人們對共鳴現象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晉朝的張華，他把共鳴現象範圍推廣到了樂器之外。據傳當時殿前有一大鐘，有一天鐘忽然無故作響，人們十分驚異，去問張華，張華回答說這是蜀郡有銅山崩塌，所以鍾會響。不久，蜀郡上報，果然如此。
張華把銅山崩與洛鍾應聯繫起來，這未必意味著他從共振的角度出發考慮這件事。用董仲舒“同類相動”學說也能解釋：鍾是銅鑄的，銅山崩、洛鍾應，是由於“同類相動”的緣故。可是，南北朝時宋人劉敬叔著的《異苑》中提及張華的另一件事，卻明明白白是從共鳴角度作解的，事情的原委如下：
“晉中朝有人蓄銅洗澡盤，晨夕恆鳴如人叩。乃問張華。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應，宮中朝暮撞鐘，故聲相應耳。可錯（銼）令輕，則韻乖，鳴自止也。’如其言，後不復鳴。”
這裡，張華不僅認定這是共鳴現象，找到了共鳴源，而且提出了消除共鳴的方法。我們知道，用銼子銼去銅盆的一部分，就能改變其固有頻率，使它不再和原來的聲音成某種頻率比關係，這就制止了共鳴的發生。可見，張華提出的消除共鳴的辦法是有道理的。
除了張華，一些有經驗的樂師也掌握了這種消除共鳴的方法。韋絢撰的《劉賓客嘉話錄》就記載了唐朝曹紹夔消除共鳴的故事。曹紹夔開元年間曾任管理朝廷音樂的“太樂令”，他有一個朋友是僧人，該僧房中有一磬，經常不擊自鳴，僧人憂懼成疾。曹紹夔聞知，前去探問，發覺齋鍾叩鳴時磬也嗡嗡作響，於是告訴僧人他有辦法，並要僧人次日設宴款待。次日飯畢，曹“出懷中錯（銼），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曹紹夔消除共鳴的方法與張華如出一轍。
到了宋朝，沈括把古人對共振現象的研究進一步向前做了推進。他用實驗手段探討樂器的共鳴，其《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一說：
“琴瑟弦皆有應聲：宮弦則應少宮，商弦則應少商，其餘皆隔四相應。今曲中有聲者，須依此用之。欲知其應者，先調諸弦令聲和，乃剪紙人加弦上，鼓其應弦，則紙人躍，他弦即不動。聲律高下苟同，雖在他琴鼓之，應弦亦震，此之謂正聲。”
“正聲”，指合乎聲律中頻率要求的聲，在此指音高相差整八度的音，即基音和泛音。在樂器中，二者也存在共振關係，但不易發現。沈括的實驗，就是為了證明這一關係。為此，他剪了一個小紙人，放在基音弦線上，撥動相應的泛音弦線，紙人就跳動，彈別的弦線，紙人則不動。這樣，他就用實驗方法，把音高相差八度時二弦的諧振現象直觀形象地表現了出來。沈括的這個實驗，比起歐洲類似的紙游碼實驗，要早好幾個世紀。
沈括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完成紙人共振實驗，源於他對樂器共鳴現象的透徹了解。他在其《夢溪筆談》卷六中也談論過樂器的共鳴，說：
“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虛室，以管色奏雙調，琵琶弦輒有聲應之，奏他調則不應。寶之以為異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若遍二十八調而不應，則是逸調聲也。……逸調至多，偶在二十八調中，人見其應，則以為怪，此常理耳。”
二十八調，指當時民間燕樂常用的二十八種調式。逸調指在通用調式以外的調式。沈括指出：“二十八調但有聲同者即應。”應的原因在於“聲同”，這是常理。正是由於有了這種認識基礎，他才能夠設計並完成紙人共振演示實驗。
沈括的實驗對後人頗有影響。明末學者方以智就曾在其《物理小識》卷一中記述並發展了沈括的方法，他說：
“今和琴瑟者，分門內外，外彈仙翁，則內弦亦動。如定三弦子為梅花調，以小紙每弦貼之，旁吹笛中梅花調一字，此弦之紙亦動。曹師夔（案：即曹紹夔）磬，聲不應鐘，猶之茂先（案：張華）知銅山崩也。聲音之和，足感異類，豈誣也者。”
這裡已經把共振與否作為“和琴瑟”的一種標誌了。方以智還明確概括道：聲音之和，足感異類，即只要聲音特性一致（頻率相同或成簡單整數比），在不同器物上也能發生共鳴。張華、曹紹夔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一點，方以智則明確指出他們的發現與樂器上的共鳴具有同樣的本質，都是由於“聲音相和”引起的。方以智的這些話，標誌著人們對共鳴現象本質的認識又深入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