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奴役的道路》

《通向奴役的道路》

《通向奴役的道路》是哈耶克所寫的經濟學書籍,商務印書館於1962年4月出版。在書中,他對兩種極權主義的淵源作出了深刻的剖析和解釋,條分縷析地挖出二者的共同祖先,清楚地找出了其相互糾纏的社會主義思想譜系。指出德國的國家(民族)社會主義和蘇俄的列寧史達林式的社會主義都是團隊精神的變種,二者共同與笛卡爾式的唯理主義的建構主義、盧梭的浪漫主義特別是與黑格爾式的普魯士國家主義有直接的精神關聯。不僅在思想淵源上,同時也在統治方式上、政治行為模式上極其相似。此二者與英國傳統的自由主義恰處於對立的兩極。這是一部捍衛自由,系統抨擊社會主義的經典。在舉世滔滔的社會主義浪潮前,它力拒狂潮,發出警告;以其深刻的洞見,昭告天下;以其驚人的歷史穿透力永垂青史,聲震環宇。它被翻譯成十一國文字,暢銷於英美兩國,風行於全世界,毀譽紛紜,成為全球討論的熱點。哈耶克因本書的出版而奠定了自己在本世紀的自由主義宗師和理論先知的地位。

基本信息

圖書簡介

《通向奴役的道路》《通向奴役的道路》

《通向奴役的道路》一書在哈耶克的學術生涯中占有極其重要地位,這本書為他贏得廣泛的注意,他的世界性聲譽就是由此奠定的。他在這本書中論證道,當時正在計畫中的福利國家不是為個人自由的戰鬥在和平時期的繼續,倒是朝著專制的方向邁出了一步。因此,他認為追求計畫經濟,其無意識後果必然是極權主義。為了反對這種計畫經濟,哈耶克有力地重申了他一貫堅持的古典自由主義觀點,同時,也允許適度的政府活動,但這僅限於符合他的法治概念的那些活動形式。應該強調的是,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包括對許多有用的社會制度的讚賞,但這些制度只能是人的自發行動的後果,而不能是人設計的結果。這一論點是從休漠、亞當・斯密和蘇格蘭歷史學派那裡繼承過來的,它在哈耶克的著作中占據了重要位置。由此出發,哈耶克認為,良好的社會不是簡單地依賴於在政府所提供的法律框架內追求私利,相反,它應依賴於一套複雜的法律、道義傳統和行為規則的框架,這套框架的特點應該為大多數社會成員所理解和認同。

這部著作從問世直到今天,一直在學術界中存有爭議。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這本書本身的內在悖論。我們知道,哈耶克這本書的觀點來源於關於市場和其它非主觀設計的制度所具有的“自發秩序”的特性的思想。這種思想使哈耶克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使他不可避免地陷於社會進化和團體選擇的爭端之中。他對選擇機制特點的論述與自由主義的關係並不總是清楚的。這些論點的非理性特徵與其高度理性的幾近烏托邦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通往奴役之路》一書所存在的這種缺陷,日後也為作者本人意識到,他在後來出版的《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和自由》三部曲中,多處涉及這個難題,試圖將古典自由主義與“進化”的主題結合起來。至於這一嘗試成功與否,尚有待評說,但哈耶克及其著作無疑對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對政治思想領域中古典自由主義的復興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作者簡介

《通向奴役的道路》作者《通向奴役的道路》作者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是20世紀西方著名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當代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原籍奧地利,後於1931年遷居英國並於1938年獲得英國國籍。他一生從事教學和著述,自本世紀20年代以來,先後執教於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美國芝加哥大學和西德弗萊堡大學等著名學府,主要著作有《貨幣理論和商業盛衰周期性》(Monetary Theory and the Trade Cycle,1928?)、《價格與生產》(Prices and Production,1931)、《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Monetary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1937)、《利潤、利息和投資》(Profits,Interest and Investment,1939)、《資本的純理論》(The Pure Theory of Capital,1941)、《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944)、《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1948)、《約翰・斯圖爾特・穆勒和哈里特・泰勒》(John Stuart Mill and Harriet Taylor,1951)、《科學的反革命》(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1952)、《感覺的秩序》(The Sensory Order,1952)、《自由憲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1960)和《法律、立法和自由》(Law、Legislation and Liberty,1973-1979)等。1974年,鑒於哈耶克“在經濟學界自亞當・斯密以來最受人尊重的道德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至高無上的地位”,他和岡納・繆爾達爾(Cunnar Myrdal)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哈耶克享有巨大的世界性聲譽,然而,他的這種聲譽卻是隨著時代傾向的變化經歷了幾起幾落之後才得以確立的。作為30年代奧地利經濟周期理論的傑出倡導者,他在關於凱恩斯《貨幣論》(1920)的論戰中敗下陣來,從此,他喪失了一流經濟學家的地位。但這一經歷卻使他轉向政治哲學、法律理論和思想史的研究,並在這些領域取得極大的成就,他作為一個“自由意志論者”名聲又傳播起來,其影響遠遠超出經濟學領域,成為一名不容忽視的大思想家。不過,作為一名偉大的經濟學家,其地位卻是晚至70年代之後才得以恢復的。當時,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國家走向低潮,福利國家政策實踐的結果令人反感,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凱恩斯主義堅定的反對者,哈耶克自然應運再起,他的經濟學說也再度引起人們的重視。1974年哈耶克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就是以此為背景。此後,哈耶克無論是作為經濟學家,還是作為政治哲學家,都一直處於一生中最輝煌的地位,而且他的新自由主義觀點對西方思想界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在美國,他成為正在興起的“公民擁有充分自由權”運動的領袖;在英國,連公認最保守的柴契爾夫人也自稱是哈耶克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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