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史詩》

《非洲史詩》

《非洲史詩》,提供和描述了鮮為外界所知的關於非洲各民族的社會、歷史、宗教、價值觀、藝術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解讀非洲史詩帶給讀者的挑戰性與其帶給人的遐想和愉悅是平行不悖的。

簡介

非洲史詩非洲史詩

英文:Africanepic

非洲史詩是非洲文化精華,由於非洲語言多樣性,地域間的相對獨立性,外界對非洲史詩的了解較少.非洲史詩大致可分為七大板塊:中非史詩、獵人傳統與史詩、索寧克傳統、松迪亞塔與曼頓傳統、賽格與巴馬拿史詩、福拉傳統和近百年來出現的傳統.史詩中反映的關於非洲各民族社會歷史宗教價值觀藝術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是我們了解這些民族起源和發展的寶貴資料,是了解昔日和今日非洲文化的視窗.本文綜合了美國、法國學者對非洲史詩的研究,以期對國內非洲史詩的研究做有益的補充,也為研究帶有非洲文化和傳統色彩的美國、英國、加勒比海地區黑人文學提供廣闊的背景知識.

史詩的定義

它指古代敘事詩中的長篇作品,這些里程碑式的不朽作品,是一種比現實生活高大、並且交織著神聖啟示敘事詩,內容以嚴肅重大的歷史事件為題材,以英雄人物為中心,風格崇高,結構宏大,富於戲劇性,突出英雄的悲劇性格。此標準也可被用來衡量荷馬史詩歐洲中世紀史詩,以及至今還在流傳的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斯拉夫的口頭史詩,但用它來定義和理解非洲史詩時,就會產生問題,原因是歐非史詩在文體歷史背景表演風格上相差甚大。在非洲文化里,史詩的外延可以擴展到關於某一歷史題材、公開表演過、有音樂伴奏、由史詩藝人表演的敘事作品。因而非洲史詩多是在樂器伴奏下、藝人用歌唱形式表演的口頭史詩。非洲文字史詩的歷史較短,據說最早的非洲史詩手稿註明年份是1728年,20世紀後才出現正式出版的非洲史詩文本。確切地說,非洲史詩的“文本”是源自於口頭表演的記錄、翻譯和再敘述的檔案記錄,並非是史詩藝人表演的腳本。

非洲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熟悉外國史詩的中國讀者對歐洲史詩比較了解,但對非洲史詩了解不多。由於非洲語言的多樣性,地域間的相對獨立性,非洲史詩對於外國讀者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在我國對非洲史詩的介紹和研究也相對較少。事實上,非洲史詩源遠流長,其想像之豐富新奇,意象之清新瑰麗,語言之多樣寓意,表演之多彩魅力堪稱是非洲文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題材

非洲史詩多敘述帝國與民族、英雄與獵人、國王與武士的故事。例如根據13世紀馬里帝國的創始者松迪亞塔(Sunjata)的經歷創作的史詩在古代的馬里帝國,現在的西非國家,如馬里幾內亞甘比亞塞內加爾等,廣為流傳。1960年由幾內亞歷史學家德吉伯里爾·塔姆斯熱·尼阿訥用法語創作的關於松迪亞塔國王的散文產生了很大影響,被認為正是它的傳播使得松迪亞塔在世界範圍內成為西非口頭史詩的原型人物。姆溫都(Mwindo)是非洲史詩中另一個著名的原型人物,是一個超自然的、生下來就會走路的小不點。他生活在東非剛果,是巴恩顏加部族人,這是一個基本上以狩獵、採集果實、捕魚為生的小部落,但史詩《姆溫都》中的故事卻深刻表現了人與人、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等複雜問題。

地域

在非洲人口較多的幾十個民族中都有自己的史詩,如在中非的剛果喀麥隆加彭的沿海地區,有蒙高人的利安加史詩、杜阿拉人的傑喀拉·恩扎姆貝以及芳族人的配樂詩朗誦(芳族人的史詩)。這些史詩中都有複雜的神話世界,敘述了發生在具有魔力的非洲大地上“普通人與永生的部族之間的無休止的爭鬥”(Belcherxii)。在西非,除了馬里的關於松迪亞塔的史詩,瓦加杜族的松尼恩克傳奇也久負盛名,這組史詩廣泛流傳於巴馬納地區的賽格一帶,敘述了福拉族英雄哈姆伯德底奧和斯拉馬卡的冒險經歷。在甘比亞,有一部史詩講述了背運的科拉法·薩恩所遭遇的困境:他要么在戰鬥中與死神相遇,要么與對手決一死戰。這些史詩風格各異,展示了各民族的習俗,重構了歷史,展望了未來。正是這種多樣性使非洲史詩獨具魅力。但由於地域間的相對獨立性,非洲史詩與非洲之外的其他民族的史詩在概念或敘述上很少有參照和聯繫。

非洲史詩三大要素

最重要的當推歷史和敘事傳統

就歷史傳統而言,非洲史詩中的歷史傳統指在公開或私下表演、表述的、與歷史有關的某種形式的知識,史詩是歷史成分最豐富的載體。在非洲,歷史與敘事緊密聯繫,非洲大陸的歷史記載多源自口頭敘述,鮮有記載成文的。曼頓人的歷史,如關於松迪亞塔、他的祖先,以及建立在13世紀的馬里帝國等歷史信息被融入他們的口頭傳統。較之口頭敘述的歷史,確有寫成文字的歷史,但數量很少。根據麥爾維爾·赫斯克維茨和弗朗西斯·赫斯克維茨的研究,18世紀的達荷美(現為貝寧共和國)的一位國王曾把負責記錄國家歷史的官員召集起來,讓他們記載和傳播他的功績。現在這些記錄已成為研究當時的歷史和史詩的絕好材料。各民族的歷史傳統由於其敘述人的風格不同而異彩紛呈,此外,史詩中的歷史是經過史詩藝人加工、被公眾接受的歷史,因而富有地方色彩。史詩中的歷史常按家族來敘述,奈及利亞北部的梯夫人至今還按這種記載來解決社會和家庭糾紛。神話也會進入歷史,在主要的文化變動和宗教皈依之後,神話變成了歷史上的真事,在此過程中神話成為歷史,諸神成了國王(Goody78)。在約魯巴人的神話敘述中,其祖先來自天堂,在愛勒—愛非地區建立了神聖的王國,約魯巴各城鎮都有關於他們的王朝的歷史記載。此外移民和村居的故事也見於歷史記載。

其次是史詩演唱藝人

在非洲,他們被視為社會傳統和價值觀的源泉,其知識體現了社會、歷史和人類的價值。史詩演唱藝人有多種稱呼:bebom-mvet、maabo、gewel、jeli等,但最常用的叫法是“griot”。在西非“griot”專指音樂和歌唱世家出身的史詩演唱藝人。“griot”一詞究竟源於葡萄牙語(葡萄牙商人是第一批到西非海岸的歐洲人)還是某種非洲語言至今還懸而未決。早在16世紀時,“griot”的書寫形式就出現在法語裡,後進入英語。在西非法語區,該詞多指部族音樂家和歌手,他們的作用類似歐洲中世紀的音樂家和家譜執事,主要從事音樂和史詩演唱活動,還兼做談判的中間人,過去還曾是王室發言人和史官。現在“griot”一詞的用法更寬泛,是口頭表演者的同義詞,與當初的詞義相差甚遠。在西非的一些王國如阿散蒂、阿伯美、約魯巴等國,國王的發言人與撒海爾人歷史所記載的“griot”的作用的確相似。“griot”和“jeli”必須是血統純正的世家子弟。在中非地區的一些特殊群體裡,如獵人協會,想成為史詩演唱藝人要經過選拔,個人天賦和靈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史詩演唱藝人表演時有樂師伴奏,樂師通常為男性。伴奏樂器多是“balafon”(一種類似木琴的樂器),或各種樣式的“ngoni”(類似豎琴的弦樂器),也有樂師用現代樂器如電吉他、號等為史詩演唱藝人伴奏。

第三是讚美詩也稱為頌詞

它常穿插在史詩表演過程中演唱,以其活潑的演唱風格為比較單調的史詩演唱增添活躍氣氛。在非洲,各民族都創作吟誦讚美詩,但內容和表演形式差別很大,它們主要用於對諸神的讚美,對要宰殺的動物的祈禱,頌揚武士的事跡,描述新娘的美貌與持家技能等。東非和南部非洲的讚美詩因記載完好,最廣為人知,因而研究巴西馬、茨瓦那、祖魯等部族讚美詩的學者最多。非洲南部的讚美詩傳統源於貴族鬥爭的歷史,是個人成就的記錄,寫作讚美詩是貴族青年傳統教育的一部分,內容極個性化。讚美詩的主題多是歌頌酋長,即興創作。中非盧安達的讚美詩傳統可追溯到15世紀,比祖魯人和其他部族的傳統要悠久得多,而且盧安達王國是在相對封閉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其讚美詩是本民族的產物,不是跨文化的舶來品。

西非與南部非洲的讚美詩有所不同。首先是讚美的主題不同。在西非有文字記載的讚美詩是用來歌頌國王、諸神、動植物等,鮮有讚美自我的詩歌。西非讚美詩能起到典儀和歡呼作用,常在獵殺動物時演唱,以保證獵人的好運和對食物的致意;南部非洲的讚美詩更注重強調個性化的頌詞。其次,西非讚美詩對個人的讚美持低調,更注重歌頌作為集體的部族。最後,西非讚美詩是比較程式化的表演,而南部非洲讚美詩是一種抒情式的自我表達。

傳統七大板塊

美國學者史蒂芬·貝爾徹把非洲史詩分為中非史詩、獵人傳統與史詩、索寧克傳統、松迪亞塔與曼頓傳統、賽格與巴馬拿史詩、福拉傳統和近百年來形成的傳統七大板塊。

中非史詩

地理語言學和歷史的角度看,中非史詩最具多樣性,最難定性。從地域上看,剛果盆地的蒙高族和班研加人、喀麥隆、加彭和奈及利亞愛焦地區的芳族和杜阿拉族是各自獨立的部族。雖然各部族之間互不聯繫,但史詩傳統、表演風格、對神話或對祖先英雄事跡的表現卻比較相近。中非史詩的文本是散文和歌曲片段的混合體,其表演是一種集體性、大眾化的藝術活動,包含文學、音樂、舞蹈和啞劇等元素,史詩藝人的表演充滿激情,觀眾也可以參與表演。

中非史詩表演有幾個顯著特徵。首先,史詩藝人要有天賦和信念,能唱出泛音。剛果東部的班亞恩加人相信,史詩藝人是神的信徒,因此,他們的史詩表演訓練實際上是一種儀式,具有祭拜習俗的特點,祭拜把史詩藝人與呼之欲出的英雄和表演神靈聯繫在一起。有些民族的史詩訓練是對名師表演的觀察和模仿。中非史詩的主唱藝人多為男性。其次,史詩藝人在表演時可能手持鼓和鈴或者長矛、權杖作為道具或象徵物,由一位樂師或徒弟陪伴。中非史詩表演時最常用的伴奏樂器被稱為“mvet”,是一種四琴弦,鼓也做伴奏樂器。中非史詩藝人的表演活潑並富有戲劇性,藝人可以隨意走動,史詩的內容不僅可以通過語言和音樂表現出來,還可以通過舞蹈和啞劇形式表現出來。最後,中非史詩藝人在演唱史詩時,通常不把它全部演出來。人類學家丹尼爾·別布科曾對此做過考察並報導,一位叫肯迪·魯勒科的非洲史詩藝人說,他從未把《姆溫都》史詩全部表演下來,也從未有藝人把《利安加》或《傑克》史詩全部演下來。在非洲,史詩被視為無盡的寶藏,故事的海洋,不可能在一場演出中表演全部演完。因此,每次演出時史詩藝人只演唱一部史詩中適合某個場合、能激發他靈感的片段。例如,《利安加》有56個片段,史詩藝人只隨意表演其中的數個片段。法國學者德·羅普認為這樣一來既有利於藝人即興發揮,也使演出材料更適合觀眾。史詩片段的任意組合併不影響史詩的連續性。

中非史詩的代表作有:蒙高人的《恩松加·利安加》,巴恩顏加人的《姆溫都》,杜阿拉人的《傑克》和愛焦人的《奧茲蒂·撒嘎》。它們的共同特點是有一個主要的英雄人物,其經歷決定了史詩的主體。《姆溫都》最早的文本於1961年出版,現有4個版本,這首史詩在英語國家最為熟悉。像不少非洲史詩一樣,故事始於英雄出生之前,姆溫都的父親是酋長,禁止妻子們生男孩。母親懷上他後,父親先是設法阻止兒子出生,之後又要殺死兒子。英雄的出生多不同於常人,姆溫都從母親的中指上出生。後來他與父親進行了數次較量,戰勝了父親,成為酋長。史詩描寫了姆溫都從一個驕傲自負的戰士變成一個賢明慷慨的統治者的歷程,磨難使他變得善良寬容,有人性和同情心。

總之,中非史詩聚焦的不是歷史,而是社會和環境,其傳統脫胎於民間故事及其人物,從這點上說,中非史詩比獵人史詩更流行、更民間故事化。

獵人傳統與史詩

非洲史詩的第二板塊是獵人傳統與史詩。在西非有些獵人群體有唱敘事詩的習俗,這些詩被定義為獵人史詩。獵人在非洲民間故事和傳統里無處不在,其身份可以是神話祖先、食物的供給者、殺死妖怪的勇士、受人擁戴的英雄,或現代冒險家和探索者。獵人意象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源於打獵能提供食物,能補充和替代農產品。在西非人口稠密地區,獵人們常成立協會組織。過去協會的作用在於訓練新獵手,有效避免獵物資源的枯竭,組織獵人集體狩獵大型危險動物。現在獵人協會的社會功能變得日趨重要,其主要活動之一是舉行獵人的葬禮。在葬禮上歌手們唱的輓歌不僅表達感情,還可以消除已故獵人身上的不吉祥因素。

獵人史詩有三個特點:首先,它們不涉及家族或政治歷史,國王可能會以祖先的形象出現在史詩里。其次,獵人史詩的演唱藝人不是世家出身,其身份也非世襲。最後,獵人史詩是由在獵人葬禮上唱的輓歌演變而來,不少獵人史詩中有民間故事的成分。史詩演唱是集體活動,獵人史詩藝人演唱時身穿演出服,有數位樂師伴奏,徒弟們充當合唱隊,師徒呼應。

獵人史詩按地域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是尼日河獵人史詩。在尼日河流域居住著索爾科、博左和高等民族。他們把獵人視為自然和神秘力量的駕馭者,尊他們為預言家或醫治者。尼日河獵人史詩的代表作是《法拉·馬卡和弗諾》和《姆撒和希拉》。法拉·馬卡是獵人史詩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索爾克漁民的祖先。弗諾想娶馬卡的女兒米麗亞姆為妻。馬卡不願讓女兒出嫁,因為她知道父親打獵捕魚的秘訣。在女兒發誓不外傳秘訣後,馬卡同意了這樁婚事。後來翁婿外出打魚時,馬卡總是滿載而歸,弗諾卻空手而回。米麗亞姆請教一位伊斯蘭教聖人,她應該偏向誰,聖人說她與丈夫的關係更緊密。於是,米麗亞姆把父親的狩獵捕魚秘訣傳於丈夫,結果弗諾成了成功的獵人。米麗亞姆因泄密被父親殺死,為此弗諾與岳父決鬥,兩人同歸於盡。馬卡與弗諾的衝突反映了幾個主題:對手間的競爭;人際關係問題;性別及忠誠等問題。

第二類是曼德獵人史詩,這是目前被研究得最深入和廣泛的獵人史詩。其地域包括自象牙海岸北部,經馬里、幾內亞到甘比亞一帶。曼德獵人史詩是曼德人文化的核心。其表演以獵人的儀式和葬禮為主要內容,是一項集體性的活動,除歌手外,還有樂師和合唱隊,藝人們還佩戴護身符等飾物。演唱的形式有敘事詩、歌曲和讚美諺語,內容多是關於人類社會和自然世界。代表作有:《斯拉莫里》、《法莫里》、《馬哥翰·簡》和《馬姆比和鱷魚》。

第三類是塞內加爾漁夫史詩。生活在塞內加爾河流域的圖科羅和哈爾·普拉雷恩一帶的居民都有演唱史詩的傳統。漁夫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地位不同,他們被視為是自由的人(Sow237)。塞內加爾漁夫史詩中不少因素與獵人史詩相近,但不如後者的基調明快。代表作是《派卡尼》,這是一首慶祝鱷魚節的史詩。

索寧克史詩傳統

非洲史詩的第三板塊是索寧克史詩傳統。索寧克人現多居住在以下地區:加納甘比亞馬里尼日河沿河地帶和貝寧北部的波爾古地區。現存的關於索寧克的歷史材料基本上來自殖民早期當地名人的手稿,一些旅行者和管理者蒐集並發表了其中一部分。這些材料記載了下述王國的興衰:瓦加杜、馬里、加拉、賽格和卡拉。尤馬·托爾和他的兒子們是19世紀中後期索寧克人的統治者,托爾父子是伊斯蘭教徒,他們把阿拉伯文化帶入了他們的統治區,後來法國文化和基督教也滲透到索寧克文化里。在某種程度上,索寧克史詩是一種多元文化的複合體,包含豐富的歷史成分,其表演具有阿拉伯人的風格。

索寧克史詩的代表作有:《瓦加杜的傳說》、《馬雷恩·加杜》和《庫撒人的離散》。其中《瓦加杜的傳說》最廣為人知,講述了瓦加杜王國的興衰。丁格旅行到庫姆比王國(現今的茅利塔尼亞)西部某地時,向井神討水喝被拒絕,就與井神打了一仗,得勝後娶了她的三個女兒。妻子們各生一個兒子,三兒子比達半人半蛇,二兒子西斯善良,而大兒子冷漠無情。丁格年邁眼瞎後,自覺死期臨近,讓僕人把大兒子叫來,可來的是二兒子西斯。西斯冒充哥哥得到父親的一個秘訣:用七桶水洗了身子後在沙地里打滾,身上沾了多少沙粒就意味著他會有多少臣民,但騙局還是露了餡。大兒子從父親那裡得到了造雨的本領。西斯出走作了牧羊人,一天他得到父親的口諭:去庫姆比王國。在那裡西斯找到半人半蛇的弟弟比達,兄弟倆商定:每年西斯獻給比達一個少女和一匹馬,作為回報比達下金雨,還下銅、鐵、銀、金四把斧子,結果只有西斯能把金斧子撿起來,西斯成了國王,他的王國叫瓦加杜。史詩的下半部分講述多年後一位被祭獻少女的愛慕者殺了比達,少女毀婚約後被辱死去,瓦加杜王國也隨之衰落。

這首史詩有明顯的多元文化痕跡:西斯是聖經中雅格的翻版;很多地名源於阿拉伯人說法;井邊的戰鬥、造雨的能力、比達死前詛咒天將大旱,都與水有關,這顯然出自西非神話里生命創造於水的說法。索寧克文化影響之大以至於《松迪亞塔》中的一些讚美名稱就源於索寧克語。

松迪亞塔和曼頓史詩傳統

非洲史詩的第四板塊是松迪亞塔和曼頓史詩傳統。曼頓是空間和時間,還是一種觀念。在地域上曼頓指尼日的河源地區及其流域,馬里西部地區和幾內亞東部地區,馬林卡人現居住在這裡。從時間上,曼頓人的歷史可上溯到13世紀早期松迪亞塔在位時期國家統一和輝煌的時代。松迪亞塔把塔多、科里、塔邦和西比統一成一個國家,並在1235年結束了蘇曼古魯人和索索人的壓迫。松迪亞塔的統治使曼頓文化成為一種觀念,在馬里帝國留下了長久的影響。由於政治上不穩定,馬里帝國於15世紀衰落,其地位被經濟上強大的馬林卡人所替代,馬林卡人不僅建立了商業網路,還傳播了伊斯蘭教。曼頓文化是本地文化和外來文化的複合體,《松迪亞塔》就是這種文化的典型產物。早在印刷成書籍之前,《松迪亞塔》在西非就已廣為人知,從殖民時期(1895年)開始,歷史學家、旅行家、民間文學研究者和統治者就研究展示曼頓多彩的口頭文學,結果有了很多種不同版本的《松迪亞塔》文本。《松迪亞塔》很少一次全部表演下來,只有在康加巴地區每七年一次的重做屋頂的儀式上才表演全本的《松迪亞塔》史詩。這個儀式為把口頭傳統過渡為固定文本提供了機會,結果阿貝特家族在此儀式上演唱的版本就成為《松迪亞塔》史詩的“標準”文本。

賽格和巴馬拿史詩

非洲史詩的第五板塊是賽格和巴馬拿史詩。賽格王國於1700年左右崛起,民族語言是巴馬拿語,屬曼頓語系,與馬林卡語非常相近。其歷史、人種史、宗教和藝術都留下了詳盡的紀錄,為研究其文化提供了豐富的資料。賽格的歷史由口頭傳統,歐洲旅行家的紀錄和“當地”的阿拉伯歷史學家記錄下來。據記載,賽格王國的創始人是比頓·庫里巴里,他於1710年左右稱王,其王國在1810年左右達到全盛,在1860年左右被伊斯蘭教軍隊滅亡。因此,賽格和巴馬拿史詩具有強烈的反伊斯蘭教的異教色彩主題和奴隸主題,如喝酒、用人做祭品等。表演史詩時藝人邊演奏樂器邊演唱,不管演唱哪一段,都從比頓·庫里巴里唱起。代表作有:《比頓·庫里巴里》、《尼可羅·蒂阿拉的繼位》、《達·芒宗的戰爭》。

史詩《比頓·庫里巴里》講述了比頓·庫里巴里個人和建立王國的經歷。庫里巴里早先是個獵人,一天晚上他從禿鷹和土狼的談話中得知,如果自己要稱王就得去賽格。他和母親到了賽格,一天晚上庫里巴里捉住了偷他家西紅柿的河神法羅,他向統治江河湖泊的法羅的父親要了一些小米。庫里巴里種下小米,成熟時留給鳥兒作食物,因為預言說凡是吃過他地里小米的鳥兒飛到的地方都將是他的國土。庫里巴里參加了當地的獵人組織,通過拈鬮當選為領導人。庫里巴裡帶領眾人征服了鄰近的村子,賽格王國由此開始。這首史詩反映了人命天定的觀點,以及選舉制度和國家的形成。賽格史詩還涉及勇氣、暴力、自負傲慢等主題,這些主題在福拉史詩里也有所體現。

福拉史詩傳統

非洲史詩的第六板塊是福拉史詩傳統。福拉人指居住在從塞內加爾的福塔·圖羅到奈及利亞北部,以及喀麥隆和查德的部分地區,在西非地區語言相近的民族。在英語區他們被稱為福拉尼人,在法語區他們被稱為波爾人。福拉人認為他們的祖先是牧人,來自奈及利亞北部,因此牛群在福拉人的生活中有重要意義。1780年至1870年間伊斯蘭教滲透到西非人的生活里,並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福拉人的史詩傳統主要來自尼日河畔的馬斯那,塞內加爾河流域的福塔·圖羅地區,以及幾內亞河流域的福塔·加龍地區。福拉史詩中的英雄與歷史和地域沒有關係,他們是史詩藝人想像和創作的產物。福拉史詩的演唱藝人分為“maabo”(宮廷藝人)和“gawlo”(普通藝人)。宮廷藝人演唱時是自彈自唱,演唱速度快,用四弦琴伴奏。至今還沒有集體演唱和女藝人表演的紀錄。

福拉史詩的代表作有:《紅人哈馬》、《斯拉馬卡·普羅里》、《撒姆巴·蓋拉蒂奧》。紅人哈馬是1800年左右住在庫那裡地區的一個歷史人物,他因為一天內征服四個村莊而出名。在福拉文化里,他是很多故事的主角,一個傳奇英雄,象徵著福拉人偉大、英勇、暴力的時代。如今紅人哈馬已成為福拉人的一個文化符號,他的故事就是對福拉文化和福拉人價值觀的詮釋,在他身上寄託著福拉人對伊斯蘭文化入侵之前的本民族歷史的眷戀。“紅人”意指福拉人的膚色與其他部族人的膚色不同,已成為集體身份的象徵。

史詩這樣敘述紅人哈馬的故事:撒的統治者十分鐘愛他的狗群,任何人不得碰它們。西爾年輕貌美,每天她家門口都聚集著一群她的愛慕者。一天西爾的母親在集市打了國王的狗,被國王命人用鈍剃刀剃掉頭髮,並在傷口上灑胡椒粉和灰。西爾發誓要為母親復仇,但那些愛慕她的貴族青年沒有一個挺身而出。西爾聽說了哈馬其人其事,她請哈馬為母親復仇,哈馬發誓會幫助西爾,後來果真實現了其諾言。這首史詩敘述了哈馬豪俠式的冒險經歷,對比了真假英雄主義,表現了對受害女性的同情。

總之,福拉史詩是數種文化的複合體,史詩中很少有讚美個人或部族的讚美詩,與歷史也沒有太大的關係,主題多表現自我價值與自我反省。史詩中的每個片段都結構完整,有一個功勳卓著的英雄,具有小說的特徵。音樂在演唱中有重要的作用,英雄人物通過音樂就能表達他的思想。

近百年來形成的史詩傳統

非洲史詩的第七板塊是近百年來形成的史詩傳統,它涉及兩個地區的民族:馬里東部尼日河流域的索爾克人、松海人、扎馬人;馬里西部的塞內加爾和甘比亞人。它是非洲史詩中最年輕的成員,有兩個特點:首先,突出近代歷史。它以19世紀在當地戰爭中湧現出來的英雄為中心人物,如扎馬地區的以撒·科羅姆伯,甘比亞撒拉地區的簡克·瓦里等;或以與歐洲人作戰中湧現出來的英雄人物如甘比亞的福德·卡巴等為主角。其次,缺少鮮明的當地表演特點。松海史詩雜糅了索寧克、曼德、賽德等多種文化,其中有讚美詩和敘事詩,與祭禮有關。近代史詩的演唱藝人被稱為“gesere”,常見的伴奏樂器是鼓。代表作有:《英雄及其故事》、《帝國的傳統》等。塞內加姆比亞史詩雜糅了伊斯蘭教和歐洲文化,反映了當地18至19世紀的歷史。伍羅夫人居住在甘比亞北部至塞內加爾河一帶,他們的讚美詩融合了福塔·圖羅,索寧克和曼德史詩中的一些因素以及喬羅夫人起源的故事。伍羅夫人的史詩演唱藝人被稱為“gewel”,史詩中包含很多歷史信息,王朝的更替,國王的家史,都是演唱的保留部分。塞內加爾人的歷史紀錄完好,從中可以看出民族主義和泛非主義傳統的深遠影響。近代非洲史詩中的英雄人物是程式化而非個性化的人物。

綜述

非洲各民族的歷史與文化傳統,不同地域的史詩異彩紛呈。如《利安加》、《姆溫都》、《瓦加杜的傳說》等都敘述了其民族的歷史及本民族的生活方式、習俗傳統和複雜的社會結構,精湛詩意的語言藝術使這些民族的文化身份和價值觀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最近的幾十年,非洲史詩也在悄然變化,現代化改變著產生這些史詩的民族的社會和經濟結構,老一代藝人在相繼離開舞台,後繼乏人。但無論如何,非洲史詩還在被演唱,其內容中的歷史成分在減少,故事元素在增加。

非洲史詩提供和描述了鮮為外界所知的關於非洲各民族的社會、歷史、宗教、價值觀、藝術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法農認為,“這些最原始、最野蠻、最一致的民族特徵恰恰是捍衛民族文化的最熱情、最有效的方式”(Fanon1591),是我們了解昔日和今日非洲文化的視窗,也為研究帶有非洲文化和傳統色彩的美國、英國、加勒比海地區黑人文學提供了廣闊的背景知識。解讀非洲史詩帶給讀者的挑戰性與其帶給人的遐想愉悅是平行不悖的。

註解

①在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起,一批學者先後出版了關於非洲文化和文學的研究著作和譯作:李永彩主編了《非洲古代神話傳說》(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翻譯了《20世紀非洲文學》(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1年)和非洲最著名的史詩《松迪亞塔》(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陳開種等人翻譯了《非洲現代文學》(北京:外國文學出版社,1980年);寧騷出版了《非洲黑人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艾周昌主編了《非洲黑人文明》(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9年)。這些作品可以幫助我國讀者了解非洲文化和文學。

②此作在1965年由G.D.Pickette譯成英語:Sundiata:AnEpicofOldMali.C.由英國倫敦的朗曼出版社在1965年出版。克里斯托夫·米勒於1990年為此作加了評論,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

③見《松迪亞塔》中文譯本(李永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年)219-220。這首史詩是匿名作者寫成,於1979年在美國布盧明頓由印地安那大學民間文學出版集團出版(Bloomington:FolklorePublicationsGroupIndianaUniversity)。

④參閱楊周翰吳達元趙羅蕤主編:《歐洲文學史》(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725。

⑤參見MelvilleHersovits,Dahomey:AnAncientWestAfricanKingdom(NewYork:J.J.Augustin,1938)20-21.此外,還可參見他們合著的DahomeanNarrative一書,此書1958年由美國西北大學出版社出版。

⑥別布科、德·羅普、奧斯汀都曾在他們的文章中提到過中非史詩的這種表演特點。

⑦參見德·羅普的Lianja:L'epopeedesMongo(Brussels:AcademieRoyaledesSciencesd'Otremer,1964)15。

⑧參見GeraldCashion於1984年撰寫的題為"HuntersoftheMande:ABehavioralCodeandWorldviewDerivedfromtheStudyofTheirFolklore"的博士論文,還可參閱YoussoufTataCisse在JournaldelaSocietedesAfricanistes上發表的"Notessurlessocietesdechasseursmalinke"一文。他們對獵人協會的目的、作用、規程等做了詳細的論述。

引用作品

Belcher,Stephen.EpicTraditionsofAfrica.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99.

Fanon,Frantz."OnNationalCulture."TheNortonAnthologyoftheTheoryandCriticism.Ed.VincentB.Leitch.NewYork:W.W.Norton&Company,2001.1587-93.

Goody,Jack.TheInterfacebetweentheWrittenandtheOral.Cambridge:CambridgeUP,1987.

Sow,Ibrahim."LeMondedesSubalbe(ValledufleuveSenegal)."Bulletindel'IFAN.SeriesB,44:237-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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