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哈德·馮·比洛

伯恩哈德·馮·比洛

伯恩哈特·馮·比洛,德國政治家,1900-09年間任德意志帝國總理。他未能抑制德國軍事集團的形成被認為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部分原因。1870-71年普法戰爭期間服役於德軍;之後於各個歐洲國家首都的德國領事館任職;1900-09年,被德皇威廉二世任帝國第四任總理。其外交政策,尤其是1905年公然挑戰和法國的摩洛哥危機及1908年支持奧地利帝國吞併波士尼亞及黑塞哥維那的行為,令德國更加孤立。曾有名言揭示20世紀初德國對外擴張政策:“讓別的民族去分割大陸和海洋,而我們德國滿足於藍色的天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也要求陽光下的地盤。”

早年生活

伯恩哈特·海因里希·馬丁·馮·比洛是一位普魯士外交官的兒子。母親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他為孩子營造了一個溫馨舒適的成長環境。讀高中時,比洛的同學大多是貴族子弟,畢業後比洛先後在瑞士洛桑大學、柏林大學學習法律。1874年開始從事外交工作,並在歐洲許多國家擔任不同的外交職務。1886年在維也納與博洛尼亞省多米尼克·博卡德里親王的女兒瑪麗·安娜結婚,她是英國政治家阿克頓公爵的遠房表妹。比洛夫妻沒有子女。

世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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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0月,霍恩洛厄親王退位後,比洛伯爵成為德意志帝國宰相,同時也是普魯士首相。比洛認為他是俾斯麥的繼承人,同時他將繼續推行俾斯麥對歐洲大國的外交政策以維護德國和普魯士的利益。然而,他所面臨的任務比他傑出的前任更為艱巨,主要原因是歐洲逐漸分為兩大敵對陣營:即德國、奧匈帝國和義大利組成的同盟國以及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組成的協約國。比洛上台時,協約國還處於形成階段,事實上他未能阻止他成型,這本身就是他任宰相期間的一大失誤。
由於他和他的顧問馮·霍爾斯坦因認為英國還可以做出更大的讓步,英國永遠也不會和法國和俄國達成諒解,以及德國可以繼續居於“世界仲裁者”的地位,他沒有誠懇地接受約瑟夫·張伯倫提出的訂立英德同盟的建議。不過鑒於因南非貿易以及海軍等問題所引起的英德敵對情況,以及索爾茲伯里侯爵和英國內閣多數人的反對,在當時建立這樣一個同盟是很成問題的。
象俾斯麥一樣,比洛也取得了一些成功,他鞏固了德國作為世界強國之一的地位。他強調取得殖民地的重要性。比洛在外交部供職期間,德國成功地在取得了中國膠州灣99年的租借權,購買了馬里亞納群島,並通過條約取得了西太平洋薩摩亞群島的大部分領土。19世紀80年代,德國占領了西非的多哥喀麥隆,並在東非擁有殖民地。19世紀90年代早期,他又從一家私人公司手中接管了西南非洲。德國人在多數殖民地都與當地人發生過衝突。
德國人制定鞏固殖民地統治行之有效的政策,至少在短期內,它們可以幫助殖民地政府進行管理。人兒,大決殖民擴張使德國的財政受到嚴重威脅。比洛認為殖民地是德國作為世界強國的標誌,他相信為此付出代價在所難免。他未曾想到這些問題將成為他失去宰相職位的原因之一。

大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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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900年,世界上大片土地早已被各大列強分割完畢,比洛為達到保持強國地位的目的就只能憑藉其經濟實力。德國經濟可能滲透的一個地區就是奧斯曼帝國,當然這樣的政策也要冒一定的風險,因為在此之前,一些世界強國早打算滲入土耳其帝國,所以德國的行動極有可能遭到來自這些國家,尤其是英國的抵制。此外,該政策還遭到俄國的反對,因為他本打算在波斯北部擴展勢力。
比洛所期望的另外一個可以維護德國商業利益的地區便是摩洛哥。在土耳其和摩洛哥兩國中,比洛通過多次外交協商為德國爭取最大的利益,但他的努力收效甚微,比如1906年的為解決摩洛哥危機而召開的阿爾赫拉斯會議上,雖然表面上規定各國在摩洛哥均享有平等的權利,但事實上,它根本沒有阻止法國擴大對摩洛哥的統治權。

帝國內政

比洛竭力與帝國會議內各黨派的領導人建立友好關係,以便使他們批准自己所提交的議案,但他所取得的成效卻很有限。他重現實施的農業保護政策得到保守派的支持。但是外交政策所產生的高額費用,特別是因殖民擴張迫使他提高國內的稅率,他的稅收議案遭到國會議員的強烈反對。雖然如此,比洛因與德皇威廉二世的親密關係,仍然穩坐宰相之位。

解職退休

1908年出訪英國期間,德皇在接受《每日電訊》一位英國記者採訪時,自認是英國朋友的威廉二世聲稱,他對英國的虔誠與大多數德國人民是不相一致的。由於工作疏忽,帝國宰相比洛侯爵未能阻止該文的發表。此文一經見報,新聞界和國會頓時譁然,群情激奮。甚至連保守派都強烈要求皇帝退位。比洛引咎自責,但他在國會中關於這件事的發言,觸怒了德皇,此後德皇對他就不如以前那么友好了。對於此事件的漠然也使他失去了公眾的支持。此外,他希望限制德國的海軍計畫,也遭到了德皇和阿爾弗雷德·馮·提爾皮茨的反對,此外,他在國會中的聯盟瓦解(這個聯盟包括除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以外的一切政黨),使得他的預算沒有獲得通過,1907年7月,他提出辭去宰相職務,並得到皇帝的批准。特奧巴登·馮·貝特曼·霍爾維格接替了他的職務。比洛善於隨即應變,論機智,他僅次於俾斯麥,然而他卻把國家引上危險的道路。他聰敏自信,一向喜歡輕率的用有趣的比喻來掩蓋事實的真相。遇事故作樂觀,因此阻塞了對他有益的批判。這都是使他吃虧的地方。他在《德國政治》(1914,萊比錫)一書中尉自己做了出色的辯護。1914年比洛曾擔任短時期的駐義大利大使。他曾試圖阻止義大利在一戰中支持同盟國,但遭失敗,之後他退隱到羅馬的一棟別墅,1929年在當地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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