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會召開
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在這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為了解決新形勢下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於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委員34人，中央候補委員19人。毛澤東主持會議並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報告指出，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農村轉入城市。報告規定了中共在奪取全國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將採取的基本政策。 大會討論和決定的主要問題有：（1）確定了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奪取全國的方針； （2）指出中共工作重點應從農村轉向城市， 並以生產建設為中心；（3）闡述了在全國勝利後仍會存在兩種基本矛盾，一種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一種是中國人民和帝國主義的矛盾； (4)強調了加強黨綱建設，規定了禁止給領導人祝壽、禁止以領導人的名字命名街道、
現場西柏坡
西柏坡，這個光耀中國革命史冊的名字，原本是河北平山縣一個只有百十來戶的普通山村。1947年5月，中共中央工委選定這個地方，1948年5月，毛澤東同志率領中共中央、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移駐這裡，使這個普通的山村成為“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與國民党進行戰略大決戰，創建新中國的指揮中心。從此，西柏坡以其獨特的貢獻，彪炳於中國革命史冊，豎起一座不朽的歷史豐碑。“中國命運定於此村”，這是時任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的題詞。“新中國從這裡走來”，這是作家閻濤同志在其創作西柏坡紀實文學《東行漫記》時概括出的一句名言，並作為這部紀實文學的副題（1999年該書再版時就以此作為書的名稱）。
據史書記載，西柏坡原名“柏卜”，始建於唐代，因村後坡嶺上翠柏蒼鬱而得名。1935年，該村一位教書先生將“卜”改為“坡”，又因與“東柏卜”村相對而居，遂改名為“西柏坡村”。西柏坡被選為解放全中國、籌備新中國的指揮中心，不僅有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和自然環境，而且有多年來建立起來的革命基礎和政治優勢。 西柏坡，這個冀西山區滹沱河北岸的小山村，不僅風光秀麗，而且水土肥美。她位於平山縣中部，正處於華北平原和太行山交匯處，在一片向陽的馬蹄狀山坳里，西柏坡三面環山，一面環水，西扼太行山，東臨冀中平原，距華北重鎮石家莊僅90公里。這裡交通方便，易守難攻，既適宜危機時刻向山里撤退，順利時又便於向城市進軍。平山縣革命發動較早，大革命時期就建立了共產黨的組織，到1946年，全縣黨支部為608個，共產黨員由1931年的60人發展到19535人，人民民眾聽黨的話，民眾基礎較好。自抗日戰爭以來，平山縣為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大根據地所環抱。平山縣是晉察冀邊區第四軍分區和第二軍分區領導機關所在地，中共中央北方分局、晉察冀邊區政府、晉察冀軍區等首腦機關也曾在這裡居住長達三年
檔案半之久。平山縣是晉察冀邊區的模範縣，西柏坡是個模範村。西柏坡1937年冬建黨，到1948年時已有黨員40名，分布在33戶，占全村人數的12.3％，占全村戶數的33％。西柏坡村一帶村莊稠密，相距多在1－2公里，且沿滹沱河分布，依山傍水灘地肥美，地寬糧豐，稻麥兩熟。對於西柏坡一帶以及平山縣的經濟條件，聶榮臻元帥曾這樣說過：“平山縣可稱得上是我們晉察冀邊區的烏克蘭。”較發達的農業經濟，有利於保障軍民的經濟供給，為黨中央駐地提供物質基礎。優越的地理位置，發達的經濟，堅實的民眾基礎，相距適中的村落分布，遂使西柏坡成為中央工委駐地的最佳選擇。西柏坡一帶村莊很多，為什麼偏偏選中西柏坡作為中央工委的駐地呢？朱德總司令的秘書潘開文當時實地參加了考察和選擇，他回憶說：“我們當時是這樣考慮的：一是村子要適當集中，將來後委一些機關要來，能放得下（至於中央、毛主席來不來，誰也沒說，我們更不知道，並且那應該是以後的事）；二是交通要便利，便於和各解放區的聯繫；三是安全問題。儘管洪子店、郭蘇、夾峪等村子很大，但目標也大，人多不便於保密。西柏坡村子較小，後邊有個小山好防空，並且離周圍村有一段距離（1公里左右），便於保密；四是住宿條件。西柏坡當時許多房子被鬼子燒了，但基礎很好，便於建設，將來住在一起比較集中，方便工作。”由此看來，西柏坡的被選中如同歷史上每個革命大本營的選擇一樣，既要著眼於眼前的戰爭的需要，又要考慮到將來事業的發展需要。西柏坡具備了這樣的條件，解放全中國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的使命，就落實到她的肩上。經過緊張的籌備， 1947年7月12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正式成立。當然，為了適應戰爭環境的需要，中央工委當時對外稱“工校”和“勞大”。劉少奇任校長，朱德為董事，分別稱胡校長（胡服，劉少奇化名）、朱校董。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之後，幫助晉察冀野戰軍打了四次規模較大的勝仗，殲敵6.2萬餘人。其中解放石家莊戰役尤為著名。1947年10月31日，朱德參加了晉察冀野戰軍區司令部召開的旅以上幹部會議，與楊得志、羅瑞卿、楊成武等共同擬定了攻打石家莊的戰略部署。11月1日，又致電聶榮臻、蕭克，要求晉察冀軍區必須充分準備好人員的補充。8月6日至12日，在朱德總司令的周密布置下，晉察冀野戰軍殲敵2.4萬餘人，勝利解放了石家莊。在總結作戰經驗教訓時，朱總司令欣然寫下了《七律·攻克石門》：“石門封鎖太行山，勇士掀開指顧間。盡滅全師收重鎮，不叫胡馬返秦關。攻堅戰術開新面，久困人民動笑顏。我黨英雄真輩出，從茲不慮鬢毛斑。”石家莊的解放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連成了一片。不僅奠定了統一華北解放區的基礎，並為黨中央移駐華北創造了有利條件。
歷史背景
1948年3月20日，黨中央作出了移至華北同中央工委合併的決定。3月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率領黨中央機關由陝西吳堡縣川口東渡黃河，告別了生活戰鬥了十三度春秋的陝北根據地，向西柏坡轉移。3月24日到達中央後委駐地——山西臨縣雙塔村。4月11日到達了晉察冀軍區駐地阜平縣城南莊。4月23日，周恩來、任弼時等同志率部分工作人員先期到達了西柏坡，黨中央與中央工委勝利會合。5月1日，黨中央在西柏坡開始辦公，中央前委、工委、後委即行撤銷。毛澤東因準備赴蘇聯談判，在阜平逗留了一段時間，5月26日到達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五大書記在歷時一年多的分別之後於西柏坡勝利會面了。它標誌著黨中央機關勝利完成了戰略性的偉大轉移。從此，西柏坡便成了當時中國革命的領導中心。當時，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正處在重大轉折時刻，人民解放戰爭正處於戰略決戰的前夕。為爭取戰略決戰的勝利，黨中央將晉察冀和晉冀魯豫兩個解放區合併為華北解放區。9月8日至13日，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即“九月會議”，為迎接戰略大決戰作了思想上、組織上和物質上的準備。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真、董必武等政治局常委以及14名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和10名重要工作人員出席了會議。會場設在中央大院的兩間中灶食堂。會議根據戰略反攻的新形勢規定了黨的戰略方針和任務，以“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為中心議題，總結了以往的工作，並提出了建軍五百萬，大約五年左右（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戰略任務。會議主要解決了五個問題：第一，能否用五年左右時間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第二，打倒國民黨建立什麼樣的國家？第三，如何加強紀律性，實現從游擊戰爭向正規化戰爭的過渡？第四，如何恢復和發展生產，保障戰爭的勝利？第五，討論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擴大黨內民主生活，健全黨委制，訓練和準備大批新區工作幹部，提高幹部理論水平，以及加強工會、青年、婦女工作等問題。要求全黨全軍同志努力克服無紀律無組織狀態、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傾向。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中共中央關於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
9月12日至翌年1月31日，黨中央指揮東北野戰軍、華北野戰軍、華東與平原野戰軍、華北軍區部隊成功地進行了震驚中外的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解放了東北全境和平、津兩市；基本解放了長江以北的華東中原地區和華北。共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154萬餘人。基本消滅了國民黨主要軍事力量。 隨著戰爭形勢的迅速轉變，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了《目前形勢和黨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務》的決議。決議指出：
七屆二中全會1949和1950年將是中國革命在全國範圍內勝利的兩年。決議還指出，“北平解放後，必須召集第七屆第二次中央全體會議”，及“召集沒有反動派代表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政治協商會議，通過共同綱領，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組成中央人民政府”等。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西柏坡勝利召開。會場設在中央大院中央機關自己蓋的職工食堂，南半部為會場，北半部為服務處，會場正面懸掛著毛主席、朱總司令的畫像和黨旗。整個會場整潔、樸素而莊嚴。周恩來和任弼時還親自檢查了會場的布置情況。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34人，候補人員19人，列席人員12人。毛澤東主席主持了會議並作了題為《一中全會以來的形勢和任務》的重要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取得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規定了黨在全國解放以後，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英明地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告誡全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這次會議對促進和迎接全國勝利解放，以及保證中國革命實現偉大的戰略轉變，從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論上作了必要而充分的準備。
3月23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由西柏坡出發，挺進北平。臨行前毛澤東把中央直屬機關幹部和警衛人員召集起來，語重心長地告誡大家：“我們就要進北平了。我們進北平，可不是李自成進北京。他們進北京腐化了，我們共產黨人進北平是繼續乾革命，建設社會主義，直到共產主義。”黨中央在西柏坡僅僅住了十個月的時間，但在中國革命史上卻留下了輝煌燦爛的篇章，迎來了如旭日東升的新中國。西柏坡也因此像井岡山、瑞金、延安一樣成了中國革命的聖地。
中共中央在西柏坡的時期，是中國革命的偉大歷史轉折時期，也是我黨民主革命過程中最成功、最輝煌的時期。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不僅領導新民主主義取得全國勝利，而且為實現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到城市、從戰爭到建設的轉變，為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開闢了通途。西柏坡時期，毛澤東思想繼續得到豐富和發展，包括軍事思想、戰略戰術思想，特別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多黨合作制度的思想，以及從國情出發，走中國式的建設道路，通過建設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都得到了進一步充實和完善。黨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的輝煌歷史和成功經驗，鑄就了偉大的西柏坡精神。這是一種代表歷史性轉折的革命精神，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發展的新階段，是井岡山精神、延安精神的延續和發展。西柏坡精神，不僅是我們黨，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財富，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特別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發揚光大。
1973年2月26日，周恩來為西柏坡作了如下的題詞評語：“西柏坡是毛主席和黨中央進入北平，解放全中國的最後一個農村指揮所，指揮三大戰役在此，開黨的七屆二中全會。”
西柏坡紀念館，鄧小平同志為其題寫館名。
1991年9月21日，江澤民總書記視察西柏坡，並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2002年12月5日和6日，胡錦濤總書記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西柏坡，進行學習考察。重溫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牢記毛澤東同志當年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從自身做起，並號召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大力發揚艱苦奮鬥的作風，為實現黨的十六大確定的目標和任務開拓進取、團結奮鬥。
1950年，中央老區訪問團對西柏坡革命遺址和有關文物作出了加強保護的指示，當地黨委、政府隨即進行了革命文物的初步徵集工作。1955年，河北博物館派專人到達西柏坡進行了遺址和文物的維護、整理，並聯合當地政府成立了西柏坡紀念館籌備處。1956年，中共中央舊址被河北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58年因修建崗南水庫，舊址被淹沒，原有建築和西柏坡村遷到村北的山坡。現在的復原建築是當年西柏坡村子東頭的中央大院，總面積16440平方米。復建後的建築，基本保持了舊址的原貌。院內建築大致分前後兩部分。前部自東向西依次為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東舊居、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中央軍委作戰指揮室）和劉少奇、董必武舊居等。後部東北角是朱德舊居。前後兩部分之間即小山包的西北方向，是“九月會議”會址、“七屆二中全會”會址和中共中央接見國民黨和平代表談判舊址等。朱德總司令在中央工委時期與劉少奇同志住的緊鄰。為迎接中共中央的到來，工委在駐地後面的山溝里為毛澤東新蓋了三間窯洞式的房子。但是毛澤東到來之後，堅持住進了任弼時西鄰一所普通的平房小院，把新窯洞讓給了年歲大的朱德同志。中央工委進駐初期，並沒有大院的圍牆，黨中央到來之後，為了安全才在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等幾處住院的外面修了一道兩米多高的土圍牆。並在他們住房後面的山坡上挖了防空洞。
紀念館
進入西柏坡紀念館轄區，首先看到的是巨臂托起太陽的大門景，它告訴我們新中國從這裡走來；位於停車場西側的影像資料館，建築面積3300多平方米，集攝影、資料、娛樂於一體；氣勢宏偉的西柏坡紀念碑矗立在蒼松翠柏之中，碑名“西柏坡”系鄧小平同志手跡；碑上鐫刻著江澤民同志1991年9月21日參觀西柏坡時的題詞：“牢記兩個務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碑座周圍將黨中央來到西柏坡、
展廳全國土地會議、三大戰役、七屆二中全會和赴京建國等重大歷史事件，藝術地微縮在四塊浮雕上，形象地揭示了西柏坡的歷史貢獻和黨在這一時期的偉大實踐活動。在紀念碑的兩側分別是中共中央舊址和西柏坡紀念館。
西柏坡紀念館於1976年破土動工，全館面積13400平方米，建築面積3344平方米。1978年5月26日在紀念黨中央、毛主席進駐西柏坡3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舊址和紀念館同時對外開放。紀念館分上下兩層，階梯式四合院，四周走廊環繞，順山勢建造而成。館內的陳列展覽，集聲光電現代化設施於一體，集中展現了西柏坡的歷史地位及深遠影響。1982年3月11日，西柏坡中共中央舊址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西柏坡和井岡山、延安一樣，現在是全國著名革命紀念地和中宣部命名的全國百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之一。
今日的西柏坡，前臨碧波蕩漾、山水瀲灩的西柏坡湖，後靠滿坡翠柏、松濤陣陣的西柏坡嶺，湖光山色相得益彰，形成了獨居魅力的秀麗風光。
今日的西柏坡，已成為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先進單位、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和AAAA旅遊景區。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將其譽為“革命聖地，旅遊佳境”。2002年5月，河北省西柏坡-天桂山風景名勝區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國
家級風景名勝區名單。
征程伴坎坷，創業艱難多，要知勝利路，請看西柏坡。
稱讚詞
西柏坡——紅色旅遊的勝地！
西柏坡——愛國主義教育的聖地。毛澤東中國人民解放軍
西柏坡----新中國從這裡走來!
地點選擇理由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某一天，此前任平山縣委書記的曹慕堯同志來到延安，在一次集會上，毛主席看了一眼身旁的曹慕堯，問道：“你是哪裡人？”曹答道：“平山人”，毛“喔”了一聲，又問道：“從前做什麼工作？”曹答道：“乾縣委書記”。毛說道：“你當平山縣委書記，一定對平山很熟悉，我正想了解平山方面的情況，”於是毛主席和曹慕堯長談起來……
抗戰初期，平山人民踴躍參軍，八路軍三個主力師中就編入了兩個團的平山子弟，這兩個團轉戰南北，屢建奇功，被聶榮臻同志親切地稱為：“太行山上鐵的子弟兵”。後來隨王震同志的三五九旅開墾南泥灣又聲名大震。這個時期還湧現了救死扶傷的子弟兵的母親戎冠秀。在抗日戰爭那艱苦卓絕的年代裡，聶榮臻同志開闢了晉察冀邊區，聶榮臻的足跡踏遍了平山的很多地方，在八年抗戰中，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被毛主席稱之為“模範邊區”。這裡民風淳樸，地域遼闊，山水相間，是藏龍臥虎之地。那時西柏坡周邊十幾個村莊，在平山堪稱大村莊，座落在滹沱河兩岸，土質肥沃，物產豐富，被聶榮臻稱為“邊區的烏克蘭”
毛主席從歷次各界人士的口中和聶榮臻反饋的信息中得知，平山——西柏坡——及周邊地區是一個很不錯的地方，是一個可容納千軍萬馬的富足之地，必要時可以借用一下。
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舉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書記處開會，決定成立中央工作委員會，由劉少奇朱德掛帥奔赴西柏坡開展工作，為以後中央首腦進駐西柏坡打前站。毛主席，周恩來，任弼時繼續留在陝北和胡宗南周鏇。毛主席留在陝北的用意一是居住了十幾年的指揮所不能輕易地留給敵人，要和蔣介石鬥氣。二是為了鼓舞士氣，在敵人圍困萬千重中，我自巋然不動，可以極大地激發全軍將士的戰鬥意志。事實證明，毛主席的這一舉措是了不起的大手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石家莊解放。石家莊的解放，意義十分重大，
七屆二中全會它是解放戰爭中解放軍在敵人手中奪得的第一座城市，它的解放，使晉察冀與晉冀魯豫兩塊解放區連在了一起，切斷了蔣介石南北聯繫的通道。這年〈〈中國土地法大綱〉〉在西柏坡頒布，解放區的人民分得了土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這時解放區的天已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隨著解放戰爭的步步推進和各個戰場的變化，毛主席在陝北完成了他的既定目標，在這時，他以一個戰略家的目光審視著全國的形勢，“天時，地理，人和”是兵家取勝的必備條件，如何選擇一個理想的指揮所指導全國的解放呢？毛主席把目光落在了平山的西柏坡。西柏坡的“天時”（石家莊已解放，無近敵威脅，晉察冀與晉冀魯豫連成一片），“地理”（地域遼闊，物產豐富），“人和（民風淳樸，民眾基礎好）正遂領袖的心意。於是毛主席東渡黃河，經雁門關，五台山，在城南莊稍作停留來到了嚮往已久的西柏坡。在這裡，要和蔣介石展開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大決戰了。
全會內容
七屆二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的問題。主要內容包括：
1、 工作重心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2、 學習生產技術、學習生產管理技術，為黨的自身建設提出了新內容。
3、 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4、 不祝壽、不送禮、少敬酒、少拍掌、不命名、不並列。 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的“兩個務必”:
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
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
三大戰役結束後，解放戰爭的勝利已成定局。在這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產黨為了解決新形勢下所面臨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於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會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革命在全國勝利後，黨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任務和主要途徑。此外，會上還指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後的路更長，工作更艱巨，因此，全黨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警惕居功自傲、貪圖享樂思想的滋長，警惕資產階級用糖衣炮彈的攻擊，加強黨的思想建設。這一指導思想至今仍是我黨思想工作的重心，並且應加大獎懲力度，維護我黨在廣大民眾心中的形象。 在全國革命即將勝利之際，
領導人對話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國共產黨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中央委員有34人，候補中央委員19人。毛澤東主持了會議並作了報告。報告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說明了在全國勝利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移到城市；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總的任務和主要途徑；著重分析了當時中國各種經濟成分的狀況和黨所必須採取的正確政策。報告對革命勝利後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做了估計。號召全黨必須警惕驕傲自滿情緒，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進攻，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和艱苦奮鬥的作風。會議還作出了不祝壽、不送禮、不以領導人名字命名地名等項重要規定。這次會議討論了毛澤東的報告，並作出了相應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為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勝利作好了充分準備。
2002年，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帶領中央書記處的同志來到革命聖地西柏坡考察學習，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首先要從自身做起，從每一位領導幹部做起。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居安思危的精神狀態和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是凝聚黨心民心的法寶，是我們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兩個務必
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要求全黨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頭腦,在奪取全國政權後要經受住執政的考驗,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繼續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革命聖地西柏坡發表重要講話,要求全黨同志一定要牢記毛澤東同志倡導的“兩個務必”，發揚艱苦奮鬥的工作作風。
遺址“兩個務必”是特定歷史時代的產物。首先，從直接背景看，“兩個務必”形成於中共中央進駐西柏坡時期，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前夕。解放戰爭中後期，中央工委、後委和毛主席、黨中央先後從陝北向華北轉移，進駐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從1947年5月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黨中央由西柏坡移駐北京，前後不到兩年時間。黨中央駐西柏坡時期，三大戰役的發動和全面勝利，標誌著全國勝利即將來臨，中國共產黨將由一個長期被壓迫、被圍剿的黨變成全國範圍的執政黨；標誌著共產黨的工作重心將由農村包圍城市轉入城市領導農村；標誌著中國共產黨的創業之難即將成為過去，而鞏固和開創新事業的考驗即將成為現實；標誌著中國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這樣的歷史條件，就將勝利之後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劇發生很尖銳很現實地提上了黨的議事日程，而黨中央在西柏坡時期的一切活動就是為加速實現這樣的歷史性轉變和戰勝轉變之後所面臨的各種新考驗作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理論上準備。這一時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內涵十分豐富，包括萬眾一心的團結精神，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戒驕戒躁的謙虛精神，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大無畏精神，堅定不移的徹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內容，則是“兩個務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種歷史性轉變的精神，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精神，它的最大特點在於充分表現了革命者在敢不敢勝利問題上的堅定不移，和對勝利後革命前途的冷靜思考。
其次，從更遠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點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1945年毛澤東與黃炎培在延安窯洞裡的那次談話。1945年7月，黃炎培等6位國民參政員應邀訪問延安。痛感於歷史的無常，黃炎培在和毛澤東談話時大發感慨。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不少單位都沒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這是目前所知人們第一次談到歷史周期率問題。他同時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找到一條道路，擺脫周期率的支配力。
那么，什麼是歷史周期率發生的內在原因呢？黃炎培認為：“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歷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制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於是“其興也浡”、“其亡也忽”，周期率就在這樣的情況下發生了。
那么共產黨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樣才能跳出歷史周期率呢？對此，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當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於到了對岸一樣，找到了民主這條新路，並不意味著已經跳出了歷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還要看這條路具體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對跳出周期率時刻保持高度警惕性。這就是“兩個務必”所要解決的問題。從這種意義上講，“兩個務必”和毛澤東與黃炎增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談話有一脈相承的思想淵源關係。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發表。1941年皖南事變後，郭沫若寫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豐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朝廷腐敗，天災人禍，民不聊生，官逼民反，隸屬於延安府轄區的李自成、張獻忠發動和領導農民起義，並在李岩的幫助下，使“農民起義走上了正規”，節節勝利，勢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專制的王權統治。
然而進了北京以後，李自成便進了宮。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籌備登基大典，招攬門生，開科選舉。將軍劉宗敏所忙的是“拶挾降官，搜刮贓款，嚴刑殺人。紛紛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為天下就已經太平無事了的一樣”。近在肘腋的關外大敵，他們似乎全不在意。山海關只派了幾千士兵鎮守，而幾十萬的士兵都屯積在京城裡享樂。進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軍入關，“自成親自出征，倉惶而去，倉惶而敗，倉惶而返。”不得不離開北京，一敗再敗，終於在湖北通山九宮山戰死，時年39歲。“這無論怎樣說都是一場大悲劇。李自成自然是悲劇的主人。”
此文於1944年3月在《新華日報》全文連載。此時正值偉大抗日戰爭勝利的前夕，歷史轉折的重要關頭，毛澤東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義，立即批示在《解放日報》全文轉載，並加發了《編者按語》，同時把它作為整風檔案，印發全黨學習。1944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給郭沫若的覆信中說：
主席講話“……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檔案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若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的經驗，會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為正式提議，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後》，和我那時在湖南經歷的，幾乎一模一樣。不成熟的資產階級革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戰爭，國際條件是很好的，國內靠我們努力。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你看到了什麼錯誤，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史論、史劇有大益於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決不會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見《毛澤東書信集》）“我雖然兢兢業業，生怕出岔子，但說不定岔子從什麼地方跑出來。”這段話充分說明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那種心境。就像“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嘔心瀝血，時刻防止出現失誤。他自信無比，膽略過人。但他的自信和膽略是建立在對必然的認識上的，同時又要防止各種偶然性。從這種意義上講，“兩個務必”的提出，體現了毛澤東、黨中央對中國歷史上一些農民戰爭尤其是李自成農民起義失敗教訓的深刻總結。
三是在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47頁）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作《學習與時局》報告時，回顧了黨的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幾次大的驕傲。“第一次是在1927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占領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1930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1931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著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 1938年。抗日戰爭打響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
六條規定，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鑑戒。”同時說明：“近日我們印發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以為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可以說，“兩個務必”的提出，也體現了黨對自己歷史上幾次錯誤的深刻總結。
從以後的形勢發展看，“兩個務必”的告誡是很有預見性的。因為此後不久，隨著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人面對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或被資產階級以各種手段拉下水，或自發滑入腐敗的深淵，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報告中所擔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現了。
下面這件事就很有代表性：七屆二中全會僅僅開過5個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報》就刊登了這樣一條訊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軍譽，破壞紀律，歐震被判處死刑”。被處決的是擔任接管工作的軍代表。
1949年6月8日，時年25歲的歐震奉命參加公安部查處蔣幫空軍司令部第21電台台長畢曉輝私藏武器案件。當時，畢曉輝早已隨蔣軍南逃，家中只有畢的妻妾兩人。公安部辦案人員在畢家查獲了非法武器之後，考慮到畢的妻妾年輕無知，且能知罪服法，故對其作了寬大處理，將案子就此了解。而歐震人雖離開了畢家，心卻留在了畢妻朱氏身上。朱氏20齣頭，生得眉清目秀，歐震心生邪念：一定要把她搞到手！於是當晚，歐震置軍管會紀律於不顧，趁外出執行任務之機，踅進畢家，勒索畢家錢財，迫使朱氏答應從此與他同居。
歐震的犯罪行為很快就東窗事發。歐震被捕後，各級領導對此都十分重視，最後經陳毅市長批准，執行就地槍決。歐震事件的發生，再次向即將在全國執政的共產黨人敲響了反腐倡廉的警鐘。
然而在這一時期，歐震事件並不是一個偶然事件，歐震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一種孤立的社會現象。事實是，共產黨剛剛執政，以貪污、浪費、官僚主義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腐敗行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長了起來，也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
比如，1951年11月東北局向中央報告說，瀋陽市在部分單位揭發出3629人有貪污行為，東北貿易部僅檢舉和坦白的金額就達5億元人民幣（舊幣，下同）。浪費現象和官僚主義也很嚴重，僅東北鐵路系統就積壓了價值上千億元的材料而不作處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類似的情況向中央報告。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劉青山、張子善可謂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他們利用職權，非法經營；違反政策，投機倒把；以次充好，盤剝民工；嫖娼吸毒，腐化墮落。他們給國家造成的損失和非法獲利且不必說，僅個人從盜竊的國家資財中貪污、揮霍即達3.7億元以上，其中劉青山1.8億元，張子善1.9億元。確屬罪大惡極，十惡不赦。
毛澤東接到華北局向中央所作的關於天津地委嚴重貪污浪費情況的報告，
兩個務必感到非常震驚，他在為中央起草的轉發這一報告的批語中指出：“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同時，毛澤東在另一封給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並告各中央局的復電中又強調：“我們認為需要來一次全黨的大清理，徹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貪污事件，並著重打擊大貪污犯，對中小貪污犯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針，才能停止很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並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迅即中央便做出《關於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並深刻指出：“自從我們占領城市兩年至三年以來，嚴重的貪污案件不斷發生，證明 1949年春季黨的二中全會嚴重地指出資產階級對黨的侵蝕的必然性和為防止及克服此種巨大危險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是全黨動員切實執行這項決議的緊要時機了。再不切實執行這項決議，我們就會犯大錯誤。”從此，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內容的“三反”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據統計，在半年左右時間內，全國縣以上黨政機關參加“三反”運動的總人數為383萬多人。經核實，貪污1000萬人民幣（舊幣，下同）以上的共10萬餘人，貪污的總金額達6 萬億元。對有嚴重貪污行為的罪犯，判處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處無期徒刑的67人，判處死緩的9人，判處死刑的42人，其中就包括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大貪污犯。建國才僅僅兩三年，即有這么多人腐化犯罪，其速度之快，數量之大，確實令人觸目驚心。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兩個務必”仍然有著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共產黨要永葆先進性，始終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須時刻牢記“兩個務必”，警鐘長鳴。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同志“兩個務必”的告誡任何時候都不會過時。
七屆二中全會是解放戰爭時期中共召開的唯一的一次中央全會，會議做出的各項政策規定，不僅對迎接中國革命的勝利，而且對新中國的建設有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