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大傳》:《李宗仁大傳》由團結出版社出版，作者:榮維木。本書的傳主 -百科知識中文網

內容提要

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風雨磨難中度過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即有過輝煌時光，亦有過黯淡歲月。他出身微寒，切身體會過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極人臣，做過人民的統治者；他反對過共產黨，又與共產黨攜手抗日，為中華民族立下過顯赫戰功；他指揮過與共產黨爭奪江山的戰爭，曾被列為共產黨通輯的二號戰犯，而最後他又成了共產黨的座上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殊榮；他是蔣介石的把兄弟，又曾與蔣介石槍炮相向；他曾是國民黨中央政府通輯的要犯，又曾坐過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頭把交椅；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卻曾經離開中國，既沒有留在祖國大陸，也沒有跑到台灣，而是遠渡重洋在美國當了多年的寓公；他娶過3位妻子，卻一直有兩位太太與他並存於世。

編輯推薦

聚焦現代中國的傳奇人物，透視桂系軍閥的形成演變。
李宗仁是現代中國的傳奇人物，他生在清朝光緒十七年（1891年），是廣西桂林人，1969年死在北京，活了79歲。李宗仁一生的最大特色，就是他以雜牌軍的軍頭地位，與黃埔系一路分分合合二十多年，而始終沒被“吃”掉。他與蔣介石一路糾纏，但在翻雲覆雨之中，蔣介石始終未能完全鬥垮他，他們最後在“國破山河在”時勞燕分飛。他在生命晚年，還以兩件“”發揮了“限別鳥驚心”的作用；一件是回歸大陸，把他的“剩餘價值”別有所贈：一件是藏諸名山，把他的《李宗仁回憶錄》完成出版。這兩件“”，是他一生最好的收尾，真令人拍案叫絕。 ——李敖

作者簡介

榮維木，男，1952年北京出生，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戰爭研究》執行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秘書長，中國口述史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著作有：《炮火下的覺醒——盧溝橋事變》《中國人民解放軍史話》《日本教科書問題評析》(合著)《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合著)《抗日戰爭熱點問題聚焦》(合著)等，發表論文五十餘篇，其中《誰在製造諾言——評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史觀》，獲中宣部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理論文章人選獎。

作品導語

聚焦現代中國的傳奇人物，透視桂系軍閥的形成演變。俯瞰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展現近代中國的內政外交。本書的傳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他為官一方，做過省長；他帶兵打仗，是國民黨軍隊的上將。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觀念，他稱得上是尊者。而人們更為看重他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他做過中華民國的代總統，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號令天下的實權，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心理，從名位上講，他也算是當過“一國之君”了，當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幾經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終。

作者推薦

重視名位，是中華民族的心理特點之一。所謂名位，簡單地講，就是名份與位置，它既包容了中國哲學思想中的深奧玄機，又涵蓋了日常生活中被廣泛認可的淺顯道理。如果仔細考察一下中國的歷史，我們便不難發現，無論是對於自然萬物，還是對於社會人事，我們的祖先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名位作為認識事物、解釋事物的一種尺度。當然，由於認識的對象不同，認識的主體不同，更由於社會時代的不同，名位可以有各種各樣的、甚至是相反的含義。但是，無論名位的含義有多大的差異，作為一種認識事物的心理習慣，人們卻總是在有意或無意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在認識事物的過程中，不斷地確定或變化著被認知事物的名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名位的具體含義並不重要，而重要的卻是這種世代承襲的認知事物的方式本身，它明顯地反映出中國文化的一個特色，這就是孔老夫子所說的：“名不正則言不順。”
名，可以是自然物狀，也可以是社會法理。所謂男女長幼，是名的自然物狀，而所謂尊卑貴賤，則是名的社會法理。名，決定了位，中國謂之中，意乃天下之中，這是老祖宗們綜合了自然物狀與社會法理之後，給自己國家的命名定位。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稱中國為瓷器，實在是洋人對中國的不恭。位，亦可以表名，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這是孔夫子教導人們以物狀見法理，是用日常生活中的位，來表道德規範的名。至於人們在社會中的所屬境地，或君或臣，或父或子，或居廟堂之高，或處江湖之遠，每個人都有其社會認可的名位。
顯而易見，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注重名位的現象，反映出的不僅僅是一種無處不在、無所不包的文化心理，它也反映出統治者維護統治秩序而強加給人們的一種意志。如果仍要從文化的角度來說，它似乎又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血緣文化的痕跡。當了皇上，活著是真命天子，死了叫龍馭上賓，子孫可以龍脈相承，即使改朝換代了，或許也可弄張鐵券丹書護佑身家。天子之下，官宦可以世襲，耕讀可以傳家，即所謂“官有薄狀，家有譜系”，這在封建宗法社會裡，在以血緣文化為核心的名位心態下，似乎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甚至，由於對名位的極端重視，中國還出現了一門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學問——譜牒學，它專門研究人的血緣家世，為人的升遷衰落尋找根據。皇上有《玉牒》，官宦有《世譜》，百姓有《家乘》，什麼《宗譜》《族譜》《房譜》《全譜》《分譜》《支譜》等等，名稱無以計數，數量之多，超出正史典冊何止十百千倍。僅美國猶他家譜學會，就搜羅了中國譜書萬種以上，至於民間所藏，更是充棟汗牛。更值得人們思索的現象是，直到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的資訊時代，續譜之風不僅沒有在中國絕跡，反而死灰復燃，漸成風氣。這難道不正說明，從老祖宗那裡承襲而來的以血緣文化為核心的名位心理，至今還發生著影響嗎？
然而，隨著世道的變化，物境的遷移，名位又不是一成不變的東西。活著的人，或天資分別，或勤惰不同，或機遇有異，人一生中可以大起大落，不斷改變他在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或許昨天高居廟堂可以呼風喚雨，今天卻遠處江湖而難能立命安身。在中國歷史上，不是既有作過討飯和尚的皇上，又有捧著金碗要飯的“宰相”嗎？可見，人活著，名位是可以不斷變化的。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事情已經屢見不鮮了。
如果說人的沉浮是由個人的原因和社會的條件造成的一種客觀結果，那么人的名位的變化，又不完全是這樣，尤其是死了的人，社會對其名位的確定，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種主觀的評價。當然，對於多數人來說，身後並無改變名位的問題，因為隨著他的死亡，他便失去了社會屬性的名位，僅僅保留了用以確定他是某某的子孫、某某的先人的自然屬性的名位，而這種自然屬性的名位，除了他的後人，恐怕不會有更多的人去注意，因而也就沒有什麼變換名位的問題。但就整個社會而言，有些人身後的名位，卻經常引起人們的關注，或出於這樣與那樣的原因，對他們的生平作出各種不同的評判，因而，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他們身後的社會名位，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這些人，就是通常被人們稱之為歷史人物的人。
當然，歷史人物也是一個邏輯上很不嚴密的概念。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每一個有過生命歷程的人都應該算是歷史人物。但是，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每個人所起的作用卻有很大差別。這個差別既表現在性質上的進步與反動，又表現在程度上的大與小。一般來說，性質上的差別並不決定這個人是否人們關注的歷史人物，而程度上的差別，即無論是進步也好反動也好，他對社會產生的影響的大小，往往才是他是否被稱之為歷史人物的決定因素。成為歷史人物的人，必然是在社會發展的歷史過程中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人。從這點來看，歷史人物又是一個被限定了的概念。而我們所說的人的名位的變化，也主要是對這些人而言的，因為只有他們，才是人們關注和願意評判的對象。一個在歷史上曾經風雲過的人物，也許他的影響早已在歲月中消失，但是他所留下的歷史，卻永遠會受到後人的評判和褒貶，名位的變化便也從這種評判和褒貶中而產生。
確定人的名位，是人們評價歷史人物的一種習慣方法，但卻不是一種科學方法。為了確定名位，有所謂蓋棺論定，也有所謂平反正名。有時，它可以簡單到非法既儒的地步；有時，它又可以複雜到對劊子手也要找出他是善人的無數根據的程度。於是，聖人與小丑，暴君與英雄，他們之間的位置可以被顛來倒去，可以根據社會的或是評判者個人的不同需要，給他們加上不同的名頭。這樣一來，因為確定名位而混淆歷史實際的事情就難於避免了。而我以為，評判歷史人物，由於受到社會環境與個人認識方面的種種影響，難免會有一些近於結論性的褒貶之辭，這是正常的也是應當允許的；但是在褒貶的同時，評判者也應該努力擺脫注重名位的心理習慣，既不要把被評判者一下子送上天堂，也不要把他一下子打人地獄。尤其是給歷史人物立傳，為的是給人們評判歷史人物提供依據，因而，敘述歷史更應該努力尊重事實，不要受任何主觀因素的干擾。
發了一通議論，似乎有些不著邊際，但是筆者寫作此書願意努力遵循的一個原則——維護歷史的本來面目，卻是從這裡引發而來的。所謂“不為王者飾，不為尊者諱”，自古以來就是被人稱道的史家美德。但遺憾的是，這種美德卻很難被發揚光大。而且在實際上，它往往被另一條古已有之的名言所取代，這個所謂名言，就是經常被人們引來說明世事變遷的那句話：“勝者王侯敗者賊”。當然，如果僅從確定名位的角度加以解釋，這句話似乎也不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社會真實，總結了切合社會心理習慣的認識經驗。但是，如果把它當成是評判歷史人物的一個主觀前提，那么歷史就不僅難於解釋清楚，而且還有被歪曲的危險。因而，儘管“勝者王侯敗者賊”具有社會的真實性，卻不能用它去解釋歷史，更不能以它作為評價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標準。
本書的傳主李宗仁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風雲人物。他為官一方，做過省長；他帶兵打仗，是國民黨軍隊的上將。因此，按照一般的名位觀念，他稱得上是尊者。而人們更為看重他的還有一個原因，這就是他做過中華民國的代總統，不管他是否真正掌握了號令天下的實權，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心理，從名位上講，他也算是當過“一國之君”了，當然也可以算是“王者”了。然而，他一生中多遇坎坷，幾經落魄，生命未以尊者始，亦未以王者終。
李宗仁的一生，是在風雨磨難中度過的。在他的生命旅程中，即有過輝煌時光，亦有過黯淡歲月。他出身微寒，切身體會過平民之苦，而他又曾位極人臣，做過人民的統治者；他鎮壓過共產黨，又與共產黨攜手抗日，為中華民族立下過顯赫戰功；他指揮過與共產黨爭奪江山的戰爭，曾被列為共產黨通輯的二號戰犯，而最後他又成了共產黨的座上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享有殊榮；他是蔣介石的把兄弟，又曾與蔣介石槍炮相向；他曾是國民黨中央政府通輯的要犯，又曾坐過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頭把交椅；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卻曾經離開中國，既沒有留在祖國大陸，也沒有跑到台灣，而是遠渡重洋在美國當了多年的寓公；他娶過3位妻子，卻一直有兩位太太與他並存於世……
由於社會背景的區別，也由於認識角度的不同，對於李宗仁一生的是非功過，自然也會有不同的評說。但是，無論是怎樣的評說，總要以史實為據。而人們對李宗仁的真實歷史有多少了解呢？大概每個人都不盡相同。李宗仁命運多變，一生動盪，起落無定，因而即使是與他有直接社會關係的人，雖然其中有人與之榮辱與共，過從甚密，但卻無人與之相伴終生。於是，有人對李宗仁一生某個階段的歷史，可以了如指掌，而對他另一階段的歷史卻不完全清楚。所幸，李宗仁曾留下口述自傳一部，為人們更多地了解他的生平提供了線索。但是，與任何自傳一樣，作者敘事難免帶有感情色彩，因此而掩蓋了歷史的真實；也難免因歲月的流逝而沖淡了記憶，因此而誤記了歷史。這對於作者，不應該克求，對於讀者，卻應該留意。也有人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述及李的故事，但由於每個人掌握的史料不同，或是出於其他一些原因，說法容易出現歧異，這也是讀者可以諒解的。
從歷史研究者的角度來看，為歷史人物寫傳，自然要評判筆下人物，但這不應該是作者的主要目的。經驗已經告訴我們，所謂是蓋棺論定，它所反映的僅止是人們在某個社會背景下對評判對象的認識程度，而不能把它看成是對歷史人物的最後結論。如果刻意為歷史人物討個說法，往往容易受到名位觀念的影響，或者因循守舊，或者標新立異，反而難以得出正確的結論。這當然是歷史研究者應該極力避免的。為李宗仁寫傳也是一樣，書中免不了要對傳主發些議論。同時，因為筆者也有自己的立場和情感，所以議論中也難免帶出有主觀傾向的褒貶。但是，這並不是我寫作此書的主要目的，我所力求達到的目的，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寫作，儘可能準確地表述歷史的真實，為他人了解李宗仁的生平，進而對其作出個人的評判，提供一些素材。我還希望，讀者能夠像寬宥李宗仁的口述著作和其他人的有關著述中出現的差錯一樣，對這本書中可能出現的錯誤也予以寬宥。我更希望，李宗仁的親朋好友和對李先生的歷史素有研究的專家，能夠對這本書有所指正，以使我增長知識，得到教益。

精彩片斷

李宗仁經營玉林期間，廣西省政仍處於混亂狀態。1922年6月15日，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亂，孫中山號召南方軍閥討陳，無暇顧及廣西。此時，在上海坐觀局勢的陸榮廷按捺不住了，他乘著廣西省政混亂的時機，企圖奪回廣西王的寶座，演出了一場迴光返照的鬧劇，使得本來已經混亂不堪的廣西，更加烏煙瘴氣。但是，也正是由於這種混亂局面，使得以李宗仁為首的新桂系有了更多的發展機會。
1922年夏，陸榮廷舊部陸福祥、韓彩風、蒙仁潛、劉日福、陸雲高、譚浩澄、李紹英等人，以自治軍的名義，電請陸氏回桂主持軍政。其他大小自治軍頭目，亦想藉機撈一把，紛紛致電或乾脆派人專程赴滬“恭迎”老帥復出。陸氏喜出望外，一面派人與北京政府通氣，一面在上海趕印200萬元廣西紙幣。9月，陸氏一切準備就緒後，即攜姨太太與十餘隨從取道越南進駐廣西龍州。10月，北京政府發表陸氏為“廣西邊防軍務督辦”，並應允發給槍彈100萬發。次年，陸榮廷以邊防軍務督辦名義不便指揮全省為由，又向北京政府討了一個“廣西全省善後督辦”的頭銜，並由龍州移駐南寧。
陸榮廷回桂後，首要事情是整頓軍隊。為了控制全省軍隊，他先後約請各自治軍首領到他的寧武莊老宅會晤，除陸福祥、林廷俊、韓彩鳳等桂系宿將外，李宗仁也在邀請之列。
李宗仁對陸氏返桂，既未表示歡迎，也未表示反對，而是對陸採取了不即不離的圓滑態度。為了敷衍，也為了觀測，他沒有拒絕陸氏的邀請，於1922年底與陸會晤。陸為拉攏李宗仁，對李禮遇有加，派他的專車到南寧接其赴寧武莊。據李宗仁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坐汽車。到了陸宅後，李受到盛情款待。但陸氏除向李述說對粵軍的憤慨及自己的委屈之外，並未談起桂省軍政大事，李亦未便多問，在寧武莊住了一天就告辭了。很顯然，陸、李兩人之間，彼此並不信任。
陸氏與自治軍主要首領接洽之後，深感廣西人事全非，即使是他往日的心腹，此時亦不復聽其調動。如蒙仁潛因北京政府發表張其鋰為廣西省長而心中不平，便丟開陸氏而撤離南寧。又如陸雲高原來還可在南寧收收稅，此時深恐為陸氏控制，也匆匆離開南寧，跑到玉林，向李宗仁“商借”貴縣暫住。李明知有借無還，但為避免衝突保存實力起見，還是將所部撤出，把貴縣讓給了陸雲高。由此也證明，在當時的廣西，誰的人多槍多，誰就可以稱霸稱王。
面對廣西混亂局面，陸榮廷以“廣西全省善後督辦”名義，命令取消所有自治軍番號，統一由陸氏另頒序列及委任狀。李宗仁自創的“廣西自治軍第二路”番號也被撤銷，由陸氏明令改為“廣西陸軍第五獨立旅”，任命李宗仁為旅長，下轄3個團，原來的3個支隊司令李石愚、何武、黃紹豌分任團長。李宗仁自立門戶以來，向以獨立為宗旨，不願受任何勢力節制，但他顧慮自己實力有限，未便與陸氏齟齬，故對其委任既未正式接受，亦未正式拒絕。據他說，他手下各支隊司令均不願改變番號，勸他“不要理會那個老頭子”。這是因為，“司令”改為團長，聽起來不如前者光輝。商議結果，只將李宗仁的“總司令”改為旅長，並改總司令部為旅部，其他一概如舊，以改頭不換面而了之。
陸榮廷改變廣西各軍番號，原意是統一全省軍權，但他的目的並未達到。他在發表軍隊番號的同時，命令各地自治軍呈報名冊，以便統籌整編。但令下後如石沉大海，各軍首領多不願受陸氏節制，廣西全省因而形成了諸侯割據的局面。陸榮廷徒有一統廣西的雄心，卻難能作為，正所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正當陸榮廷企圖重整廣西軍政的時候，孫中山發動的討陳戰爭爆發了，桂省不可避免地重新捲入戰爭，使得本已混亂不堪的局面更加複雜起來。而在雜沓紛亂之中，李宗仁等新桂系卻找到了發展的機會。
1922年12月6日，滇、桂兩系各有軍事首領回響孫中山的號召，在廣西省藤縣白馬廟舉行軍事會議，制訂討伐陳炯明的聯合作戰方案。參加這次會議的主要將領有楊希閔、張開儒、范石生、朱培德、劉震寰、沈鴻英等。會議決定成立討賊軍，推舉楊希閔為討賊軍滇桂聯軍總司令，定於12月10日出師，桂軍劉震寰部從西江右岸東下，滇軍楊希閔部從西江左岸東下，會師梧州；桂軍沈鴻英部由賀縣出懷集、廣寧，向清遠、三水、廣州攻擊。1923年1月，討賊軍攻克廣州，陳炯明敗走東江。2月21日，孫中山返回廣州，重新設立大元帥府。
孫中山討伐陳炯明，為的是恢復廣東基地，發動國民革命。但參加者卻動機有別。原桂軍將領沈鴻英，即是懷有個人野心者。此人泥瓦匠出身，後淪為盜匪，辛亥革命時受招安成為桂軍將領。1921年孫中山發動援桂戰爭，沈鴻英見桂軍兵敗，通電宣布自治，並自稱為救桂軍總司令，妄圖取陸而代之。後因其未受粵軍信任，只好避人湖南依附直系軍閥吳佩孚。1922年11月，沈見廣西群雄蜂起，八桂無主，於是竄回桂北一帶，招兵買馬，隊伍擴至2萬餘人，遂打出廣西自治軍第一軍的旗號，意欲囊括全省。是年底，沈氏參加“白馬會盟”後出兵廣東。占領廣州後，沈氏勾結楊希閔趕跑了國民黨的胡漢民。1923年4月，沈鴻英宣布接受北京政府任命的“督理廣東軍務”職，得到直系軍閥支持後稱兵作亂，被孫中山打敗率殘部萬餘人從廣東退回廣西，占據桂林一帶，企圖東山再起。
沈氏返桂後，急圖擴充武裝。李宗仁的3000餘人、槍和玉林地盤，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派其子沈榮光來到桂林向李遊說。沈榮光曾肄業於南寧將校講習所，可算是李宗仁教過的學生，所以李對其並無客套。沈榮光告李如同意收編，可在其父手下充任師長。李歷來反感綠林出身的人物，更不屑沈氏的反覆無常。所以徑直對沈榮光講：“如果你們再不長勁，仍舊胡作非為，將來說不定我還有收編你們的一日呢！”遂將沈榮光頂了回去。李氏素以穩重著稱，此次敢於頂撞沈氏，原因正如他自己所說：“沈鴻英當然強我十倍，不過他在桂林，我在玉林，他鞭長莫及，莫乃我何。”
當時李宗仁對於兩廣紛亂的局勢，採取了以不變應萬變的方針，一切以保存與擴大自己的實力為處理事務的原則。如滇軍討陳途經廣西，李為確保玉林地盤，曾與劉日福合作，在貴縣與桂平之間與滇軍作戰，但知滇軍志不在桂後，並未與之發生激戰，閉眼任其東去而不再追擊。再如，陳炯明也曾派人到玉林，以10萬發子彈為交換條件，慫恿李部出擊滇軍，李宗仁不問情由，唯以得到子彈為目的，即派統領陸超率兵出岑溪接護子彈，後因陳炯明食言而不了了之。
李宗仁不願捲入紛爭，並不表明他沒有一統廣西的雄心，實際上，此時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積蓄力量方面。在兩粵紛亂時期，李宗仁對外採取中立態度，對內則加緊擴兵。為了補充部隊槍械彈藥，凡有其他部隊從玉林過境，他都派人前去收購槍彈。他還派人前往香港，買回大批彈殼和無煙火藥，僱人製作子彈。另外，為了鼓勵入伍者自帶武器，他還規定，凡自帶槍彈來投者，視其所帶多寡而給予一定軍職。如玉林豪紳文荔村之子文毅伯帶30支步槍來投，李便給了他一個連長的職位；陸川李瑞金帶來20餘支槍，也弄了個連長來當。
李宗仁不為局勢變幻所動，但在他隊伍內部，卻有人不甘寂寞，希望在激烈動盪的局勢下有所作為。於是，李、黃分途發展，李宗仁堅守玉林，而黃紹竑出師梧的事情終於發生。
黃紹站投靠李宗仁後受到後者禮遇，對李自然十分感激。但在玉林期間，他對李保守地盤的方針卻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僅靠玉林五屬及容縣的收入，只可勉強維持部隊而不足以圖發展，槍械子彈更不易補充；保境安民，形同中立，終久不是個辦法。幾經考慮，他於1923年1月密派陳雄到廣州與白崇禧聯絡，白贊成黃另圖發展的意見，並告黃說他可負責與孫中山的廣東政府進行聯絡。
不久，黃紹坊找到了另圖發展的機會。沈鴻英向李遊說未果，轉而做黃的工作。恰好黃的一位堂兄在沈的司令部任秘書，由其牽線，沈委黃為第八旅旅長，允駐梧州；黃則想以接受改編為名，乘機占據梧州，將其作為日後發展的基地。雙方各有所圖，於是很快就達成了協定。